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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人告诉我，如果想了解真实的印度就要去印度的农村。我以为这并非完全准确——印度人已经把他们的农村搬到了火车站。在新德里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鸽子扑簌着翅膀飞进飞出，把羽毛和粪便毫不留情地撒在安之若素的旅客身上。门外是烈日与噪音。人力三轮车、“大使”出租车、摩的，像一个个愤怒的原子做着“布朗运动”，但似乎又保持着一种奇怪的秩序。水牛悠闲地把脑袋伸进垃圾堆寻找烂菜叶，它们在印度被视为圣物——印度教上帝湿婆的坐骑。
对于眼前的情景，印度人充满了熟视无睹的平静 来印度之前，我在很多媒体上读到关于印度崛起的报道。它们像一种背景音乐，充满了极具催眠效果的旋律。但在新德里火车站，我却看不到任何现代的迹象。一切似乎和1897年马克·吐温在《沿着赤道线》一书中描述的场景一样：“在火车站，沉默的寄居者带着简陋的行李和家什，坐在那里等待——他们在等待什么呢?”我在人体迷宫中左突右冲，像玩着童年的跳房子游戏。到处是打地铺的人，老老少少，把这里当成“爱的港湾”。他们似乎早已适应了这样的生活：有的裹得严严实实睡觉;有的坐在地上安详梳头;有的在水龙头下愉快冲凉;有的生火做饭;有的目视远方;有的从编织袋里拎出个几个月大的孩子，很多人的表情中带着四川人所说的“安逸”。对现代化的定义，印度人一定比我乐观。对于眼前的情景，印度人充满了熟视无睹的平静。 和咖喱味的空气——那是人性的气息、印度的味道。“感受异国情调的首要工具是嗅觉，”T.S。艾略特曾说如果他没有去世，我真想告诉他，他的话可靠如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士。穿过形式主义、敷衍了事的安检，我看到足足长达一公里的“百年纪念”号列车。它横亘在1号月台下，每节车厢上都标示着等级。从普通坐席(Non-AC)走到豪华空调舱(EC)，走过的不仅是几百米距离和相差5倍多的票价，更是两个泾渭分明的阶级。空调舱的人多来自新兴的中产阶级，他们富裕、有教养、说英语，是时代的受益者，而普通坐席的乘客则是印度的普罗大众，是那些经常在电视里出镜的坐在车顶上、吊在车厢外的百姓。 印度的铁路已有158年的历史。1853年4月16日，孟买到塔纳31公里的铁路开通，宣告印度开启了现代化进程，而彼时中国还在经历太平天国起义的阵痛。最初，英国殖民者怀疑，在印度这个充斥着苦行僧和乞丐的国度，是否有必要修建铁路。他们付得起车票?他们有提高生活节奏的必要?最重要的，他们会选择火车而不是牛车出行吗?种姓制度也是一大麻烦。人们会允许“不可接触者”与婆罗门并肩坐在一辆火车里吗? 1843年，印度总督达尔豪斯勋爵力主修建铁路。很多印度人至今引以为豪地记着达尔豪斯的一段话：“伟大的铁路系统必将彻底改变这个烈日下的国度，它的辉煌和价值将超越罗马的渡槽、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长城，以及莫卧儿王朝的寺庙和宫殿。”然而，对我来说，选择铁路作为穿越的工具，除了一睹超越长城的辉煌之外，更因为它至今仍是印度最可靠的交通方式——尽管它惯于晚点，与中国的高铁相比也相形见绌，但比起破败的公路，它至少可以较为舒适地把你送到印度的任何一个角落。 另一方面，一列火车就像一座移动的巴扎、一个微缩的社会、一个舒适的旅馆、一段充满未知与不确定性的旅程。当铁公鸡一路鸣叫，绝尘而去，你既可以饱览沿途风光，也有机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乘客。他戴着厚厚的眼镜，看人时眼珠几乎都躲到镜片上方。我一坐下来，他就告诉我，从新德里到阿姆利则——从印度的心脏到印巴边境——这趟城际特快只需要9个小时。辛格先生是旁遮普人、锡克教徒。他穿着衬衫、西裤，蓄着大胡子，戴着红头巾。和我说话时，他打开Montblanc皮包，拿出黑莓手机，腕子上是一块金光闪闪的手表。 锡克教徒是印度最容易辨识的族群。他们戴头巾、不剃发、穿某种短裤、戴钢制手镯、使用Singh作为姓氏，意为“狮子”。这些标记让一个锡克男人永远不会忘掉自己的身份。锡克人以勇猛善战著称，这与他们倡导以暴力抵抗迫害的宗教传统密不可分。然而，有些锡克人也非常温柔，比如我身边的辛格先生。火车一开，他就打起了电话。温软的语调，简直让人怀疑不是从他那强壮的、长满汗毛的身体里发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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