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月
第卷第期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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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以阵以〕一加一
试论上海方言的形成
刘民钢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摘要上海话的底层显示,上海话原本是一种接近于现代侗台语的古越族语,现
在的上海方言是由历史土本地人群改用汉语后形成的。我们认为在语言改用中起关键作
用的不是移民本身,而是标准语的确立。而汉字在确立汉语标准语地位时起到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
关键词方言上海形成
上海话的底层显示,上海话原本是一种接近于现
代侗台语的古越族语,现在的上海方言是由历史上本
地人群改用汉语后形成的。本文将讨论上海方言怎样
从一种独立语言演变为一种汉语方言和大约在什么时
候完成此种演变。
一、汉语方言形成假说
汉语方言起源的两大原因最早提出现代汉语方
言形成两大原因的是林语堂“方言之所以成立,
简略言之,可说有两大原因。一由于民族之播迁,
二由于异族之杂处。”“大概民族之播迁,使各族处于
不同环境,受不同影响,所以渐次差别。如印欧系语言
之分歧,即以此解释。异族杂处则或甲学乙语言,或乙
学甲语言,其语言皆易生变化。”这两种原因,从语言的
角度说,即为一是由于单纯的语言分化二是由于两
种语言的混合。林氏没有具体地讨论方言起源的具体
过程,但其假说为学术界普遍接受。以后袁家弊等
,以下简称《概要在论述方言形成原因时说“人
们生活的共同体—氏族、部落和部族,由于人口增
加,不得不向周围分散,分布面积日益扩大,距离较远
的各地区的居民形成了独立的或半独立的生活集体,
彼此来往减少,如果有山林沼泽的天然阻隔,竟至完全
隔绝。这样,原来相同的语言在各地区会发生不同‘的
变化,形成不同的方言,差别逐渐增加。在特定的条件
下,有些方言还可能发展为独立的语言。”又说“居民
逐渐向周围扩展,或者集体向远方迁移,都会发生不同
民族、不同语言或方言间的接触和相互影响。两个部
落或部族的接触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侵占,征
服,或和平相处。如果是侵占或征服的方式,结果总是
文化高和人口多的语言影响了或者替代了文化落后和
人口稀少的语言,广大人民的语言战胜了或者同化了
少数异族统治者的语言。”一概要》所说的方言形
成原因实际上继承了林语堂氏的假说,但有一点不同,
即林语堂认为方言形成的第二种原因是语言的融合,
即有些方言是由两种语言混合而成的而概要》认为
是语言的代用或改用,即一种语言战胜了其他语言,但
加进了其他语言的影响。
詹伯慧提出方言形成有四个原因“一人
口的分布二集体迁徙或新区殖民三地理分割
四异族的接触。”这四个原因总起来说,前三个说的
是语言的分化,后一个说的是语言的接触融合。后来
詹先生在中也把四个原因归并成两个人口的扩
散和地理的影响、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则是比较偏
重于分化了。
美国学者罗杰瑞对汉语方言的形成的看法
收稿日期吸旧一一
作者简介刘民钢一,男,上海市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第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
是“在政治稳定的时期,政府所用共同语的影响就特
别明显,秦汉帝国时,各方面都要统一的严格措施,包
括统一语言文字,都实行起来了。就在这统一语言的
压力的同时,由于新的广大地区划入中国版图,接受中
国文化,也就播下了今天众多方言的种子。随着领土
的扩张,也把汉语传布到了岭南现在的广东、广西、
福建和江西南部。于是形成了上面提到的南方方言。”
一这里特别注意到了汉语共同语的影响。
吴方言形成假说一些学者对汉语吴方言的形
成,也有一些论述,不过较多地集中在昊语形成时间
上。首先提到吴语形成的是概要》,但其叙述有些游
移不定一方面认为昊语是与汉语从一个共同的母语
中分离出来的,另一方面又注意到到周秦时代的昊越
方言根据赵哗《吴越春秋和刘向说苑·善说篇》等书
的零星的记载,可能不属于汉语系统。参概要》一
至于吴语形成的具体原因和时间作没有具体的讨
论。以后游汝杰认为吴语的最早源头可以迫溯
到先周时代,以太伯和仲雍为代表的北方移民,南徙到
当时尚较落后的江南地区今苏南无锡、苏州一带。
吴语作为一种独立的方言在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南
北朝时代的文献中已经有非常明确的记载。吴语在地
理上大致是由北向南扩展。先在苏南形成,继而扩展
到浙北的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进而扩散到浙江中
部、南部和西南部。参游,一这是比较明确
的推断昊语起源的少数方言学著作之一。罗杰瑞
推测汉语南方方言最早可以上推到战国时期,吴
方言最终形成于西晋“西晋在公元年灭亡时,贵
族、官僚大批移居扬子江以南,和当地的贵族一起组成
南朝几代的统治阶级。西晋的移民带去了具有优越地
位的北方方言,成了南部书面共同语的基础,这和当地
的口语大概有很大不同陈。江南地区上年纪的
人使用的是汉朝时定居下来的人的那种语言,甚至可
追溯到战国时期的语言。说北方移民的语言深刻地影
响了当地的方言,甚至在某种情况下取代了当地方言,
不是没有道理的。北方方言对扬子江流域,特别是南
朝首都金陵今南京的影响是特别显著的。我们甚至
可以猜想,江南地区原来的方言更接近现在的南方方
言闽语,现在这个中部方言的过渡性质主要由于北方
方言输入的缘故。”一颜逸明昊语概说
认为“春秋时期昊越一带〔除使用古越语外〕也
同时使用汉语,昊越方言已是中原华夏语言的一支。”
郑张尚芳对吴语形成于周初说有所匡正,认为虽然传
说中吴国王族与周同姓,来自中原“王族原来可能是
会说华语的,但数百年与越族相处之后能否在日常说
话中保持下来大可怀疑。”这是很精辟的看法。同时郑
张先生认为,吴语初源应该来自楚语。“楚人几十年的
统治会对吴地语言带来一定影响,可能形成发展当地
汉语的条件。今日老湘语与昊语有许多共同处,好像
不似偶然。”郑张尚芳,如果吴语是在楚语的基础
上形成的则大致形成于战国时期。
综上所述,汉语方言形成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移民
造成的,这是各家比较一致的认识。对汉语方言形成
认识的差别主要在形成的形式上,对吴语的不同认识
主要在形成的时间上。关于上海方言的形成有关各家
没有具体的论述。
二、传统假说的缺陷
我们认为,方言的形成不管是由于语言分化还是
语言融合,首先是由移民造成的。这是确凿不移的。
因为在古代传播媒介不很发达的年代,必须要有人群
的迁徙才能造成语言的传播。但是单纯移民是否会直
接造成语言的改用,则需要进一步讨论。我们首先从
考虑移民移入后的居住形式开始。
移民的居住形式移民所进入的地区,首先可以
分有人地区和无人地区。如果移民进入的是一个无人
区,则其本身所使用的语言有可能由于语言发展的不
平衡,造成语言分化,从而形成方言。如果进入的是一
个有人区,则要考虑其移入的方式和进入后与原居民
的相处形式。移入的方式,有三种可能一是分散移
入,二是集中进入,三是既有集中进入也有分散进入。
第三种情况可以看作是前两种情况的叠加,所以我们
可以只考虑前两种情况。移入以后的居住形式,可以
有与原居民杂居、单独聚居和既有聚居也有杂居三种
情况。这里第三种情况也可以看作是前两种的叠加。
总起来说,则有四种情况分散进入分散居住,分散进
入集中居住,集中进入分散居住,集中进入集中居住。
从理论上推断,分散进入分散居住和集中进人分散居
住这两种情况形成方言的可能较小,另两种形式可能
较大。但事实如何,需要研究。我们以吴地为例,进行
讨论。
吴地移民的居住形式吴地很早就有土著居民,
这是可以肯定的。很早就有移民也是可以肯定的。早
期汉族移民进入后采取的居住形式,据《史记·吴太伯
世家》记载,太伯和仲雍奔吴后,“荆蛮义之,从而归之
千余家”,可见当时移民采取的是一种杂居形式。
年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宜侯矢篡的铭文可以证明。篮
铭有十二行,残存字“佳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
成王伐商图,遂省东国图。王卜于宜口土南口。王令
虞侯矢曰口侯于宜。兽一卤、商攒一,矢,彤弓一、彤矢
百,旅弓十、旅矢千。锡土厥川三百……,厥……百又
……厥宅邑份又五,〔厥〕……百又。锡在宜王人
……又七里。锡奠七伯,厥界……又五十夫锡宜庶人
六百又·一六夫,宜侯矢扬王休,作虞公、父丁尊彝。”
李学勤认为这件彝器的制作年代应该是康王时期。他
对此器铭文含义的解释是“我们看铭文里叙述作器者
刘民钢试论上海方言的形成
虞即吴,同音通假侯矢的封土,有’厥川三百……’,
即三百余条河流,所指的肯定是太湖一带的水网区。
按铭文所记,吴当时迁都到一个叫宜的城市,城市的人
口以‘王人’即周人为主,至少有六十七‘里’。周代的
‘里’有多少家,古书其说不一,最少有五十家,那么六
十七里共三千三百余家。在宜的郊外则为土著人民,
有七个长官进行管理,从事农业生产。”李,但
是城里居住的不全是汉人,也有汉化的越人。昊地的
这种城内住汉人和汉化越人,城外住土著的情况,至少
一直延续到三国时代。《三国志·吴书·贺齐传有载
“贺齐字公苗,会稽山阴人也。少为郡吏,守刻长。县
吏斯从轻侠为奸,齐欲治之,主簿谏曰‘从,县大族,山
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齐闻大怒,便立斩从。
从族党遂相纠合,众千余人,举兵攻县。齐率吏民,开
城门突击,大破之,威振山越。”
后期移民采用小聚居形式。吴地在魏晋以后移民
大多采用采用大分散、小聚居的形式。晋代贵族南渡
后设立了很多的侨郡、侨县,北方侨民相对集中居住,
但这些侨郡、侨县又同时是分散在本地土著之中。宋
代的移民情况大体如是。以上海为例,宋代靖康之乱
后移居上海的大姓有张姓、王姓、李姓、徐姓、陆姓、瞿
姓、周姓、吴姓、黄姓、杨姓、姚姓、沈姓、刘姓等等,由于
这一时期或稍后因聚居形成的地名有瞿家湾、徐行、
马陆、杨甸角、姚家厅、沈家镇、刘行等等。宋以后直至
清代大规模的移民在上海地区发生较少,但仍然不时
有举族迁入并聚居一处的情况出现,现在上海也保留
了大量的因聚居而形成的地名。
传统认为造成语言改用的理由不能成立分散居
住的移民的语言比较容易被当地居民同化,这是比较
容易理解的,也是很容易证明的。较大规模的集中居
住能不能保存自己的语言或方言,从而影响当地语言,
造成当地居民的语言改用呢传统认为移民造成语言
改用的原因有“统治者的地位”、“文化高”、或者“是广
大人民的语言”等。我们认为,在杂居条件下,上述条
件都不足以形成语言的改用。第一,汉族统治者的地
位不足以造成语言改用。文献记载最早进入吴地的是
商末的太伯、仲雍。他们进入吴地后建立了吴国。但
是这些吴国君主“文身断发”,甚至连姓名都改用了吴
语。在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采用被统治者的语言的例
子不胜枚举。如南北朝时期的北朝统治者、元代的统
治者、清代的统治者都是少数民族,但他们都采用了被
统治者所使用的汉语。可见移民地位的高低并不能决
定语言的选择。其次,文化的高低是造成语言改用的
一个重要因素,但这要看是指文化的哪个部分。如果
仅仅指生活方式,那么这个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中
国大陆长江南北的文化差异是由地理、气候及其他多
种自然环境因素造成的。北人南下,必须改用南方的
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本无所谓文化的高低,何况从考
古的情况看,南方的早期农业文明并不低于北方,在建
筑、养殖和航海等等方面的技术甚至高于北方。文字
的使用时代也并不比北方晚。第三,人数的多寡不是
方言改用的决定因素。就吴语而言,说汉族“人数较
多”,只是就较晚时期而言。较早时期如西周初年,昊
太伯、仲雍来到昊地时,人数就是极其有限的。从古文
献看,三国时期本地区的主要居民仍是越族,史书称之
为山越。参看后汉书·灵帝纪建宁二年、三国志·
吴书·孙权传、《诸葛格传》和清梁章矩三国志旁证》
卷三十即使真的人数较多,也不能由此确定语言的选
择。以近代上海而言,在上海说宁波话的移民和说苏
北话的移民人数都高于上海本地居民上海市区现在
本地籍贯居民的人数大约只占总人口数一,
但是年我们对上海地区近代外来移民后代的语言
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在进入上海后,就移民个人
而言,要么个人维持原有方言的,但对本地方言不造成
影响要么完全改用上海方言或者形成一种“夹生”的
本地话。而且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移民的第二第
三代,特别是第三代都改变了自己原有的方言而改用
了上海方言。
我们从历史上的实际发生的情况看,也可以证明
不论散居还是聚居都不能造成语言改用。历史上清代
的满族在之前和入关初期使用满语,绝大多数满族人
不懂汉语。入关后采用大分散、小聚居,但到了嘉庆年
间,旗人己经有人不能用满文上奏。这是因为作为普
通满族人民的八旗兵丁,分驻各地,形成小聚居的局
面。虽然满族统治者为了保持八旗的战斗力,严格禁
止旗人与当地汉人来往,但由于与汉族错杂居住,到康
熙、顺治朝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用汉语了。八旗文
经》说,’入关〕百年之后,已不能人人尽通〔满语〕。”到
乾隆时代,“旗民联为一体,毫无吵域”,“旗民杂处,并
无旗界、民界之分。”清高宗实录卷七十八呼兰府
志说“呼兰旗营档案,自乾隆初年至咸丰末年,皆用
清文,汉军、官庄壮丁虽操汉语,而文字仍用满洲文,公
犊作汉语者,鲜能通其音训。同治以后,清汉文俱有
之。光绪中叶,语言文字俱从汉俗。近日满洲人能通
清语者,不过百分之一,能操清语者,则千人中之一二
人而已。”从上海话的情况看,在上海近代史上移入的
宁波人、广东人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都明显高于本
地居民,同时人数也多于本地居民,可是他们的后代最
后都改用了上海话。年我们对上海近现代进入本
地区并且是集中居住的外来移民的方言使用情况进行
了抽样调查,特别对上海外来人口集中居住的两个方
言岛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成批地进入上海,而且集
中居住,初期形成方言岛的外来居民,其原方言的维持
时间大约只有两代人到三代人。这种状况说明,在本
第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洲年
地方言和外来方言中,本地方言总是权威方言。即使
较大规模的聚居也不足以形成语言改用的必然条件。
我们认为汉语在江南地区最终成为优势方言,其
决定因素不是统治地位的优势,也不是人数优势,其中
另有原因。
三、方言改用中教育的重要作用
既然单纯的移民不足以形成汉语方言,那么吴语
的演变为汉语方言,包括上海方言的形成,就必须另外
寻找原因。我们认为移民仅仅是汉语南方方言形成的
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使昊地土著语言演变
成为汉语方言的起关键作用的是语言教育,而语言教
育中起重要作用的是汉字的使用。
汉字在确定汉语标准语与方言的系统对应时的重
要作用过去已经有许多研究者注意到了汉字在汉语
方言中的作用。詹伯慧先生首先提到了汉字在汉语方
言合并中的作用“秦汉以前,汉语方言的分歧是很明
显的,当时的方言数目不少。秦始皇消灭了各诸侯国,
建立起统一的封建帝国,实行‘车同轨,书同文’,‘罢其
不与秦文合者’。所谓书同文,就是文字的定型化。文
字的统一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方言的发展,这以后汉
语方言的数目减少了一些、有些方言合并了,但方言的
分歧仍然存在,只不过在方言分歧的同时,开始出现了
一些地域性的共同语,从而为以后进一步发展为民族
共同语打下了基础。”詹一,潘悟云先生指
出“汉语各方言有其特殊的形成历史。在中古以前,
中原以外的许多地区,还居住着非汉族居民,说着自己
的土著话。北方的汉族移民一批一批地来到这些地
区,他们带来的中原地区方言与当地土著方言融合,逐
渐形成现代的各汉语方言。由于最大的几次移民运动
都发生在中古,再说汉字有其超方言性,各地的教育和
正音根据就是切韵》一系韵书的反切,这也更加促使
各地方言在音类上与切韵音系对齐。这就是各地方
音与《切韵对应的原因,……。”我们赞同上述观点,只
是有两点补充,第一是秦汉以前中国大地上的语言分
歧,不仅仅是方言的分歧而且有语言的分歧其次是汉
字在汉语统一中发生作用的时间可能比秦汉时代要早
得多。
吴语等汉语南方方言是独立的语言还是汉语的方
言,在学术界是有争论的。国外的一些学者认为从南
方方言与北方方言的差异程度看,南方方言应该是独
立的语言。国内的大多数学者则认为由于南方方言和
切韵音系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成系统的对应关系,所
以是方言而非语言。
造成这种认识上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昊语确实具
有两重性。一方面,昊语保留了相当数量的底层因素
和早期方言形式,另一方面吴语又使用着大量与汉语
相同的词汇,同时承认汉语北方话的标准语地位。保
留底层因素和早期形式,造成与汉语北方话在感觉上
的明显不同,所以让人觉得这是两种语言。而使用大
量与汉语相同的词汇和承认汉语北方话的标准语地位
同时语音上有存在整齐的对应关系,又促使昊语很容
易被认定为汉语的一个方言。
我们认为,这里有两点需要澄清,一是方言不是相
对于母语来说的,而是相对于标准语来说的。欧洲的
语言有着共同的来源,有着明确的原始母语,也存在着
明确的语音对应关系,互相之间的差别不是很大,但是
被认为是各自独立的语言而不是方言,关键就在于它
们没有共同承认的标准语,没有共同的文字系统。汉
语方言在语音上差别虽然很大,却被认为是一种语言
的方言而非独立的语言,关键就在于有一个共同承认
的标准语。二是由于昊语承认汉语北方话的标准语地
位,即承认北方方言是权威方言,并从很早的时代开始
就积极采用了大量汉语北方方言词汇,这些共同词汇
促使两者之间存在着语音上的明显对应关系。但是仅
仅是大量的共同词汇是不足以认定一种语言为另一种
语言的方言,关键还在于这些共同词汇之间是否存在
整齐的、系统的语音对应。
其次,我们还认为,存在系统对应的关键是吴语采
纳了汉字系统。在汉语南方方言中,很多词语有两种
说法。一种是原有的、本地的说法,一种是汉字反映的
说法。我们以上海话为例
帽子帽子
裤子裤子
社会社会
工业工业
电脑电脑
起风发风
肥肉油肉
家伙浮尸
麦粒肿偷针眼
洗汰【如
北部北头护
茂密猛【月〕
镰刀横随、锲子〔了尹
生蛋拆‘人尹蛋
都济〔砰
砖瓦的层尘〔
撒娇发哮【尹
拼着抵桩戚‘
拖蹋指服饰梯它’‘〕
气数〔扩」表示失望、指责、鄙视的叹词
彪〔。‘由小孔中射出
透〔’铲〕做事不踏实、好出风头
娇〔二必」走、乱跑乱窜
刘民钢试论上海方言的形成
上列四类词语,第一类上海话和普通话虽然读音
有所不同,但是写法完全相同,意思也一样,这类词语
是大量的第二类是说法不同但都有汉字可写,字音上
也可以对应第三类词语不同,虽然有汉字可写,但语
音上无法对应第四类词是上海话特有的词语,虽然有
字可写,但除方言字外,词义和字义无法对应。上列四
类词语中,第二、三、四类在上海话的全部词汇中只占
少数,在书面语中尤其是极少数。
我们认定上海话是汉语的一种方言,不是依据上
海话里特有词汇与普通话词汇在语音上的对应,主要
是根据上海话里所使用的和普通话相同那些词汇读音
比较。一般方言调查时所依据的是一份汉字字表或汉
字写成的词表,找一个或几个识字的人,逐个地询问
每个汉字或者词语的读法。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调查
一个学习过汉字的人是怎样拿自己的方音系统来读这
些汉字或词语。所以从这一层看,认定吴语和北方话
两者之间在词汇读音上的广泛对应,与切韵系统的
对应,实际上是建立在汉字系统之上的。由此可见,在
认定北方方言与上海话的关系时,汉字起了决定性的
作用。
所以在如果我们放弃汉字,马上就可以发现,即使
是很多的基本词汇,昊语中也有自己独特的说法。很
多话口语和书面语并不相同,比如下面的例句
你快点到河边找一把镰刀
音读一一讨了一,‘一心祥递
时一一扩‘一
动读【冈了,一’扩一,‘。,‘,一。,‘一,,,‘一,
尹一扭尹一彭俨哗一些讨一助尹〕
这种情况不仅可以从现代的事实得到证明,而且
我们也可以从古代的文献中看到相同或相类似的情
况。吴越备史》载吴越王钱弹故事“生临安石镜乡临
水里。有大木言琴幼与群儿戏其下,坐大石,指摩为队
伍。翰既贵,昭宗改其乡曰广义,里曰勋贵,所居营为
衣锦营。俄又升为衣锦军,号大木为衣锦将军。天复
元年,哗于其地大会故老宾客,山林树木皆覆以锦幌,
表衣锦之荣。开平四年,卿游衣锦军,作还乡歌‘三节
还乡兮挂锦衣,碧天朗朗兮爱日晖,功成道上兮列族
旗。父老远来兮相追随。家山乡眷兮会时稀,今朝设
宴兮触散飞。斗牛无李兮民无欺,吴越一王兮骊马
归。”’《湘山野录》说“时父老不能解此歌,王复以昊音
歌云‘你辈见侬底欢喜,别是一番滋味子,长在我侬心
子里。’至今狂童游女能效之。”钱裸前面所作的诗是普
通话诗,后面所作的歌是方言歌。
所以,根据汉字的读音来推断,则吴语肯定是一种
汉语方言,根据口语词来推断,也可以把吴语看成是一
种相对独立的语言。正是这种两重性造成了吴语在国
内外学者中的认识的不同。国内学者对南方方言地位
的认定,关键就在于有没有成系统的语音对应。而成
系统的语音对应恰恰是建立在汉字系统之上的。因
此,我们认为汉字是确定南方方言地位的关键所在。
实际上,上海话的这种对应其实和日语汉字吴音、汉音
的与切韵对应或者韩国汉字读音与《切韵对应的性
质是同质的。
四、吴方言和上海方言的形成
既然汉字是形成吴方言的最重要的因素,所以确
定吴地人群使用汉字的时间就成为确定吴语形成时代
的关键。
汉族进入吴地的时间汉字进入吴地的时间和汉
语进入吴地的时间是不同的。汉语的进入吴地和汉族
的进入昊地的时间紧密相关。我们先讨论汉族进入吴
地的时间。文献记载汉族最早进入吴地的是西周初年
的昊太伯。商代末年,中原姬姓氏族首领太伯和仲雍
从周地逃奔到昊地,他们带来的除其他各种文化因素
外,肯定还有他们的语言。从考古文化上看,汉文化进
入吴地的时间要早得多,大概在多年以前的马桥
文化时代。但是,仔细考察文献可以发现太伯进入吴
地后不是吴人改从了汉文化,而是汉人改从了土著文
化不是吴人改用了汉语而是汉人改用了当地土著语
言。太伯来昊地后,“断发文身”,立国名为“句吴”,
“句”是越语,《史记索隐》说“颜师古注汉书》,以吴言
句者,夷语之发声,犹言‘淤越’耳。此言‘号句吴’,当
如颜解。”不仅吴国的国名采用了土著语言,吴国包括
越国君主贵族的名号也多用土著语言。吴国历代国
君的名字是太伯、仲雍、季简、叔达、周章、熊、遂、柯
相、疆鸿夷、余乔疑吾、柯庐、周琳、屈羽、夷吾、禽处、
专、颇高、句毕、去齐、寿梦、诸樊、余祭、余肤、僚、阖庐、
夫差。越国世系早期无考夫钾、允常当阖庐之时,
有弟夫栗、句践、王翩与、王不寿、王翁、王婴、王之侯、
王无疆。竹书纪年是句践、鹿郑、不寿盲姑、朱
句、骼、诸咎、孚错枝、初无余之莽安、无撷美嵋卯、
无疆。这些名号,汉语都不可解,有些学者试用泰文对
译,还能看出一些梗概郑张尚芳,。可见用的也
是土著语。如果国名、人名都用了土著语,我们还有什
么理由说土著改用了汉语呢所以本地区土著人群使
用汉字之前,没有改用汉语。
汉字进入吴地的时间吴地使用文字的时间很
早。良诸文化的不少玉器、陶器上有刻划符号。这些
符号据学者们的研究,有可能是文字。不过,过去发现
的这一类符号大多是孤立存在的,即每器只有一个符
号,或者器上一个特定部位只有一个符号,难于证明是
记录语言的文字。近年来有学者对良沽文化出土的一
些刻有多个文字的陶器,作了考释。一件是年代发
现的黑陶危,口沿有陶文九字,李学勤参照另一件由法
国收藏家吉拉斯,所藏的良洁文化的玉琼上
第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
的文字,认为玉琼上的个别文字,和后代的商周文字有
渊源关系。但玉琼上还有十个符号则和上述危上的符
号属于同一类,无法与商周文字联系起来,是另一系统
的文字。另有一件现藏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件良诸文化
的陶壶。上有个或个符号学者中有不同的看法,
李学勤认为,符号中有几个明显与中原的殷墟甲骨文
等文字相似,但也有两个字为甲骨金文所未见。上述
陶文都见于越地。吴地昊县澄湖所出的一件良诸文化
黑陶罐,其腹外有四个刻划符号,其结构非常近似殷墟
甲骨文。李氏认为可释。又有一件出土于上海马桥遗
址下层的黑衣灰陶阔把杯,也属于良洁文化。有刻划
符号两个,其中一个与上述澄湖陶器上的戌字相近。
另一字因不全不能释读。“在所有已发现的史前陶器
刻划符号之间,良清陶器的这些例子最符合严格的文
字标准。它们有多个符号,可以用分析文字的方法去
释读,恐怕不易否认它们就是文字。”李先生认为“这
些文字和商周为同一系统”,“是汉字先行形态”。李
,我们也同意这些符号是文字的假说,不过,我
们的看法与李先生有一点不同,就是汉字的主要来源
不是吴地,因为汉字能够很好的地记录汉语的北方话,
但在记录南方话是却有明显的不足。以至于现在南方
方言里都有大量的另造的方言字存在,即使如此还是
不能有效地记录南方方言。在昊方言里,我们也可以
碰到大量的有音无字的情况,而在北方话里这种情况
就少得多。这一现象似乎指示着汉字的源头应该是在
北方。现在南方使用的汉字应该是北方传入的。上述
良清文化的文字应该是另一系统的文字。
吴地人群究竟什么时候开始使用汉字,现在还不
能十分确定。我们猜测是在春秋时期。昊越春秋》
载“〔去〕齐子寿梦立,而昊益强,称王。”卷一“寿梦
元年,朝周,适楚,观诸侯礼乐。鲁成公会于钟离,深问
周公礼乐。成公悉为陈前王之礼乐,因为咏歌三代之
风。寿梦曰‘孤在夷蛮,徒以椎髻为俗,岂有斯之服
哉’因叹而去,曰‘龄乎哉,礼也”’卷二可以证明
昊国在寿梦之前,大致还是处于土著文化为主体的时
代。从现在发现的吴国本地铸造的的有铭青铜器看,
时代最早的是者减钟。者减钟共有件,乾隆二十六
年发现于今江西省清江县境。这套铜器的作器者是工
谁,诸家说法有很大的不同。王国维认为是颇高寿梦
之曾祖,容庚的看法基本相同。杨树达认为者减即转
颇高之父,寿梦之高祖。郭沫若的看法相同。温廷
敬认为者减即诸樊寿梦之子。马承源认为是毕珍
寿梦的祖父,董楚平的看法相同。参董楚平,
一四种看法中以杨、郭的看法所认定的时代最早,温
的时代最晚。我们比较倾向温说。因为我们认为,据
上引寿梦之言,他是第一次接触中原文化。因此此前
不大可能有如此高度发达的有铭乐器,如果有则寿梦
断不会有“孤在蛮夷”之叹。吴地发现的其他青铜礼器
和兵器,时代也都是在寿梦之后。但是此后不久,吴人
就已经知道和使用汉字了。这有两方面的证据。一是
考古的材料,一是文献上的证据。考古上的材料有这
一时期吴地本地铸造的有铭铜器。文献的材料比较
多,如史记·孙昊列传载孙武著书即有名的孙子兵
法,吴王能够读懂,可见当时的吴地高层人士都能懂
汉语和汉字。另外,春秋时期昊国的著名人物季札北
游中原,能够充分准确地理解中原的文化参左传。
所以我们认为吴人的使用汉字大约在春秋时期,吴方
言的形成大概也在这个时期。
以后昊地又经过楚文化的进入而发生另一次较大
规模的与汉语接触,这次接触除了文献记载的证据外
和语音相似的证据外,上海地区发现的战国后期楚文
化墓,随葬有楚式陶器和泥质“郑爱”,可以证明楚人确
实到达过吴地,而且势力曾经深入到比较偏远的如上
海地区。汉代的刘澳,在吴地兴办教育。《史记和汉
书》都有明文记载。西汉初年,刘邦封兄子刘簿为昊
王,从文化上对本地区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史记·吴
王澳列传说刘滇〕“岁时存间茂才,赏赐间里。佗郡
国吏欲来捕亡人者,讼共禁弗与。如此者四十余年,以
故能使其众。”这些所谓“茂才”,就是接受汉文化的精
英人物,这是在吴地历史上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汉文
化影响的存在。到了三国时代的吴国,这种文化扩张
进一步发展,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一是战争。吴国
对土著的战争,是国家政治中最重要的事情。孙吴政
权几乎把国家的主要力量都放在了镇压山越的反抗
上,三国志·吴书·贺全吕周钟离传谓“山越好为叛
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逞外御,卑词魏氏。”因此在
当时的三个国家中,昊国相对来说是最无对外扩张野
心、最无攻击力的国家。二是一批土著文人的存在。
我们看《三国志·吴书》,其中记载的窄融、顾雍、顾邵、
顾潭、顾承、张给、阐泽、黄盖、蒋钦、周泰、陈武、董袭、
凌统、丁奉、朱治、朱然、朱绩、朱桓、虞翻、陆绩、张温、
骆统、陆帽、吾集、朱据、陆逊、贺齐、全琼、吕岱、周鱿、
钟离、陆凯、吴范、王蕃、贺邵、韦暇、华粟等,孙坚的夫
人吴氏、孙权的夫人谢氏、徐氏、潘氏,孙亮的夫人全
氏,孙休夫人朱氏,孙和的夫人何氏等,都是吴地本地
人,约占全部立传人物的三分之一以上。经历了这两
个阶段的强制性融合,以后又经过东晋初年大规模的
北方移民和南宋初年大规模的北方移民,昊地居民才
逐步地真正地和汉族融为一体。近代则是北方方言大
规模大强度进入吴语的又一个时期。不过这些接触都
不涉及昊方言的起源了。
五、上海方言的形成
从常理上判断,上海方言的形成应该晚于昊语的
形成,因为早期上海不是吴地的通都大邑。在比较僻
刘民钢试论上海方言的形成
远的地区,外来文化的传入一般要比中心地区晚一些。
这些地区的居民接受外来文化也要比那些比较重要的
中心地区的居民要慢一些。所以,汉字的传入和使用
也要晚一些。所以从理论上说,上海地区土话的演变
成汉语的方言,应该比昊文化的中心地区,如苏州无锡
地区要晚一些。但是,上海地区的考古发现表明,上古
时代的上海人接触北方文化、接触汉语和汉字,大概比
吴文化的中心地区更早。早在距今仪旧年左右的马桥
文化时期,上海人就开始接触了汉文化和汉语。考古
界认为,马桥类型是良清文化接受印纹陶文化和商文
化的产物,是越文化的先驱。但是这种了解和接触,后
来在上海地区中断了。
上海未见西周时代和东周早期的有铭铜器的出
土,我们无从推断当时上海地区有无汉字传入和使用。
不过从当时上海的情况看,马桥文化时代上海的独立
文化中心地位已经明显衰落了。这时上海的地理位置
明显地影响了它的文化地位,上海地区已经成为一个
吴地文化的一个普通区域。因此这时的上海缺乏形成
汉语方言的条件。我们认为,上海方言的形成也应该
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后。
要讨论作为汉语方言一支的上海方言的形成,首
先要确定上海方言形成的条件。我们认为上海的本地
土著语言要演变成汉语的方言,至少要满足两个条件
有汉字的传入,一批官僚的存在。为什么要有这
样两个条件呢要有汉字传入,理由已如上述。至于
要有一批官吏的存在,则是因为上海在上古时期,是个
小地方,不在文化交流的中心,汉代以前只是华亭县或
娄县下辖的一个小的地方行政区域。在这样一个小地
方,其居民一般不会无端地改变自己的口语而去学习
汉语,使用汉字,只有外来官吏的进入、或者当地人士
担任一定的官职,才会有人学习和使用汉语。因为有
官吏就一定有汉人到来,有官吏就一定有和上级的公
文往来,有公文就一定要有人学习和使用汉字。所以
有官吏才有可能在这个地区使用汉语。
上海地区能够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时代,大致可以
推断为战国时期。旧志记载上海在战国时属楚相传为
春申君黄歇的封地,上海嘉定地区发现有战国后期的
楚文化墓,出土有泥质郭爱块。泥质邹爱为仿楚郑爱
金块的明器,上印阳文“郑爱”两字,随葬的有楚式鼎、
豆、盒、壶、杯、勺等陶器。这说明楚灭越以后,其势力
和影响确确实实到达了上海地区。楚语确实有机会影
响上海居民。楚文化是变种的汉文化,所以我们认为
这是在马桥文化时期以后上海土著再次接触汉文化的
开始。汉代以后,上海地区开始有了更充足的演变条
件。本地发现的汉代墓葬座,随葬品有铜镜、石砚、套
印、铁剑、料珠以及半两钱、五株钱等,葬制已与中原地
区近似。其中一座西汉早期墓,墓主人使用鼎、盒、壶、
瓶等礼器随葬,是有一定地位的官员。可见当时上海
地区已经是汉文化的到达地区,有汉朝官吏存在。
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至迟在西汉早期,上海地区肯
定有人在使用汉语和汉字了,也就是说至迟在汉代,作
为汉语吴方言一支的上海方言已经形成了。
责任编辑吴晓明
参考文献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辽宁大学出版社,
宜侯矢姨与吴国《文物,年期
〔肖梦龙母子墩青铜器及有关间题探索【〕文物,
年期。
【林语堂闽粤方言之来源【」语言学论丛,仪〕一,
年上海开明书店。
郑张尚芳吴越方言志〕中华通志,华夏出版社
【〕袁家弊等汉语方言概要〕文字改革出版社
〔〕游汝杰汉语方言学导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董楚平昊越徐舒金文集释浙江浙江古籍出
版社
〔詹伯慧现代汉语方言〔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
〕潘悟云“因”所反映的昊语历史层次〔〕语言研究》
年期
〔川颜逸明吴语概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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