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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既生而在世，不管此生以什么方式度过，都涉及到一个处世问题。即便是浑浑噩噩地过了一生，那也是以一种糊涂的方式处世。不自觉的糊涂是真糊涂，刻意为之的糊涂是假糊涂。而假糊涂因是装出来的，极易露馅，一不小心就容易出问题。所以孙膑装疯就只好连臭粪也往口内塞，而且要装出不知其臭。阮刘避世，不自禁与酒结下了缘分，常常大醉不醒，而其不醒处正是其醒处。装糊涂极不易，所以清人郑板桥感叹道：“难得糊涂。”并道：“聪明难，糊涂亦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放一着、退一步也是一种处世方式，即假糊涂之处世。 假糊涂之处世哲学是由乱世或皇权森怖时代之人总结出来的。当乱世，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闯出天大事业来的。而当皇帝自恃聪明，由着自己的性子信口开河，即或说者无心，而听者却须奉以为金口玉言。金口玉言也就是金科玉律。君叫臣死，于是臣不得不死。当此之时，也就人人自危了。事实上，我国封建时代多少高官，鲜有不战战兢兢以自处者。不会装糊涂的人常常不得善终，而糊涂装得不好，也不得善终。 张良生当乱世，辅佐刘邦，为之出谋划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立下莫大功劳。他功成后倒不居功，但未身退，受封留侯。而留和溜相差仅三点水，但有水无水结果就大不一样了。张良终不免被毒死。（《史记》） 东坡居士天纵奇才，称居士而亦颇悟处世之道，但一到事关百姓社稷，就往往沉不住气，顶撞王安石于前，冲突司马光于后，甚至在诗中也往往带点刺，于己是发发牢骚，于人则不免碍眼，终被关进天牢。幸王安石怜其才，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而救了他一命，不过终不免一贬再贬。（《苏轼传》，古典文学出版社本，《苏东坡》，林语堂著） 元末画家倪云林颇多怪癖，而性最爱洁，甚而至于规定仆人挑水不得换肩，且自己只用仆人面前的一桶水，因为身后的一桶水可能有屁臭。这样一个怪人某次得罪了张士信。张士信是起义豪杰张士诚之弟，他派人备礼求倪云林之画。倪怒曰：“倪瓒不能为五门画师。”瓒是倪云林之名。他盛怒之下撕碎了礼绢，赶走了来人。后张倪二人相遇于太湖之上。张派人将倪抓过己船，意欲杀之，经一帮文人求恳方免。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饶，终被打了一顿鞭子。不过这倪云林倒真是奇怪，虽被打得皮开肉绽，呲牙裂嘴，就是不作一声。后来别人问他为何如此，他答道：“一出声便太俗了。” （《云林遗事》） 明初高启曾有诗“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极得时誉，但纵才而不拘，至作《宫女图》诗曰：“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皇宫禁地，谁敢夜入宫闱？此作叫朱元璋读了极不舒服，终于找个由头腰斩了他。 是非只为多开口，而之所以多开口是因为才华激荡于心，不吐之不快。只是一旦才华外露，就像鱼肉菜蔬置于俎上，是切是剁，是砍是割，就由乎人而不由乎己了。高启之被杀，就是因为他为造新房的苏州知府魏观作上梁文，其中有“虎踞龙蟠”字，朱元璋将其拈出，以为大逆不道。（据明人笔记）所以很早以前老子就说“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汉河上公注曰“多事害神，多言害身。口开舌举，必有祸患”，因而“不如守德于中，育养精神，爱气希言”。 老子主张无为冲和退让，不主张进取，即当“挫其锐，解其纷”，即便自己才华横溢，也当“和其光，同其尘”。和其光，河上公注曰：“当知暗昧，不当耀以乱人也。”河上公于老子颇有心得，他以为“名可名”之“名”乃“富贵尊荣高世之名也”，而这“名”，却“非常名”，即“非自然常在之名”，“常名爱，如婴儿之未言，鸡子之未分，明珠在蚌中，美玉处石间，内早昭昭，外如愚顽”。 老子主张无为是欲达到无所不为，后其身是欲且能身先，外其身是欲且能身存，无私是欲且能成其私。这样，“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顺道而治，无为而无不为，而有所为后，也当“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老子》，《河上公注老子》） 顺自然之常理行事，这样一种思想在道家就是“处无为之事”，在儒家就是行“中庸”之道。但这样一种思想却常为人们所误解。比如中庸之道，乃无过或不及，中和可常行之道。但因怕过，故常谨慎小心，完全不敢有所作为，倒颇近老子所谓无为。这种谨慎小心之人，常为乡里所称道，因而被称作“乡原”。孔子是很痛恨这种人的，曾说过“乡原，德之贼也”。到孟子之时，其弟子万章不理解孔子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一乡皆称原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人”。孟子解释道：“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世衰道微，风俗颓靡，如水之下流，众皆如此。没有人不同流合污。因而像乡原这等人，也就欲非之而无可举其非，欲刺之而无以为刺，但却尽皆似是而非。孔子说：“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莠草似苗，紫色近朱，佞言似义而非义，利口多言而不实，郑声淫靡而乱听，乡原似道而实非。因而孟子曰：“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经，也就是常，朱子释为“万世不易之常道”。君子生当衰世，所要做的就是复正常道，而“常道既复，则民兴于善，而是非明白，无所回互，虽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孟子·尽心下》） 乡原不狂不狷，而反不如狂狷之徒，因为“狂者志大而可与进道，狷者有所不为，而可与有为也”。尹氏曰：“所恶于乡原，而欲痛绝之者，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孟子·尽心下》）乡原不敢为故无所为，当然也就谈不上过与不及。这样就与中庸常道似是而非，似是而非是，故极易惑众。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经·小雅·小旻》）有所为而小心谨慎，无过不及，故虽深渊而如平地。若夫乡原无所为，虽平地亦如深渊，常自战战兢兢，而甚无谓也。 和光同尘与同流合污是有区别的。君子之才华，玉韫珠藏，而乡原因无锦心绣口，故难作多采文章。和其光同其尘，乃使玉在石，使珠在蚌，不使人易知而耀人眼目。而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则因常道不行，人人自创异说以济其私，遂使邪慝并起。同流合污，如一车柴薪着火，乡原作为一根柴，必不自免而必自着，所以是装聪明。 和光同尘与同流合污实际上都是乱世与皇权时代哲学。有才华者和光同尘，装糊涂以避世；无才华者则同流合污，兴风作浪，推波助澜，煽风点火，添柴加草，装聪明以济其私。和光同尘还情有可原，同流合污则难辞其咎。皇权时代今已成为历史，且当承平之世，正是明珠闪耀之时，才华卓著之士固不该和光同尘，乡原之属宁能同流合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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