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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时读《三国》，谓知人识人莫逾曹、刘。盖此二人久历世事，深于忧患，起于行伍，颠沛流离，人情物事莫不洞明胸中。若孙仲谋，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赖父兄创业，老臣卫守。独自岂识得人间疾苦，辨忠奸邪正。所以仲谋比于曹刘，远远不如。吾人为学尽信书，则必为所诓误矣。文章者，笔墨之末事也，发仁者之心声，矫伪旨之卷藏。所以曰文章雌黄易，思想交心难。此其意也。唯吾人既学，不可专深徒陷于笔墨，要紧处在重思辨，鉴真伪，明邪正，知得失。
世方多誉之辈，唯吾厌之久矣。观其志虑，察其言行，智足以欺世盗名，行足以戕民虐庶，文足以墨饰其非，位足以光掩其黑。攻乎异端，杀万而尊己，名为济世，实为愚欺。吾人为学，最宜辨其清浊，知其峻险。则能培后学之福，启子孙之明。大奸似忠，巨盗似侠。世方扰乱，竖子趁此惑世乱人，高洁其志而诡薄其行，流害播毒久矣。所以昔之名誉，吾人皆知其邪妄。中国之文化思想，逮自唐朝为最高峰。宋代偃武修文，似乎文化艺术之潮流达于颠峰矣，其实非也。宋儒之乱道悖违人情，制苛厉拘谨之法以残害百姓，禁锢圈虐黎民，实是中国人心毁坏之始作俑者。当时之文饰其非，屡屡可见。即于《宋诗》中亦常见应制粉饰太平谄媚之诗，可知文人之风骨扫地，官宦之心志卑曲。
惜乎千百年之后，人读其文章，诵其诗词，以为醇正，然而不知犹为其所蒙骗。则有宋一代，失却活泼之心，而矫制煽情者多矣。盖因上严下栗，谋为存身之道尚且虑其不得，安能天然兴发随心为诗词文章？三苏之内，唯老苏最为浓酽，轼则乖乱滑越矣，而辙之中规矩而合人情亦有可观。余每观老苏之书辄叹老苏之知人，方其为二子名时，而知二子之性情优劣。窃以为知子莫若父，此正理也，未足为怪。然观其论评人物，每能切实中旨，此真学者也，其见识，其学问足为万世所效。
为学者计，吾人向事之所应具思维态度，可作几语以概之：用心不用眼，用智不用力。在量不在智，在德不在险。无可无不可。常人用眼，哲人用心。拙夫用力，聪者用智。凡事可与不可，最难权衡。吾曰思可则可，思不可则不可，当发自于己心，不为利害忧患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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