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当代文学缺乏世界意识

说起文学的坚守与突破，一向不看别人脸色直率表达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李建军（右图），在日前举行的“2010中原作家群论坛”上同样毫不避讳地指出当今中国文坛存在的共同问题。他认为，坚守是作者自己的一种精神姿态的选择，突破则是选择一个背景、一种方向、一个高度。现在谈文学的突破，就是要选择一个参照标准、一个尺度，确定以什么样的标准引领突破。

 

　　

　　突破概念才能获得最大价值

　　

　　李建军对中原作家如何突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原作家的突破就是中国作家的突破，面临的都是共同问题。现当代文学缺乏世界意识和人类视野，讲中原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讲90年代是一个时间性的概念，讲80后是一个代际性的概念，这样的概念某种程度上只有认知的意义，没有价值层面上的意义，因为文学最终要突破这个才能获得最大价值。作家要克服个人的主观性，寻求文本的客观性，其实文学最终要表达的是普遍的、具有客观性的人类经验。雨果曾经讲过，莎士比亚写的既不是‘威尼斯商人’，也不是英国那个时代的生活，他写的是整个人类的生活，而且整个人类的生活不仅局限于他的时代，而是追溯到他所不曾经历过的古代，以及他也不可能经历的未来。我们现在读那些伟大的作品，读《史记》，读李杜的诗，我们不觉得有多大的情感和精神上的隔阂，我们从中总是能感受到打动我们心灵的东西。”

　　

　　作家应该有政治眼光

　　李建军以美国作家阿兰·布鲁姆、哈瑞·雅法写于上世纪60年代的《莎士比亚的政治》为例，指出作家还应该有政治眼光。他说，研究文学的人应该好好读读这本书。一个作家如果没有政治意识，没有对政治的兴趣和深刻的理解，根本不可能去完整地、完美地、深刻地叙述人物，也不可能理解他那个时代的生活，甚至不可能理解人本身。莎士比亚不仅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伟大的戏剧家，更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莎士比亚的戏剧，看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理解莎士比亚。

　　李建军说：如果没有政治上的眼光，不能成为一个基本的政治家，我们的文学是没有希望的。很多人浅薄地嘲笑路遥，但他是一个政治家，路遥所有的作品都渗透了他对这个时代生活的政治上的理解，从最早期的《惊心动魄的一幕》直到最后的《平凡的世界》，希望有人能从这个角度去研究一下。    

　　目前的文学没有方向

　　李建军以出生于1965年的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赛尼的《追风筝的人》、《灿烂千阳》两部作品，解读作家如何才能实现观照整个人类命运的文化自觉。他说，阿富汗经历了那么多困难和灾难，但胡赛尼生活在异国他乡，却写了一部真正的阿富汗的史诗。《追风筝的人》充满了出卖、背叛、忏悔、救赎这样的主题，非常打动人心。作家离开了故国，处在流浪的状态，依然在作品里充满对整个世界的伟大文学经验的吸纳，充满了关注人类命运的文化自觉性。我们应该突破有限性和狭隘性，不要打着一个符号，像山西作家、河南作家，这个从根本上讲是没有意义的，最后都被忽略掉了。我们现在提到杜甫，只记得他是唐代诗人，河南人的背景对他的意义并不十分大。

　　虽然写批评文章得罪了不少人，李建军还是直指文学的痼疾，强调作家应该更多地用美好来打动读者。他认为，目前的文学没有方向，充满了暴力的、阴暗的、病态的东西，知识分子的傲慢过多地渲染了病态的东西。实际上，文学既是一种伦理自觉，也是一种美学自觉，善是人类价值的绝对核心，文学就是要促进人们之间的理解、相互之间的爱。伟大的文学固然要面对人性的残缺、巨大的灾难，甚至人格的畸形和病态，但它最终要超越这些东西，最终是要塑造美好的人物、美好的心灵、美好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