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无间事件

 

 

两个非典型性大间谍

这部影片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冷战末期，一位法国间谍和一位前苏联克格勃的上校合作进行情报传输，导致里根发动对苏联邪恶帝国总攻击的战略欺骗行动，最后，该行动导致苏联解体，从而使美国为首的“西方自由世界”获得冷战的历史性胜利。

该两位做出如此重大历史贡献的间谍却远非传统秘密情报部门的精英——法国人根本不是职业情报官，而是法国驻莫斯科外交商务部门的普通官员，秘密情报部门选择他来从事此项极度危险的活动是因为，身为业外人士，苏联反间谍部门不会注意他的行踪；而那位立志以一人之力摧毁苏维埃大厦的克格勃上校却不是为了金钱，或换取移民资格等传统目的而进行有关活动，他主动联系法国秘密情报部门，愿意为西方偷窃致命的情报资料，仅仅是因为他希望自己的孩子生活在另一个制度下——一言以蔽之，他对个人和家庭的生活的某种与现实相冲突的理想推动他走上这条甘冒生命危险的道路。

总之，一方面，他们做出了特工职业难以仰望的功勋业绩，但同时，他们却也真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间谍或特务，所以，我称他们是非典型性大间谍。

 

他们在与谁斗争？

与一般间谍故事的斗智斗勇不同，这部影片的编导有意地演绎了远为不同的故事：自始至终，这两位非典型性的特工，主要地不是在与苏联的反间谍部门斗争，若干别具意味的场景显示了，克格勃，正如其法国或美国对手一样，沉迷于热烈的铺张场面，不过是一种无效率和无人性的巨大机器。他们主要斗争的对象首先是他们自己，他们要说服自己去冒生命的危险，去打破原有生活的轨道，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因此，他们的行动格外地非典型了，因为这一般被形容为国家事业的行动在他们成了个人日常生活的抉择。

与此同时，他们还得忍受冷战主力的情报部门的无情和对人无所不利用的政策。像法国秘密情报部门也好，克格勃也好，中央情报局也好，这些部门五十年中掌控着国家的最强大资源，享受着见官大三级似的优势地位，不遗余力地投入互相的殊死斗争，然而，很讽刺的是，如此导致大结局的致命行动却不是出自他们有意的策划或者实行，而是由于对手自身核心分子的主动反叛和一个被动卷入的业余人士的工作，这个情节本身即最清楚地表示了影片对冷战的态度。

克格勃上校有一位被他上司纠缠的妻子，有一个沉迷西方腐败的资本主义摇滚乐的儿子，而且，由于发现了其与某女下属的不正常男女关系，该儿子对其父十分厌恶。然而，承受巨大压力的这位父亲——法国情报机构给予他的代号是FAREWELL，永别——确实深爱他的家庭和妻儿的。第一次，他的法国同伙去巴黎传递情报，同伙问上校，你需要什么？他替妻子要了香水，替儿子要了喜欢的摇滚录音带，替自己要了瓶法国香槟。这些不无俗套的细节表示出这场生死正邪大决战的本质：这是生活方式的战争，虽然，他对这种生活方式的理解和想象未免过于浪漫，但他清楚地知道，不管怎样，那是与此不同的生活。

 

这些代价值得吗？

最后，悲剧降临了。“永别”由于太过成功的功绩暴露了，他最后将一份表明苏联在西方全部高层潜伏鼹鼠的名单盗取得手，并成功交给西方。他也落入反间谍部门之手，而他的法国同伙则在千钧一发之际侥幸逃脱。在漫长的合作过程中，他们成了彼此可以讨论私生活的朋友，因此，逃脱者很自然地强烈要求美国中央情报局用交换被捕间谍的办法换取永别及其家人的自由。美国情报局案件官员冷漠地拒绝了，因为，“永别”的落网本在他们计划之中——他们掌握了一位更高级别的背叛者，即负责追捕和审讯永别的那位上司，他也对苏维埃制度失去了信念，早已背叛了组织，所以“永别”的落网正是中央情报局弃卒保车的妙计——为了赢得冷战，他是必要的代价。

这实在是一个否定之否定。永别和法国同伴冒种种生命危险去从事的究竟是怎样一种事业呢？广而言之，在漫长的冷战岁月里，无数国家资源的投入和无数人命的牺牲，所捍卫的生活方式，到底是怎样的与苏联所代表的生活不同呢？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怀疑。其实，在冷战后拍摄的诸多间谍影片中，这种半真半假的怀疑似乎是一个很普遍的主题。这种个人主义对国家主义的普遍而轻微的抗议与其说给出了答案，倒不如说更多地是一次又一次地重申了问题。

然而，这是一个真问题吗？换言之，为了妻子的香水，儿子可以无拘束地听自己喜欢的音乐，为了这一切去摧毁同样支付了巨大的人命代价所建立的山峰，是不是值得？明天是不可知的。也许，这已经超出了电影编导者的意图，只有观众自己才能给予及时、正确的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