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上半叶,关于大脑的功能,有两派说法。一派主张大脑皮质分化成许多功能不同的区域,许多常识中的心理功能,例如雄辩、狡诈、智能、嫉妒等等,在大脑皮质上都有固定的区域"负责"。这一派通常给叫做"骨相学"(phrenology),因为主张这套"大脑生理学"的人,相信脑壳可以反映大脑皮质各功能区的发达程度。比如,要是一个人的脑壳,对应"雄辩"区的部位异于常人,就表示此人具有舌灿莲花之功,善于辩论。 骨相学是解剖学家伽尔(Franz Joseph Gall, 1758-1828) 发明的,当年在维也纳流行一时。可是1802年奥国政府宣告骨相学违反基督教义,禁止流传。三年后,伽尔也被迫离开维也纳。高尔到了巴黎后,骨相学也喧腾一时,医学界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是骨相学的形而上学意涵仍然引起"正义之士"的忧心。巴黎自然史博物馆的伏卢宏(Flourens, 1794-1867)做了一系列动物实验,认为完全可以否定所谓的大脑皮质功能定位说。可是伏卢宏从未做过人类的临床病理研究,因此仍有一些医生根据临床经验,支持高尔的理论。 "颅相学"的欺骗性是显而易见的。婴儿如果长期仰睡,后脑壳就会平平的;父母及早注意并改变他的睡姿,又可以改善这种状况,即使长大后是个平脑壳,也不会影响什么智力。国外有的民族喜欢用木板和布带把婴儿的头捆扎起来,让他长成一个自家特有的头颅形状,以表示和邻居的区别,假如头颅的形状真能决定智和愚的话,那么,木板和布带不是可以随意制造出很多天才吗? 尽管骨相学的荒谬本质早为严肃学者所揭露,但世俗生活似乎并不喜欢真理。那是一个风趣的年代,转世说、动物磁性说、拉瓦特的后继者加尔所进行的骨相术,以及50年来像光学家琢磨光的性质一样深入钻研思想(光与思想几乎是完全类似的东西)的一切人士,都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即既赞同信奉使徒圣约翰的那些神秘论者,也肯定了建立起精神世界的一切伟大的思想家;而人与上帝的关系,就是在精神世界里表现出来的。所以,骨相就成为了一个人精神的外化证据。 但是,伽尔的强力支持者却是那些附庸风雅的贵族以及活跃在风月场上的骗子、高利贷者和交际花。在沙龙里以骨相学的名义成为了男人向贵妇们发起私情进攻的绝好手段,而且往往能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至于现实生活里一些世故的男人喜欢给女人看手相,并借此打开感情的缺口,这些招数大概都是从骨相学的获益者那里学来的。这些骨相学的实践方式,不但违背了伽尔研究的初衷,也使得骨相学进一步显示出诡异的颜色,这大概也是伽尔始料不及的。 那时,骨相学不但成为了沙龙里的主打词,连徘徊在上流社会边缘的平民,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教化。在普希金的小说《杜布罗夫斯基》里,就写到仆人们已经对主人的口头禅心领神会:"仆役按地位高低先后有序地分送菜碟,碰到疑难,则按拉法脱的骨相学行事,包管万无一失。"这就使我们发现,骨相学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具有亲和力的话题了,即不仅是贵族的私人专利了,它还是一些平民的行动指南。 由骨相而窥视福祸,由骨相而预示未来,在一些作家的笔下,这种潜移默化的风化效果同样是明显的。爱默生曾经说,惠特曼的辞汇是《薄伽梵歌》和《纽约先驱报》奇妙的结合。他过分使用某些词语如丰饶的、圆满的;他闹过大笑话(心里想用种子的,却用了犹太族的)。他创造一些奇怪的字尾;他借用外国文字,特别是法文。他还热爱骨相学的字眼。其表现的结果往往令人忍俊不禁: 他们的相貌新鲜坦诚,他们的骨相丰饶坚决。 他以值得怀疑的热情,展示了他的观察以及观察以后的臆想。好像是在说,常人眼睛里看到的骨骼,而在诗人的慧眼里则成为了骨相。这个情况也类似于现在的一些前卫诗人,俗人们看到的只是月亮,他们则看出了月相的意味。可是,事物的本质总是去掉"相"以后的本来形态,因为真理恰恰是"出位去相"的。到20世纪初叶,随着理性主义的兴起,骨相学才逐步从西语里销声匿迹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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