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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生献给企业 --原大连金牛股份公司铁运队作业长穆道良生平事迹  2006 年1月25日穆道良生于1952年6月9日。1970年3月初中毕业后下乡插队金县华家乡陈家村，1975年10月参加工作，在大连钢厂运输处装卸队任机车调度员。1980年12月任运输处铁运队调度，1985年起担任运输处铁运队副队长、队长，1992年12月任运输处副处长，1997年1月任大钢集团瑞达运输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副总经理，2001年任大连金牛公司铁运队党支部书记、队长，2005年10月以后任大连金牛公司铁运队作业长。其间，穆道良同志曾被多次评为厂劳动模范和优秀共产党员。 30多年来，他始终如一忠诚企业，艰苦奋斗，廉洁自律，无私奉献，直至去世，把自己整个一生全部献给了钢厂。当工人，他是一名默默无闻、勤勤恳恳的老黄牛；从事管理工作，他是一名敢于负责、管理有方的好干部；走上中层领导岗位后，他是一名勤政廉洁、忠诚企业的优秀指挥员。 把自已的一生全部交给企业 1975年10月，穆道良进入大连钢厂当了一名工人。当他一跨入钢厂大门，看到炼钢生产那宏大的场面和企业火热的生活时，他心潮澎湃，从那一刻起他暗暗立下誓言：要把自己的这一生全部交给钢厂。30多年来他矢志不渝，无论企业兴盛还是遇到暂时困难，无论个人职务升迁还是降低，他都始终如一，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到工作上，直至最后倒在工作岗位上。他用自己的行动实现了当初的诺言，他用自己的一生谱写了一曲钢铁工人献身于事业的动人乐章。 穆道良去世后，他爱人流着泪念叨：老穆纯是累死的。他心里装的全是厂里的事，家里的事根本就不放在心上，也顾不上。家里的水管由于多年锈蚀烂了，他顾不得修；家里的灯线出了问题，他也顾不得换。可企业的事，他一件也不会耽误。 他儿子说：“我从记事的那天起，早晨就从来没见过爸爸。”因为他每天早晨4点多钟就起床，5点30分前就进厂，一年365日天天如此。直到他当了干部，当了基层单位的一把手，直到临去世的那一天，30多年一直是这样。 穆道良刚进厂时是一名“打小旗”指挥机车作业的调车员。当时，在工友们心目中，这个膀大腰圆的小伙子似乎是一个从不知疲倦的人。每天当工友们进厂时，总是水已经打好了，换衣室的卫生也收拾干净了。干这事的就是穆道良。每天下班时，总是要等到当班的机车司机和调车员全走后，他清理和收拾停当，才最后一个离去。工作中，他车上车下，忙前跑后。同样是调车员，他路走得比别人长，活干得比别人勤，汗流得比别人多。由他指挥的车辆，从来没发生过一次行车事故。 1977年初，进厂才一年多的穆道良就当上了调车班班长。那年春节下了一场厚达半米深的大雪，连公交车都停了。穆道良家当时还住在春柳街。正月初一，早晨4点他就趟着没膝深的大雪，硬是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厂里。那时，越是逢年过节，厂里的任务就越多，铁路运输更是忙得不可开交。机车要想正常运行，铁路道岔子周围的积雪得首先清除。一位老同志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说：那天进厂后，发现穆道良大冬天就穿了一件衬衣，却热得满头大汗，就像热开锅直冒气的蒸汽机车头。可是又有几人知道，他那天独自一人清除掉全厂11处主干线道岔子周围的积雪。他是用自己的汗水融化了那厚厚的积雪，开通了一条铁路运输线啊！ 1987年4月，穆道良担任了大钢运输处铁运队队长。从此他不仅像当工人时那样埋头苦干，更重要的是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感。厂内铁路运输工作，也许局外人不太了解其辛苦。其实，它对生产是至关重要的。钢锭红转、钢坯转移供应，稍有差迟，就会直接影响生产。穆道良一上任，给自己定的要求就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企业的生产在这里卡壳。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可以说把整个身心全部投入了进去。为了机车7点30分正点上线，他每天早晨提前两小时上岗，和三班工人见面，了解夜班工作情况，确保及时处理完夜班遗留的问题，然后在白班工人上岗前安排好当日队里的工作。尽管队里也有分管生产和设备的副队长，但他从不当“甩手掌柜”。他怕铁运工作有任何问题不能得到及时处理而造成对生产的影响，他不敢对工作有任何大意和撒手。父亲去世，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十分悲痛的事，特别是做儿子的，处理父亲的丧事更是一件大事。可穆道良在父亲病故火化的当日，他上午处理完父亲的后事，下午就赶回厂里处理工作。是他不孝顺吗？是他对父亲没有感情吗？绝对不是！穆道良是一个真正的大孝子。多年来，他在自己的父母和岳父母眼中都是最“当意”的。他兄妹四人，可父亲住院治病的费用和处理父亲丧事的费用都是他一个人承担。平日里他工作忙，难得有时间多陪陪父亲。父亲去世后，他觉得愧对老人，痛彻心肝。当他送走父亲从殡仪馆往回走时，强忍泪水，大脑几乎一片空白。回到办公室里后，好半天都回不过神来。但是，他时刻不忘肩上还担负着沉重的责任啊！他强令自己平静下心情，抖抖精神又投入工作。 人说忠孝不能两全，可穆道良就要做到忠孝两全。去年他父亲突发脑血栓住医院时，为了既便于照料父亲，又不影响工作，他不选离家较近的市内医院，而把老父亲送进了离厂最近的第四人民医院。白天他让体弱多病的妻子在医院看护，下班后他去照顾老父亲。在父亲住院的近一个月里，尽管他人累得满面憔悴，但没有耽误一天工作。父亲去世后“烧七”时，为了不耽误正常的工作日，他把原本应在下周一的忌日提前到了周日。这在常人看来似乎有些不近人情，但谁能理解老穆是既对亲人有着深厚情感，又对企业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啊！他对工作的这种责任意识早已完完全全植根于心中那本能而恒久的土壤之中了。 1998年夏季，大钢集团实施企业深层次改革，大幅度减员分流。运输处要减员分流231人。面对这么大幅度的减员，运输处的员工人心不稳，像开锅似的乱作一团，直接影响到运输生产。这愁坏了在职的几位中层干部。当时，担任运输处党总支书记的穆道良正患“丹毒”，一条腿肿成了畸形，在住院治疗。按说做减员分流职工的思想工作是一件棘手的事，他当时的病情不上班也说得过去。可老穆却不这样想。早已决定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企业的他，在这关键的时刻岂能坐得住！这场改革事关企业生死存亡，岂容运输拖了全厂后腿！运输生产事关企业全局，要让原料拉得进来，产成品运得出去，运输秩序哪能乱套！强烈的责任感使穆道良再也在医院待不住了，硬是拖着一条肿腿，让人开车把他拉进厂里。穆道良是职工心目中的正派人，有他坐镇，运输处平稳地完成了减员分流任务，运输生产秩序恢复井然。 2004年10月的一天，老穆腰间盘突出的老毛病又犯了，连走道都困难。他还要咬牙挺着，就是不肯上医院去治疗。后来工友们实在看不下去，四、五个人把他架到了医院。大夫紧急处置后，让他回家静养。可他一转身又赶到厂里。那段时间，正值抚顺基地大量锭坯调进大连基地。这可是大事啊。老穆忍着剧烈的疼痛，现场指挥生产。一次因上车不慎，他腰部再次受到创伤，一下子趴到车帮子上，怎么也起不来了。当他被二次送进医院后，受到上次为他治疗的那位大夫的严厉指责，当即让他住院治疗。可老穆当天就又赶回厂里。那段时间他连楼梯都上不去了，却始终没休过一次病假。这次老穆去世前，他的病情已有征兆。同事们和家属三番五次劝他上医院去检查，可他总是说，节前事太多了，还是等过完节后再说吧。他爱人埋怨道：咋就工作比命还重要？就是这一次，他再也永远不能去医院看病了。那天早晨，他像往常一样照例5点30分进厂，一个人打扫完办公室三楼的卫生后，开始拿起电话了解三班工作进展情况。他拔通东区调度室的电话：“昨晚四道废钢——”接电话的东区调度只听到这半句话，他的电话筒就扔下了。当人们急三火四赶到他的办公室时，看到他已经歪倒在办公椅上。他走了，走得那么突然，突然得没有给家人留下一句遗言，没有跟他的工友们留下一句道别的话。他给人们留下的是永远的遗憾，也留下了永远的思念。他在我们心中树立起了一座永远的丰碑！ 穆道良的无私奉献获得了领导和同志们的充分肯定。1977年，也就是在他进厂的第二年，就被单位评选为先进工作者，当上了“大干社会主义标兵”。这年年末，他所在的调车班也被评为共青团大连市委的“青年文明号班组”。他还多次被授予厂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称号。领导和群众的肯定，更加激发了他对企业的深厚感情。前几年在企业发生困难的时候，有些人对企业失去了信心，离开了企业，而他却他从来没有对企业丧失过信心，动摇过信念。不管企业兴与衰，他都始终与企业同甘苦、共荣辱；不管个人职务升与降，待遇高与低，他都无怨无悔，执著追求。在运输处工作时，他就有很多次机会到工作条件和待遇更好的地方另谋高就，但他从没动摇过。在铁运队从运输处剥离出来时，他又面临着一个何去何从的新选择，他仍旧没有动心，再一次选择了钢厂这份默默无闻的工作。 只要企业需要，“头拱地”也要拿下 穆道良常说：企业就是我们的大“家”。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为这个家分忧，都为这个家挣钱、省钱，这个“家”就会富裕起来，就会兴旺发达；反之，这个“家”就会败落。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前几年企业资金紧张，用于铁路维修的资金更是难以得到完全保证，可生产和运输量却在成倍地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要保证生产，困难可想而知。但是，领导每次交给的任务，他从来没说过一个“不”字，也没有在领导面前摆过任何困难，讲过任何价钱。他宁肯自己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自己去想方设法克服困难，也不让公司的任何工作部署在他这里“卡壳”。他对铁运队的同志说：公司提出这样的要求，说明是企业发展需要，我们只有坚决完成任务的义务，而没有讲困难的理由。只要企业需要，“头拱地”也要拿下。 大连金牛公司的前任总经理陈洪波和现任总经理孙启对穆道良的评价如出一辙：“交给穆道良的工作，他从来都是‘没有困难’，从不讲条件、不讲价钱。工作交给他，你不用操心！”穆道良的副手、原铁运队副队长 为适应市场需求，大连金牛2005年在初轧厂新开发生产195mm大圆材。生产中需要将轧制的产品送往一炼北厂房退火。过去运输一直靠汽车，成本高，还难以满足及时供应。为此，制造部要求在一个月之内新修一条120米长的铁路延伸至初轧厂。要完成这一任务困难很大。因为眼下没有任何材料。如果坐等集团公司采购部门来备足所需材料，不仅资金问题，而且工期也难以保证。穆道良不是那种坐等之人，厂里急他更急。他带领铁运队的同志开动脑筋，通过拆除厂内闲置铁轨，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就完成了120米的新线铺设任务。这样做不仅解决了生产的急需，而且为企业节省了20多万元。 原来第一炼钢厂入库钢锭转移操作十分不便，3台吊车经常发生碰撞，造成吊车设备损伤。解决的根本办法就是修建新线，采用铁路运输。新上铁路线最大的困难还是材料问题。如果让公司采购新材料，任务完成起来会比较顺利，但是需要大量资金，还会无休止地拖延工期。如果自己内部消化，除缺少钢轨、枕木和垫板外，最大的难题是缺少两组道岔。精打细算惯了的穆道良最终还是决定由自己来消化。他们将一整组旧道岔拆下来，组合使用，另一组道岔通过修旧利废自己组装而成。经过努力，去年12月这条80米长的新线又建成了，解决了长期存在的问题还为企业节省了20多万元。 原中型材厂北线是铁运红转的必经线路。由于地势低洼，去年夏季一场暴雨过后，这段线路有近150米被淹没，严重影响到铁路红转，必须立即抢修。当时有关部门按常规提出的抢修方案是：通过安装潜水泵、开辟排水沟、埋设排水管道的方法解决。在讨论分析抢修方案时，穆道良却给大家算了一笔经济账：用这种办法，厂里出钱，省事省力又好干，但治标不治本，匡算一下需支付100多万元的抢修物资采购费用。怎么办？他提出采用抬高路基的办法。这是抢修的治本措施，可是得靠队里自己想办法，出力费事麻烦多。为了给厂里省下这笔钱，穆道良果断地选择了后一种抢修方案。他对修道工们说：咱们是辅助单位，不可能为企业直接创造效益，但可以靠“嘴挪肚省”给企业带来间接的经济效益。抬高路基半米，无非是咱们多出一点力，多辛苦一点，却能给企业省下近200万元，值！于是，穆道良带领大家开始了紧急抢修。抬高路基所需的好几百吨的碎石子，如果外购最少也得100多万元，花费太高，穆道良就用公司煤气厂的炉渣取而代之。就这样，他们靠土办法，硬是把原来被淹没的200米铁路线的路基给抬高了，攻克了制约公司红转的又一个“瓶颈”。 初轧厂供应棒线材的150方坯和退火大圆材，需要运到原中型材厂修磨。当时厂里只有能在曲线半径50米的铁路线上行驶的车辆，而厂房内的铁路线曲线半径30米。生产急需，眼前又没有专用车辆，怎么办？领导也没安排，如果老穆不干，谁也说不出什么。可他从来都是企业比自己的事还急的人。领导没发话，他就主动想到了。为此他绞尽脑汁想办法，将已报废的原50吨“换长”13米的车量硬是切去3米，变成能够运输9.5米长连铸坯的机车，这样的车他改造了14辆，解决了生产急需，节约采购成本280万元。 做这些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为了节省每一分钱，穆道良可以说挖空心思，甚至去干那些在别人看来是出力不讨好有时还担风险的事。按规定铁轨磨损到一定程度都要报废，回收作为废钢使用。但穆道良为了为企业省钱，对这些铁轨、旧枕木等拆下来后舍不得扔，都偷偷地藏起来。到了需要改造时，厂里拿不出钱买新的，他就把这些报废的道轨利用起来。道轨的内侧磨损超标，他就倒过来用外侧。关键时刻还真解决了大问题。这些年来，正是靠这种办法，解决了锭、坯红转新上铁路线的大难题，为企业节约了上千万元资金。 铁运任务紧，机车没有停下来大修的时间，他就挖掘内部的机修潜力，加强日常维修和不断地技术改造。铁运队120多辆铁路专用车辆，机修工仅有7人。有时这些机修工抱怨说，我们是全厂最忙最累的机修工。可正因为他们干活多，也练就了一身好技术，在参加岗位技能大赛中取得了好成绩，7人中就有3人被聘为工人技师，2人聘为高级技师。 组建东北特钢集团以后，从抚顺、北满调锭坯到大连加工，这是2004年以来集团公司有效协调三地产能失衡、实施资源优势互补和推进专业化分工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能否及时消化掉从抚顺和北满两个基地进来的锭坯，取决于铁路运输的速度。关键时刻，一个棋子往往会激活全盘，而穆道良总能在关键时刻成为这样的一粒棋子。几年来，由于措施得力，服务到位，最终确保了集团公司这一优势互补决策在铁运源头上畅通无阻，一路绿灯。 老穆宁愿自己多出力、多花心血，把困难揽到自己身上，有时还要冒着不被别人理解受埋怨的压力，他是不是犯傻气呢？显然这绝不是他傻！从老穆的工作中，我们能够清楚地感受到他的那种精明。其实他这样做，完全是因为他与企业兴衰与共的那份特殊情感，是因为他的人格品行，更是因为他的思想境界！ 从我做起，以我为表率 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铁运队员工队伍整体文化素质在大连基地相对偏低。大多数员工只有初中文化水平，而且144名员工中外来劳务工就占1/3，真正科班出身的大学生没有一个。要带好这样一支队伍，圆满完成各项任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老穆在铁运队却有着绝对的威信。就是这样一支队伍，从过去230人年运量35万吨到现在144人年运量60万吨，在设备没有增加情况下，年年超额完成铁路运输任务，公司生产从来没有在他们这个环节上掉过“链子”。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把这群人凝结成了一个最有战斗力的整体？老穆深知，在这样的队伍里耍嘴皮子的干部是没人买账的。他靠的就是“从我做起，以我为表率”这种榜样的力量。员工们敬佩他的品格，不仅把他当做好领导，更把他视为好兄长。 2000年7月的一天下午，正当红转叫劲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大雨。由于企业当时资金比较困难，调车员尚没有配备上雨衣。一些调车员因此而不愿冒雨露天作业。可生产一刻也不能停啊！怎么办？穆道良没有批评工人，而是自己首先冲到现场，冒着大雨担任调车员。他自己本来有过去发的雨衣，但他不穿。因为他觉得这个时刻工人就看你干部怎么做。他顶着大雨穿梭于第一炼钢厂和初轧厂之间的红转线上，跟班指挥机车运输，全然不顾雨水浇透了衣裳。看到年龄比自己大许多的队长顶替自己当调车员，原来因大雨不上车的两名调车员再也坐不住了，也学着队长的样子冒雨作业。 2004年，铁运队响应公司号召，积极推广“5S”管理。实施之初，不少员工不理解，一时难以接受。有的说，工厂又不是医院，整得那么干净干啥？因此拖着不干。对此，穆道良不是像一些单位那样去强制执行，粗暴地一罚了之，也没有去讲过多的道理。他只是向大家说，你们不要讲这事对与不对、要不要做、能不能做好，你们只要看我怎么做就行了。如果你们检查我的办公室有问题，你们就可以不干。他一改由机关检查班组的传统做法，实行了一种逆向管理法，要求班长带着工人检查科室，并首先从自己办公室查起，然后开出罚单。这样一来，工人们看到队长和办公室人员带头落实“5S”管理，再也没有牢骚了，都规规矩矩地按照“5S”管理要求，开始自觉地逐条落实。 穆道良身体力行，什么事都要做出表率，是不是他就是体力精力过人呢？其实恰恰相反。他身患多种疾病，高血压、腰间盘突出、腿患“丹毒”等，又是50多岁的人了，一天下来常常一夜缓不过来。有一次他下班回到家，腿肿得连裤子也脱不下来了，可第二天照样上班一样地干。他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只是因为对工作的那份高度责任感，使他在使命与个人两者之间，把身体甚至生命都放到了第二位。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穆道良同志逝世后，铁运队的员工在追忆他的生平时，几乎众口一词：穆队长最令人敬佩的是一身正气。 是的，在当前社会上许多人利用职权损公肥私、贪污腐化，个别企业干部克扣工人利益的大环境下，穆道良的确是少见的。他从1985开始当领导干部，又是管车的，要想捞点个人好处，不可谓是手中无权。但是他说：“我手里的权利是集团公司给的，只能服务于企业，服务于员工，而不能用来谋私。”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按规定，二级单位可以提留适当的厂长基金。可是，前几年在铁运队里几乎没有队长基金。原因就是当时铁运队员工的工资较低，老穆不舍得从工人这点钱里提取基金。直到去年，公司领导考虑到他们的实际情况，将其工资系数由原来生产厂的0.6提高到0.8后，他才开始提留微不足道的一点点基金。这些年来，有的单位逢年过节总要组织一些管理人员到酒店去联欢一下，但穆道良从来不兴这一套。铁运队从来没有管理干部用队长基金到外面吃过一顿饭。他说，队长基金是工人的血汗钱，谁也没有权利挥霍。炎热的盛夏，他用部分基金为钢锭班、机车班等艰苦岗位作业的员工，每人买了一只大茶缸喝水，防暑降温。还用点钱救济了队里的几个特困户。 去年11月份，穆道良的父亲因患脑中风住院后，队里有的工人得知后，买了东西前往医院看望。按说，这也是人之常情。然而，却一概被他婉言谢绝了。买了东西的，都被他折成现金退了回去。他父亲去世后，一些员工觉得老穆生活比较困难，就商量着不买花圈，省下这个钱给老穆解解困。结果穆道良说什么也不收。他说：大家都不富裕，这个口子从我这里坚决不能开。 铁运队从来没有用公款买过招待烟和招待茶。老穆平时抽的烟是一块八一盒的“山茶”烟，喝的酒是两块多一斤的散白干。有客人来了，他有招待烟、招待茶，那是他自己掏腰包买的许多人平常抽的小“福”烟和低档茶叶。他有一个规矩：队里哪位职工结婚办喜事，他从来不去锦上添花。可是，队里职工谁家亲属去世，或者有什么困难，他一定会到场。在铁运队对外业务工作中，有时需要招待客人。在这种情况下，凡是能推托的，他一概推托，而让别人去陪着吃饭。他办公室里的沙发一用就是十多年，破得海绵都露出来了，他也不舍得换。后来，还是制造部领导发现后，从部里撤下一套好一点的沙发送给他。穆道良不会打麻将，更不会跳舞，每天都是从家到厂这“两点一线”。可以说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上了。 是不是穆道良太“土”跟不上时代潮流？不是！穆道良在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上绝对是一流的。铁运队从运输处剥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单位后，老穆建立了一整套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铁运队人气旺盛，员工情绪高涨，生产管理、设备管理井井有条，这是集团公司和大连金牛股份公司领导的一致评价。他之所以不愿随和社会上的腐化之风，是为了保持工人阶级那种艰苦奋斗的本色，为了让广大员工通过自己的形象而树立起对党的信心，为了用自己的行动保持铁运队这支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是他生活富裕不需要钱吗？更不是！ 穆道良去世后，当制造部和铁运队的几位干部前往他家帮助料理后事时，都被他的清贫惊呆了：一处53平方米的单元里，还保持着原房主装修过的老样子。顶棚一角忽闪着，墙皮脱落得斑斑驳驳，密度板地板已经下陷了。更让人难为情的是，就连卫生间里冲便器的水管都在耷拉着……此情此景让在场的干部无不潸然泪下。 按时下人们的印象，谁能想象到一个当了20多年干部的人生活竟会如此清贫！他多年没有添置过一套好的衣服，甚至没有一双像样的皮鞋。按照原大钢集团的政策，中层干部可以给一套大一点的房子，也可以享受优惠政策买房。领导曾多次找他要给他解决住房，可他就是拿不出钱来，连优惠的房子也买不起，至今仍住在当年企业分给他的53平方米房子里。老穆的家庭负担很重。妻子前几年有病下岗在家没有收入，儿子刚刚复员参加工作，加上还要赡养父亲，一家老小，他个人的工资是唯一的经济支柱。即使在这样的境况下，他也从来没有想过利用职权捞半点额外好处。也许这在许多人看来不可思议，也许我们现在一些领导干部处于他这种状况会感到非常不平衡，也许有些人会经不起诱惑。可老穆就能够洁身不染，立志不移！他是一个经过多年党性锻炼的真正的共产党员！ 穆道良自己的生活这样艰苦，却主动做了队里一名身患半身不遂的职工的帮扶对象，每年春节都要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500多元，亲自登门为这名困难职工送米、送面、送油、送钱。 公生明，俭养廉，廉生威。铁运队有的工人说，穆道良从来没有怕人的事，就连他办公室门上的玻璃都是透明的。经过老穆办公室的走廊，透过门玻璃即可对室内一览无余。他是在用这种方式刻意把自己时刻置于员工的监督之下。他用自己光明磊落的一点一滴行为，树立起一个党员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 要做事，而不是要做“官” 这些年来，随着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机构不断变化，一些领导干部的职务经常发生变化。这个时候，往往一些同志职务提升可以，如果从领导岗位下来后就有情绪。而穆道良的职位多次变动，从副队长到正队长、副处长、正处级，又从正处级到副处级、工长级，可以说他的职务随着集团机构改革的逐步深入而不断变化着，但他始终胸怀坦荡，泰然处之。对他来说唯一不能变的，是对企业几十年形成的责任意识和敬业精神。 1999年，铁运队从运输处分离出来，时任运输处党总支书记的穆道良被任命为新独立的铁运队队长。尽管是队长，而且过去他也是正处级，但现在却按副处级管理。对此，他没有任何怨言，把一门心思都投到铁运队的建设上去。很快使这个过去的工段级单位形成了完善的正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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