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状元”桂冠来得相对容易；夺魁之后并无特别的待遇：不立即授职，到授职时起点官阶很低，入仕之后也不因是状元而被另眼看待；唐人文集中不注意及第名次，也基本不用“状元”一词。总之，同是状元，在唐代远不如宋代中期以后的地位高。
[关键词 ] 唐代 ；不重视；状元；桂冠；容易；无；实惠
中文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明清的状元是无比荣耀的，但并非每个朝代都如此，不少人在这方面有错觉。唐代的进士第一名虽与宋、元、明、清诸朝一样，都被称为“状元”，两者却有本质的区别。可以说，同是状元，在唐代远不如宋中期以后那样受到全社会的特别重视。[1，6]这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一 “状元”桂冠来得相对容易
唐代处于科举制度的早期，一切尚在草创、探索之中，因此制度不完善、不严密，执行起来再打些折扣，使“状元”桂冠来得较之宋中期以后诸朝容易得多。这又可以从3方面考察。
其一，考试次数多。唐代原则上是年年开考，289年间实际开考265次（其中有1次因考题泄密而作废（见《文献通考·选举考》、《登科记考》）。虽然每次录取的进士很少——最少为贞观二十年(622年) 、显庆元年(656年) 、麟德元年(664年) ，都是3人（见《登科记考》该年），最多为咸亨四年(673年) 因上两年停贡举而至79人（同上）；据《状元史话》统计：唐代262科共取进士6637人，平均每科25.33人。不管录取多少人，“状元”总有一个。100年内，按正常情况可出100个；而宋、金大部分时间及元、明、清诸朝严格规定了3年一次（见宋、金、元、明、清各史《选举志》），100年只能出33个。一个读书人想争状元，如果他用30年的时间来对付，在唐代有30次机会。而在宋中期以后各朝只有10次机会。事实上，据笔者统计，自宋至清，状元们的平均魁龄（夺魁时的年龄）一般在30 —35岁之间 ① 。假设都从18岁起，便有资格参加国家级考试，到35岁，在唐代有18次竞争机会，在宋中期以后诸朝，则机会只有6次！
从会发展的角度看，时代越靠后，读书人占全社会总人口的比例越大，参与科举竞争的人越多，想夺状元要战胜的对手也就越多。宋、明、清3朝，会试举子 经常超过万人，宋真宋咸平五年（1002年），各科举子汇集京师竟达44562 人（《续长编》卷五一）！而唐代应试举子每次“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通典·选举》三）。即使不考虑这个因素，由于每年都考，唐代状元在夺魁那次考试中所面临的对手从理论上讲也只有宋中期以后的1/3 。
严格说起来，差别还不止这么大。想夺状元，真正的对手不是所有同场考生，因为其中大多数并无实力，是被刷的对象，真正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是同年被录取者。前述唐代最多的一次是79人；宋仁宗朝考13次，共取进士4615人（《宋史研究集》第89页） ，平均每次已达355人。北宋取士最多的一年是宣和三年(1121年) ，805人（《文献通考·选举志》） ；南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 更达998人（《续通鉴》卷一六三） 。连少数民族掌权的金王朝，取士最多的章宗承安二年（1197年）也达925人（《金史·选举志》） ！ 可见，就必须战胜的有竞争力的对手而言，唐代的状元跟宋中期以后的状元不可同日而语。
其二，筛选层次少。唐代科举没有如明、清那样的“秀才”、“举人”、“进士”3级阶梯（唐代的“秀才”是跟“进士”平级的科目，开考次数跟少），不必耗费巨大的精力去逐级争取资格，只要在郡里考1回被选中了，便可参加国家考试。国家考试一般也只考1回，中了，便是进士，第一名便是“状元”（见《旧唐书·选举志》。宋中期以后，单是国家级考试，一般都是3回：省试（或称会试）、复试、殿试。事实上，第一次考试的第一名（即省元），第二、三次很少都是第一名的（见《文献通考. 选举考》）。宋中期以后，制度日趋严密，多数读书人终生都未能争取到参加国家级考试的资格，清代的蒲松龄就考了一辈子“举人”而未果。[2]很显然，唐代读书人弄个状元所花费的气力比宋中期以后要少得多。有好多回，京兆府的第一名，在省试中也被定为第一名；有时甚至省试的头三四名完全照抄京兆府的次第，于是想夺状元的人直接拿京兆府的第一名就行（见《登科记考》卷七，开元十五年；卷十一，建中二年）。大诗人王维就是走的这条路，竟如愿以偿。 其三，制度不严密。考卷不糊名，也不“公同阅卷”、“公定甲次”，任凭知贡举1人去决定取舍与名次，这就容易作弊或出现偏差。清·王士祯指出：“唐人最重进士科、然主司、举子关节交通，不以为怪，乃至宗族子姓，亦不回避。如沈绚尚书主春闱，其母曰：‘近日崔、李侍郎皆与宗盟及第，汝与诸叶中拟放谁耶？’绚曰：‘莫如沈先、沈擢。’母曰：‘二子早有声价，科名不必在汝。沈儋孤寒，鲜有知者。’绚不敢违母命，遂放儋及第。是以朝廷名器为宗族之私恩也。”[3]由于制度不严。常常未曾开考，录取名单及名次已大体确定了（ 同上卷十五，长庆四年；卷二十，大和二年）。甚至考归考，录取名单在场外由他人确定（ 同上，卷二二，大中十年、十四年）。
尽管如此，由于读书族是我国自古以来最富有竞争意识的群类，那时的读书人依然使尽浑身解数去争“状元”。于是，走上层路线，找硬后台搞内定者有之，如王维（同上，卷七，开元十九年）；凭得宠宦官的威势，一再闯进考场强要状元者有之，如裴思谦（同上，卷二一，开成三年）；巧妙地利用机会，自定状元者有之，如尹枢（同上，卷十二，贞元七年）、陆扆（同上，卷二三，光启二年）；借他人威望，玩“诈胡”者有之，如李程（同上，卷十四，贞元十二年）；搞心理战术，放长线钓大鱼者有之，如崔某（同上 ，卷二一，开成四年）。加上种种在以后诸朝简直不可思议的名堂（同上，卷二二，大中八年；卷二四，光化二年），更使这“状元”桂冠被人看轻（当然，宋代中期以后，尽管科举考试的制度越来越严密，也还是有种种漏洞与弊病，难说每个状元都是真正的全国第一）。 以上种种还只是表层因素。
更重要的是，朝廷不怎么看重状元，并未给状元以特殊待遇。若非特殊情况，状元都得象普通进士一样：并不立即授职，还得通过了某种名目的“制科”考试（类如当今的公务员考试），如“贤良方正”、“博学鸿词”等等，方可进入官场。要么，则得到地方大僚手下去当幕僚，待他们推荐入朝，才算正式进入官场。这又必须有人看中、聘用（见《旧唐书·选举志》）。 孔敏行是朝野钦慕的大隐士孔述睿之子，本人早年即颇有清誉，中了状元之后，先几乎闲呆了1年，方才被岳鄂观察使吕元膺看中，并随吕自岳鄂而东都而河东，多年之后被荐入朝，才授以右拾遗（从八品上）[4]之职（《旧唐书·孔敏行传》，这已经算越级提拔了。
魏弘简夺魁于建中元年（780年），又于贞元元年（785年）考得“贤良方正”科第一，方得授太子校书（正九品下）[4,5]，这也越了一级。
《新唐书·选举志》云：“进士、明法甲第从九品上，乙第从九品下。”状元属“甲第”，规定的起点官阶为“从九品上”。 《新唐书·百官志》解释说：“文官九品，有正有从，自正四品以下有上、下、为三十等。”这就是说，最低为“从九品下”，状元们规定的起点官阶为倒数第二阶。 宋代中期以后，殿试结果一公布，即以将作监丞（从六品）或大理评事（正七品）[4]作为状元的入仕起点（《宋史·选举志》）；明、清时期，更是将从六品的翰林院修撰一职专门留给新科状元担任，一点了状元，就成了十分清要的翰林官（见《明史·选举志》、《清史·选举志》）。而且，明、清还要让前3名跟少数有培养前途的进士一起当“庶吉士”，由国家派大员专门训练3 年，作为今后当宰相的苗子（同上）。
自宋代中期起，朝廷在宣布名次后，还要当众赐给状元驺从、袍笏，“恩例”高出第二、三名，更远远高于普通进士，然后由要员陪着前三名“打马游街”，事毕再一一“送归府第”。紧接着是钦赐的“恩荣宴”，以状元居首席。然后是“释褐礼”……总之，每次考过之后，以状元为中心，京城要热闹个把月，费用多由国家出[6]。在唐代，连进士们庆祝及第的宴会也一直是自己凑分子（见《登科记考》卷二六，显德六年）！ 不仅如此，宋中期以后的状元，终生及至死后都要受到朝野的特别关注（见《宋史》《孙暨传》、《赵逵传》、《张九成传》等）。这些，唐代状元更是享受不到。 就夺魁后的待遇而言，唐代的状元只是个虚名，并没有什么实惠。正因为如此，唐代的状元只是公布名次时荣耀一阵子，犹如一次大赛得了冠军，事后人们便不再看重了。
中唐的大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本人是进士出身，其文集——《柳宗元集》[5]——第九卷中有为杨凝、魏弘简、班肃、苑论4 位状元写的文章，都从不用“状元”一词，也没有特别强调他们的科第名次。
为杨凝写的有1篇是《墓碣》，为魏弘简写的也是《墓志》，都是盖棺定论的文字了，而且杨是他的叔岳丈、魏跟他“同里而居”，均非泛泛之交。于杨只说“君既举进士，以校书郎为书记”；于魏只说“由进士策贤良、连居科首”。为苑、班写的都是送他们及第后归觐的《诗序》。苑与柳同年登第, 《序》中只说：“余与苑言扬（苑论字言扬－－笔者） 联贡于京师……余拜而兄之……余与兄又联登焉”。连名次也没提。为班写《序》是受人之托，也许不十分情愿，又不大了解班，更有“顾左右而言他”的味道。题目说是送班肃及第后归觐，却连及第之事也不提，更别说强调他是状元了。
柳宗元为4 位状元所写的文字都离不开科举之事，如果当时状元象宋中期以后那么荣耀，柳是不可能不加以强调的。不仅为4 人所写文字未用过“状元”一词，而且整个《柳宗元集》都未用过“状元”一词。
杜甫和岑参都为状元刘单写过诗（见《全唐诗》），刘善画，他们只赞扬刘的画艺，并不曾提及刘中过状元。
大文豪韩愈的文集[7]中亦未用过“状元”一词，同样不怎么强调科举名次。可见，当时人并不象宋中期以后那样对状元津津乐道。正因为如此，才使整整100 位唐代的状元连姓名也没有留下来（笔者据《登科记考》并参之以其它资料统计，共266次考试，有1次作废，14次为分场考试，未统一排名，实际产生状元251名），有的状元虽偶然被人记下了姓名，却连一点生平资料都没有② 。
唐代的“状元”桂冠来得相对容易；夺魁之后并无特别的待遇：不立即授职，到授职时起点官阶很低，入仕之后也不因是状元而被另眼看待；唐人文集中不注意及第名次，也基本不用“状元”一词。总之，同是状元，在唐代远不如宋代中期以后的地位高。
明清的状元是无比荣耀的，但并非每个朝代都如此，不少人在这方面有错觉。唐代的进士第一名虽与宋、元、明、清诸朝一样，都被称为“状元”，两者却有本质的区别。可以说，同是状元，在唐代远不如宋中期以后那样受到全社会的特别重视。[1，6]这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一 “状元”桂冠来得相对容易
唐代处于科举制度的早期，一切尚在草创、探索之中，因此制度不完善、不严密，执行起来再打些折扣，使“状元”桂冠来得较之宋中期以后诸朝容易得多。这又可以从3方面考察。
其一，考试次数多。唐代原则上是年年开考，289年间实际开考265次（其中有1次因考题泄密而作废（见《文献通考·选举考》、《登科记考》）。虽然每次录取的进士很少——最少为贞观二十年(622年) 、显庆元年(656年) 、麟德元年(664年) ，都是3人（见《登科记考》该年），最多为咸亨四年(673年) 因上两年停贡举而至79人（同上）；据《状元史话》统计：唐代262科共取进士6637人，平均每科25.33人。不管录取多少人，“状元”总有一个。100年内，按正常情况可出100个；而宋、金大部分时间及元、明、清诸朝严格规定了3年一次（见宋、金、元、明、清各史《选举志》），100年只能出33个。一个读书人想争状元，如果他用30年的时间来对付，在唐代有30次机会。而在宋中期以后各朝只有10次机会。事实上，据笔者统计，自宋至清，状元们的平均魁龄（夺魁时的年龄）一般在30 —35岁之间 ① 。假设都从18岁起，便有资格参加国家级考试，到35岁，在唐代有18次竞争机会，在宋中期以后诸朝，则机会只有6次！
从会发展的角度看，时代越靠后，读书人占全社会总人口的比例越大，参与科举竞争的人越多，想夺状元要战胜的对手也就越多。宋、明、清3朝，会试举子 经常超过万人，宋真宋咸平五年（1002年），各科举子汇集京师竟达44562 人（《续长编》卷五一）！而唐代应试举子每次“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通典·选举》三）。即使不考虑这个因素，由于每年都考，唐代状元在夺魁那次考试中所面临的对手从理论上讲也只有宋中期以后的1/3 。
严格说起来，差别还不止这么大。想夺状元，真正的对手不是所有同场考生，因为其中大多数并无实力，是被刷的对象，真正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是同年被录取者。前述唐代最多的一次是79人；宋仁宗朝考13次，共取进士4615人（《宋史研究集》第89页） ，平均每次已达355人。北宋取士最多的一年是宣和三年(1121年) ，805人（《文献通考·选举志》） ；南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 更达998人（《续通鉴》卷一六三） 。连少数民族掌权的金王朝，取士最多的章宗承安二年（1197年）也达925人（《金史·选举志》） ！ 可见，就必须战胜的有竞争力的对手而言，唐代的状元跟宋中期以后的状元不可同日而语。
其二，筛选层次少。唐代科举没有如明、清那样的“秀才”、“举人”、“进士”3级阶梯（唐代的“秀才”是跟“进士”平级的科目，开考次数跟少），不必耗费巨大的精力去逐级争取资格，只要在郡里考1回被选中了，便可参加国家考试。国家考试一般也只考1回，中了，便是进士，第一名便是“状元”（见《旧唐书·选举志》。宋中期以后，单是国家级考试，一般都是3回：省试（或称会试）、复试、殿试。事实上，第一次考试的第一名（即省元），第二、三次很少都是第一名的（见《文献通考. 选举考》）。宋中期以后，制度日趋严密，多数读书人终生都未能争取到参加国家级考试的资格，清代的蒲松龄就考了一辈子“举人”而未果。[2]很显然，唐代读书人弄个状元所花费的气力比宋中期以后要少得多。有好多回，京兆府的第一名，在省试中也被定为第一名；有时甚至省试的头三四名完全照抄京兆府的次第，于是想夺状元的人直接拿京兆府的第一名就行（见《登科记考》卷七，开元十五年；卷十一，建中二年）。大诗人王维就是走的这条路，竟如愿以偿。
其三，制度不严密。考卷不糊名，也不“公同阅卷”、“公定甲次”，任凭知贡举1人去决定取舍与名次，这就容易作弊或出现偏差。清·王士祯指出：“唐人最重进士科、然主司、举子关节交通，不以为怪，乃至宗族子姓，亦不回避。如沈绚尚书主春闱，其母曰：‘近日崔、李侍郎皆与宗盟及第，汝与诸叶中拟放谁耶？’绚曰：‘莫如沈先、沈擢。’母曰：‘二子早有声价，科名不必在汝。沈儋孤寒，鲜有知者。’绚不敢违母命，遂放儋及第。是以朝廷名器为宗族之私恩也。”[3]由于制度不严。常常未曾开考，录取名单及名次已大体确定了（ 同上卷十五，长庆四年；卷二十，大和二年）。甚至考归考，录取名单在场外由他人确定（ 同上，卷二二，大中十年、十四年）。
尽管如此，由于读书族是我国自古以来最富有竞争意识的群类，那时的读书人依然使尽浑身解数去争“状元”。于是，走上层路线，找硬后台搞内定者有之，如王维（同上，卷七，开元十九年）；凭得宠宦官的威势，一再闯进考场强要状元者有之，如裴思谦（同上，卷二一，开成三年）；巧妙地利用机会，自定状元者有之，如尹枢（同上，卷十二，贞元七年）、陆扆（同上，卷二三，光启二年）；借他人威望，玩“诈胡”者有之，如李程（同上，卷十四，贞元十二年）；搞心理战术，放长线钓大鱼者有之，如崔某（同上 ，卷二一，开成四年）。加上种种在以后诸朝简直不可思议的名堂（同上，卷二二，大中八年；卷二四，光化二年），更使这“状元”桂冠被人看轻（当然，宋代中期以后，尽管科举考试的制度越来越严密，也还是有种种漏洞与弊病，难说每个状元都是真正的全国第一）。
二 夺了状元并无太大实惠
上述种种还只是表层因素。
更重要的是，朝廷不怎么看重状元，并未给状元以特殊待遇。若非特殊情况，状元都得象普通进士一样：并不立即授职，还得通过了某种名目的“制科”考试（类如当今的公务员考试），如“贤良方正”、“博学鸿词”等等，方可进入官场。要么，则得到地方大僚手下去当幕僚，待他们推荐入朝，才算正式进入官场。这又必须有人看中、聘用（见《旧唐书·选举志》）。 孔敏行是朝野钦慕的大隐士孔述睿之子，本人早年即颇有清誉，中了状元之后，先几乎闲呆了1年，方才被岳鄂观察使吕元膺看中，并随吕自岳鄂而东都而河东，多年之后被荐入朝，才授以右拾遗（从八品上）[4]之职（《旧唐书·孔敏行传》，这已经算越级提拔了。
魏弘简夺魁于建中元年（780年），又于贞元元年（785年）考得“贤良方正”科第一，方得授太子校书（正九品下）[4,5]，这也越了一级。
《新唐书·选举志》云：“进士、明法甲第从九品上，乙第从九品下。”状元属“甲第”，规定的起点官阶为“从九品上”。 《新唐书·百官志》解释说：“文官九品，有正有从，自正四品以下有上、下、为三十等。”这就是说，最低为“从九品下”，状元们规定的起点官阶为倒数第二阶。
宋代中期以后，殿试结果一公布，即以将作监丞（从六品）或大理评事（正七品）[4]作为状元的入仕起点（《宋史·选举志》）；明、清时期，更是将从六品的翰林院修撰一职专门留给新科状元担任，一点了状元，就成了十分清要的翰林官（见《明史·选举志》、《清史·选举志》）。而且，明、清还要让前3名跟少数有培养前途的进士一起当“庶吉士”，由国家派大员专门训练3 年，作为今后当宰相的苗子（同上）。
自宋代中期起，朝廷在宣布名次后，还要当众赐给状元驺从、袍笏，“恩例”高出第二、三名，更远远高于普通进士，然后由要员陪着前三名“打马游街”，事毕再一一“送归府第”。紧接着是钦赐的“恩荣宴”，以状元居首席。然后是“释褐礼”……总之，每次考过之后，以状元为中心，京城要热闹个把月，费用多由国家出[6]。在唐代，连进士们庆祝及第的宴会也一直是自己凑分子（见《登科记考》卷二六，显德六年）！
不仅如此，宋中期以后的状元，终生及至死后都要受到朝野的特别关注（见《宋史》《孙暨传》、《赵逵传》、《张九成传》等）。这些，唐代状元更是享受不到。 就夺魁后的待遇而言，唐代的状元只是个虚名，并没有什么实惠。正因为如此，唐代的状元只是公布名次时荣耀一阵子，犹如一次大赛得了冠军，事后人们便不再看重了。
中唐的大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本人是进士出身，其文集——《柳宗元集》[5]——第九卷中有为杨凝、魏弘简、班肃、苑论4 位状元写的文章，都从不用“状元”一词，也没有特别强调他们的科第名次。
为杨凝写的有1篇是《墓碣》，为魏弘简写的也是《墓志》，都是盖棺定论的文字了，而且杨是他的叔岳丈、魏跟他“同里而居”，均非泛泛之交。于杨只说“君既举进士，以校书郎为书记”；于魏只说“由进士策贤良、连居科首”。为苑、班写的都是送他们及第后归觐的《诗序》。苑与柳同年登第, 《序》中只说：“余与苑言扬（苑论字言扬－－笔者） 联贡于京师……余拜而兄之……余与兄又联登焉”。连名次也没提。为班写《序》是受人之托，也许不十分情愿，又不大了解班，更有“顾左右而言他”的味道。题目说是送班肃及第后归觐，却连及第之事也不提，更别说强调他是状元了。
柳为4 位状元所写的文字都离不开科举之事，如果当时状元象宋中期以后那么荣耀，柳是不可能不加以强调的。不仅为4 人所写文字未用过“状元”一词，而且整个《柳宗元集》都未用过“状元”一词。
杜甫和岑参都为状元刘单写过诗（见《全唐诗》），刘善画，他们只赞扬刘的画艺，并不曾提及刘中过状元。
大文豪韩愈的文集[7]中亦未用过“状元”一词，同样不怎么强调科举名次。可见，当时人并不象宋中期以后那样对状元津津乐道。正因为如此，才使整整100 位唐代的状元连姓名也没有留下来（笔者据《登科记考》并参之以其它资料统计，共266次考试，有1次作废，14次为分场考试，未统一排名，实际产生状元251名），有的状元虽偶然被人记下了姓名，却连一点生平资料都没有② 。
注释：
①据笔者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统计（各朝取样人数不一），状元的平均魁龄，唐为30 .12岁、宋为31 .17岁、金为30.86岁、元为28.44岁（取样人数不及总数1/3，也许偏低）、明为33.92岁、清为34.25岁。可见，总趋势是时代越靠后平均魁龄越高，亦可说明夺魁的难度逐步加大。
②据笔者所知，目前以《登科记考》搜集唐代状元生平资料最全，亦有60余名状元仅有姓名及夺魁年分而无任何其它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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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清·黄本骥编. 历百代职官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5]唐·柳宗元. 柳宗元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6]周腊生. 宋代状元奇谈·宋代状元谱[M].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 3－4、9、11、16.
[7]唐·韩愈撰 , 宋·魏仲举编. 昌黎先生集[A]，四库全书荟要[C].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