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1879—1964）原名伯循，字诱人，后以“诱人”谐音“右任”为名，以字行，陕西三原人，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是中国近代书法史上的书法大家，被誉为“当代草圣”等。于右任先生的书法艺术大体可分两个时期：一是他潜心魏碑，由"集字"进而探求"我法"的阶段。早期他工行楷，以魏碑为基础，取舍变革，并参入篆、隶、草法，开拓了悬劲峭拔的书势，在沉着洒脱的笔法中，呈现出豪放磅礴之气；二是他创立"标准草书"并不断追求其形式美的阶段。于右任晚期书法之作更为精湛，形美笔简，仪态万千，出神入化，令人目不暇接。他尤擅草书，书法大气磅礡，使转自然，神韵高超。
我很喜欢于右任的书法，经常临写于体字，慢慢从中悟出了一些美学思想，特此写出来以作抛砖引玉之用。
用笔以中锋为主融篆、隶、草、楷笔法于一炉
在中国书法里用笔是很讲究的，用笔有中锋、侧锋、藏锋、出锋、方笔、圆笔、轻重、疾徐等区别。学书者如能掌握好用笔之法，即用笔的技巧和奥秘，便能心手回归，意到笔成，写出一手好字。应该说笔法是书法的核心和要害。元代大书法家赵子昂在《兰亭跋》中说得好：“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
作为近代的书法大师于右任，他在用笔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所以功力深厚。他的行楷书的笔力雄健，笔法多样，融篆、隶、草、楷笔法于一炉。于右任在《牧羊儿自述》一文中说，他在启蒙时代，便已喜好雄健豪放一路风格的冢旁碑碣镌刻文字。也就是说他对于书法的兴趣，始于棱角分明的北魏书体。所以于右任在创作正楷行书等书法作品时多是对北魏碑志的直接取法。其用笔以中锋为主，综合运用折锋、断笔、顿挫、波磔，于圆融浑厚中多具波势。他不拘于藏头护尾等传统理法，着力于尽兴挥洒，笔下放得开、收得住，在爽朗洒脱中表现出一种强悍奇崛的性格。因此，他的书法作品显得大气磅礴，沉着痛快。其笔法也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点画多顺笔入纸，自然收束，露锋为之，不刻意追求因刀工形成的棱角森挺的方笔；撇、勾多于中道着力顿按，收笔舒展纵放，形成显著突出的波磔剔挑，痛快淋漓，畅达大度。于右任在用笔上既不死追北碑的刀意，也不过份追求蕴籍含蓄，自有天真潇洒的仪态。知古法而不墨守古法，这是他对传统笔法的突破与变革。
其次，我们再谈于右任先生的草书。在此，我们先要把于右任的草书与其创立的标准草书区分开来。因为他创立标准草书和于体书法中的草书是两码事，根本不相同。于右任创立标准草书的目的是方便人们对草书的学习和使用，使草书能进一步发扬光大。由于于右任的楷书、行书是由篆、隶、北碑脱化而出，他练习草书后，又将魏碑笔法融于草书之中，使魏体行书的典型特征在草书中得到充分体现。这就使得他的草书的线条尤如万年枯藤，于弯曲中见苍劲，结构纵挺稳健，用笔浑圆内敛，收笔裹锋，如君子藏器。我们观赏于先生的草书作品，发现总是神采奕奕，流畅自然，劲健豪放，沉着痛快，有力度、有节奏，给人一种点线运动的旋律美。究其原因在于于右任先生以"中锋入纸"，在"万毫齐力"中又能着意于点线波变。在于先生草书很少见有用侧锋书写的字。中锋用笔如何表现出用笔的节奏感、韵律感，这是很讲究的。于先生采用了轻重不同的提、按、导、送，使笔画产生了强弱粗细的变化。他又用三折笔法、收笔蓄势来表现笔势的跌宕、疾涩、力感、动感。从他书写的字里，我们感受到中锋用笔之中精气内蓄，墨酣力足，给人以饱满浑厚的感觉。于先生早年主张"作草书首贵流畅"。而到了晚年，他的草书却能于流畅中求波磔变化。可以说在中锋用笔上于右任走出了自己独特的路子。于右任的草书是由章草入今草的，在他的草书作品中，不时可以见到章草的笔法。于右任以坚实的魏碑功底为基础，以大起大落、浑厚有力的用笔、使行草魏碑化，魏碑行草化，行书魏碑融会贯通，从而创造出气势磅薄、极富个性的书法艺术风格。正如钱君陶所说：“由此而产生一种奇丽的书体，即所谓‘于体’，成为颠狂以来难得出现能独步书坛的划时代的大师。”
章法笔断意连，字体大小变化，三体字混用，错落有致
章法就是篇章布局之法。一篇书法作品无论长短大小，都是一个完美的整体。字与字之间不是无关的堆砌，行与行之间不是机械的排列。它们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章法很重要，它可以说是篇章书法艺术的创作设计及实现之法。明朝大书法家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里说：“古人论书以章法为一大事，盖所谓行间茂密是也。余见米痴小楷，作《西园雅集图记》，是纨扇，其直如弦，此必非有他道，乃平日留意章法耳。右军《兰亭叙》，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
于右任先生书法作品的章法也是有特色的。首先，他的草书保持了章草、今草字字独立不相连属的表面特征，他大量采用笔断意连的方法，使每一个字的笔画能首尾呼应，浑然一体。让人们感到字句之间似断非断，悠悠血脉流于点画之间。其次，于右任的草书作品大都首行首字写得笔道粗重、字形较大，就好象音乐中的强音主调一样，然后由此衍出一幅字的点线轻重及结体大小变化，在渐变中形成跌宕起伏的节奏与韵律，形成了雄浑、豪壮、冲淡、潇洒的意象，给人以美的享受、美的联想。以上那两个特点其实就是我国美学大师宗白华在讲书法章法里所说的
“应接”和“相管领”
。他在《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一文里说：“‘相管领’好像一个乐曲里的主题，贯穿着和团结着全曲于不散，同时表现出作者的基本乐思。‘应接’就是各个变化里相互照应，相互联系。这是艺术布局章法的基本准则。”用音乐来类比“相管领”的含义，并归结到全局，应该说理解到位。“应接”突出字之间的照应与联系，也顾及到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其三，于右任先生善于将气脉贯于全篇。他在一幅书作之中，根据字的大小配合，笔道粗细变化，以至落款位置之选择，都与整幅字的气韵表现有密切联系。欣赏他的书法，就象吟诵文天祥的《正气歌》、岳飞的《满江红》、苏东坡的《赤壁怀古》，也象听《十面埋伏》那样，自有一种浩然之气升腾而出。清代书法家蒋骥的儿子蒋和在其《书法正宗》里谈到章法时，就讲到了气的问题，他说：“一字八面流通为内气，一篇章法照应为外气。内气言笔画疏密、轻重、肥瘦，若 平板散涣，何气之有?外气言一篇之虚实、疏密、管束、接上、递下、错综、映带，第一个字不可移至第二字，第二行不可移至第一行。”这样说就显得更全面了，内气与外气的相通，就使得书法作品整篇的气韵生动。应该说于右任先生很精通这个章法内外气之理论，并且身体力行。最后是于右任先生在一些书法作品如著名的《邓友斋墓表》（1945年书）、《李雨田墓表》（一九三九年书）、《孙荆山墓志》等，都运用了楷、行、草三书体相参的方法，效果很好，真是令人拍案叫绝，由此可以看出于右任先生的审美观念是超于流俗的。在我国书法史并不是没有运用多种书体创作的书家，只是少之又少而已。如北宋大书法家苏轼就是其中一个，他常用“行草相杂”的方法来创作书法作品，黄庭坚称赞他“便胜文与可十倍”。清朝大书画家郑板桥即郑燮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参以隶书的波磔、篆书的结构、行草的用笔，创造了一种自称为“六分半书”的新书体。它以楷、隶为主，把楷、草、隶、篆四体融为一体，并且用作画的方法去写。这是郑板桥在书法艺术上的大胆独创。郑板桥受到了时人和后人的嘲讽，所谓“常人尽笑板桥怪”，“或以野狐禅目之”，但是历史已经证明郑燮的创造是对的，他在中国书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同理也可以看出于右任先生也像郑板桥这样，在书法上具有创新的胆识和气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