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中国历代君主帝王81---汉晋时期西域国家——乌孙、车师、大月氏
乌孙-语源
另一种解释是乌孙即崇拜黑色的意思，以中国史学专家何光岳为代表。他认为焉耆及乌孙曾经在中国山东孝义县漹水一带居住，当地有一种鸟名叫焉鸟，两族共以焉鸟为图腾。因为焉含有红色之意，而焉鸟一身羽毛有红黑之分，所以焉耆尚红，乌孙尚黑。 汉语学家梅维恒（VictorH.Mair）曾经将“乌孙”的原音与梵语的“a?vin”及立陶宛语的“a?va”（母马）作出比对，提出“乌孙”可能有“马的民族”（horsepeople）一义，乌孙语可能属于印欧语系Satem语支，可是可信性微。 乌孙-西汉以前
有中国学者认为当时乌孙在河西走廊的国家不是历史意义上的乌孙国，推断先秦时乌孙族自号“昆”，是一个西戎部落，先秦典籍称“昆”为“昆戎”、“绲戎”、“混夷”，例如《孟子·梁惠王章》：“惟仁者能以大事小,是故汤（商汤）事葛,文王（周文王）事混夷（昆人）。”。“乌孙”这个名称最早要在西汉的《史记》才出现[5]。 后来月氏攻击乌孙，乌孙族大败，昆莫难兜靡被杀害[10]。《乌孙研究》提及虽然大多学者相信汉书所载月氏杀害乌孙昆莫难兜靡，但是有关事件有可疑之处，有需要进行深入的论证。 传说难兜靡被杀时，猎骄靡还在襁褓中，被遗弃荒野。乌鸦找肉喂养猎骄靡，狼又为他哺乳。匈奴冒顿单于感到奇怪，认为猎骄靡是神，于是决定养育他。难兜靡之子猎骄靡长大后“自请单于报父怨”[12]，并得到匈奴单于的帮助，赶走伊犁河流域的月氏，约在西汉文帝后元三年至后元四年（前161年-前160年）[9]举族西迁至那里复国。不过，加拿大汉学家蒲立本对血族复仇（vendetta）是乌孙攻击月氏的原因感到怀疑。他认为复仇这个原因可能是子虚乌有，只是《汉书》作者为了加强戏剧效果而添加的情节。再者，乌孙族内本来就包含塞人（Saka）及月氏。乌孙西迁伊犁河下游后，相信猎骄靡得知匈奴单于占用族人原本在河西走廊的牧地，并且设王分治，以自己的族名“昆”命名为“昆邪王”（史
尽管学者一般相信乌孙在河西走廊居住过，日本汉学家松田寿男曾经提出乌孙的原居地不在河西走廊，而是在位于博格达山北麓[13]。他说正如另一位日本汉学家加藤繁指出，《史记》并没有记载乌孙曾经在河西走廊居住过，《汉书》则有记载，却只不过是《汉书》的编者误解《史记·大宛列传》的内容而导致。加藤繁称倘若《史记》和《汉书》的内容自相矛盾，应该以前者为准。松田寿男指杜佑的《通典·州郡典》载：“庭州（金满县，今乌鲁木齐以东，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在流沙之西北，前汉乌孙之旧壤，后汉车师后王之地，历代为胡虏所居”，《旧唐书·地理志》：“流沙州北（应为西北），前汉乌孙旧地，方五千里。后汉车师后王庭。胡故庭有五城，俗号‘五城之城’”。松田寿男又指出《旧唐书》所介绍的五城即别失八里（庭州），因此乌孙原居地的范围似乎却不限于吉木萨尔县，可能包括吉木萨尔县至乌鲁木齐的所有绿洲，也就是博格达山北麓。 乌孙-与汉建交
当时乌孙国国家分裂。太子蚤已逝，乌孙昆莫猎骄靡答应他以其子岑陬（封号，名叫军须靡）为太子的请求，引起太子弟弟大禄不满。大禄握有兵权，计划起兵杀害军须靡。猎骄靡为保护军须靡，便给他万余骑兵到别处自立。猎骄靡自己另掌万余骑兵自保，未能直接控制全国所有兵力。他接见张骞，可是没有答应张骞的与汉结盟的请求。猎骄靡认为“年老国分，不能专制”，而且大臣不了解汉的国势，又畏惧匈奴，乌孙不可能迁回故地[16]。
乌孙-西汉乌孙联盟
乌孙-西汉属国
西汉宣帝（前60年）神爵二年，翁归靡死，元贵靡未能顺利继承昆莫之位，乌孙贵族拥立了拥有匈奴血统的泥靡（军须靡之子，《汉书》中称狂王），西汉朝廷不满。西汉与乌孙的联姻中止[17]。因为西汉不需要联合乌孙共同对抗匈奴，所以解忧公主的任务是为汉控制乌孙。狂王之立既不合西汉朝廷的意思，又因残暴失去乌孙国国人的支持，解忧公主与汉使者魏如意及任昌合谋刺杀狂王，失败。西汉首次干涉乌孙内政，最终引发乌孙内乱。
大昆弥元贵靡死后，子星靡继位，懦弱无能，让西汉能够进一步控制乌孙。西汉竭尽全力扶持星靡，先遣冯嫽率领百人前往乌孙镇抚星靡，又接纳都护韩宣的建议，赐乌孙高官大吏、大禄、大监金印紫绶，以辅助星靡。之后都护韩宣提出罢黜星靡，元帝没有同意。 大、小昆弥之间矛盾不断，《汉书?西域传》记载，为调解矛盾，“汉用忧劳，且无宁岁”。西汉成帝鸿嘉末（前18或前17年），末振将成为小昆弥，当时大昆弥雌栗靡很有威信，末振将担心自己地位不保，派人刺杀雌栗靡。汉扶立雌栗靡的叔父伊秩靡为大昆弥，末振将被伊秩靡的部下所杀后，汉马上派兵杀死末振将太子番丘。末振将之弟卑爰疐率领八万人投靠康居，经常发兵攻打乌孙，企图吞并大、小昆弥的部众。最后被都謢孙建领兵袭杀。 虽然乌孙成为西汉属国，西汉朝廷的意向主导乌孙国的政治，可是乌孙国从未被并入西汉的版图。 乌孙-衰亡
公元五世纪以前，乌孙国与中原政权仍然保持联系[9]。乌孙曾经向曹魏政权进贡，“无岁不奉朝贡”。 乌孙国国势久衰，先后遭到鲜卑首领檀石槐于147年－约167年间及拓跋首领郁律于318年等多次重创。乌孙可能并未因此南迁葱岭（帕米尔高原），而是避居天山山中[23]。 魏晋南北朝初年,原小昆弥境内出现了一个新的国家──悦般,西边大昆弥所统治的地方则仍为乌孙国[24]。及至北魏一统北方，乌孙都有向中原政权进贡[25]。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位其间，北方逐渐统一，北魏国势日益强盛。拓跋焘希望挑战柔然，经营西域。拓跋焘曾经在太延三年（437年），派遣董琬、高明等出使西域，途经乌孙，受到乌孙王的礼待[26]。 早在太延三年（437年）之前，蒙古高原的柔然曾经数次攻打乌孙国[27]。柔然可能曾经与悦般联手，夹击乌孙，乌孙被迫西迁天山山中，时间可能是柔然君主社仑〔402年－410年〕或后来的斛律（410年－414年）在位其间[23]。乌孙约在五世纪初至五世纪中叶南迁至葱岭。他们被塞人（Saka）所同化，不再独立成国，在史籍上消失。 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最为疆国。”。近代研究亦认同《汉书．西域传》所载，并指出盛期时的乌孙国不论户口、人口或兵力，远超过其他隶属西域都护府的西域诸国例如若羌、鄯善、疏勒、莎车、于阗、龟兹等的总和[35]。学者估计在汉平帝登位初年，大概40%的乌孙族，约25.2万人在现今新疆游牧[36]。 乌孙-种族
早在十九世纪下半期，俄国学者就开始了对乌孙的研究，有学者认为乌孙是操突厥语的民族[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以伯恩斯坦姆（A.N.Bernshtam）为代表的大部份前苏联学者认为乌孙极可能属于印欧语系的东伊朗语支的民族。前苏联考古学者库沙耶夫（G.A.Kushaev）与伊犁考古队队长阿基舍夫（K.A.Akishev）合著《伊犁河流域的塞人和乌孙的古代文化》（1963年），书中总结前苏联在伊犁河流域及伊塞克湖的发现，约百份之八十的乌孙头骨属于欧罗巴种，乌孙时代那一带的居民主要欧罗巴人。伯恩斯坦姆、库沙耶夫与阿基舍夫相信乌孙可能是希罗多德《历史》中的Issedones（伊塞顿人）。 汉学家JarlCharpentier相信乌孙可能是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ns）的祖先或族人。美国学者麦高文（W.M.Mcgovern）都认为乌孙是高加索人种，并且操伊朗语。加拿大汉学家蒲立本指出大月氏应该属于吐火罗语族，而乌孙与大月氏同样地设立翕侯头衔，因此乌孙与吐火罗语族可能有所连系。日本学者羽田亨在《西域文化史》则指出乌孙操突厥语，可是不能据此就认定他们属于突厥人种（蒙古人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主任余太山赞成乌孙属于欧罗巴人[39]。希罗多德所著的《历史》载有Issedones（伊塞顿人），即是波斯文献中的Saka（塞人），Asii是部落盟主。Asii可能是《左传》中的允姓之戎，而乌孙可能是允姓的异译。他推断部分Asii很可能在前177／前176年被大月氏人从伊犁河流域迫迁至河西地区，即是汉史中的乌孙。
从中亚地区出土的古人类学材料证明，各地方的乌孙是体质上比较一致的种族[41]。不同地区出土的乌孙头骨之间，形态的一致性远较它们的差异明显。此外，虽然蒙古人种特征的强弱，在不同地区出土的乌孙头骨不完全一样，但是差异没有类型学的意义。到底是蒙古人种哪一支影响了乌孙的成分则尚未确实。 有些学者认为只有属于蒙古人种的古人类遗骨自河西走廊出土，据此推断乌孙西迁前应该是纯粹的蒙古人种[41]。不过，乌孙不大可能在活跃于西域的时间内急剧地从一个大人种类型（蒙古人种支系类型）变成另一个回然不同的人种（以欧洲人种特征为主）。乌孙西迁前应该是以欧洲人种为基础的种族。 有中国学者推断乌孙的祖先是先秦西戎部落“昆”，读作“浑”，是西戎支族“绲戎”[24]。乌孙王号“昆靡”，“靡”读“mi”，突厥语的辅音“m”及“b”可以相通，因此“弥”相当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操突厥语民族的官号“匐”（读bi）。例如后赵石勒的祖先世代为部落小将“匐”，与及南北朝时期高车王阿伏至罗自号“侯娄匐勒”（hulugbir）。“侯娄匐勒”相当于后世维吾尔族及哈萨克族的“乌鲁伯克”（ulugbeg）。“昆靡”可以解释为“昆人的伯克”。因此乌孙人改称乌孙之前，自称“昆人”。乌孙及祖先昆人的族源可以追溯至中国西北的氐人。 乌孙-后代
哈萨克族内有名叫“乌孙”（玉逊）的部落，关于哈萨克族的“乌孙”是否汉代的乌孙，史学界没有一致的观点[46]。 “玉逊”及“汉代乌孙”可能曾经接触过。就族名音韵相近和部落分布地区相同而言，两族有一定的联系[47]。有哈萨克族的历史研究员指出，史料和出土文物证明了乌孙与同哈萨克族族源有关的诸多部族,如塞人（Saka）、匈奴、月氏、康居等，曾经进行长期的文化交流，因此“乌孙与哈萨克族的族源有着直接和紧密的渊源关系”[48]。乌孙不仅是哈萨克族大帐的核心部落,而且也与哈萨克族中帐中的阿巴克克烈、克宰和穆润及小帐中的一些部落有着血源关系。此外，有中国学者认为乌孙是除康居、奄蔡外一个哈萨克族的主要族源，哈萨克更是乌孙的对音[49]。
乌孙-奴隶制与氏族制
乌孙也实行氏族制。昆莫以至翕侯都拥有自己的地域、民众，是氏族社会的痕迹]。《汉书?西域传第六十六下》：“后乌就屠不尽归诸翕侯民众”是一项证据。 氏族首领有一定的势力，可以凌驾昆莫的意愿。《汉书·西域传》记乌孙昆莫猎骄靡希望以长孙军须靡为继承人，身为大禄的次子不满，率领部众割据一方，猎骄靡只能妥协。军须靡死后，儿子泥靡碍于叔父大禄的势力，让位给大禄的儿子翁归靡。 原始氏族社会的部落首领议事会对族中事务有无上权威。翁归靡原属意有汉族血统的元贵靡为继承人，西汉宣帝应允，乌孙贵族却能违抗两人的意愿拥立带有匈奴血统的泥靡为昆弥，是原始氏族制议事会的遗存。乌孙是西汉时由游牧民族乌孙在西域建立的一个行国，位于巴尔喀什湖东南、伊犁河流域，立国君主是猎骄靡。前苏联学者认为乌孙文化是塞人（Saka，塞人即萨迦或塞克）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并称塞──乌孙文化，乌孙文化时期是前300年－300年。亦有其他外国学者进行考古研究时为塞克文化及乌孙文化定下时限（Saka/Wusunperiod，前600-400）。
阿拉木图乌孙公主和亲处西汉文帝时，被匈奴击溃的月氏攻击乌孙的牧地，乌孙族大败，昆莫难兜靡被杀害。匈奴冒顿单于收留乌孙余部，孙儿军臣单于约于前113年指派猎骄靡率领乌孙远征伊犁河、楚河流域的大月氏，乌孙军大获全胜，随后猎骄靡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国家，以族名命名为乌孙国。
乌孙-语源
另一种解释是乌孙即崇拜黑色的意思，以中国史学专家何光岳为代表。他认为焉耆及乌孙曾经在中国山东孝义县漹水一带居住，当地有一种鸟名叫焉鸟，两族共以焉鸟为图腾。因为焉含有红色之意，而焉鸟一身羽毛有红黑之分，所以焉耆尚红，乌孙尚黑。 汉语学家梅维恒（VictorH.Mair）曾经将“乌孙”的原音与梵语的“a?vin”及立陶宛语的“a?va”（母马）作出比对，提出“乌孙”可能有“马的民族”（horsepeople）一义，乌孙语可能属于印欧语系Satem语支，可是可信性微。
西域古国—车师
西域古国车师，是一个充满了浪漫情调的地方。它位于天门山脚下，据守车师古道。那曾经是一个关系到西域交通顺畅与否的国度，是一个因位置重要而屡遭战乱的国度，也是一个至今仍吸引着人们关注目光的国度。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 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 这是唐朝一首有关交河故城的诗。诗人面对唐代交河城，回望西汉时的战火狼烟，看到黄昏到来时交河旁饮马的士兵还带着做饭和报警两用的行军锅（刁斗），仿佛又见细君公主冒着风沙走在与乌孙和亲的路上，琵琶声中尽是悲怆哀怨……从中，不难看到汉唐两代交河城的困顿局面。战争使交河城生出了些许凄凉的成分。 交河故城，当地人称“雅尔和图”，意为“崖儿城”。位于吐鲁番市西郊10公里的雅尔乃孜沟村的两河床之中。因为两条河水绕城在城南交汇，故名交河。《汉书?西域传》中说：“车师前国，王治交河，河水分流而下，故称交河。”这说明交河故城就是战国时期一个被称为车师的民族的“国都”。交河是车师前国国王的治地，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是车帅前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西域最高军政机构——安西都护府最早就设在这里。
整个交河故城形同一只朝向东南行驶的大船，又像一片随风飘落的柳叶。城中有一面积5000平方米的大寺院，在它的东面和南面是居民区和官署区，西面和北面为小寺院和墓葬区。城中多数建筑是在原生土中掏土成墙、成室，街巷也都是这样挖出来的。城内有大大小小的寺院50多个，可见当时佛教极为盛行。已查出的古井有300多口，井深一般为40米。作为防御性的小城，所有建筑沿街都不开设门窗，只有绕进小巷，才能进入房屋。
与所有古城不同的是，交河故城有三奇。一奇是它仅有两个城门：南门和东门。南门为主门，已有建筑已荡然不存，只剩一个巨大的豁口；东门，被河道长期下切阻断在悬崖上而名存实亡。二奇是交河故城三面临崖，天险自成，没有古城常有的城墙。三奇是城内屋宇殿阁，均是平地下挖而成，几乎不用木料。 交河故城的建筑特点不仅是下挖院落掏洞为室，城内所有的街巷通道也没有窗户，民居庭院均由土墙包围，若干户形成一个坊曲，穿街走巷，再拐入坊曲，才能找到民居住户的院门。这种建筑布局足以说明，交河故城在唐代曾经进行过一次有规划的重修改建，而唐代以前旧城痕迹则早已面目全非了。从城市布局来看，它一方面受到了中原传统城市建筑规制的影响，又独具地方特征。以街巷为骨架的交通网络、城门及其他建筑，在营建时，无不把军事防御作为其建筑时的指导思想，整座古城就是一个巨大的军事堡垒，反映出了历史上这一地区激烈的民族和社会矛盾。 在冷兵器时代，河水可以说是军事防守的天然屏障，扎在河心洲上的车师国，把自己牢牢地定位在防守的位置上。可惜，即使占据了有利地形，交河仍阻隔不住一次次的战火纷飞。因为它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吐鲁番盆地的门户。通达焉耆的“银山道”、西去乌鲁木齐的“白水涧道”、北抵吉米萨尔地区的“金岭道”在此交汇，这是块人人要争夺的宝地。中原王朝与匈奴在城下多次交锋，公元前108年汉朝攻破车师，到公元前60年间，西汉就与匈奴“五争车师”，战争以西汉的胜利而结束。 公元450年，匈奴困车师国达八年之久，车师王弃城而走，从此，交河被并入了高昌，车师的名字从历史上消失了。 夹在两个大国之间的小国从来都是危险而悲哀的。身处汉朝与匈奴之间，是车师人最大的不幸，它不得不扮演着“反复小人”的可耻形象。仅在西汉，它就曾数度归汉又背汉。公元74年，窦固率兵进击车师，大破匈奴，车师国重新依附了东汉王朝。不料，第二年匈奴又以两万骑兵大举进攻车师，无奈的车师人再次背汉，反而与匈奴组成联军攻击汉军，致使汉军几乎全军覆没。第三年，东汉再派七千余人进击车师，在交河城的战斗中大败匈奴，车师又再次依附了汉朝。 三年之内的这三场大战，历史津津有味地记载着汉朝与匈奴的强弱对比、战争得失，鄙薄着车师人的朝秦暮楚，却一笔也没有提到真正火线上的车师人的呻吟。反倒是七百年后的唐朝诗人看到了交河人脸上纵横的泪水。 西汉五争，车师国离匈附汉
细君和解忧两位公主先后嫁到乌孙去之后，汉朝的使者更加频繁，麻烦也随之增多，压得车师国喘不上气来。当时，匈奴人距西域较近，所以在西域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失。有时匈奴的使者拿着单于的一封信，就可以到西域各国中吃住不愁。 匈奴人也看出西域各国对汉使的不满，就派出使者前去挑唆，说要替他们撑腰。车师人也实在是忍无可忍，觉得反正汉朝离西域这么远，就是把这些无赖的使者教训一顿，也不见得会吃亏。因此，车师人开始对汉使不客气起来，不供应汉使饮食，而且多次派兵阻拦汉使前进的道路，杀害敢于反抗的汉使，抢劫汉朝使者的财物。匈奴人也趁火打劫。车师得到了匈奴的贿赂，当了匈奴人的眼线，汉朝使者的行踪在匈奴人的掌握之中，常被匈奴人的骑兵劫杀。
汉武帝第一个拟定好的打击对象就是在西域道路上兴风作浪的匈奴人。匈奴人仗着他们行动迅速，而且比汉朝更靠近西域的优势，有恃无恐地在西域胡作非为，鼓励那些小国共同对付汉朝的使团，杀掠商人队伍。 为了保证通往西域道路的畅通无阻和远扬军威，公元108年（元封三年十二月），汉武帝派赵破奴和王恢率兵出征。赵破奴率领骑兵和各郡征调的军队一共几万人进击。匈奴人听说之后，心中无不惊恐——他们还没能从前几次大失败中恢复过来——早早就把兵撤走了。赵破奴领着手下沿着商路长途跋涉，好不容易到了西域附近，匈奴人却早早就撤走了，心中很是不甘心。他知道，只要自己一撤兵，匈奴人又会卷土重来。因此，赵破奴就在西域附近活动了一年多时间，想借机会解决车师这个小国。 王恢原先是汉朝的使者，被车师国劫掠过，心中怨恨这个小国不识时务。这一次汉武帝令他随赵破奴出征，他自告奋勇地做了西征军的向导和先锋。由于匈奴人避免和汉军交战，赵破奴也担心这一次会劳而无功。王恢就给他献了一计，赵破奴听了连连点头。第二天，赵破奴假装下令要班师回朝，汉军做出了要东归的迹象。正在为此事紧张得发抖的车师国国王这才放下心，放松了对汉军的戒备。汉军磨磨蹭蹭向东走了一段，天色暗下来，就地安营扎寨。赵破奴和装束整齐的700名精壮轻骑兵却悄悄地又向西急驰，消失在黑夜之中，随之，汉军营地也偃旗息鼓，向西方进发。
车师国王听说汉军中途返回攻破楼兰国，生擒了楼兰王，心中惊恐万状，马上派人去匈奴求救兵。但匈奴人也害怕与汉军直接冲突，没有答应车师国的请求。 赵破奴和王恢商议，认为对车师国再采取奇兵突袭的办法是行不通的了，因为车师国一定有了准备。但车师国一贯与汉使作对，不给予它一个教训，不足以警诫其他的西域小国。他们决定这个仗一定要打。汉军经过休整，军容整齐，粮草充足，而且上次楼兰国一战，只有700人参与了战斗，并没有动用汉军的大部人马。这些大部人马一直在养精蓄锐，具有较强的攻击力，王恢和赵破奴决定采用大军合围攻击的办法对付车师国，以求速战速决，免得陷入被匈奴人和车师人内外夹击的境地，况且长途远征，粮草问题也不容易解决，只有速战速决，才能避免无谓的损失。
汉朝大军攻破了车师国，取得了西征的第二次胜利。被击破的车师人迁至今吐鲁番盆地，投靠了匈奴，分布于博格多山南北。车师北徙之后，占据了天山沟通南北的要道，对匈奴控制西域十分重要。汉昭帝时，楼兰又彻底臣服汉朝后，车师对匈奴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另一方面，车师的位置决定了它是西汉联络乌孙、打击匈奴的必经之路，因此，汉匈在车师展开了一系列的争夺。
公元前68年（地节二年），汉军再次发起对车师的进攻，车师王乌贵降汉，不久又逃往乌孙。于是，西汉派兵驻守车师王城交河城，在那里屯田。不久，驻军与屯田士卒被匈奴逼退，西汉将车师国民迁至离都护住地很近的尉犁，并立前太子军宿为王，而匈奴也立乌贵之弟兜莫为王，将车师的遗民东迁。 从此，车师国分裂为车师前、后国。车师后国后来又分裂为车师都尉国和车师后城长国。 车师国大事记
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和公元前90年（征和三年），西汉两次在进攻匈奴的同时进攻车师，终于在征和四年占领车师。
公元前68年（地节二年），汉军进攻车师，车师王乌贵降汉后逃往乌孙。西汉派兵驻守交河城，不久被匈奴逼退，西汉将车师国民迁至尉犁，立前太子军宿为王，匈奴立乌贵之弟兜莫为王，将车师的遗民东迁。从此，车师国分裂为车师前、后国。车师后国后来又分裂为车师都尉国和车师后城长国。
大月氏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古族。匈奴发迹、汉通西 域、佛教东传，都与大月氏有直接的密切的关系。 秦时，中国北方为三大族所分据，史记匈奴列传称：“东胡强而月氏盛”，匈 奴介乎其中，东西皆臣事惟谨。
大月氏-基本简介
公元前2世纪以前居住在中国西北部、后迁徙到中亚地区的游牧部族。在中国先秦时代的古籍中，或译作禺知、禺氏、牛氏等，后来也有译作月支的。月为肉字的古体（氏古音读作支）。公元前5～前2世纪初，月氏人游牧于河西走廊西部张掖至敦煌一带，势力强大，为匈奴劲敌。公元前 177年前不久，月氏击破敦煌附近另一个小游牧部落乌孙，杀其王难兜靡，夺其地，难兜靡子猎骄靡初生，其部落逃奔匈奴。公元前 177 ～前176年间，匈奴冒顿单于遣右贤王大败月氏。公元前 174年，匈奴老上单于立，不久又大败月氏，杀其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大多数部众遂西迁至伊犁河流域及伊塞克湖附近，原居此地的塞种大部分被迫南迁到兴都库什山以南。
大月氏-历史起源
关于月氏的来源，中外史学家看法颇不一致。据中国学者王国维考证，月氏即《逸周书·王会解》中的“禺氐”，《穆天子传》中的"禺知"或"禺氏"。欧洲学者也在西方古文献中搜求相当于月氏的记录，异说不下六、七种。关于月氏的族属，中国古籍如《魏略》称其为羌，《旧唐书》称其为戎。近百余年来，学术界更加异说纷纭：有藏族大月氏王庭祭祀坛说、突厥说、印欧语族说、波斯说等。由于他们没有文字，而且月氏本身的记录亦不齐全，现时我们要了解他们，只能透过中国史书里的片面记录。而我们从中国史书里所知道的，月氏居于约当今甘肃省兰州以西直到敦煌的河西走廊一带。大约远在战国初期，月氏便在这一带过着游牧生活。 秦及汉初﹐月氏势力强大﹐与蒙古高原东部的东胡从两方面胁迫游牧于蒙古高原中部的匈奴﹐匈奴曾送质子于月氏。秦末﹐匈奴质子自月氏逃回﹐杀父自立为冒顿单于﹐约在公元前205～前202年间举兵攻月氏﹐月氏败。
伊犁河流域原久为塞族所居住。《汉书?张骞传》:“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塞族即古伊朗碑铭及希腊古文献中所载Sacae(Sakas)。月氏既击走塞族﹐塞族便向西南迁徙﹐跨过锡尔河﹐到达河中地区的索格底亚那(Sogdiana)地方。 原已移住在天山北麓并服属匈奴的乌孙﹐在其王昆莫的统领下﹐“西攻破大月氏”﹐迫使大月氏和塞族一样离弃伊犁地区向西南迁徙﹐而乌孙便从此占领了他们的地方。这次迁徙的年代约在公元前139～前129年间。有一部分未能西徙的﹐便和少数塞人一样﹐仍留住原地﹐服属于乌孙﹐所以《汉书》说乌孙国内“有塞种﹑大月氏种云”。 公元前2世纪，大月氏从河西走廊出走“塞地”，后又为同类乌孙所逐，南下吐火罗斯坦，远涉北天竺国。唐代于阗王族“尉迟氏”，宋代西夏大姓“讹氏”，甘青藏族“洼扎”和“吾合扎”等氏族，都是“月氏”或“兀者”之后裔，月氏民族遍布河西、中亚、南亚的格局，是在一个漫长的时期中，通过多次的迁徙活动形成的。 大月氏-流传事迹
前162年，大月氏再度被匈奴攻击。当时冒顿单于的儿子老上单于还把大月氏的国王杀掉，并把国王的首级割下带返匈奴，把他的头盖骨作杯来使用。月氏人深恨匈奴，但苦于没有支援力量。而败亡的大月氏唯一再往西迁，来到粟特。在这里，大月氏征服了大夏，并在当地立国。立国後，因著贸易中转而变得繁荣。(大夏即希腊人在中亚所建立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有关巴克特里亚的灭亡，大月氏只是其中一个说法。另一个说法，是指他们被西徐亚人所灭。)
大月氏相传是把佛教带入中国的民族。当时是公元前2年，有大月氏国王的使者伊存，把“浮屠教”等口述经典传入。不过，亦有人指这种说法比较草率。 大月氏-民族贡献
在匈奴逼攻之下，月氏开始由原住地河西走廊转移，其西迁中亚者，史称大 月氏，逐渐征服当地各希腊、印度势力，建立了著名的贵霜帝国，成为当时世界 上与罗马、安息（帕提亚）、汉并列的四大帝国之一；其未迁者，与青海之氐、 羌混合，史称小月氏。观两汉经营西域，其目的固为对抗匈奴，而最初动机，则 在与大月氏联盟；读汉书张骞传载骞至大宛，“问欲何之？骞曰：'为汉使月氏......'”，可知张骞西使之最后目的地为大月氏，且当时汉人亦仅知有月氏， 而不知西域尚有许多小国，故汉通西域，实起因於寻找抗匈的盟友－－大月氏。 佛教之传入中国及佛经翻译，亦多由大月氏之介绍。
大月氏-小月氏 至于往东南迁至今日中国甘肃及青海一带的小月支，由于当时的甘肃和青海尚在中国以外，为匈奴所管治，这一班居住在匈奴人中间的月氏人，渐渐地与匈奴本族融入，被称为匈奴别部卢水胡。其中沮渠家族推後凉汉官段业为主，在现甘肃地区建立北凉。後沮渠蒙逊杀段业，自立为北凉主。後被鲜卑人拓跋氏北魏所灭。 大月氏-与贵霜王朝 过去历史学家一直以为贵霜王朝是由大月氏人所创立。但其后随着更多过去的历史文物被发掘、更多古文献被解读，这个看法被证实是错的。 大月氏-“月”字读音
关于月氏的读音，自五十年代以来中、小学历史课本一直注音为ｒòｕｚｈī（肉支）。但据考证，这个注音是不对的，月氏的“月”字旧读作“肉”，这是以讹传讹结果，是误读。《说文解字》中“月”与“肉”是形似而不同的两个部首，但常被混淆。新版的《辞海》已经将“月支”读音纠正为“越”。“月氏”国在先秦史籍中早就见诸记载，即《逸周书》和《管子》中所记载的“禺氏”国。禺、月是同一外来语音的不同译写，不应当读为“肉”。 1982年第二期《文史知识》曾登过一篇题为《“月氏”究竟读什么音？》的文章对此做过勘正说明。文章提出了三个证据：
一、查《史记·匈奴列传》、《汉书·西域传》以及《资治通鉴》卷十八汉纪十，凡首见月氏名字的地方，月氏的“氏”都专门注出“氏，音支”，而“月”字却都没有另外注音，可见自古以来，月氏的“月”字不另读音。 二、清人何秋涛和近人王国维考证，《逸周书》和《穆天子传》中提到的“禺氏”、“禺知”，即《史记》、《汉书》中说的月氏，月、禹音相近，说明月氏的古音不可能为ｒòｕｚｈī（肉支）。已故历史学家岑仲勉在《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一书中，对月氏应读为ｙùｅｚｈī（月支），有专文论述。
大月氏-由古溯今
要具体指出今天哪个民族是大月氏人的后裔是相当困难的。可以确定的是， 古代的大月氏人分布在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西北和伊朗东南一带，那么他 们的后裔也就必然混於上述各地的现代民族之中。贵霜的统治中心位於喀布尔、 白沙瓦一带，因此大月氏是今天阿富汗民族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来说，阿 富汗的主体民族普什图人（在巴基斯坦境内的又叫帕坦人）就主要是由这一地区 讲东伊朗语的古代居民（主要是塞种人）和后迁来的大月氏人、嚈（左“口”右 “压”）哒人结合而成的。 现今在阿富汗东北部兴都库什山南麓有一个名叫努里斯坦人的民族，其起源 至今还是个谜。 努里斯坦人旧称卡菲尔人，“卡菲尔”是“没有信仰的人”的意 思。之所以这样称呼他们，是由於直到十九世纪末他们还没有皈依伊斯兰教，后 来阿富汗艾米尔阿布杜－拉赫曼（Abdur Rahman, 1844-1901）派兵征服，其地 始称“努里斯坦”（意为“光明之邦”），而逃到巴基斯坦的仍不信伊斯兰教，继 续被称为卡菲尔人。努里斯坦人使用的语言经研究被认为与塞种人的一支吐火罗 人所使用的吐火罗语属於同一体系，而大月氏人所操的语言正与吐火罗语相近， 因此努里斯坦人很可能就是从公元前二世纪直到公元五世纪时在中亚昌盛的贵霜 大月氏人的后裔。 他们一般身材高大，肤色白皙，蓝蓝的眼睛，也有人怀疑是亚 历山大大帝时留下来的古希腊人的后裔。 另外，普什图人还有一个近亲民族俾路支人（Baluchi），主要分布在俾路支 斯坦，位於今阿富汗、伊朗和巴基斯坦三国交界处、锡斯坦（古称塞种斯坦或萨 迦斯坦）之南，以巴基斯坦境内的人数为最多。俾路支人与普什图人有血缘关系， 占地广阔，内分十八个支系，其中之一名曰“布格蒂”人（Bugti），考“月氏” 一词古汉语读音近於“格蒂”，古希腊人又将马萨盖塔称为“大格蒂”，因此俾路支人中也很可能还保留得有大月氏人的馀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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