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获奥斯卡提名的短纪录片《救赎》可能最终不能获得奥斯卡奖，但它仍然是一份对集罐者——许多在纽约街头依靠收集瓶瓶罐罐为谋生手段的人——生活的深具影响的介绍。在影片中，空的饮料容器成为贫穷和利用的象征。一旦在我们喝光里面的饮料后，这种简单的运送制品就变成一个问题，它们是垃圾，不被需要而没有价值。
然而事情并不总是这样：瓶子曾经是有价值的物品，不会被轻易丢弃。它们价值的丧失不仅仅是科技和材料改进的结果，也是消费者、企业和政策制定者（或者，就像我们经常称之为“市场”）的社会、经济、行政选择的结果。如果回到150年前，碳酸饮料基本都在酒吧、舞厅、小酒馆和饭店就地消费掉。可以买瓶装饮料，但他们都是手动装满手动加盖，并且一次一瓶。随着瓶子大规模生产技术的发展，19世纪末出现的压盖和机械化灌装，越来越多的饮料替代为用于家庭和旅途消费而销售。瓶子的生产成本较高。然而，生产商采用退还押金的机制来保证消费者在引用过后能够退换瓶子，并且以在瓶身压印他们的商标和名字作为声明所有权的一种方式。
集罐者和他们那装有突兀的瓶瓶罐罐的大袋子，并不属于现代都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饮品市场发生了巨大改变。前许多人开始给当地的灌装和品牌更少，更大的装瓶厂在区域和国家体育场。以前的大量的本地瓶罐生产商和品牌开始让位于少数、更大的能够在在区域和整个国家内经营的瓶罐生产商。这些生产商开始尝试采用被设计成对瓶子生产商不再拥有任何价值的一次性容器。现在”不要存放，不要归还“这句话取代公司的商标装饰着瓶子。
我们都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已经在《广告狂人》中看到惊人地让人不安野餐场面，剧中Don Draper 把空啤酒瓶扔到草地上，而Betty通过摇掉所有的垃圾来清理野餐毯子，就像是世界上最正常不过的事情。我们已经看到哭泣的印第安人为所有现代文明垃圾和污染流下了他圣象般的眼泪。20世纪60年代，对许多人不只是一个经济增长和自由的十年，也是发现这种自由产生的环境和社会影响的十年。环保活动家极力阻止不断上升的垃圾潮，例如在1971年迫使可口可乐提供5美分押金，主张生产商应为可怕的废渣填埋危机承担他们的那一份责任。
瓶押金法案是对恶化的垃圾问题主要原因（指废弃的瓶子）的系统性和政策性应对措施。早在1953年，佛蒙特州推出一瓶法案，禁止非重复填装瓶，但由于啤酒行业的大量游说，该法案只持续了4年。1971年，俄勒冈州实施了第一个要求瓶押金法案。就像今天这样：押金为5美分。多少价格保持不变逾42年？在1973年，佛蒙特州、康涅狄格州、特拉华州、爱荷华州、马萨诸塞州、缅因州、密歇根州也采用这项法案，纽约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实施。其他州的一些提议的瓶子议案由于工业反对而被阻止。饮品行业极力反对新的瓶子议案，把它们视为一个”对自由市场直接和政治驱动的侵害和对利润的威胁“，就像Matthew Gandy在《都市垃圾的回收与政治》写到的。
瓶子押金（议案）遭遇了来自纽约的杂货商巨大的反抗，他们声称他们的生意是”交易商品，并非收购垃圾“。大多数城市的杂货店比较狭小，并且热衷于在他们有限的空间来存放越来越多的人们需要购买的饮品而不是存放空瓶子。他们同样不大关心那些由于瓶子议案带进来的新顾客。”他们里面没有一个是生态学家“第八大道熟食店老板在1971年这样说。种族和阶级问题也变成了大多数抵制瓶子押金（议案）的因素。
空饮料瓶和收集者由于他们是可见的而变成问题，这些都在《救赎》中被描述。集瓶者和由巨大袋子装着的瓶瓶罐罐突出来就像他们并不属于我们的现代都市。他们可能会因没有瓶子押金而不存在，但是摆脱它不能解决潜在的问题，因为让他们以其他方式谋生几乎是不可能的。
此外，瓶子押金不必然导致集瓶者的出现。（瓶子）押金在欧洲很普遍；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那些在我的书 《 Making a Green Machine》中讨论的，返还空瓶子给商店对大多数参与其中的人是极平常、每日必做的事项在挪威，大约95%的所有的饮品容器会包含押金来出售，玻璃、塑料、铝现在都被返还来回收利用。宿醉的学生在星期六早上返还昨夜聚会后的瓶子。孩子们收集并返还瓶子来获得额外用来买糖的零钱。家庭会把在去杂货店的路上把他们放在自动售货机里的瓶子拿到杂货店。即使挪威最富裕的人之一也公开表示过他回收他的空瓶子不是为了环境而是为了钱。当然也有穷人从公共垃圾箱捡瓶子，但是这些人并不是很多。在一些城市空地，垃圾箱已经被设计成拥有单独的空间用来存放空饮品容器，这样瓶子收集者和集瓶者没必要翻找垃圾就能找到空的瓶瓶罐罐。
空饮料瓶收集者，乌普萨拉2012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的挪威人愿意回收？难道仅仅是因为较高的押金吗？挪威人退还小容器可退还1克朗，大型容器2.5克朗 - 分别相当于为17和43美分。这可能听起来很高，但请记住，在挪威的平均月薪约为6700美元。很少有人再利用，因为他们不得不这么做。不，不是押金起作用，而是挪威人从来不放弃回收的习惯在起重要作用。
但要回到纽约的情况，国际比较给我们留下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纽约提议一个更高的押金，让人们自己回收瓶子，这会对那些依赖收集瓶子的收入的集瓶者造成什么影响呢？毕竟，《救赎》故事的背景是去工业化、失业、经济危机、消失中社会安全网。Over at Edible Geography, Nicola Twilley suggests that with the New York bottle bills "the state has outsourced its acts of environmental virtue, at far below minimum wage." 这种论调有可取之处，但我们也可以解释救赎的真实故事为环境立法结束的不仅仅是管理和补偿环境损耗，而且是一个更多关注利润而非人的经济系统的社会损耗。
如果希望一个消费者对环保和对社会都负责，那么他或她应该做什么呢在众多抱怨回收烦恼的纽约时报的读者来信中，有另外的一些读者把他们不回收的行为当做金钱的重新分配的形式。”为我们无家可归者喝彩，因为他们让公园干净，这是辛苦的工作并且每人愿意做，我决定增加垃圾箱的空罐子给那些比我更需要的人，“一个读者在1985年这样写到。这是一个方便，当然是很有意义的选择。但是这肯定不是一条简单的救赎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