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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妻上
女子柔顺方才可爱
司马迁说：“夏朝的兴盛，是因为有了涂山，而夏桀最终被流放，罪在妹喜；商朝的兴起，功归于有娀，商纣王残酷杀戮朝臣，是因为他宠爱妲己；周代的兴起是因为有姜嫄及大任，而幽王最终被擒，是因为有褒姒的荒淫。因此，《周易》以乾坤为基础，《诗经》以关雎为开始。夫妻之间的道德关系，是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的重大原则。礼法用于婚姻，是因为对待婚姻要小心谨慎。乐调节，则四时和，阴阳的变化，是万物变化的依据，能不慎重吗？”为人妻子，其品德共有六种：一是柔顺，二是清洁，三是不嫉妒，四是俭约，五是恭谨，六是勤劳。丈夫如天空，妻子像大地；丈夫像太阳，妻子像月亮；丈夫阳刚，妻子阴柔。
天位尊而居上，地卑下而处下，太阳没有盈亏变化，月亮却有圆缺。阳唱而能生物，阴和而能成物。所以妻子以温柔顺从为美德，而不以强词夺理为美。
汉代的曹大家作《女戒》，在第一章里说：“古代生了女孩子，三天之后就将他放在床下，意思是说女孩子天生卑微体弱，属于下贱者。
女孩子长大后，应该处处谦让恭敬，先人后己，做了好事不要去张扬，做了错事不要推卸责任。女人要忍受屈辱，经常表现出战战兢兢的样子来。”
《女戒》又说：“阴阳性质不同，男女行为上有区别。阳以刚强为德，阴以柔顺为用。男子以强健为贵，女子以柔顺为美。因此有句谚语说：‘生个男孩像豺狼，还害怕他软弱如蛇；生个女孩像老鼠，仍害怕她成为老虎。’修养自身莫如恭敬，躲避强暴莫若温顺。所以说：恭敬柔顺之道，是为人妻子的最重要的礼义。”又说：“妻子受到丈夫的宠爱，是因为得到了公婆的喜爱。公婆喜欢自己，又是因为小叔小姑称赞自己。”由此可以看出，妻子的荣辱誉毁，完全在于小叔小姑对你怎么评价。对小叔小姑的爱心，确实不能失去。每个妻子都知道不能失去小叔小姑的爱心，但又不能温和地对待他们，岂不是大错特错吗？妻子并不是圣人，怎么能没有过错呢？即使有贤女的品行和聪慧，也难以成为没有缺点的完人。因此妻子只要得到家人的爱护，她的缺点过错就不会外传。倘若得不到家人的喜爱，她的过错就会传扬出去，这是必然的。
小叔小姑对嫂子来说，本来就不好相处，但他们的名份又很尊贵；互相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恩情，但道义上必须表现为和睦相处。若是贤淑、谦顺的妻子，和小叔小姑和睦相处，崇恩结援，使自己的美德得以远扬，错误得以遮掩，以致于公婆夸奖自己，丈夫赞扬自己，贤妇的声誉传播乡邻，近而为父母带来荣耀。若是愚蠢的妻子，在小叔面前自高自大；在小姑面前因宠而骄悍。既然如此，又怎能谈得上和平相处呢？既然背恩弃义，又怎能获取小姑小叔的赞誉？结果自己的美德被遮掩，过错被远扬，最后公婆愤恨，丈夫恼怒，恶名传遍内外，而耻辱都集于一身，留在夫家就会增添父母的耻辱，回到娘家又会增加丈夫的忧虑。对待小叔小姑的态度是为人之妻荣辱的关键，能不慎重对待吗？要博得小叔小姑的好感，最好的办法就是谦恭温顺。谦恭，是美好品德的根本，温顺是妻子应有的品行，二者兼备，就能和小叔小姑和睦相处。妻子像这样，才能称之为柔顺。妻子要对丈夫恭敬，一旦与丈夫结婚，就要终身不再改嫁。因此忠诚的大臣不能侍奉两个君主，贞节的女子不能侍奉两个丈夫。《周易》说：“妻子柔顺，有利于贞守妇道，丈夫才能远行。”又说：“用六：有利于永远恪守妇道。”晏婴说：“妻子如果性情柔顺，作风就会正派。”说的是妻子以温柔为主，此外还要作风正派。因此皇帝的后妃要出行，必须乘坐有帷幕的安车；走到堂下，要听从傅母和保姆的意见，进门出门都要佩带鸣玉，在家梳妆打扮，就要自结绸缪组纽；在野外居住要穿着帷裳，为的是能够一心一意，做到自我约束。《诗经》说：“自从君子远征东边，我在家里披头散发。难道是没有润发油吗？
不是，可我又为谁打扮呢？”所以妻子在丈夫外出的时候不打扮自己，这是合乎礼法的。
卫国太子共伯死得早，他的妻子姜氏坚守为人妻子的礼义。姜氏的父母想让她改嫁，她发誓不再嫁人，还写了一首诗《柏舟》，以此来表达自己坚强的意志。
宋共公的夫人伯姬是鲁国人，他一直守寡长达三十五年。到景公的时候，伯姬住的宫中在夜里失了火，她跟前的人对她说：“夫人赶快出来避火。”伯姬说：“妇人应该遵守的礼义是，如果保母和傅母不在跟前，晚上就不能下堂。我要等待保、傅来了才出去。”一会儿，保姆来了，但傅母还没来，跟前的人又劝：“夫人赶快出来避火。”伯姬不从，于是被火烧死了。
楚昭王的夫人贞姜，是齐国的女子。一次，楚昭王出游，将贞姜夫人留在了渐台之上。走在半道，楚昭王突然听说江水暴涨，便立即派使者去渐台上接夫人。可是使者在匆忙之中忘了拿符。使者到了夫人那里，请夫人赶快走。夫人说：“大王与宫中的人有约令，召宫人一定要拿大王的符。现在使者不拿符，我不敢离开。”使者说：“可眼下洪水马上就要到来，等我回去取了符，恐怕就迟了！”夫人仍然不走。于是，使者只好返回去取符。他还没有返回来，洪水就涌来了，渐台坍塌，贞姜夫人被洪水淹没而死。
有一个蔡人娶了宋人的女儿作妻子。宋女出嫁不久，丈夫便患了重病，她的母亲想让她改嫁。宋女说：“丈夫遭遇了不幸，我怎能离开他？嫁给他人就要坚守道义，一旦与他结婚，就得厮守终身，不再改嫁。丈夫虽然不幸得了重病，但他并没有大的变故，而且他又没有赶我走，我为什么要离开他呢？”她最终没有听从母亲的话。
梁国有一个寡妇叫高行，她容貌漂亮，又有好名声，年轻守寡，没有改嫁。梁国的达官显贵都争着想娶她为妻，但不能得到她。梁国国王听说后，便派丞相去礼聘。高行说：“我的夫君不幸早死，我抚育他的孩子，有许多达官显贵来娶我，我都拒绝了。不想现在大王又来礼聘。
我听说妇人应该遵守的礼义是从一而终，以成全贞洁和守信用的节操。
如果我现在羡慕富贵，忘掉贫贱之先夫，丢弃信义而去追逐利益，那我还怎么做人呢？”于是他照着镜子，用刀割下了自己的鼻子，然后说：“我已经毁了容，我之所以没有去死，是因为丢不下幼弱的孩子。大王想要得到我，无非是为了我的美色，现在我已经是个毁了容的人了，大概可以放过我了吧！”丞相将这一情况报告给梁王，梁王嘉奖她的品行德义，于是听其自便，并赐给她一个封号叫“高行”。
汉代陈孝妇，年仅十六岁就出嫁了，没生孩子。她的丈夫要去戍守边疆，临走的时候，嘱咐她说：“我这一走，生死未卜，家里还有老母亲，又没有其他弟兄能够赡养，如果我回不来，你愿意赡养我的母亲吗？”孝妇回答说：“愿意。”丈夫果然死在战场上没有回来。孝妇就赡养婆婆，婆媳相依为命，互相疼爱，孝妇靠纺纱织布来维持生活，始终没有改嫁的想法。她为丈夫居丧三年后，父母可怜她年轻守寡又没有孩子，就想让她改嫁。她说：“丈夫走的时候把他的老母托付给我，我既然许下诺言就应该守信用，赡养他人老母却不能坚持到最后，许诺于人却不能守信运，我还怎么活在世界上呢？”她想用自杀来反抗父母，她的父母害怕她寻死就不敢强迫她改嫁，让她继续赡养婆婆。二十八年后，婆婆八十多岁，寿终正寝。孝妇将房屋、田地等家产全部卖掉来安葬婆婆。而且为婆婆守丧、祭祀。淮阳太守将她的事迹禀报皇帝，孝文皇帝派遣使者赐给她黄金四十斤，免除她终身的赋役，并尊称她为“孝妇”。
吴许升的妻子吕荣，为躲避贼寇追赶，跳墙而逃。那些贼寇持刀追她。贼喊：“跟我们走你就可以活命，不跟我们走就杀死你。”吕荣回答说：“我决不受辱于贼寇！”于是自杀而死。这天疾风暴雨，电闪雷鸣，贼寇为自己伤天害理感到恐惧，便叩头谢罪，并安葬了吕荣。
沛刘长卿的妻子是五更桓荣的孙女。他们结婚后生了一个男孩，但孩子五岁时刘长卿就死了。妻子怕娘家让她改嫁，便不回娘家。她的儿子长到十五岁的时候，又不幸死掉。刘妻考虑娘家早晚要让她改嫁，便预先割掉自己的耳朵，发誓不嫁。同宗族的女人们很怜悯她，一起对她说：“其实你娘家并没有让你改嫁的意思，即便有，我们还可以替你说情，表白你的诚意，为什么贵义轻身竟到如此的地步呢？”她回答说：“从前我先夫活着的时候，学问上乘，被尊为帝师。打他之后，没有能超过他的。男人就应该以忠诚和孝顺来求得显达，女人就应该以贞洁和温顺来赢得好名声。《诗经》说：‘不要羞辱你的祖先，应当修养你的德行。’因此我预先自己毁容，以向世人表明我的心志。”沛相王吉向皇上奏明她的高行义举，对她进行表彰，并称她为“行义桓嫠”。她死之后，县里只要有祭祀活动，就肯定要祭拜她。
度辽将军皇甫规死的时候，他的妻子还正值盛年，姿色犹存。后来，董卓当了相国，听说她很美丽，就以豪华的车子百辆、四十匹马和许多奴婢钱帛为聘礼，想娶她。皇甫规的妻子得知后，就亲自到董卓的门上，跪地陈说自己不愿再嫁，言辞诚恳动人。董卓命令手下手执利刃将她围住，并对她说：“我以我的威势，想让天下的人都听我的号令，我怎么能容忍一个妇人竟不听的话！”皇甫妻心知不能免祸，便干脆站起来大骂董卓：“你本来就是个羌人和胡人的野种，你祸害天下还没有够啊！
我夫君家，清明廉正的德行代代相传。我的先夫皇甫规文武全才，是汉室的忠臣，你那时只不过是他驱使下的一个小小走卒，你敢对你的上司的夫人行非礼吗？”董卓命人将一辆车拉进庭院中，将她的头套进轭里，然后鞭打她。皇甫妻对那些打她的人说：“为什么不打得重一点呢？我只愿快点死。”她最终被打死在车下。后人为她画像，称她为“礼宗”。
魏大将军曹爽从弟文叔的妻子，是谯郡夏侯文宁的女儿，她的名字叫令女。文叔很早就死了，令女服丧期满后，自料自己年轻而且没有孩子，娘家肯定要让他改嫁，于是她剪断自己的头发，以示自己不再改嫁。后来，娘家果然想让她再嫁，令女听说后，又用刀子剪下了自己的两个耳朵，并住在曹爽家里。等到曹爽被杀，曹氏家族被灭族，令女的叔父上书朝廷，声明他家与曹家断绝婚姻关系，而且硬将令女接回娘家。此时令女的父亲文宁担任梁相，可怜女儿还年轻，却固执于妇道，而且曹家已经没有后人了，因此他希望女儿能改变初衷。于是他派人去劝说女儿。令女假装叹气而且哭着说：“我也很后悔，我答应便是了。”家人信以为真，便不再防范她。令女于是偷偷进入寝室，用刀子割断了自己的鼻子，然后用被子蒙住头睡在床上。她母亲叫她，与她说话，她不答应。揭开被子一看，血流满床。全家人都很惊慌，跑去看她，都为之掉泪。有人对她说：“人活在世上，就好象一点灰尘落在了小草上，为何要这么认真呢？况且你丈夫家已被灭族，你即使守着，又为了谁呢？”
令女回答说：“我听说仁德的人不因为盛衰穷富而改变自己的节操；有义气的人不因为存亡而变心。曹家在兴盛的时候，我还想保持名节，而况他家现在已经衰亡，我怎么忍心背弃他们呢？像禽兽一样无情无义的事，我怎么能够做出来呢？”司马宣王听说了这件事，便赞扬她的德行，任凭她去要一个孩子来抚养，作为曹氏的后代。
后魏钜鹿人魏溥的妻子房氏，是慕容垂贵乡太守常山房湛的女儿。
房氏虽然年纪不大，但颇有操守。她十六岁的时候，丈夫魏溥得病而死。临死时丈夫对她说：“我死倒无所谓，只是我母亲已上年纪，家里贫穷，而且孩子又小，这些让我死不瞑目啊！”房氏哭着对他说：“我接受父母的指教，有幸来侍奉你，本来打算与你白头到老。现在不能实现这个愿望，这大概也是天意。你死之后，上有高堂老母，下有襁褓幼子，只有我年轻力壮，我自当照料他们，请你放心好了。”夫妻俩说完这些话，魏溥就死了。入殓的时候，房氏用刀子将自己的左耳朵割下来，扔进棺材里，并说：“如果鬼神有知的话，请你在地下等我。”她血流如注，参加丧礼的人看了，都既可怜她，又感到惊惧。婆婆刘氏哭着说：“媳妇你为什么要这样呢？”房氏回答说：“我年纪还小，不幸早寡，我担心我的父母亲不考虑我们的夫妻感情，令我改嫁，所以我割耳发誓，不再改嫁。”听到这话的人无不感叹而悲怆。这时他们的孩子缉出生还不到一百天，房氏在家里抚养孩子，从不出门。她终身不听音乐，不和外边的人同坐。缉十二岁的时候，房氏的父母仍然健在，于是他回家去看望父母。此时她的父亲和哥哥还有让她改嫁的意思，缉偷偷地听见了这些议论，便告给了她的母亲。房氏于是让备车，谎称要到别的地方，却踏上了归家的路，而她的娘家还不知道。走了数十里，娘家方才发觉，她的兄弟们追上来，房氏只是哀叹，却不再回娘家去。他严守贞洁，竟是这般固执。
荥阳张洪祁的妻子刘氏，十七岁的时候丈夫就死了。生了一个孩子二岁又夭折了。她的公婆年纪很大，她就朝夕侍奉，她一切按照礼法行事，从不违忤公婆。哥哥可怜她年轻守寡，想让她改嫁，可她发誓不再嫁人，以此而终老其身。
陈留董景起的妻子张氏，丈夫死的时候，张氏才十六岁。她哀痛丈夫早死，悲伤过度，长时间只吃素食蔬菜。她又没有儿子，只自己独守贞操，等待着死的那一天。乡里的人都称赞她，她终于成全了自己的好名声。
隋朝大理卿郑善果的母亲崔氏。周代末年，善果的父亲诚征讨尉迟迥战死。她的母亲崔氏年仅二十岁就守了寡，父亲彦睦想让女儿改嫁，崔氏怀抱善果说：“妇人没有嫁两次的道理，况且我丈夫虽然死了，但还有这个孩子，丢弃儿子是不慈爱，背叛丈夫是不讲礼义，我本来应当割耳剪发，以表明我誓死不再改嫁的决心。违背礼义，灭绝慈爱，这些事我不敢做。”于是他不再改嫁，一心教育抚养儿子善果，终于使他长大成人。自从守寡，她便不施脂粉，穿家常衣服，她性情又节俭，如果不是祭祀和招待宾客，吃饭从不摆放酒肉。她每天在家静静地坐着，从没有出过门。娘家婆家的亲戚有红白喜事，她都多馈赠礼物，但从不亲自登门。
韩觊的妻子于氏，她的父亲于实是周大左辅。于氏十四岁的时候就嫁给了韩觊，她虽然生长在富贵人家，但却知礼识节，懂得约束自己的行为，宗族和乡里的人都很敬重她。她十八岁的时候，韩觊当兵而死，于氏悲伤过度，骨瘦如柴，她的哀痛足以让路人感动。朝夕祭奠丈夫的时候，她都是亲自用手捧着供品。服丧期满后，她父亲可怜她年轻又没有孩子，想让她改嫁，但她坚决不答应。她将丈夫的庶子世隆当作自己的孩子来抚养，慈爱如同自己所生一样，而且教育有方，最终将这个孩子培养成人。自从守寡之后，每逢过时过节，她才回娘家看看父母，至于其他亲戚，她一概不与他们往来。有长辈和亲戚来看望她，她送迎都不出大门。吃粗茶淡饭，穿粗布衣服，从不听声乐，一直到死。隋文帝听说后，赞叹一番，并下诏褒奖她，旌表她所居住的里巷。在长安城中，这里被称为“节妇闾”。
周虢州司户王凝的妻子李氏，家住在青齐之间。王凝死在官署，家里很贫穷，有一个孩子还很小。李氏带着孩子，去收拾丈夫的遗骨回家。路过开封的时候，她想找一个旅馆住下。主人看见她独自一人领着一个孩子，就有些怀疑她，不让她住宿。李氏看看天已经黑了，就不肯离去。主人抓住她的手臂将她拉了出去。李氏仰天痛哭道：“我作为妇人，却不能保守节操，这只手竟被别人抓过了，但我不能再让这只手来玷污我的全身。”于是她用斧子砍断了自己的手臂。过路的人都围过来看，而且为之嗟叹，有的还流下了泪。开封府尹听说了这件事，便禀报了朝廷，并给李氏拿来药，为她包扎伤口。安抚李氏，鞭打旅馆的主人。像她这样，可以说是能够保持清白和贞洁了。
卷九 妻下
女人不妒品自高
在《礼记》里，从天子到有官位和爵位的人，纳妾的多少都是有规定的，惟独平民百姓没有规定，称为匹夫、匹妇。所以《诗经·关雎》赞美后妃，歌颂淑女许配君子。爱慕窈窕女子，思念有才德的男子，而没有讽刺淫荡的意思。至于《樛木》、《螽斯》、《桃夭》、《芣莒》、《小星》等篇，都是赞美没有嫉妒的行为。周文王的母亲生了十个儿子，至于众妾所生的儿子大概有上百人之多，这正是周所以兴旺发达的原因，所以诗人来赞美这件事。这样说来，妇人最大的美德就是不去嫉妒。
晋国的赵衰跟随晋文公逃亡到狄国，娶了狄国的女子叔隗为妻。等到晋文公返回晋国后，就把自己的女儿赵姬嫁给了赵衰，并生了原同、屏括和楼婴。赵姬让赵衰把赵盾和他的母亲迎接到晋国来。赵衰没敢答应。赵姬说：“不迎是错误的。得新宠而忘旧人，不是仁义之举；喜新而厌旧，没有恩情；与人共度艰难岁月，自己富贵之后就不去理她，不合礼法。丢了这三点，你还怎么去说服别人呢？所以你一定要将叔隗接来。”等到赵盾来了，赵姬认为赵盾很有才华，就坚决要求赵衰将赵盾立为嫡子，而将自己的三个儿子排在赵盾的后面。并以叔隗为赵衰的正妻，自己排在她的后边。
楚庄王夫人樊姬说：“我有幸侍奉大王，已经十一年了，这期间，我经常花费钱财派人到郑国和卫国搜求美人，进献给大王。我所进献的九人，其中比我贤惠的有二人，与我不相上下的有七人。我也知道这样做会妨碍大王对我的爱，会夺去我的尊贵。我难道不想让大王只宠爱我一个人吗？我只不过是不敢以私废公罢了。
宋国的女宗是鲍苏的妻子。结婚后，女宗侍奉婆婆非常谦恭谨慎。
后来，鲍苏离开家到卫国去做官，三年之后他又在卫国娶了妻子。女宗得知后，不但没有嫉妒，反而赡养婆婆更加小心，只要有顺路的人，女宗就委托向鲍苏问好，而且还给鲍苏在卫国的妻子带去非常丰厚的礼品。鲍苏的一个妾对女宗说：“你应该离开鲍家了。”女宗问：“为什么？”妾说：“夫君既然另有新欢，你还留下干什么呢？”女宗说：“对于一个妇人来说，她所最宝贵的难道就是独自拥有丈夫的爱吗？如果只知道独霸丈夫，反对丈夫另添房室，从而求取自己的荣耀，我是没有看出这其中的高尚来。《礼记》规定，天子可以有十二个妻妾，诸侯可以有九个，大夫可以有三个，士两个。我的丈夫本来就是士，他有两个妻子，不也是应该的吗？而且，妇人有七种被休掉的情况，在这七种被休掉的错误中，嫉妒丈夫的正妻是最大的。你不教给我为人之妻所应遵守的礼义，反让我做那些有可能被丈夫休掉的事情。我怎么能听你的话呢？”
于是她不听这些，对待婆婆更加谨慎小心。宋公听到这件事后，夸赞她的品行，旌表其门第，尊称她为“女宗”。
汉代明德马皇后是伏波将军马援的女儿，她十三岁的时候就被选入太子宫，对待其他嫔妃，能够先人后己，因此她得到了太子的宠爱。太子即位后，她为皇家子弟不多而常常发愁，于是他为皇帝引荐嫔妃，惟恐皇帝不喜欢她们。如果后宫嫔妃有要求主动进见皇上的，她都为之引见。如果有谁被皇帝数次宠幸，待遇马上就提高了。正因为这样，她不久就被立为皇后。由此知道女人如果没有妒忌心，就容易博得君子的好感。相反，越想独霸男人，越是容易被疏远。做得好坏，这与她们有没有见识有关。
后唐太祖的正室刘氏，是代北人。太祖的次妃曹氏是太原人。太祖被封为晋王的时候，刘氏被封为秦国夫人，她没有生孩子，但很贤惠，不嫉妒，并经常对太祖说：“我给曹氏相面，她一定会生下贵子的，应该善待她。”然而，曹氏也常常谦让退避，所以她们俩相处得非常好。
曹氏被封为晋国夫人，后来生了儿子，正是庄宗。太祖想起先前刘氏所说的话，感到这件事很神奇。等到庄宗即位的时候，册封曹氏为皇太后，而封嫡母刘氏为皇太妃。太妃去向太后道谢，太后觉得很惭愧。太妃说：“愿我们的孩子永保江山，能够让我们平安地活到老，然后在地下与先君相会，这才是最大的幸运，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后来庄宗灭了梁，进入洛，便派人迎接太后归洛，居住在长寿宫。太妃由于留恋皇陵宗庙，独自留在了晋阳。太妃和太后感情非常好，太妃送太后赴洛的时候，洒泪而别。回去后仍思念太后，竟郁闷成疾。太后得知后，很想亲自到晋阳去看她；太妃去世，太后又想亲自去安葬太妃。因为庄宗哭着劝谏，大臣们也一再挽留，太后才只好作罢。然而，自从太妃去世，太后也因悲痛而不吃饭，只过了一个多月，也去世了。庄宗将妾母排在嫡母的前面，刘后仍然不恼怒，而况妾侍奉正妻本来就是合乎礼法的呢！
向刘氏这样的，可以称得上没有嫉妒之心。
《葛覃》赞扬后妃勤俭节约，说她们穿着已经洗过几次的衣服。这样说来，作为妇人应以勤俭节约为美德，而不能以奢侈华丽为美。
东汉明德马皇后经常穿着粗帛衣服，裙子也不加边饰。每月初一和十五，举行朝谒之礼，有一次妃嫔们看见马皇后的衣服粗疏，还以为是上等的丝织品，她们来到跟前一看，不禁相视而笑。马皇后遮掩道：“这种缯特别容易染色，所以我才穿它。”妃嫔们看见她如此朴素，无不感叹。马皇后不喜欢外出游玩观光，从来不到窗前观望外面，也不喜好音乐。皇上经常巡幸行宫苑囿，皇后很少随行。她身为皇后，还如此俭朴简约，而况一般平民百姓的妻子呢？
汉代鲍宣的妻子桓氏，将侍御妇人的服饰放起来，改穿布衣短服，亲自拉小车干活。
梁鸿的妻子把丝绸衣服藏起来，穿布衣麻鞋，亲自纺纱织布。
唐代岐阳公主嫁给殿中少监杜悰为妻，公主和丈夫商量说：“皇上赐给我们的奴婢，最终还是过不惯贫穷的生活。”于是他们奏请皇上不要奴婢。皇上大为赞叹，同意了公主的意见，赏赐给她一些银钱，公主用这些银钱买了些出身卑贱又易于指使的人做佣人。从此以后公主闭门不出，家里和和睦睦，安安静静。杜惊担任澧州刺史，公主跟随前往。
郡、县官吏听说公主要来，杀牛、羊、狗、马，有数百人忙碌，准备招待公主。但公主到后，随从的人不过二十个，奴婢只有六七个，乘坐的驴子很瘦弱，公主还规定所到地方不得摆设酒宴肉食。只见驿站官吏站在门外，抬来一些简单的饭菜就回去了。没过几天，她的事迹传到京城，议论纷纷，人们都把这件事当作一件少有的奇事来传扬。杜悰在澧州任职三年，公主在这三年间从未到过他的官府，始终没见过刺史衙门里边是什么样子的。她是皇帝的女儿尚且能如此俭朴简约，而况一般的百姓呢？像这样的妻子，可以算得上节俭了。
古代的贤妇对待丈夫无不恭恭敬敬。曹大家的《女戒》说：“得到丈夫的喜爱，妻子就可以终生有靠，失去丈夫的欢爱，妻子就一切都完了。”由此可见，为人妻子一定要得到丈夫的真心疼爱。然而要想得到丈夫的欢心，并不是去谄媚奉承，而是要专心正色严肃认真，坚守礼义贞洁。即不道听途说，目不邪视，外出不妖艳打扮，在家不懒于妆饰，不三五成群聚会闲聊，不到门口去张望，能做到这些，就称得上是专心正色严肃认真了。如果是举止轻佻、视听不定，在家披头散发，出门卖弄风骚，说些不该说的话，看些不该看的事，这就是不能专心正色严肃认真。所以冀缺的妻子到田间给丈夫送饭，能够相敬如宾；梁鸿的妻子给丈夫端上饭菜，能够举案齐眉。像这样的妻子，就算得上恭敬谨慎了。
《周易》说：“‘家人’卦，处于二位的阴爻表现的是，妻子在家虽没有专断的权力，但是要管理好家务。”《诗经·葛覃》赞扬后妃，说她们在父母家里从事女工，纺纱织布，还参加体力劳动。《采苹》、《采蘩》称赞夫人能进行祭祀活动。那些后妃、夫人尚且能如此勤劳，何况一般百姓的妻子呢？难道可以端坐终日、享受安逸吗？
鲁国的大夫公父文伯退朝后，去拜见母亲。母亲正在织布，文伯说：“像我们这样富有的人家，其主人还用得着亲自纺织吗？您这样做会让季孙不高兴的，人家会说我们这样富有还不能安心侍奉国君？”母亲听了他的话，叹了口气说：“鲁国难道要灭亡了吗？但你难道不知道鲁国使僮子备官吗？王后要亲自做帽子上的装饰物玄紞，公侯的夫人再为它加上紘綖，卿的妻子要制做缁带，大夫的妻子要做祭服，元士的妻子要制做朝服，从下士到一般百姓，都要做衣服给丈夫穿。春天秋天祭祀土神的时候，人人都要忙碌，冬天祭祀的时候，也要有所贡献。不论男女，都要为国效劳，延误时间或做错事，都要受到处罚，这是古代就有的制度。现在我守了寡，你又仅是个大夫，我们兢兢业业，还怕不能承继先人之志，如果再懈怠懒惰，怎能辞其咎？我希望把一切都做好，并且时时警戒自己说：‘一定要对得起先人。’你现在却说：‘为什么要这么辛苦？’你以这样的认识和态度继承你父亲的官爵，我担心你父亲穆伯没有好的继承人了。”
汉代明德马皇后，自己制做衣服，手都冻裂了。皇后都能这样勤劳，何况一般人呢？曹大家《女戒》说：“做为人的妻子，晚睡早起，不分昼夜，处理家事，不挑拣难易。所作必成，亲手来整理，这就为勤劳。”像这样，可以说是能勤劳了。
不过，为人之妻，并非只需要具备以上六种品德就可以了，妻子还应当辅佐丈夫，让他功成名就。所以《卷耳》求贤审官，《殷其雷》用义来劝戒丈夫，《汝坟》勉励丈夫做人要正直，《鸡鸣》警戒相成，这些都是贤内助的功劳。从涂山到太姒，她们的功绩载入史籍，无人能比。周宣王姜后是个齐国女子，宣王有一次起床晚了，姜后就取下金簪珥环，待罪于后宫，派她的保姆传话给宣王说：“因为我显露淫心，使得君王失礼晚朝，出现了好色忘德的过失，请求君王惩罚我吧。”宣王说：“寡人无德，确是自己有错，并非皇后的过错。”宣王不治姜后的罪，自己从此勤于政事，早上朝晚退朝，终于成就了中兴国家的美名。所以《鸡鸣》很高兴宣示天亮的鼓声。皇后、夫人必须带着鸣珮去国君的住所，这是古礼。
齐桓公喜好淫乐，卫姬坚持按礼法办事。
楚庄王刚即位的时候，非常喜欢打猎，樊姬劝谏，他不听，于是樊姬就不再吃鸟兽的肉，用这种方法来劝谏。三年之后，楚庄王终于能够勤于政事，而且不知疲倦。
晋文公避骊姬之难，到了齐国。齐桓公把姜氏嫁给他为妻，并给他二十乘车马作为嫁妆。晋文公居然安享富贵，不打算复国了。但跟随他的那些人认为不能就这样消沉下去，暗暗打算要离开这里，他们谋于桑下，蚕妾在旁边听到了，就告给了姜氏。姜氏杀掉蚕妾，然后对晋文公说：“你们有远大的志向，将要离开这里？窃听到你们的机密的人我已经把她杀死了。”晋文公说：“没有这回事。”姜氏说：“你们还是赶快走吧，不舍儿女私情，贪图安逸，会毁掉你的大事的。”晋文公还是不愿放弃安逸的生活，姜氏便与子犯合谋，用酒将他灌醉，然后把他扶上车子拉走。就这样晋文公最后终于得以回国即位，并且成就了一代霸主的功业。
陶大夫答子治理陶地的时候，没有好的名声，家里却非常富裕。妻子几次劝谏他，他不听。过了五年，他带着车马百乘回家休息，本宗族的人杀牛为他庆贺。唯独他的妻子抱着孩儿在一边哭泣。婆婆愤怒地责备她说：“我儿治理陶地五年，带着车马百乘归来休息，族中人杀牛为他庆贺，你却抱着孩子哭泣，多么不吉祥呀！”儿媳妇说：“一个人没有能力却做了大官，就会招来灾祸；做官没有政绩而家里富裕，可以说是在积累祸患。先前令尹子文治理国家，家中贫穷，而国家富裕，皇帝敬重他，百姓爱戴他，因此福遗子孙，名留后世。如今我的丈夫却不是这样，贪求富贵喜好虚名，而不顾后患，必定要招来祸患。我愿与孩子一起离去。”婆婆大怒，将儿媳赶出家门。一年之后，果然因为答子贪污财物，全家人被杀，唯独答子的母亲因为年老免于一死。这时，答子的妻子带着小孩回家赡养婆婆，为婆婆养老送终。
楚王听说于陵子终很有才德，就想委任他为宰相。楚王派使者带着百镒黄金去聘请于陵子终。于陵子终回家对妻子说：“楚王想让我担任宰相，我今天当了宰相，明天就坐着豪华的车子，前呼后拥，顿顿吃丰盛的宴席，你认为这样可以吗？”妻子说：“你现在以编织鞋为生，职业虽然不怎么样，但是无忧无虑，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远离是非财货，读书弹琴，自得其乐。一个人，即便拥有再多的车马，容身也只不过需要很小的一块地方；宴席再丰盛，也只不过吃一点肉就饱了。你为得到一点安身之地和一顿饭的好处，竟要负担整个楚国的忧患和烦恼，值得吗？而且乱世多祸，你如果要接受任命，我害怕你连命都保不住。”于是，于陵子终出来谢绝了楚王的使者，没有接受聘任。他们一起出逃，以为别人种菜园为生。
汉代明德马皇后，屡次规谏明帝，言辞恳切，思考周到。当时，冤狱连年不断，囚犯们相互牵连，受到法律惩罚的人非常多。马皇后担心用刑过多过滥，便找机会向明帝提起这件事，皇上也感到这件事很重要，并对那些遭受冤狱的人动了恻隐之心。他晚上睡不着觉，起来散步，思考马皇后的建议并加以采纳，最终有许多被冤枉或犯罪较轻的人得到了赦免。当时，将领们所奏的事和公卿们的一些议论有难以决断的，明帝就每每让马皇后来决断，以此来考察她处理事情的能力。马皇后每次都能合情合理地分析和处理，她常常利用侍奉明帝的机会，来谈她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对国事处理提出许多有用的意见。然而她从来没有因为家里的私事来干预皇上。
河南乐羊子有一次在路上行走拾到一饼金子，回家将金子交给妻子。
妻子说：“我听说有志气的人不喝盗泉之水，有骨气的人不吃嗟来之食，何况你靠拣东西求利，难道不怕玷污了你的品行吗？”羊子非常惭愧，就把金子扔到了野外，然后到很远的地方去拜师求学。一年之后羊子回来，妻子跪着问他为何要回来。羊子说：“我出去久了，有些想家，并没有别的原因。”妻子就拿了把刀走到织机前，对羊子说：“蚕茧抽丝，机抒织布，一根根丝线织成一寸一寸的布，慢慢积累，就成了一丈布、一匹布。如果现在将它砍断，不但这匹绢织不成功，而且还荒废了时间。你去求学，也是在积累知识，应当每天了解你所不懂的新的知识，以修成懿德美行。如果中途辍学回家，其结果与砍断这匹布有何不同？”羊子听了妻子的话非常感动，又回去继续学习，此后七年没有再回家。妻子在家辛勤劳动，赡养婆婆，还要供给羊子求学所需的钱物。
吴国许升年轻的时候是个赌徒，不注意节操品行。他的妻子吕荣辛勤操持家业，侍奉婆婆。妻子多次劝告许升读书学习，每当许升有不好的行为时，她就泪流满面地规劝。吕荣的父亲非常痛恨许升，他要将吕荣叫回家，想让她改嫁。吕荣叹息道：“命中既然给我安排了这样的丈夫，我必须忠贞如一，不再改嫁。”吕荣始终不肯回家。许升非常感激，从此奋发向上，外出拜师求学，后来一举成名。
唐朝文德长孙皇后去世，太宗对近臣说：“皇后在宫中的时候，常常规劝我，现在我再听不到她的良言，在内失去了一个很好的助手，这让我很觉悲哀。”以上这些事例都是为人之妻能够用道义来辅佐丈夫成就事业的典范。
汉朝长安大昌里某人的妻子，她的丈夫有个仇人，那个仇人想报复她的丈夫却没有办法。仇人听说她非常孝敬父母，就劫持了她的父亲，以此来要挟她共同害她丈夫，并且假托她父亲，要她说出丈夫在哪里。
她想，不听仇人的话，父亲就要被杀，这是不孝顺；如果顺从仇人，丈夫就会被杀，这是没有仁义。既不孝顺又不仁义，虽然活着也没脸见他人了。最后她决定自己替丈夫去死，于是就许诺那个仇人说：“明天我们在楼上沐浴，头朝东而睡的就是我丈夫，我打开窗户等你。”回到家，她就骗她丈夫，让他睡到别的地方。她自己洗了澡，在楼上头朝东而睡，而且打开了窗户。半夜，仇人果然来了，砍下她的头拿走，等到天亮一看，原来是仇人的妻子的头。仇人非常哀痛，认为这个女人很讲礼义，就放过了她的丈夫。
唐代光启年间，杨行密围攻秦彦和毕师铎，扬州城内没有一点粮食，到了人吃人的地步，士兵纷纷抢掠人口，贩卖人肉。洪州商人周迪和妻子都住在城中。周迪十分饥饿，快要死了，妻子说：“现在我们因饥饿而处于穷途末路，咱俩不可能同时保全性命，你家中还有老母亲，你不能不回去，我愿意把自己卖给肉铺，帮助你筹集路费。”于是她就到肉铺将自己卖掉，得到十两白金，将其交给丈夫，与他哭泣告别。周迪来到城门，用五两白金贿赂守门人，请求放他出去。守门人盘问他，他如实回答。守门人不相信他的话，与他一起来肉铺查验，果然看见他妻子的头颅已经在案上了。于是众人围观，无不叹息，纷纷送给他钱财。周迪将妻子残留下来的骸骨收集起来，背回家乡。古代的节烈妇女，能够以死殉夫，又哪里会役使其丈夫呢？
卷十 舅甥/舅姑/妇妾/乳母
嘴里含饭，救活外甥
秦康公的母亲是晋献公的女儿。文公遭遇骊姬之难，尚未回国，秦姬就死了。穆公收留了文公。当时康公为太子，把舅舅文公送到渭阳，他想到母亲已死，就说：“我见到了舅舅，就好象看见了我的母亲一样。”因此还写了渭阳之诗。
东汉魏郡有个人叫霍谞。有人在大将军梁商那里诬告霍谞的舅舅宋光。宋光以乱写文章罪，被关进洛阳监狱，在严刑拷打之下，困苦不堪。当时霍谞年仅十五岁，就上书梁商，为舅舅喊冤，言辞意思明白恳切。
梁商器重霍谞有才能、有志气，便为宋光向上边说好话，宽恕了他的罪过。霍谞因此而出了名。
晋司空郄鉴在饥荒年月靠嘴里含一口饭救活了外甥周翼。郄鉴去世后，周翼正担任剡县县令，他辞职回家，为舅舅服丧三年。以上这些都是舅甥之间有恩情的典范。
舅姑孝顺公婆如父母
晏子说：“婆婆慈祥而有威信，媳妇听话而又温婉，是礼法中最好的表现。”
《礼记》说：“婆婆虽然疼爱儿媳，但还是要让她去辛勤劳作，不能舍不得让她干活，实在不得已，可以让她在干活时多休息几次，不要累坏了身体就可以了。儿媳妇不孝敬公婆，公婆不要生气，也不要怨恨，先教育她。如果教育不听，然后再训斥她。训斥也不起作用，就让儿子休掉她，但不表明她的失礼之罪。
季康子问公父文伯的母亲：“您有话要告诉我吗？”回答说：“我听我婆婆说：‘君子如果能任劳任怨，子孙后代就会兴旺发达。’子夏听后说：‘对啊！’商曾听说：‘古代女子出嫁，如果没有公婆，就是不幸。’所以，儿媳妇必须向公婆学习做人的道理，这是礼法所规定的。”
唐代礼部尚书王珪的儿子王敬直娶南平公主为妻。从前礼法中本有媳妇拜见公婆的仪式，可是到了后来，公主出嫁后拜见公婆的礼节就废止了。王敬直与南平公主结婚时，王珪说：“如今皇上英明，所有的事都依据法律，我接受公主的拜谒，并不是为了自己的虚荣，而是要成全国家的美德。”于是王珪就与妻子坐在首席上，让公主亲自拿着笲，履行盥洗和献饭等拜见公婆的仪式，公主行礼完毕后才退下。此后，公主出嫁，只要公婆健在，就要行拜见公婆的礼仪，这个礼仪的施行始于王珪。
妇不与公婆辩曲直
《内则》说：媳妇侍奉公婆，跟儿子侍奉父母基本相同。公公死后，婆婆老了之后，婆婆不再管理家事。接管家政的长子媳妇，不论是举行祭祀，还是招待宾客，大小事情都要向婆婆请示，介妇又要向长子媳妇请示。公婆教育长子媳妇不能怠慢介妇，不能对介妇无礼、不友好。公婆指使介妇，介妇更不能骄傲，不可跟长子媳妇相比，不敢和她一样向别人发号施令，也不能和她坐在一起。
婆婆未叫媳妇回房，媳妇就不敢回房休息。媳妇若有私事，不论事情大小，都要报告公婆。媳妇不能有自己的钱财、积蓄、器物，不能向他人借东西，也不能私自送给别人东西。有人送给媳妇饮食、衣服、布帛、佩帨、芷兰等东西，媳妇接受后就要交给公婆。公婆得到后很高兴，如同自己得到了馈赠一样。如果公婆将那些东西再送给媳妇，媳妇就要拒绝接受。实在推辞不掉，就要像重新接受公婆赐物一样，将它收藏起来，留待缺乏时再拿出来用。媳妇如果有亲戚、兄弟，想把这些礼物送给亲戚、兄弟，一定要重新请示公婆，公婆再次赏赐自己之后，才能去送。
曹大家《女戒》说：“公婆的意愿怎么能够违拗呢？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去曲从！婆婆说不要这样，说对了，本当听从；婆婆说这样，但说错了，也应当听从。不要和公婆争辩是非曲直，只能一味地顺从，这就是所谓的“曲从”。所以《女宪》说：“媳妇如果能够顺从公婆，怎么不可以奖赏她呢？”
东汉时广汉人姜诗的妻子，是同郡庞盛的女儿。姜诗侍奉母亲非常孝顺，妻子侍奉婆婆尤其温顺。姜母喜欢喝江水，但那条江离家有六七里远，姜诗妻子常常去打江水。有一次姜妻去打水，遇到大风，没有按时回来。姜母口渴，姜诗责备妻子并将她赶出家门。姜妻便寄居附近的一户人家家里，昼夜纺纱织布，用挣来的钱购买珍贵的食物，让邻居老太太以自己的名义送给婆婆。这样持续了很长时间，婆婆感到奇怪，就询问邻居老太太到底怎么回事，邻居老太太如实相告。婆婆听后非常感动，而且觉得有些对不住她，就将姜妻接回了家。姜妻赡养婆婆更加恭谨。她的儿子因为到远处打水被水淹死，姜妻担心婆婆为此哀伤，就不敢说出真情，谎称他到外边求学去了。
河南的乐羊子，到外边求学，七年不回家，妻子在家辛勤地赡养婆婆。有一次别人家的一只鸡误入她家的园中，婆婆悄悄将它杀掉炖了吃。乐羊子的妻子不吃鸡肉，反而哭泣。婆婆感到奇怪，问她为什么。她说：“我自惭家里贫穷，让您吃他人的鸡肉。”婆婆听后就将鸡丢弃了。如此说来，公婆如果有过错，媳妇也可以劝谏。
后魏乐部郎胡长命的妻子张氏，侍奉婆婆王氏非常恭谨。太安年间，京师规定不准卖酒。张氏因为婆婆上年纪了，而且有病，就悄悄在家里为婆婆酿酒，结果被官府抓获。婆婆王氏亲自到官府，说酒是她自己酿的，与媳妇没关系。可媳妇张氏却说：“我婆婆年老有病，是我主持家事，婆婆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断案的人竟不知该怎么处置。平原王陆丽将这件事写成奏章上奏，文成为她们婆媳之间的恩义之举所感动，就赦免了她们。
唐代郑义宗的妻子庐氏，略通书史，她侍奉公婆，很符合妇道。有一天黑夜，几十名强盗手持棍棒，喊叫着翻墙而入。家里人都逃走了，只有婆婆一人在厅堂。庐氏冒着强盗的刀剑，跑到婆婆身边，差点被贼寇打死。强盗退走，家人问庐氏为什么不怕？庐氏回答说：“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是因为人懂得仁义道德。邻居家如果有危急情况，尚且能相救，况且是自己的婆婆，怎么能丢下不管呢？如果她遭了什么祸患，我有何脸面活下去呢？”她的婆婆常称赞说：“古人说岁寒然后知松柏后凋，我现在知道媳妇庐氏对我的孝心了！”像庐氏这样的媳妇，可以称得上是知道礼义了。
《毛诗》说：“《何彼秾矣》这首诗，是赞美周王的女儿王姬的品德的。她虽然是王姬，却下嫁给诸侯。她的车子和衣服都不以尊贵来压她的夫家，而是比王后低一个等级。她是周王的女儿，仍严守妇道，成全恭敬和顺的美德。
舜的妻子是尧的两个女儿。她们侍奉舜的家人，严格遵守妇道。
唐代岐阳公主是唐宪宗的嫡女，唐穆宗的同母妹妹。她的母亲懿安郭皇后，是郭子仪的孙女。岐阳公主嫁给工部尚书杜悰，开始侍奉公婆。杜家是个大家族，除了公婆，媳妇应该对其行妇礼的人还有几千人。公主谦卑怡顺，侍奉公婆，爱抚后代，整天忙忙碌碌，行施各种礼仪，一律与家里其他成员一样。她在杜家二十多年，人们没有指责过她一丝一毫的骄贵。她侍奉大家族，无论祭祀，还是操办红白喜事，都要亲自动手。婆婆凉国夫人从卧病在床到死，公主亲自侍奉，昼夜衣不解带，亲自为婆婆端汤送药。等到婆婆死后，她哭泣哀号，感动他人。公主是皇帝的女儿，尚且不敢不守为妇之道，而平民的女儿，怎么敢凭借富贵而怠慢公婆呢？为人媳妇如果这样不懂礼，丈夫应该将她抛弃，让有关部门治她的罪。
妾妾之地位与奴婢同
《内则》说：“即便是奴婢和妾，也要遵守礼法，饮食起居都要先礼让长辈和年纪大的人，自己排在后面。”
妾侍奉嫡妻，和臣下侍奉君主是一个道理。她们的尊贵和卑下不同，礼节也要区别分明。所以“黄衣绿裳”是诗人所讽刺的；慎夫人与窦后同席而坐，袁盎就回避；董宏请尊丁傅，师丹就向皇上弹劾他的罪。这都是为了防微杜渐，不让祸乱在微小的地方开始萌生。即便有的嫡妻主母主动降低自己的身份，也应当谦虚退让，谨守自己的本分。更怎么能依仗主父和儿子的势力，欺凌和慢待正室呢？
卫宗二顺是卫国宗室灵王的夫人和他的傅妾。秦国灭掉卫国国君后，封卫国宗室的灵王，让他继承卫君宗族的香火。灵王去世后，他的夫人守寡又没有儿子，但他的傅妾有儿子，为灵王传宗接代。傅妾侍奉夫人整整八年毫不懈怠，而且供养更加谨慎。夫人对傅妾说：“你赡养我非常恭谨，你为灵王延续了香火，还要以妾的身份来侍奉我，我不愿意这样。现在你的儿子是咱家的主君，我听说主君的母亲不能以妾的身份去侍奉人，我没有给灵王留下子嗣，按照礼法是应当被冷落废黜的人，然而还能够留在卫家，已经是我的幸运了。现在又得让你遵守过去的礼节，我的心里很感惭愧！我愿意到外边去另外居住，我们时间长了互相见个面，我觉得这样对我很便当。”傅妾听后哭着说：“夫人你莫非想让灵王家贪上三件不好的事情吗？灵王不幸早死，这是第一件不好的事；夫人没有子嗣而奴婢傅妾却有儿子，这是第二件不好的事；夫人想住在外边，反让奴婢傅妾住在家里，这是第三件不好的事。我听说忠臣侍奉君主没有懈怠和厌倦的时候；孝顺的子女供养父母亲，生怕父母亲早离开人世。我又怎么敢因为身份稍微有点变化就改变节操呢？供养夫人本来就是我的职责，夫人又哪里用得着多心呢？”夫人说：“我是个没有子嗣的人，而有辱主君的母亲，虽然你一片好意，愿意这样侍奉我，但世人还以为我不懂得礼呢。我还是决定要到外边去居住。”傅妾出来对他的儿子说：“我听说君子应当处顺，行为都要符合礼义，这就叫做顺。
现在夫人给我出了一道难题，她要到外边去居住，让我住在家里，这是大逆不道。与其顶着大逆不道的罪名活着，还不如遵守礼法去死！”于是她想自杀。她的儿子哭泣着看守在她身边，并劝说她，可她不听。夫人听说后，很害怕，于是答应傅妾留下来。而傅妾还像以往那样，长年供养夫人，毫不懈怠。
后唐的庄宗不懂得礼法，将他的生母尊为太后，而封嫡母为太妃。
但是太妃并没有因此而怀恨，太后也不敢自尊自大。两个人自始自终和睦相处，这也是现在一件难能可贵的事。
乳母保母义重如山
《内则》说：“应当为嫡子在宫中另辟一室居住，挑选性情宽厚、仁慈贤惠、温顺贤良、谦恭礼敬、谨慎寡言的人来做嫡子的教师、慈母和保姆，他们和嫡子住在一起，负责嫡子的教育，照顾他的生活，其他人没有事情不能随意进出嫡子的房间。”
鲁孝公的义保臧氏。最初，孝公的父亲武公与他的两个儿子——长子括、中子戏——朝见周宣王，周宣王立戏为鲁太子。武公死后，戏继位，这就是懿公。其时孝公号公子称，年龄最小。义保带着儿子进入宫中抚养公子称。括的儿子名叫伯御，与鲁人发动叛乱，杀死懿公而自立，又到宫中寻找公子称，想杀死他。义保听说伯御要杀公子称，就把称的衣服穿在自己儿子的身上，让儿子睡在公子称的床上，结果被伯御杀死。义保抱起称出宫，在宫外遇到称的舅舅鲁大夫，舅舅问：“称死了吗？”义保说：“没有死，在这里。”舅舅问：“称怎么免于一死的？”义保回答说：“用我的儿子代替了称。”于是义保抱着称逃了出去。十一年，鲁大夫都知道称在义保那里，就请求周天子杀掉伯御，立称为诸侯，是为孝公。
秦国攻破魏国，杀掉魏王，还杀掉了魏王的几个公子，但是有一个公子没有找到，于是秦国就在魏国传令：“找到公子的，赏赐千镒金子；有隐藏公子的，就要杀掉他的全族。”这个公子的乳母与公子一起逃亡。魏国的一个旧臣看到乳母，认出了她，就说：“乳母别来无恙？”乳母说：“唉呀，我不知公子怎么办。”旧臣说：“公子现在在哪里？我听说秦国下了令，谁找到公子，赏赐千镒金子；谁隐藏公子，就诛灭全家。乳母知道公子的住处吗？如果说出来，可以得到千镒金子；如果你知道不说出来，你的兄弟就活不成了！”乳母说：“吁！我不知道公子在哪儿。”老臣说：“我听说公子是和你一起逃走的。”乳母说：“我即便知道，也不说出来。”旧臣说：“现在魏国已经灭亡，魏王宗族也被消灭，你隐藏公子，为的是谁呢？”乳母说：“唉！见利就上的人大逆不道，怕死而弃义的人就是乱臣贼子。现在持逆作乱以图利，是我所不愿意的，况且为人抚养孩子，为的是让他生存下去，并非是为了杀死他，我怎么能因为求利、怕死而去抛弃正义、为非作乱呢？我不能为了自己活命就让公子被人捉去！”乳母就抱着公子逃到深山里面。旧臣将公子的行踪报告给秦军，秦军追上去，争着用箭射他们。乳母用身体为公子挡箭，射到身上的箭多达几十支，最后她与公子一起被射死。秦国国王听说了这件事，非常欣赏乳母能够竭忠尽义，就下令按照卿的规格埋葬了她，而且用太牢祭祀她，还封她的哥哥为五大夫，并赏赐百镒金子。
唐朝初年，王世充的大臣独孤武都密谋叛变王世充，归顺唐朝，事情败露而被杀。他的儿子师仁仅三岁，世充可怜他幼小，没有杀，命令放在宫中抚养。师仁的乳母王兰英自愿受髡钳，入宫抚养师仁，王世充答应了她。兰英抚养师仁，无微不至。这时由于战乱和饥荒，很多人饿死了，兰英到处乞讨，捡拾，只要得到一点吃的，就拿回去喂师仁，而她自己只是吃点土、喝点水而已。过了很长时间，她谎称捡拾谷子，悄悄地抱着师仁跑到长安。唐高祖嘉奖她的仁义，下诏说：“师仁的乳母王氏，以慈惠而闻名，抚育别人的遗孤，不知疲倦，而且背逆归朝，应该给以褒奖，以宣扬她的名声，可以封她为寿永郡君。”
五代后汉凤翔节度使侯益入朝谒见皇上，右卫大将军王景崇在凤翔反叛，他跟侯益有仇，就杀死侯益的家属七十多人。侯益的孙子延广还在襁褓之中，乳母刘氏用自己的儿子换了延广，抱着延广逃跑，沿路乞讨，终于到了大梁，回到侯益的家中。呜呼，人没有贵贱之分，关键是看他做没做好事。看这些乳母，舍身取义，替别人抚养孤儿，名传后世，即便是古代那此坚贞不屈的刚强之士，也未必超过她们。
附：
《宋史》司马光传【译文】
司马光，字君实，是陕州夏县人。他的父亲司马池，曾任天章阁待制。司马光七岁的时候，严肃如同成年人，听别人讲《左氏春秋》，他特别喜爱，回家后将所听到的讲给家人，竟能说出其中的大意。此后，他整天手不释卷，非常爱读书，往往不知道饥饿、口渴和寒暑季节。有一次，一群小孩在院中游戏，其中有一个孩子爬到一口大缸上，不慎落入缸中，小孩们很害怕，都逃跑了，只有司马光非常冷静，他从地上拾起一块石头，把缸砸破，缸里的水一下子全流了出来，小孩得救了。后来京师、洛阳一带把这件事绘成图画，广为传诵。宋仁宗宝元初年，司马光考中进士，这年他刚二十岁。他不喜欢华丽，朝廷规定，凡是中进士的人，都要参加一次“闻喜宴”，在参加宴会时，皇帝要赐给每位新中进土一朵大红花，大家都佩戴上大红花，以示荣耀。唯独司马光不戴花，一位同中进士的人告诉他说：“君王赏赐的花，不戴不恭敬。”于是司马光才戴上一枝。
朝廷授予他奉礼郎，因司马池在杭州，司马光便请求任苏州判官以便能侍奉父亲，朝廷答应了。父母亲去逝后，他守丧多年。以至容貌憔悴。他谨守礼节，守丧期满，负责武成军判官的事务，后改为大理评事，增补为国子监直讲。枢密副使庞籍推荐他为馆阁校勘，负责礼院事务。
中官麦允言死后，被给予帝王驾出时扈从的仪仗队。司马光说：“戴很多缨子的帽子上朝，孔子尚且认为不可。麦允言只是皇上亲近的大臣，并没有多少功劳，而被赠以三公的官位，给予一品官的仪仗队，看他帽上的缨子，这不也太多了吗？”夏竦死了之后被赐谥文正，司马光说：“这个谥号是最美的了，夏竦是什么人，可受得起吗？”因为他的话，夏竦被改谥文庄。司马光被任命为集贤校理。
司马光接受庞籍的邀请，担任并州判官。麟州屈野河西良田颇多，西夏人蚕食这一带土地，已成为河东的祸患。庞籍命令司马光去巡视，司马光建议说：“修筑两个城堡来抵御西夏人，招募老百姓去耕种土地。耕种的人多，粮食买卖价格就低，也就可以慢慢缓和河东粮食价格昂贵而依赖远处供给的忧虑。”庞籍听从了他的计策。麟州将领郭恩勇敢却有点狂妄，率兵在夜间渡河，不设防备，被敌方消灭，庞籍因此获罪，离开了麟州。司马光三次上书陈述郭恩覆灭是自己的过失，但没有得到答复。庞籍死后，司马光上堂拜见他的妻子，待她像母亲一样，抚养他的儿子就像自己的兄弟一样，当时的人都很称赞他。
后来，司马光改任直秘阁、开封府推官。这时，交趾贡纳一种奇怪的野兽，说是麟，司马光说：“真假不得而知，即使是真的，不是自己来的也不能说明是祥瑞之兆，希望送还他们的所献之物。”他又写了一篇赋进行讽谏。他又修撰起居注，供职礼部。有关部门说有日食，按惯例，日食不满度数，或许京师看不见，就应当上表祝贺。司马光说：“四方都看得见，京师看不见，这说明君王被阴险邪恶的小人所蒙蔽；天下的人都知道，唯独朝廷不知道，它所带来的灾害会更厉害，不应当庆贺。”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
他与别人一同负责谏院的时候，苏辙在回答科举考试的对策中，言辞切中要害而且很直率，考官胡宿打算不录取他，司马光说：“苏辙有爱君忧国之心，不应该落榜。”因为司马光的这一建议，皇上下诏将苏辙定为最后一等。
仁宗身体不好，可国家的继承人还没有确定，天下的人都很忧虑却不敢说话。谏官范镇首先发表自己的看法，司马光在并州听说后，也发表意见，并且赠送书信给范镇，劝他以死抗争。到这时，司马光又对皇上当面说：“我过去在并州作通判，所上的文书三章，希望陛下果断笃行。”皇帝深思了好久，然后说：“莫非想要挑选宗室后代作为继承人吗？这的确是忠臣说的话，只是别人不敢说罢了。”司马光说：“我说这个，自己认为一定会招来死罪，没想到皇上如此开明，竟然接受了。”皇上说：“这有什么不好，古今都有这类事。”司马光退朝后没有听说有诏令，就又上书说：“我前面所说，心想立即就会施行，现在却没听到什么，这中间一定有小人说陛下身强力壮，怎么立即做不吉祥的事？
那些小人没有长远的考虑，只是想在仓猝之间，拉拢他们所看重的和友善的。‘定策国老’、‘门生天子’之祸，能说得完吗？”皇帝大为感动，说：“将司马光的上书送到中书省。”司马光见到韩琦等说：“诸公没来得及商定，他日宫中半夜传出寸纸，把某人作为继承人，而且全国的人不敢违背。”韩琦等双手作揖说：“不敢不尽力。”不久，下诏让英宗负责宗正事务，英宗一再推辞，不肯答应，于是被立为皇子。英宗又说自己有病，不肯入宫。司马光说：“皇子推辞富贵，已经快一个月了，可见他比一般人贤惠得多。然而，对父亲的召唤不答应，君王征召，却不肯应征，希望以臣下的道义来责备皇子，想必他一定会入宫。”皇上照他说的办，英宗果然接受了征召。
兖国公主嫁给李玮，李玮不能胜任宰相的职务，皇上下诏调李玮到卫州，李玮的母亲就去归附其兄李璋，公主回到宫中居住。司马光说：“皇帝陛下想念章懿太后，所以让李玮娶了公主。现在是母子分离，家事零落，唯独皇上未感觉到没有恩泽吗？李玮已经被罢黜，公主怎么会没有罪呢？”皇帝明白了，下诏让公主到沂国，对待李氏的恩惠也不变。朝廷要晋升他为负责起草皇帝诏书的官，他一再推辞，于是改授为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并负责谏院的工作。当时朝廷对许多违法的事多姑息迁就，小官吏们起哄就可以驱逐执法官；负责皇帝坐车的官吏违令、傲慢，竟能撤换宰相；卫士们行凶造反，可监狱不去穷追他们的责任；兵士辱骂三司使而不被认为是冒犯长官。司马光说这些都是犯死罪的发端，不能不将他们正法。
充媛董氏死后，被赠淑妃称号，大臣停止上朝，为她服丧。官员们都前去抚慰，为其议定谥号，实行册封的礼节，送葬时为其配备仪仗队。司马光说：“董氏的位次本来低微，病危将死时才拜为充媛。古时候妇人没有谥号，近代的制度也只有皇后才有。仪仗队本来是用于奖赏有军功的人的，从来没有用于妇人。唐朝平阳公主有率兵辅佐唐高祖平定天下的功劳，才享此殊荣。到了韦庶人才开始下令妃子下葬的日子都给予鼓吹，但这不是要让它成为制度，不值得效法。”当时有关部门议定后宫的封赠办法，皇后和妃子全部要封赠三代，司马光说：“妃子不应当与皇后一样，西汉时的袁盎引导慎夫人离开与皇后同坐的席位，也正是这个缘故。仁宗天圣年间行郊祀祭礼，太妃只赠给二代，何况是妃子呢？”英宗即皇帝位，患病，慈圣光献皇后和他一同处理政务，司马光上疏说：“过去章献明肃皇后有保佑先帝的功劳，只是因为亲近、任用外戚小人，遭到国内人士的非议。现在处理政务，大臣中忠诚厚道的像王曾，清廉纯正的像张知白，刚正不阿的如鲁宗道，正直无私的像薛奎，等等，应该相信重用他们；猥琐、卑鄙的像马季良，谗害忠良的像罗崇勋，等等，应当疏远他们。这样天下的人就会心悦诚服。”
英宗皇帝病愈，司马光料想一定会追尊继皇子的事，于是上书说：“汉宣帝是孝昭帝的后代，但终究不去追尊卫太子、史皇孙；光武帝继承西汉元帝，也不追尊钜鹿、南顿君，这是永久的法则。”后来皇上下诏让两制集体商议濮王的典章礼节，学士王珪等互相观望不敢首先表态，司马光独自挥笔写道：“作为一个人的后嗣，就是为人之子，不能顾及自己的亲属。大王应该准许封赠他的父亲，称为皇伯，给他高官和大的封国，以表示对他的尊敬和荣宠。”商议定了，王珪即命令属吏将司马光的手稿作为商议的结果。呈上去后，与大臣们的意见不一样，六位御史力争，都因此而遭到贬斥。司马光请求将他们留下，没被准许，于是请求与他们一同受贬。
起初，西夏派使者来参加祭祀，延州指挥使高宜负责护送作伴，他对西夏使者很傲慢，并出言侮辱西夏国王。使者回去之后，报告了朝廷。司马光与吕诲请皇上对高宜治罪，皇上没有听从。第二年，西夏人犯边，杀掠官吏和平民。赵滋在雄州为官，只是凭他的勇猛和强悍治理边境，司马光先前就认为这样很危险。此时，契丹人在界河捕鱼，在白沟的南面砍伐柳树，朝廷认为雄州知州李中祐没有才能，准备派人取代他。司马光说：“我们的国家在少数民族归附我们的时候，我们和他们计较细枝末节；等到他们桀驁不驯的时候，又听其所为，姑息他们。近来西边的祸害起于高宜，北边的祸害因为赵滋，可是时下却认为这两个人是贤人，所以边境的官吏都以惹是生非为本事，渐渐发展到不可阻挡。应该给边境的官吏下令，在边疆处理小事动辄用武的人，按犯罪论处。”
宋仁宗用于赠送、赏赐的东西，价值竟达百余万。司马光率领同僚三次上书，劝谏说：“国家还有大的忧患，内外贫乏，不可专门效仿乾兴的旧事。如果必须赠送、赏赐，应准许大臣向上进献所得赏赐金钱来帮助营建山陵。”皇上没有答应。司马光便把皇上赏赐的珠宝作为谏院的办公费，黄金送给舅家，坚决不肯自己留在家里。皇后归政后，有关部门制订法律，规定皇后想要的东西，要上奏两次才供给。司马光说：“应该转交给有关的部门来负责供给，并要如数告诉皇后，防止有人从中作弊。”
曹佾没有什么功劳被任命为使相，两府都升官。司马光说：“皇帝陛下想要慰藉母亲的心，而提拔无名之辈，这样守卫的老将、侍奉的小臣，一定会有所希冀。”不久，又晋升都知任守忠等官员，司马光又争辩，他议论说：“任守忠是个大奸臣，陛下被立为皇子，也不是任守忠的意思，他阻止和破坏重大决策，破坏各种事情，幸好先帝没有听从；等到陛下继承皇位后，他又多次干坏事，是国家的大贼。请将斩首于都市，以答谢天下。”由于他的这一议论，任守忠被贬为节度副使，让他到蕲州，天下人对此都感到高兴。
皇上下诏征发陕西义勇二十万人，百姓为此惊扰，而且这些人纪律混乱，根本就不能任用。司马光慷慨激昂地加以评论，把情况告诉韩琦，韩琦说：“用兵贵在先声夺人，谅祚现在正桀驁不训，如果他听说一下增兵二十万，难道不会感到震惊害怕吗？”司马光说：“用兵之所以贵在先声夺人，是因为这毕竟不真实，仅可以欺骗一时罢了。现在我们虽然增兵，实际上这些兵不堪用，不超过十天，他们就会知道我们的实情，人家还会有什么可怕的呢？”韩琦说：“你只看到庆历年间乡兵打了胜仗，担心现在又会像那样，现在已下圣旨与百姓约定，永远不再充军防守边防。”司马光说：“朝廷曾经失信于民，老百姓不会相信，即使我司马光也不能不怀疑。”韩琦说：“我在这个位置上，你不要有忧虑。”司马光说：“您在这里，可以这样，他日别人处在这个位置，因为公事征兵，招兵运粮、守边，这些都是易如反掌的事。”韩琦不再作声，可事情也就这样了，也并没有停止老百姓的兵役。还不到十年，就都像司马光所忧虑的情形了。
王广渊被安置到集贤院，司马光认为他奸邪不可亲近，说：“过去汉景帝重用卫绾，周世宗不看重张美。王广渊在仁宗在世时，私自结交陛下，难道可以说是忠臣吗？应该贬黜他，以严肃天下。”不久司马光被提升为龙图阁直学士。
宋神宗即位后，司马光又被提拔为翰林学士，司马光极力推辞。皇帝说：“古时候的君子，有的有学问而不写文章，有的写文章而无学问，只有董仲舒、扬雄二者兼之。你有文章、学问，为什么要推辞呢？”司马光回答说：“我不能作四六骈体文。”皇帝说：“就像两汉的诏书就可以了；何况你能在进士考试中获得很高名次，却说不能作四六骈文，这是为什么？”终究推辞不掉。
御史中丞王陶因为议论宰相不值日而被罢官，让司马光代替他。司马光说：“王陶由于议论宰相被罢免了官职，那么御史中丞我现在不能担任。我希望等到宰相值日后，再来就职。”他的话被答应了。他又上书谈论修心的三个要领：仁、明、武；治国的三个主要问题：任人、信赏、必罚。他的议论十分周详。他还说：“我事奉三朝皇帝，都以这六句话为中心进献忠言，我一生努力学习所获得的，都在这里。”他任音乐院内臣，宋朝常常任用供奉官以下的官吏，调到内殿做一段时间的领班就调出去了；但近年有的官吏暗中领取国家财物，这不是祖宗的本意。因此，司马光议论说高居简是奸邪之人，请求疏远和流放他。他接连上了五次奏章，皇帝终于罢黜了高居简，并全部罢免了那些转寄资财为自己牟取私利的人，后来留下二人，司马光又极力抗争。张方平担任参知政事，司马光说他与众望不符，皇帝没有听从。但继续让他担任翰林兼侍读学士。
司马光常常忧虑历代史书繁浩，君主无法全部浏览，于是他撰写《通志》八卷，呈献给皇上。英宗看了十分高兴，下令置局秘阁，让他继续写这部书。宋神宗并赐名为《资治通鉴》，还为这部书亲自撰写《序》，让人每天为他进读。
朝廷下诏录用颍邸直省官四人为閤门祗侯，司马光说：“朝廷在刚建立的时候，大政施展困难，所以必须使用左右旧人作为心腹耳目，把他们叫做随龙，但这并不是平时的常法。閤门祗侯在文臣是馆职，怎么可以让服役的仆人担任呢？”
西部少数民族部落将领嵬名山想凭借横山的兵众，挟谅祚来投降，诏令边境的臣子招纳他的人众。司马光上疏尖锐地指出说：“嵬名山所凭借的民众，不一定能制服谅祚。即便侥幸战胜，消灭了谅祚，又生出一个谅祚，这有什么利益？如果不获胜，嵬名山一定带领民众来归顺我们，到那时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我恐怕朝廷不仅失信于谅祚，而且又会失信于嵬名山了。如果嵬名山余众还多，返回北边又不可能，进入南边又不被接受，他到了穷困无所归附的时候，一定会突然占据边境城堡来以求自救。陛下难道没有听说过侯景的事吗？”皇上没有听从他的话，派遣将领种谔带兵迎接，夺取绥州，花费了六十万。对西方用兵，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百官上尊号，司马光掌管诏书，他说：“先帝举行祭祀大礼，不接受尊号。到先帝末年时，有人建议，说国家与契丹往来通信，他们有尊号而我们没有，因此没有到册封的时候又进行了册封。过去匈奴冒顿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但没有听说汉文帝又取名来加封给自己。希望揣知先帝的本意，不要接受这个名号。”皇帝很高兴接受司马光的建议，亲手下诏嘉奖司马光，并让他写好答谢辞，以昭示内外人士。
掌管政务的官吏，认为河朔一带天旱歉收，国家用度不充足，请求在南郊祭祀时不要赏赐黄金绢帛之类。皇上下诏让学士们议论这件事。
司马光和王珪、王安石同时被召见，司马光说：“救灾和节约用度，应该从贵戚和近臣开始，这件事可以这么办。”王安石说：“常衮推辞政事堂的公膳，当时的人认为常衮没有什么能力，应当辞去职务而不应当推辞俸禄。况且国家用度不足，不是当前一时的紧急事务。国用之所以不足，是因为没有得到善于理财的人。”司马光说：“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按人头收谷，用箕收取罢了。”王安石说：“不是这样，善于理财的人，不增加赋税而国家的财用就能够充足。”司马光说：“天下哪里会有这样的道理？天地所生财货和各种物资，不在老百姓那里，就在公家，他们设法掠夺百姓，其危害比增加赋税更历害。这大概像桑弘羊骗汉武帝一样，太史公写他，那是因为太史公也不明白。”对这个问题，群臣们争论不休。皇帝说：“我的意思与司马光一样，然而暂时不能允许。”正巧让王安石草拟诏书，他引用常衮的事责备两府，两府不敢再推辞。
王安石开始主持政务，施行新法，司马光坚决反对，上书陈述利害。
迩英将上书进献诵读，当读到曹参代替萧何的事时，皇帝说：“汉朝一直遵守萧何之法不变，行得通吗？”回答说：“不仅是汉朝，三代的君主也常常固守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法则，这个法则即使保存到今日也没问题。汉武帝采取高祖纷纷改变成规的办法，结果盗贼布满了半壁天下，元帝更改孝宣帝时候的政策，汉朝的王业从此衰落。这样说来，祖宗之法是不能变改的。”
吕惠卿说：“先王的成法，有一年改变一次的，‘正月始和，布法象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也有五年变更一次的，巡行境内的考绩制度就是这样；还有三十年变更一次的，‘刑法时轻时重’就是这个道理。
司马光说的不对，他的用意在于讽刺朝廷罢了。”皇帝问司马光，司马光说：“布法象魏，是颁布原来的法规。诸侯国改变礼节和乐器的，国君在巡行时遇到就要诛杀诸侯王，这就是说这些不是可以随便改变的。
关于刑法，刚建立的国家用轻法，混乱的国家用重法，这就是所谓时重时轻，但并不是变化。况且治理天下好比住房子，房子坏了就修补一下；没有倒塌就不要另造新房。公卿侍从们都在这里，希望陛下询问他们。
三司使掌管天下的财富，没有才能的人罢黜他们是可以的，但不能让掌管政事的人干预三司使的事务。现在设立三司条例司，不知为了什么？
宰相用德行辅佐君王，怎么用规程、条例呢？如果用规程、条例，那是低级官吏的所为。现在看到的详见于中书条例司，为什么呢？”吕惠卿不能回答，就用别的话来诋毁司马光。皇帝说：“互相讨论事情的错对，何必这样！”司马光说：“百姓放债收取利息，还能够蚕食剥削下等的人家，何况政府放债呢？危害可想而知。”吕惠卿说：“青苗法，是愿意借就借，不愿借的也不强迫。”司马光说：“无知识的老百姓知道借债的利益，但不知道还债的害处。不只是政府不强迫，那些富裕而放贷的百姓也不强迫。过去太宗平定河东，制定和籴法，当时一斗米十钱，百姓乐意和官府做交易。后来物价暴涨而和籴之法没有取消，终于成为河东的世代祸害。我恐怕它日的青苗法，也会像这样。”皇帝说：“官仓籴米怎么样？”在坐的人都站了起来，司马光说：“也不好。”吕惠卿说：“籴米一百万斛，就可以省去东南的漕运，然后我们用这些省下的钱供给京师。”司马光说：“东南很穷，一粒米而能使人变得贪暴凶残，现在不籴米而收取漕运的费用，是放弃那些有余的，而去与那些穷的人收，对农业和商业都有害处！”侍讲吴申站起来说：“司马光所说的，切中了要害。”
一天司马光留下来与皇帝说话，皇帝说：“现在天下一片混乱，这大概就是孙叔敖所说的‘国家现在执行的政策，是民众所厌恶的’。”
司马光说：“是的，陛下应当论证其是非。现在条例司所制订的那些条例，唯独王安石、韩绛和吕惠卿认为是对的，陛下怎么能够就与这三个人共同治理天下呢？”皇帝想要重用司马光，征求王安石的意见。王安石说：“司马光外表直言劝谏皇上，内心却在讨好下臣。所说全部是危害国家政务的，和他在一起的人，也都是对国政有危害的人，如果想将司马光安置在身边，让他参预讨论国家大事，这关系到国家走向繁荣还是走向削弱。司马光的才能本来不足以对国政形成危害，但是他处在高位，那些有不同意见的人会倚附他，以他为依托。韩信树起汉的红色旗，赵地士兵的勇气就全没有了。现在任用司马光，就等于是给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树红色旗。”
王安石因为韩琦上疏，就呆在家里请求辞职。皇帝于是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推辞说：“陛下所以任用我，大概是因为我狂妄直率，也许对国家有点好处。如果仅仅是用俸禄和职位使我荣耀，而不听我的意见，是将官位当作私恩，而不是真正任用人。我只是拿俸禄和职位作为自己的荣耀，而不能拯救百姓于灾难之中，这等于是盗窃国家的名位和车服仪制来为自己谋利。陛下如果真能够罢掉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施行青苗、助役等法令，虽然不任用我，我得到的恩赐也很多了。现在说青苗法害处的，不过是说使者骚动州县，这仅仅是现在的祸患而已。可是我所忧虑的，乃是十年之后，而不是今天的事。一般说来，老百姓的贫富，与他们的勤劳和懒惰有关，懒惰的人常常贫乏，所以必定求助于别人。现在拿出钱借给百姓而指望收取他们的利息，富裕的人不愿意借，而使者又以多借出去为功劳，这一切都是强行分配。国家担心他们拖欠债务，一定要让穷人和富人互相担保，以后贫穷的人不能偿还债务，就会向四方逃走；富裕的人不能离开，一定倒被责令偿还其他人家所欠的债。春天开始到秋天结算，数额一天天增大，贫困的人跑光了，富裕的人也变成穷人了。十年以后，百姓没有能生存的了。现在又全部散发常平仓的钱谷，来实行青苗法，日后如果想要恢复常平仓，有那么容易吗？富裕人家也没有了，常平仓也废了，再加上军队开销，因而很快就会造成饥荒，这样老百姓中那些赢弱的一定会死于沟壑，强壮的一定会聚集起来造反为盗，这是事情发展的必然结果。”他上书陈述达七、八次，皇帝派人对他说：“枢密，是负责军事的，为官各有职责，不应该拿其他事情来推辞自己的本职工作。”司马光回答说：“我没有接受任命，就还是侍从，对于任何事情没有不能说的。”王安石出来主持政事，司马光于是获得请求辞职的机会，于是离开了京城。
司马光以端明殿学士的身份出知永兴军。宣抚使下命令分拨义勇戍守边疆，挑选军队中的骁勇武士，招募市井中那些不怕死的少年为奇兵，并征调百姓制作干粮，全部修筑城池望楼，关辅一带因此而被骚扰，不得安宁。司马光极力呼吁：“国家和人民都困弊疲乏，不可以再生事，京兆一路全部是内郡，修缮并不是当务之急。宣抚的命令，不敢听从，如果说在军事方面缺乏什么，我担负责任。”于是一路独免骚扰。后来，又调他到许州任知州，他急忙朝见皇帝，不想赴任；请求回洛阳西京御史台任职，从此绝口不谈政事。皇上请求进谏的诏令下达以后，司马光读后感动得流了泪，想默不作声又不能自禁，于是他又陈述了六件事，还写信谴责宰相吴充，这些事情见于《吴充传》。
蔡天申担任察访官的时候，作威作福，河南尹、转运使对他恭敬得像对待上司一样；当朝拜谒应天院神御殿时，官府单独为他设了一班，以示不敢与他对抗。司马光回头对台吏说：“把蔡寺丞带回本班。”官吏于是带蔡天申站到监竹木务官富赞善之后，蔡天申很感窘迫和沮丧，当天就离开了。
元丰五年，司马光忽然患言语不流畅的疾病，自己怀疑将离开人世，便预备了遗书，将其放在屋内卧房里，打算一旦病情加重，就将它托好友送给皇上。官制施行，皇帝指着御史大夫说：“非司马光不可。”又打算让他担任东宫太子的师傅。蔡確建议说：“国家的太子刚刚定下来，希望能稍微推迟一下。”这时《资治通鉴》还没有全部完成，皇帝特别注重这本书，认为比荀悦的《汉纪》还要好，皇上多次催促他快些完稿，并把颍邸旧书二千四百卷赏赐给他。书写完后，加授他为资政殿学士。
他居住在洛阳的十五年，天下人将他当作真正的宰相，村夫野老都称他为司马相公，妇人孺子都知道他是司马君实。
皇帝去逝后，司马光赶到宫殿，守卫的士兵望见他，都以手加额说：“这是司马相公呀！”他所到之处，老百姓都拦在路上，聚集在一起围观，以至于马都不能通过，大家要求说：“你不要回洛阳了，就留下来作宰相，快救活百姓。”继位的哲宗年幼，太皇太后临朝听政，派遣使者问司马光当前首要的任务，司马光说：“广开言路。”于是下诏在朝堂公开张帖文书、告示。朝廷针对大臣有意见的，定下了六条，说：“暗中有所怀疑的人；挑拨与自己无关的事的人；或者煽动动摇重要事情；或者迎合王安石的法令；对上想侥幸希望晋升；对下想迷惑流俗。像这些人，坚决惩罚不赦。”然后把它交给司马光，司马光看后说：“这不是请求进谏，而是在拒谏。作臣子的只有不说话，一说话就归入到六条里了。”于是朝廷详细讨论其中的情况，将诏书修改后颁布施行。在当时，上书言事的人数以千计。
朝廷准备起用司马光作陈州知州，但过阙的时候，又将他留下任为门下侍郎。苏轼从登州被召回朝廷，司马光所过的路上，人们聚集在一起大声呼喊说：“感谢司马相公，你不要去朝廷了，好好保重身体，来救活我们吧。”当时天下的老百姓，对新政都拭目以待，可是议论的人还有人说：“先皇刚去世，现在的皇帝三年不能改变父亲的制度。”只是粗略地举出一些细小事情，稍微搪塞人们的耳目。司马光说：“先帝的法规，好的部分即使百代也不应该改变，像王安石、吕惠卿所创制的法规，已成为天下的祸害，更改它们就像救民于水火一样。何况太皇太后是因母亲改变儿子，不是儿子改变父亲。”众议决定了，于是罢去保甲团教，不再设立保马法，废除市易法，将所储存的物资全部卖掉，不收利息，免除老百姓所欠的钱；有关京东铁钱及茶盐的管理办法，也都恢复原来的样子。有人对司马光说：“熙宁、咸丰时期的旧臣，大多是奸佞小人，他日有人拿父子情义离间皇上，那么大祸就会发生了。”司马光神色严厉地说：“上天如果要降福宗庙，必定不会有这类事。”于是天下的人都放心了，说：“这是先帝的本意。”
元祐元年，司马光又患病，皇帝下诏让他朝会后再去拜见，不要激动。当时青苗法、免役法、将官法还存在，而对待西方少数民族的意见也没有统一。司马光叹息说：“这四种祸患没有消除，我死也不能瞑目呀！”他写信给吕公著说：“我把身体交给了医生，把家事交给了儿子，但国家大事没有可寄托的人，现在把它交给您吧。”于是他评论免役法的五点害处，请求朝廷下令罢黜此法。建议各位将领下属的兵士都要隶属州县，军政事务应当委托郡守、县令一同决定。废除提举常平司，将其事务转交给转运使、提点刑狱。他还认为，关于边疆问题，以和少数民族讲和为好。认为监司现在多为新近选拔的少年，大都刻薄急躁，应当命令亲近的臣子从郡守中选拔举荐，而要在通判中选拔转运判官。又建议国家设立十科荐士法。皇上都听从了他的意见。
又拜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免除上朝朝拜，准许他坐肩舆，三天到一次朝廷。司马光不敢接受，他说：“不见君主，不能够处理事务。”于是皇上下诏让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搀扶着司马光入朝和皇帝商议事情，并且对他说：“你可以不下拜。”在司马光的再三反对之下，朝廷终于罢去了青苗钱，恢复了常平仓的粜籴法。太皇太后都虚心地听从他的意见。辽国和西夏的使者来了，一定询问司马光的起居和身体状况。
而且他们的君主命令他们的边境官吏说：“中国任用司马光为宰相了，不要轻率生事，发生边境纠纷。”这时，朝廷对司马光言听计从，司马光也想要以身报国，于是他亲自过问所有事务，不分昼夜地工作。宾客们见他身体羸弱，就用诸葛亮吃得少而事情多的例子，劝他引以为戒。
司马光说：“死和生，是命中注定的事，别去管它。”于是他工作更加努力。病危将死之时，他已不再有知觉，然而他对别人仍然恳切教导，好像是在梦中说话，但所说的还都是朝廷、国家的大事。
这年九月，司马光去逝，终年六十八岁。太皇太后听到司马光去逝的消息，非常悲痛，和皇帝立即去吊丧，以至明堂建成的大礼也没有去参加祝贺。赠封司马光为太师、温国公，赠给死者的衣服是一品官的礼服，赠送的银绢多达七千。并下令让户部侍郎赵瞻、内侍省押班冯宗道监护丧事，归葬到陕州。谥号文正，赐碑《忠清粹德》。京城的人们罢市前往凭吊，有的人甚至卖掉衣物去参加祭奠，街巷中的哭泣声超过了车水马龙的声音。等到安葬的时候，哭的人非常真诚，仿佛是在哭自己的亲人。岭南封州的父老们，也都纷纷祭奠司马光，京城及全国各地都画他的像来祭祀他，吃饭前一定要先祭祀他。
司马光这个人可以称得上是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忠于君王、取信于人，又恭敬、节俭、正直，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法度，每一言行每一举动都符合礼节。在洛阳时，他每次到夏县去扫墓，一定要经过他的哥哥司马旦的家。司马旦年近八十，司马光侍奉他仍像严父一样，保护他像抚育婴儿一样。从小到大到老，他说话从来没有随便说过一句，他自己说：“我没有什么超过别人的地方，只是我一生的所作所为，从来没有不可告人的。”他的诚心是出自天性，天下的人都敬重他，相信他，陕西、洛阳一带的人们都以他为榜样，与他对照，学习他的好品德。如果人们做了不好的事，就说：“司马君实莫非不知道吗？”
司马光对财物和物质享受看得很淡薄，没有什么爱好，对学问却没有不精通的。他惟独不喜欢佛教、道教，说：“佛道的微言大义不能够超过我的书，其中的荒诞我却不相信。”他在洛阳有田地三顷，妻子死后，他卖掉土地作为丧葬的费用。他一辈子粗茶淡饭、普通衣服，一直到死。
到了绍圣初年的时候，御史周秩首先说司马光诬蔑、诽谤先帝，全部废除先帝新法。章惇、蔡卞请求掘其墓，砸碎他的棺材，皇帝没有允许，但下令剥夺他的赠谥，推倒为他立的碑。可是，章惇一直不停止地攻击司马光，于是追贬司马光为清远军节度副使，又追贬他为崖州司户参军。宋徽宗即皇帝位，恢复他为太子太保的名分。到蔡京专权的时候，又降司马光为正议大夫，在京城撰刻《奸党碑》，并命令郡国也都刻石立碑。长安石匠安民不得不刻字，他推辞说：“我是个愚蠢之人，不知道立碑的意义。但像司马相公这样的人，海内外都称赞他为人正直，现在反说他是奸邪，我安民怎么忍心刻！”长安府的官吏感到恼怒，要治安民的罪，安民哭着说：“我被征发服劳役，不敢推辞，但在碑的最后请求不要刻‘安民’二字，害怕得罪后人。”听到此话的人都感到非常羞愧。
至靖康元年，重又赠他原先的谥号。到建炎年间，将他供奉在哲宗的庙里，与哲宗一起享受祭祀。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在熙宁变法中，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严重分歧。就其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的制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守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从王安石变法中所出现的偏差和用人不当来看，证明了司马光在政治上的老练和稳健，除了魄力不及王安石外，政治上是成熟的。
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退居洛阳，通过编纂史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应该说，司马光着史，是其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早在宋仁宗嘉佑年间（1056——1063年），他曾与刘恕商量说：“余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旧说，成一家之言。”这说明他30多岁时，已酝酿出《通鉴》的规模。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首呈《历年图》25卷，二年后又呈《通志》八卷，说明他在政事活动之余，已进行撰写。他的著史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称赞、支持，宋英宗同意他设立书局，自择官属，神宗以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制序文，以示重视。除了允许其借阅国家所有的图书资料外，神宗还将颖邸旧书3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参考。修书所需笔、墨、绢、帛，以及果饵金钱之费，尽由国家供给，为他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
司马光著史，还选取了刘恕、刘（分文）、范祖禹等人做为助手，他们既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又与司马光在政治、史学上观点一致，故能在编书中各显其才，通力合作。《通鉴》的成功，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但最终使《通鉴》达到光辉顶点的，还决定于主编司马光的精心著述。正如刘恕之子刘羲仲所说：“先人在书局，只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
《通鉴》的编写，大致分三个步骤：一、排列丛目；二、编写长编；三、删改定稿。一二两步，在主编指导下由助手完成，第三步则完全由主编一人完成。全书的发凡起例由主编拿出后，编写过程中的具体方法和原则，司马光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严格的选材。丛目、长编的取材尽量广泛，提出“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所选史料内容则着重在国家兴亡、政策得失、君臣道德等方面，目的在提供治国借鉴，反映生民休戚的情况。这样，所收史料除正史之外，诸如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总集别集、传状碑志等总数不下300多种。长编长达650O多卷，3000多万字。
二、精心的考异。只有真实才有价值，只有有价值才能具备借鉴作用。任何史家著史都要对史料进行考异，而司马光除将考异所选史料收入正文之外，又将各种不同的说法和鉴别理由加以逐条说明，著成《通鉴考异》30卷，与《通鉴》一起奉上。由于考异中“抉择幽隐，校计毫厘”的严谨态度，大大增强了史著的可靠性、真实性，《通鉴》以信史著称，离不开《考异》的辅翼作用。而这种著史方式，为后世史家沿用，清代以考证史实见长的乾嘉学派，正是沿着这条路子发展起来的。
三、编制目录。《通鉴》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史实，是一部总计294卷的长篇巨著，为翻检方便，于修史同时编写《通鉴目录》30卷，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按年纪事，故没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举要、索引集于一块，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使《通鉴》体更臻于完善，将我国的历史编纂学推进到了新的水平上。
四、完善史体。编年体记事简明扼要，但受时间限制使史事拖沓割裂，不易反映全貌。司马光注意吸收纪传体的优点，为交待前因后果，大量采用连载、主载、附叙、追叙、补叙等写法，带有以事件为线索组织材料的性质，表现出突破编年体，酝酿纪事本末体的趋势，对南宋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有启迪先导之功。这一改造，使古老的编年体例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后世仿作接踵以起，形成了一个从古至今的编年史书系统。这一系统中，《通鉴》以通史成书，便干“探明变化之由，寻求演变之迹”，与唐宋以来社会上“主通明变”的思潮相吻合，也与“资治通鉴”的目的相一致。
五、加工贯通。集体写书，由于手笔不同，风格各异，容易产生割裂驳杂的现象，但《通鉴》的语言风格如出一人之手，浑然一体，毫无雕琢弥缝的痕迹，这正是司马光精心改编和加工的结果。有着深厚文字功底的司马光，尤长于叙事，款款写来，原委了然，文字优美而质朴，格调古雅浑厚而又简洁晓畅，真可谓别具匠心，自成一体。有许多场面和人物描写，已成文学史上的名篇，而大型战争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的叙述，更是胜炙人口，引人入胜，超越了所有其他史书的记载，成为历史散文的上乘。
六、撰写附论。我国史家借论赞以寓褒贬劝戒之意，已成传统。司马光在《通鉴》一书中附论，不仅数量多，而且篇幅长。全书附有180多篇，80多篇援引他人之论，其余全为亲手撰写。所论多为治乱之因，君臣之道，是在以往所写史论与奏疏基础上，因史事而发挥，就时事而议论。字里行间，充满着匡辅的诚意和情感，寓褒贬臧否于其中，体现出因事劝谏的良苦用心，无论是民族问题还是用人原则，都针对现状提出了革除弊政的历史借鉴，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更具匠心的是，这么多的附论，与《通鉴》的内容取舍编排，竟是这样的浑然一体而不可分割，成为贯彻“资治”这一著史目的的点睛之笔。详实、体例精善、叙事生动、议论深刻、文风质朴的史学巨著终于完成了。主编司马光所耗费的心血是难以估量的。在《进通鉴表》中，他说：“研精极虑，穷竭所有，目力不足，继之以夜。”有人见其残稿堆积有两屋之多，皆蝇头小字，字字端谨，无一字潦草。书成之后，66岁的司马光，已是“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了。所以倾毕生精力于此书，还在于寄托其治国的热望，他恳切地希望皇帝通过观览此书，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这样，他也就“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了”。这不正说明了他著史是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吗？
实际上，《通鉴》的著述意义，已远远超过作者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资治”的借鉴，也给全社会提供了借鉴，为之作注的胡三省深暗此理。他说：“《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清代王鸣盛也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近千年的历史证明：《通鉴》已与《史记》一样，被人们并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而研究者代不乏人，使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即“通鉴学”。如今，对《通鉴》的研究正多层次、多角度地展开，它将更多地为人类的进步提供借鉴。这一发展趋势，是司马光始料不及的，也是其卓绝贡献的必然结果。
司马光一生著述甚多，在《通鉴》系列著作中，还有《通鉴举要历》80卷、《历年图》七卷、《稽古录》20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另外，尚有其他著作20种，200余卷，是他对我国史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诗词等各方面进行研究和著述的成果，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孝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话》、《医问》、《涑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
司马光虽热心于治国，但由于政见不同而未能有更多直接参与政事的机会。直到宋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后，67岁高龄的司马光，随着要求废除新法的浪潮被迎回宫中，担任了相职，开始“元佑更化”，尽罢新法。他执政一年半，竭尽全力日夜操劳，耗尽了毕生心血之后与世长辞了。噩耗传出，“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在灵柩送往夏县时，送葬之“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至于画像祭奠的“天下皆是，家家挂象，饭食必祝”。一个封建社会中的宰相，能得到民众这样广泛真诚的悼念，实属罕见，也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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