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中华书局初版。
1997年，三联书店版。
黄仁宇致中华书局编辑部函称该书出版为其“数十年海外攻读的一大快事”。中华书局供图
《万历十五年》初版发稿单。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的赵守俨在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至此，出版才算一锤定音。 中华书局供图
2006年，中华书局增订版。 三联版销量更好 虽然中华书局版的《万历十五年》在史学界引起了很大震动，但是，这本书在80年代谈不上特别畅销。直到90年代后期，三联书店版的《万历十五年》出版以后，才真正成为了畅销书，而黄仁宇的声誉才开始更大范围传播。 1989年以后，黄仁宇在台湾的《中国时报》开了一个小专栏，叫做“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后来，时报出版公司结集出版成书，结果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1992年年初，三联书店把《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放在“海外学人丛书”中出版，由此开始了与黄仁宇的接触。潘振平说，“因为我是学历史的，当时三联编辑很少，所以做了《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的责任编辑。” 当年，时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沈昌文访问美国，和黄仁宇相见甚欢，两人谈到了出版其系列著作的事宜。但是，这里有一个版权的问题，因为三联也想做《万历十五年》。而中华书局为这本书的出版投入了很大的力量。 其后，董秀玉成为了三联书店的总经理，此时的潘振平已经成为总经理助理。中华书局副总编辑顾青记得，“董总找到了中华书局领导邓经元先生商量，说三联要出版黄仁宇的系列著作，希望中华书局同意三联同时出版《万历十五年》，因为两家关系素来不错，中华书局就同意了。” 1993年，《万历十五年》的台湾版经由《食货》半月刊主编、胡适的学生陶希圣主持的食货出版社出版。此书一经出版，便在台湾市场赢得了一大批读者的好评。之后八年时间里，食货初版印了25次。改版后到现在，又有印刷50多次的记录。 随后，潘振平与黄仁宇开始书信往来。他说，“《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国大历史》中有一些文字，必须做技术性的处理。开始的时候，黄先生不同意删改。后来，经过台湾联经的林载爵先生疏通，他才同意。” 1997年，三联书店版的《万历十五年》正式出版，三联书店没有为这本书做任何营销。从初版到现在，《万历十五年》销售了42万册。而在此前后出版的《中国大历史》销出了36万册，《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销出近20万册，《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销出了20万册。潘振平说，后来出版的黄仁宇先生其他著作，销量要小一些。 作家王小波在一篇题为《不新的〈万历十五年〉》的随笔中，称自己读到的是三联书店第4次印刷的版本。他在表达了自己不同意见之后写道，“说《万历十五年》是本好书，但又这样鸡蛋里挑骨头式的找它的毛病。这是因为此书不会因我的歪批而贬值，它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前辈———古时候的读书人，或者叫做儒生们———是怎样做人做事的。古往今来的读书人，从经典里学到了一些粗浅的原则，觉得自己懂了春秋大义，站出来管理国家，妄断天下的是非曲直，结果把一切都管得一团糟。” 相比之下，中华书局版的《万历十五年》销售差了很多，中华书局编辑徐卫东记得，“到2004年版权到期，中华书局版的《万历十五年》销售了80000册。” 对于三联版《万历十五年》卖得更火的原因，潘振平认为，可能是三联书店出版的黄仁宇著作更成系列。“因为《万历十五年》只讲明朝的后期，而那几本都比较宽泛。都是说古论今，历史表达比较完整。这样四本书在一起，有群体效应。按出版的行话，就是扎堆卖。”潘振平说，“当然，这跟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当时的文化界、知识界经历了80年代的西学热和文化热之后，正在寻找一种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解释。当然不能说黄先生是惟一的解释，但是他提供了很丰富的想法、话题、思考。这跟大家在学校里学到的历史有很大差别。学校里学到的东西可能没法回答这个问题，可能要经过很多转化才能寻找到心里想知道的答案。在思考的过程中，多一点角度和思路，选择可能就更大一些。”而徐卫东认为，“在纸张、开本、封面设计上，三联的版本都要好于中华书局的版本。”这促使他后来做了《万历十五年》的增订版。（记者 张弘 实习生 王梦菁） 2001年，徐卫东进中华书局工作时，发现《万历十五年》最早居然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在他上大学时，一直读的是三联的版本，他没有想到，中华书局这样一个以古籍整理和学术出版而闻名的老牌社，在上世纪70年代的出版环境下，会出版这样“新异”的著作。 2002年，徐卫东在发行部门工作了一年后，感觉到《万历十五年》老版在包装上已经有些落后，当时就萌发出做新版的想法。“当然，最初的想法可能只是想换一下包装，但随着我对本书的深入研究，已经不完全局限在换包装上了。” 增订版带来销量第二春 2004年，徐卫东调到了中华书局大众读物工作室。他正式向编辑部领导提出了做《万历十五年》新版的想法，并得到了时任编辑部主任顾青的大力支持，并迅速得到局里的同意。于是徐卫东开始联系黄仁宇的家人，但自从2000年黄仁宇去世后，中华书局跟美国那边失去了联系。由于1995年的时候，中华书局跟黄仁宇签过一次重印合同，期限截止到2004年12月底。如果不进行续签的话，那就意味着中华书局将会流失一份宝贵的出版资源。怎样才能找到黄仁宇的家人成了徐卫东的难题。当时，他只知道黄仁宇有一子，叫黄培乐（杰夫）。于是，徐卫东一方面咨询中华书局这边有关的当事人，一方面充分利用网络的便利，上网搜索。在中华书局内部的打听没有结果，徐卫东搜索了无数个网页后，终于找到了一条载有黄培乐个人信箱的网页，也就是黄培乐所在学校的网页。他于2004年11月9日发了一封邮件给黄培乐，说明中华书局出版《万历十五年》的过程以及考虑新版的计划。 8个多月后，徐卫东才意外收到了黄培乐的回信。回信中提到：“我刚刚看到你发给我的邮件……不知我曾回过你没有。我怕我忘记回了，如果这样，希望不会使你不快。”原来徐卫东把信发到了黄培乐的老邮箱。此时，已经是2005年7月26日。 经过两位英文系毕业的同事的帮助，徐卫东与黄培乐先后往来了二十多封英文邮件，直到2006年2月初的时候，新版合同才正式签订。一共签了两个版本，文字本即2007年1月出版的“增订本”，算是此前版权的合理延续。图文本即“增订纪念本”，这则是一个完全更新的版本。至此，徐卫东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版编辑过程中。他找了几家设计公司，最后选用了一幅反映明代以文统武特质的《平番得胜图》为增订纪念本的封面。在内容方面，此次的新版核校了全部文字，改正了过去的一些刊印错误，甚至是内容方面的一些错误。并增收黄仁宇《1619年的辽东战役》等四篇具有补充意义的文章。增订纪念版还增入了三十余幅历史图片，其中包括十一幅彩图。从2006年8月到现在，这个定价36元的版本已经售出85000册。而2007年1月出版的“增订本”，定价18元，至今为止已经销出了80000册。 “这个销售成绩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连发行部门都始料未及。”徐卫东说。 而潘振平也证实了近两年销售又有所回升的说法，“《万历十五年》出版的前几年每年大概有五六万册的销量，后来每年有一万多册，这两年又有回升，每年有两万册的销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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