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城要紧，还是你我的情爱要紧？
——一种道德判断的视角
读金庸小说四年，郭靖一直是我最感佩的人物。许多年岁大我很多的论者怀疑郭靖人格形象的真实性，认为这样道德完备的人，并不存在于现实人生当中，或者干脆说，郭靖是个偶像，是个假人。
我不能认同。前些年汶川地震中“范跑跑”自顾逃跑，且事后发表文字为自己的自私行径辩护，遭到舆论的口诛笔伐。其中有一个评论我以为切中肯綮。原文已记不真切，大致是说，你可以不崇高，但不可以蔑视崇高，你不能亲近崇高，不代表崇高不存在。引用这段话并非对前述郭靖“假人”论者不满，相反我理解这种看法，这种看法发自经历世情之后的真诚，在某种意义上，它反衬出了郭靖人格的极其难得。
事实上，我在现实人生当中自然也不曾得见郭靖这样的人格典范。存在有两种，一种是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另一种，是观念或者语言世界的存在。这两种存在，都是真实的。“双雕”两书在语言的层面，创造出了活生生的郭靖。为何非要郭靖降落到我们身边？用这种眼光看来，远离我们几百几千年的先圣先哲，实际上也早已为历史的风尘遮掩重塑，失去了本来的面目，成为一种符号的象征的存在，与小说人物无异。他们撬动我们内心的，是那“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理想与脚下道路的绾接，“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因而，我们才永远走在路上。
郭靖最让人不解因而也最难得的品行，是其执着。也许是身为名将义士之后的文化心理遗传，也许是江南七怪和母亲的教诲，也许是亲见亲历的触动，他心灵深处，有着为国为民的强大种子，只待破土而出，便即茁壮成长为参天大树。早在遇见“五湖废人”陆乘风的那次太湖泛舟，他听着黄蓉述评范蠡、伍子胥、文种的进退生死往事，“听得发了呆，出了一会神，说道：‘范蠡当然聪明，但像伍子胥与文种那样，到死还是为国尽忠，那是更加不易了。’”后来，他效法了伍子胥和文种，用数十年的生命守护襄阳，真真是死而后已。
执着的郭靖，在道德上是个义务论的自觉践行者。这一点，倒是得了洪七公的神髓。所谓义务，是“应当做的事”，表现为郭靖的思维语言，即是“义所当为”。洪七公为什么几次救了欧阳锋性命？因为他认为济人困厄是豪杰之士义所当为的事情，而不论所救之人是否十恶不赦，也不顾中山狼是否反咬自己一口。郭靖对黄蓉爱极，在情感上毫无保留地倾向黄蓉，实已到了两心如一的地步。可是，与华筝的婚约因是自己亲口所允，便答应忍痛践约。明霞岛上，黄蓉要郭靖趁欧阳锋救护欧阳克时暗算于他，好去了大敌，保得自己师徒三人性命，他一口否决，不肯背后偷袭。读者有时候不免生气，但觉洪七公和郭靖恁地迂腐，想那欧阳锋本是十恶不赦阴险狠毒的恶人，诛却了便是，为武林除害，又何必斤斤计较于那刻板的道义原则？在我们看来，杀了欧阳锋为民除害，是善莫大焉造福人间的好事；而在郭靖心中，不论为了何种目的，也不能采用不义的手段，一举一动都要符合道义规则。
这就是分歧所在。义务论者如郭靖立场分明，不计后果的好坏，只计行为本身的该与不该；与此相对的可称为目的论者，如黄蓉，为了达到除害从而保有或者增进好人幸福的良好目的，对付恶人可以采取非常的手段，如暗算欧阳锋。简言之，义务论考虑行为本身是否正当，目的论则考虑行为是否达到某种好的结果。
新修版第三十九回“是非善恶”，作者增加了几段郭靖关于是非善恶的内心独白。其中一段，十分到位地阐述了义务论者的立场，同时从郭靖的角度批评了目的论。
“所谓行侠仗义，所谓是非善恶，只是在这个‘侠’字，在这个‘义’字，是便是‘是’，善就是‘善’，侠士义士，做的只是求心之所安，倘若斤斤计较于成败利钝、有利有害、还报多少、损益若干，那是做生意，不是行善做好事了。凡是‘善’事，必定是对人有利而对自己未必有利的。咱们做人讲究‘义气’，‘义’就是‘义所当为’，该做的就去做。”
我一度感动于“义所当为”的品格。可是，后来我慢慢领悟，道德选择基于道德判断，而道德判断的最终依据，应是那个最高的原则。一个很常见的例子，当一个丧心病狂的凶手正在追杀一个无辜者时，你是否应该告诉凶手无辜者的真实去向？我想不必犹豫，人们都会选择撒谎欺骗凶手。在这个情境中，不撒谎原则让位于救人性命原则。义务论也有低层级义务让位于更高层级义务的说法，因此，仅仅针对行为本身而丝毫不观照其他的“义所当为”，是值得怀疑的。想明白了这一点，我松了口气，为了不必像郭靖那样死板而庆幸。
后来，我读到一个故事。故事说，一个人开办了一家小银行，吸引了一批前来存款的客户。之后的某一天，受到金融危机的波及，这家银行倒闭了，储户血本无归。这个人为了还上储户的存款，每天辛苦地工作，一笔笔偿还存款。事实上，银行的倒闭并不是他的错，而他辛苦工作的举动也让储户感受到了他的内疚和真诚，于是很多储户免除了他的债务。但是，他没有因为储户免除债务而停止还钱。每位储户的存款虽不多，但累加起来却是一笔巨大的数目，因此，还钱耗费了他一生的时光。年轻时，他本来有着豪情壮志，但经此一事，还钱占据了他全部的生命。年老时，看起来他一事无成，但是，他在道德上达到的高度，恐怕是常人难以企及的。这就是康德所说的绝对的道德命令。这个人怀着对义务的敬重，在偿还债务中过完一生。他的一生幸福吗？未必，甚至必然不。但是，道德并不是人们谋求幸福的工具；人在道德上的付出，只是使自己配享幸福而已。因此，郭靖的恪守道义并没有给自己带来幸福，相反，他为了道义屡次放弃自己的幸福。也由此，他的人生方能配享幸福。
对义务的敬重，这种情感是康德唯一认同的主观情感。敬重义务并恪守之，从而使自己成为值得敬重的人，因此而敬重自己。这两种敬重合起来，内得于己，构成良性的自足系统，大概就是郭靖所求的“心之所安”。
然而，道德是否人生的全部？康德认为，德行是最为重要的，是幸福的前提；人生而有了德行，已经足够了；当然，如果能同时拥有幸福，那么这样一种高尚的幸福，就是最完满的人生。郭靖不会为了自己的幸福而有亏道德，但是，他会为了心爱的人的幸福，而由自己来承担道德的亏欠。
郭靖心中本来一直浑浑噩噩，虽知黄蓉对自己一片深情，却不知情根之种，恼人至斯，这时听了她这番言语，回想日来她的一切光景，心想：“我是个粗鲁直肚肠的人，将来与蓉儿分别了，虽然常常会想着她、念着她，但总也能熬得下来。可是她呢？她一个人在桃花岛上，只有她爹爹相伴，岂不寂寞？”随即又想：“将来她爹爹总是要去世的，那时只有几个哑巴仆人陪着她，她小心眼里整日就爱想心思、转念头，这可不活活的坑死了她？”思念及此，不由自主的打了个寒颤，双手握住了她手，痴痴望着她脸，说道：“蓉儿，就算天塌下来了，我也在桃花岛上陪你一辈子！”
选择是需要莫大勇气的，尤其对郭靖来说，背弃与华筝成婚的诺言，犹如背叛自己一直恪守的价值体系。“这件事一直苦恼着他，此时突然把心一横，不顾一切的如此决定，心中登感舒畅。”他知晓自己即便与黄蓉分别总也能熬得下来，黄蓉却不能过没有自己的日子，于是他横了心。这么做，无疑是将背信弃义的罪愆揽在自己身上，成全心爱的人的幸福。他爱黄蓉至深，方能做出这种选择。试想，倘若岛上巨变不曾发生，来日大难也被桃花岛这一世外桃源消解，与黄蓉隐居孤岛的郭靖，能得幸福么？不，他将终生背负不守诺言的道义枷锁，挣不开、摆不脱，郁闷难消。即便有黄蓉时时笑语解颐，也终究是片刻欢笑可得，扪心坦然难求。我仿佛看到了一位勇士，用他坚实的双肩，“肩住黑暗的闸门，放所爱到光明的地方去”。
郭靖这么选择终究是有亏德行吗？是的，他有亏德行，所以他要承受一辈子的内心煎熬。然而，德行不是人生的全部，远远不是；或许，它也未必便如康德所说乃是生命之最重；而且，德行也不一定便是人生的目的。当我们的勇士为了所爱的幸福而甘愿自己承担道德的内心谴责，所谓的德行宁不为勇士这样的大爱而黯然失色？幸而，《射雕》一书用山重水复的绝境，化解了故事的这一可能。或许，作者也不敢正视这一情境，因而没有让它发生。
靖蓉二人鸳盟终得和谐。无亏道义，自己与所爱也得偿所愿，那便万事圆满，只消将这七尺之躯捐献给大宋百姓了。“我原知难免有此一日。罢罢罢，你活我也活，你死我也死就是！”于是，黄蓉随着他，保卫襄阳，忽忽十数载。这一年的这一日，郭靖与蒙古众高手激斗重伤，黄蓉临盆在即身体虚弱，强敌掩至，郭靖毫不思索，顺手一拉黄蓉，想将她护在自己身后。黄蓉低声道：
“靖哥哥，襄阳城要紧，还是你我的情爱要紧？是你身子要紧，还是我的身子要紧？”
是郭靖为国为民精神的感召，还是为国为民精神本身的感召？是知其不可而急流勇退的幸福要紧，还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挺身而出要紧？
——终究，这个问题难于索解，难以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