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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与“术”的结合可以视为中华性文化的一大特点。纵观外国古代的一些性文化，虽然也有“道”，但是更强调“术”，例如古罗马的《爱经》、古印度的《欲经》、古代阿拉伯的《芳香园》等性学经典名著，“煽情”的内容很多，“勾引异性”的方法很多，而讲“道”的内容有所不足，这就往往使其变成一本“吊膀子书”了。我国现代对青少年的青春期性教育既包括性的知识教育，也十分强调性的人格教育，可能也受到了“道”与“术”并重的文化影响。  目前在中国社会，占主流地位的道德观念还是“爱情、性和婚姻的统一”。爱情和性组成了婚姻，二者当然都十分重要，可是如果在特殊情况下，二者实在不可兼得呢？生活告诉我们，一对恩爱夫妻，丈夫不幸残废、再也不能过夫妻性生活了，虽不圆满，但是还可能很幸福；但是一对男女，如果只有性而没有爱，那么能成幸福夫妻实在是匪夷所思了。由此看来，爱情与性也是孔孟之道的“道”与“术”的关系。 以上这些事例，可以从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方面来分析，也可以从“道德冲突”的方面来分析。人在生活中有许多道德原则，这些道德原则有些是互补、互相促进的，但是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有些道德原则却是互相矛盾、发生冲撞的，例如儒家提倡仁、义、礼、智、忠、恕、孝、弟、敬、慈、恭、宽、信、敏、惠等，可是，有时它们会相互冲突。这方面的例子无论在古代与现在都很多，例如“忠孝不能两全”、“左右做人难”、“进退维谷”等都是如此，逼着人们要做出“两难选择”。当代著名伦理学家A马克琳泰对于这种道德两难的描述是：“当人假定或被任命承担不止一种社会角色的责任时，发现履行其中一项责任将会阻止他去履行另一项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选择一种而抛弃另一种道德责任，“道德被认为受到冲击的情况莫过于此了，人所做的选择将决定他会犯什么样的错误……为此他将因而不得不在恰当地表达为罪疚的感受中承认罪过”。 在孔、孟的论述中，指出这种矛盾冲突的情况很多。例如《论语?里仁》中举出一例：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这里指出的是，富贵与“道”（原则立场、正道）发生了冲突，就要选择“道”，而不选富贵；如果人不以“道”而去贫贱，则不去贫贱。 处理这些问题，实有“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道理在。在儒家看来，“道”是至高无上的，是分量最重的，富贵与“道”的分量相比，就轻得多了，人都是追求富贵的，可是如果“人以其道而得之”，即取富贵而损害了“道”，则宁可不要这种富贵。同理，人都不喜欢贫贱，而希望改变这种状况，可是如果改变贫贱而损害了道，则宁可“不去”贫贱。 这种对两种道德原则发生矛盾冲突时的处理，表现在生活的许多方面，例如“大义灭亲”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对亲人，是要关心爱护的，这是亲情，可是如果亲情和“大义”（例如民族大义）发现了矛盾冲突，那么亲情必须服从“大义”。 孔孟之道的这番道理和性文化也有很大关系，在性的道德是非中往往也有“道德选择”的问题，例如“嫂溺而援之以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援之以手，则违背了“男女授受不亲”的原则，如果不援之以手，那么嫂子就要淹死了，人命是大事，当然要援之以手，否则，正如孟子所说的“嫂溺不援，是豺狼也”了。又如“告则不得娶”，娶妻要告父母，这是当时的一个大原则，可是娶妻也是“人之大伦”，关系到有无后代的大事，如果告父母则不得娶，“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了，所以，采取“不告”的方式是对的。  清代的著名学者俞樾在他的《右台仙馆笔记》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十分典型。在清代，女子守贞之风已经盛得几乎要达到顶点了，夫死守节、以身殉节已经成为一种很普通的社会现象，大家都提倡，大家都接受，可是当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在松江有个叫乔氏的女子年轻时丧夫，本来想以死殉夫，可是丈夫托梦说：“吾家三世单传，今止此一块肉，吾已请于先亡诸尊长矣，汝宁失节，毋弃孤儿。”所以，乔氏没有再寻死。不久以后，发生匪乱，占领松江，匪首慕乔氏之美，要娶她为妻，乔氏以保护孤儿何九为条件，含悲为匪首妻。后来，乔氏又被卖入娼门，如不从母子都不得活，她又以保护何九为条件，忍辱为娼。这样，一直把何九抚养成人，成家立业，然后，设案祭公婆与丈夫说：“曩奉命存孤，幸不辱命。然妇人究以节为重，我一妇人，始为贼妇，继为娼，尚何面目复人世乎？”于是自尽而死。 俞樾作为一个大儒，对这个妇女是赞誉有加的，甚至说她是个“完人”，《右台仙馆笔记》写道： 俞曲园（俞樾）曰：“此妇人以不死存孤，而仍以一死明节，不失为完人。程子云，饿死事大，失节事大，然饿死失节，皆以一身言耳。若所失者，一身之名节，而所存者祖父之血食，则又似祖父之血食重而一身之名节轻矣！” 俞樾是用当时典型的儒家观点来评论的：女子失节当死，但是“存孤”——为夫家保住血脉更重要，在“道德选择”上乔氏选择了后者，宁可为“存孤”而失节，这是对的，后来这支血脉保存下来了，乔氏再以死明节，所以就“不失为完人”了。  在这个问题上，真是留下了那个时代的血淋淋的烙印！ 到了现代社会，在性问题上，面临“道德选择”的事情仍然很多，例如： 一个女子遭遇强暴，她以死相拼，结果被杀害了。“为了保护自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样做值得吗？”这是这几年来社会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 近几年来，婚外情的现象迅速增加，如果真正是“情”，爱情无罪；但是，“婚外情”又会对婚姻与家庭的巩固、对配偶之间应有的忠贞发生冲击，应该如何选择，何去何从呢？ 现在社会上对“卖淫合法化”的问题争议较多。实行“卖淫合法化”、建立红灯区当然有好处，它使这个行业从暗处转向明处，便于控制与管理，有利于防止与消灭性病、艾滋病；可是另一方面，这样做会引起很大的思想混乱，甚至引起道德体系的崩溃，爆发政治危机，那么孰轻孰重，如何选择呢？ 中庸之道对性文化的影响还不止于此。由于中庸之道主张对事对人具体分析，灵活处理，所以也提倡一种“无可无不可”的应变方式。“无可”指不绝对地认可其中的一种做法而排斥其他，“无不可”是不绝对否定其中的任何一种做法，孔子认为“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君子奉行的中庸就是要“时中”，“时中”乃是根据时间场合的不同而变通“中”的标准，承认调节变化，要避免死抱一成不变的价值尺度，也不死守单一的行为方式。例如，孔子说过“敬鬼神而远之”，就是典型的“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既不表示自己相信鬼神，也回避与信神者争论，更不触动祭祀制度。 现代社会提倡多元化，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趋势。多元化的意思就是社会现象、人类行为有多种表现方式，可以共存、并进，“党同”而不一定非要“伐异”，不一定是“此是而彼必非”，这也可以看成是“无可无不可”、“君子而时中”的中庸之道的一种发展。 多元化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也表现在性文化上。例如，过去绝大多数人是排斥同性恋的，认为它是病，甚至是一种罪，在欧洲中世纪甚至要把同性恋者活活烧死，而现在的科学家观点则认为同性恋既不是病，也不是罪，它和异性恋一样，只是人们的“性取向”不同。再如，男女性交有不同的体位，在中国的性学古籍《素女经》上就记载了“九法”，即九种不同的体位，还各有名称，如“龙翻”、“凤翔”、“虎步”、“猿搏”、“龟腾”、“蝉附”、“兔吮毫”、“鱼接鳞”、“鹤交颈”，不同的体位对发挥不同的性功能、防止男女不同的性疾病各有所用，但是有些人总认为“男上女下”是唯一合理的、允许使用的体位，其他都是“歪门邪道”。欧洲中世纪的教会就禁止除了“男上女下”之外的一切性交体位，所以人们把“男上女下”称为“教会的体位”。再如，性交还有许多不同的方式，有阴茎—阴道性交，还有手交、肛交、工具交等，可是现在还有不少人认为只有阴茎—阴道性交是可以的，其他方式的性交都是“淫猥”或有害的，不应采取，这种看法也是不对的。  从整体看来，中国古代性文化比较包容、宽厚与开明，例如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发现过有歧视与迫害同性恋的现象发生，对性爱方式也没有什么严酷的不合情理的限制，可能“中庸之道”对此也有很大影响。 不过，有些道理说起来容易理解，真正做起来要恰到好处，不偏不倚，是很难的。有时，妥协实在是十分必要的，做些让步也是可以的，但是妥协、让步到什么程度才不丧失原则呢？即使像孔子这样的至圣先师，有时也很难把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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