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祸大于小人

赵东华 2013-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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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祸大于小人　　　文 / 野道人

    小人之祸往往十分巨大，因为小人往往是不择手段，见利忘义之徒。但小人要产生祸害要依赖于一个昏庸的君主。而君子之祸往往为大家所忽略，其实君子之祸大于小人。因为君子是道德模范，他们能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他们的道德情操可以说是无懈可击。即使贤明的君主也会畏惧他们的言论。他们对自己的行为的正确性毫不怀疑，他们绝不会对意见不同的人进行任何形式的妥协。当然这在大家眼里君子是不会祸害国家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君子是如何在国家最危险的时候把国家推上无可挽救，病入膏肓的地步吧。
    北宋到了神宗的时候，财政出现了重大的危机，政府饱受冗官，冗兵之苦，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神宗启用王安石，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开始了。王安石的新法在理论上是十分完美的，甚至超出了当时一般的理解。但在执行新法过程中，一些官吏为了政绩，将变法内容就行了扭曲，从而一些百姓饱受其苦。这本是吏治方面的问题。但一些君子就沉不住气了，要为民请命，痛说新法之祸。而其中以司马光为代表。新法的目的是富国，而在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司马光觉得王安石是在于民逐利。司马光在给王安石的一封信中：“使彼诚君子，则不能言利，彼诚小人，则困民财是尽。”司马光认为自己是为了百姓请命，绝对没有任何私心，而新法的弊端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自己是君子，那王安石不就是小人吗？“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犹冰炭之不可同器而处也。故君子得位则斥小人，小人得势则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
    司马光在道德文章是无懈可击的，学识也是无与伦比的，他具有广大的号召力，大批对新法不满的士大夫围在他周围，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即时旧党。他们把王安石的”新党“通通排斥为小人。这样乱贴标签的做法，只能导致情绪化的激争，本来只是方法不同，现在一方自许为”君子“，那么另一方又怎会甘心沦为“小人”王安石变法的持续时间虽然不算太短，但由于新旧两党的积怨太深，使得两派中人都变得意气用事，有许多方面完全超出了政治范围而成为个人的恩怨之争。
    新旧两党数十年的党争，给北宋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每一次法律的变动，国家就伤一份元气。而宋朝也就丧失了最后一次图强的机会了。王夫之在其读史名著《宋论》一书中无不感慨的说过：“朋党之兴，始于君子，而终不胜于小人，害及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就这样由于深受孔子的“君子”的观念的影响，一群君子彻底地把国家推向了毁灭。
    再看一下明朝的君子是怎样把国家推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吧。明朝在大家心目中应是君主大多昏庸而臣子无大恶吧。明朝后期财政紧张，民变四起，而对清作战连连失败。明朝可以说是南北两线作战，兵力物力严重不足。常常顾此失彼，每当明朝将要对农民起义的镇压取得决定性胜利，后金就开始发动攻击。明军只能放弃成果，回师对付清军。可以说这时“攘外必先安内”是十分必须的，只有和清军暂时达成和谈，集中精力扑灭国内农民起义。崇祯派兵部尚书陈新甲秘密与清进行谈判，不料此时泄露，满朝大臣是慷慨陈词，认为绝对不能议和。议和就是走南宋老路，就会形成南北朝的格局，就是对王朝的奇耻大辱。这些君子说的真是让人在道德上无法反驳，而谁敢公然藐视道德呢？崇祯逼迫无奈，只好杀了陈新甲。从此和谈再无希望，明朝在两线作战中节节败退，最后走向了灭亡。也许和谈并不能让清丧失灭明之心，但这样至少可以赢得休整的时间，集中对付起义军。那些君子在明朝灭亡后有的自杀殉国，有的投降了大顺政权。不管这些君子是否是真的君子，但他们都打着道德旗号，不顾现实的情况，一味的去追求所谓的大义，国家的荣辱，最后把自己的国家送上了末路。
    孔子的君子和小人观念可以说依然深深的影响着现在的民众。在大多数人看来与君子相对的就是小人。一个人在一定的时间内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他就是小人，而与他结交的也是小人。小人和君子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其实以一时一地的表现和纯从观念出发的思想来判断某个人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这明显是不足取的。君子与小人的划分也是极度不科学的，有时只不过是观念和方法不同。自南宋以来凡是议和的均是小人，均是投降派，签不平等条约则是不折不扣的汉奸。人们已经习惯了用道德的眼光去评判政治，要求政治，影响政治。但有时时势和道德是相矛盾的，政治毕竟不是道德，政治需要妥协。现在舆论的功能越来越大了，但是如果民众还仅仅以君子的眼光来看问题，那对国家可能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我们这个年代已经习惯了用道德的利剑去砍伤别人，习惯了全民暴怒，这应该说是一种进步，但过分的民族主义，盲目的爱国主义也会对国家造成莫大的伤害。希望大家拒绝君子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