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莫言的童年 1 莫言出生于1955年2月17日，农历乙未，正月廿五，属羊。 这是山东省高密县东北乡平安庄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家庭成分为富裕中农。 莫言另外还有一个生日：1956年3月25日，他使用这个生日，实现了逃离乡村的梦想。 就像很多同代人一样，莫言的两个生日中，前一个是他诞生的真实记载，后一个属于社会性的需求。这种误差的背后隐藏着有趣的、带有浓重历史印记的秘密，似乎暗喻着莫言的双重生存姿态：精神王国里的君主和现实生活中的仆人。 这时春节刚过不久，关于财神爷、饺子和鞭炮的记忆，关于各种祝愿和憧憬，都还在生活中弥漫，山东高密东北乡的村民还笼罩在喜庆的气氛之中。严寒笼罩大地，春耕尚未来临，万物仍在蛰伏。母亲腹中的莫言，却在这个不合时宜的时刻，蠢蠢欲动。 高密东北乡地处平度、胶县和高密三县交界处。上个世纪初，这里还蛮荒一片，是个三不管的地方。平安庄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几十栋土墙草顶的房屋稀疏地偎依在胶河的怀抱里。村庄虽小，村中央却有一条宽阔的黄沙大道，道路两旁杂乱无章地生长着槐树、柳树、柏树、楸树和几棵一到深秋便满树金叶，不知其名的树。村里有一幢天主教堂，夹杂在村户房屋的中间，教堂顶上尖尖的十字架直插苍穹，似乎隐秘地在跟上天交流着关于东方这个神秘国度的苍生的消息。
莫言出生时，他们大家庭里已经挤满了一大堆人口。爷爷奶奶，没有分家的叔叔婶婶和大他四个月的堂姐一家，他的父亲母亲、大哥、二哥和大姐，共有十人之多。后来，莫言的婶婶又生了几个比莫言小的男孩，这个家庭就变成13口人的大家庭了。 莫言的母亲把他生下来，除了给家里增添一张似乎永远不能餍足的嘴巴之外，并不能给这个大家庭里带来多大的快乐。莫言的童年记忆不算美好。饥饿和孤独，是莫言那个时期大多数同龄乡村孩子的共同记忆之一。 莫言这样描述自己的诞生： 1955年春天，我出生在高密东北乡一个偏僻落后的小村里。我出生的房子又矮又破，四处漏风，上面漏雨，墙壁和房笆被多年的炊烟熏得漆黑。根据村里古老的习俗，产妇分娩时，身下要垫上从大街上扫来的浮土，新生儿一出母腹，就落在这土上。……我当然也是首先落在了那堆由父亲从大街上扫来的被千人万人踩践过、混杂着牛羊粪便和野草种子的浮土上。 从大街上扫来尘土垫在产妇的身体下，这种习俗似乎暗示着人的生命从土中而来，因土而生。同时，也昭告着这样的事实：人也是一种卑贱如土的生灵。惟其卑贱，才有野草般顽强、旺盛的生命力。 现实世界对儿童莫言施加的压抑无所不在。在贫苦的农村，小孩子生下来、断奶、学会行走之后，就变成了一条野狗、一只野猫，整日处于放养散养的状态。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很多都是从直觉中、从摸索中获得的。 对于不幸出生于那个时代的莫言来说，记忆中最深刻的压抑，就是饥饿与孤独。 上个世纪60年代以前，高密东北乡具有某种江南水乡的幻象。这里水量丰沛，一到夏天就雨水缠绵，洪水爆发，连淹一个月。一会儿大雨，一会儿小雨，到了六七月份，连续两个星期不见太阳，地里面、胡同里边全是水，家里边全是水，在地里一锹下去水就冒上来了。上个世纪80年代后，这个水量充足的地方却连年干旱，有时候一连三四个月不下雨，挖地挖到七八米也没有水。 在莫言老家，那条斜着贯穿南北的胶河在发大水时，河水簇拥着、咆哮着、奔腾而过，宛如无数挨挨挤挤的马头。 有一年，在发大水的季节，莫言脚上长了一个毒疮，母亲禁止他下地。家里的大人都下地劳作了，大哥们也去上学了，家里只剩下他一个人孤零零、无助地坐在炕上。他看腻了糊窗的报纸——那上面尽是一些超现实主义的奇迹，例如某某公社种出一个重达一千公斤的冬瓜啦，某某公社亩产水稻一万公斤啦，养猪养得比牛还大啦——也翻腻了炕头上大哥留下的《鲁迅作品选集》。他喜欢看《故事新编》。他那时候识字不多，读《故事新编》虽然感到很有趣，也就是像《铸剑》《眉间尺》那样比较好玩的故事还记在脑袋里。他透过后窗，看着河里马头一样的浪头相互簇拥着滚滚向北流去，河水比房顶都高了，眼看着河水就要从河堤上溢出来了。 美国作家海明威说过：“不幸的童年是作家的摇篮。”在莫言出生的那个年代，几乎人人都拥有过不幸的童年，可是从这个不幸的摇篮里爬出来变成作家者屈指可数。可见海明威说的是一句废话。 莫言在很多场合里引用过海明威这句废话。他很快就发现这句话里的矛盾，后来在引用时加上了尾巴：“当然，幸福的童年也是作家的资源。” 幸福的童年人人相似，不幸的童年各个不同。鲁迅的童年也非常不幸，他笔下的故乡“鲁镇”在这种不幸的情调中漂浮，但是他写有像《社戏》这样充满美好童年记忆的小说，《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长和〈山海经〉》这样的温情散文。萧红的童年也一样不幸，她的《呼兰河传》却充满着冰冷的“童年温情”。以自己的童年经历和记忆为写作出发点的作家，古今中外，可谓多矣哉。《红楼梦》里的大观园世界，托尔斯泰的《童年》和《少年》，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三部曲，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七大卷，托马斯·沃尔夫的《天使望故乡》……这样的作家和作品可以列出许许多多，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枯河》《铁孩》等等小说，也可以列入其中。 饥饿中的少年莫言，在乡村中探寻食物和想象食物中，不断地发展自己的心智。 在这种困苦而自由自在的生长过程中，莫言跟自己生存着的周边世界建立起了越来越密切的关系。 大人们都忙着干活，没有人管小孩子。莫言和其他小孩子一样，被大人遗弃在家里，在村里，就像小猫小狗一样，自己寻找食物，在不知不觉中成长。 2 莫言记得的最早的一件事情，是在1958年，四岁左右时，把一个珍贵无比的热水瓶给打碎了： ……我们两个村庄，一个叫大栏村，一个叫平安庄，两个村子是连在一起的。吃饭的时候，要到大栏村那个公共食堂打饭，打开水，提着瓦罐打稀饭。起初要求所有的人必须在食堂用餐，后来允许打回家去吃。起初还有干饭，后来只有稀饭了。到了只有稀饭的时候，公共食堂——这一所谓的新生事物，距离灭亡已经不远了。我记得自己提着一个热水瓶，装着一瓶热水，“啪”的掉在地上，热水瓶打碎了。当时的农村家庭，有一只手提的热水瓶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一般家里面用的是瓦罐，在外面蒙上一层麦草，垫上一个草袋……打碎一个热水瓶，我吓得就跑掉了，钻在一个草垛里一下午没敢出来。到了晚上，我听见母亲喊着我的乳名叫我，声音很温柔，不像要打我的动静，才从草垛里钻出来，看到母亲正站在星光下喊叫我。 打碎了一个珍贵的热水瓶，这个弥天大祸在后来的莫言嘴里说得很平淡，实际上，我们小时候都有这种经验，那种大祸临头的恐惧感，没有经历过的人不能体会。
在历史的刻度里，莫言刚刚出生不久，就碰上了大跃进、公社化和大炼钢铁的狂飙突进的时代，莫言在短篇小说《铁孩》里想象过这个时期自己的生活。 莫言记得的第二件事情，是掉进盛夏的茅坑里，灌了一肚子粪水。他在《故乡往事》这篇文章里说： ……我这辈子记住的第一件事情，是掉到茅坑里差点淹死。……那大概是我两岁左右的事。在我的印象里，那是个暴雨很多、骄阳如火的夏天，家里那个用砖头砌就的很深很大的露天茅坑里潴留着很多雨水，水面上漂浮着一层草木灰，草木灰中蠕动着长尾巴的蛆虫。我记得茅坑角上插着一根木棍子，是为我的腿脚不方便的奶奶预备的。我喜欢双手抓着木棍子，身体往后仰着，一边拉一边胡思乱想。那根木棍年久腐朽，突然断了。我仰面朝天跌进茅坑里去，喝了一肚子臭水，幸亏我大哥发现把我捞上来。大哥拿着一块肥皂，把我扛到河里去洗。我记得正是中午头儿，阳光特别强烈，河里的水明晃晃的，耀得人不敢睁眼，满河里都是洗澡的男人和嬉水的男孩。男孩们追逐着，叫嚷着，腾起一片片白色的水花。大哥把我放在河水里。河水滚烫，我嗷嗷地叫着，搂着大哥的脖子使劲地把脚蜷起来。大哥硬把我按在水里。我哭着挣扎着。我记得大哥说：你一身屎一头蛆，不烫烫，脏死了。我还记得周围的滚水中露着一些青色的男人头颅，那些漆黑的眼睛在蒸气中眨动着。……我记得那些男人笑嘻嘻地问我：屎汤子什么味道？好喝不好喝？大哥往我的头上抹了很多肥皂，肥皂泡沫杀得我睁不开眼睛。我闻到了肥皂味儿、鱼汤味儿、臭大粪味儿。 莫言的家乡是一马平川的平原，流淌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河流，最大的是距离稍远的胶河，屋前屋后还有墨水河、顺溪河。从新政权成立到上个世纪60年代以前，这块三县交界、红高粱疯长的土地，在顺溪河与墨水河之间是一片低洼的沼泽，一到夏天，就会被从上游冲下来的泛滥河水淹成一片水乡泽国，芦苇丛生，野草遍地。沼泽地里，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飞鸟盘旋，鱼虾嬉戏。这样地方，无疑是小猴孩们的一方乐土。 水跟想象力密切相关。水是想象力的象征。想象力的源泉，这是对水的精妙比喻。 莫言在小说里、散文里写到家乡的水，总有一大堆的精妙比喻。在长篇小说《生死疲劳》里，高密东北乡勤劳简朴的财主西门闹怀着一腔不平与怨恨重新投胎而变成的西门驴，在河里击毙了野狼，和一头母驴在嬉戏中成就了好事。西门猪在荒岛称王称霸、在河里跟捕猎队斗智斗勇，更是写得回肠荡气、精彩纷呈。 水也是精妙的比喻。在我们传统文化里，水似乎可以涵盖一切：上善若水。水性柔而至刚，水处下而至大。古往今来，吟诵河流瀑布名川大泽的诗歌，数不胜数。从小跟水有亲密接触的孩子，当他们长大变成一名作家之后，想象力都远远高于干涸地区的同行。那些缺水的作家总是脸色深沉、目光呆滞，语言刻板，从衣服到表情都是灰扑扑的。他们的文字灰突突的、他们的语言干巴巴的。 依水而生的作家，往往拥有更多的灵活性更加宽容，想象力也更加丰富多彩。自古以来，那些以水为生的诗人们，常常踯躅在河岸边，甚至一头扑进河水里，与河永生。屈原在汨罗江里成就了永生的神奇，曹植在洛水边徜徉迷离，王勃远渡交趾遇北部湾巨浪而逝，李白醉后高蹈于采石矶，洪兴尽于乌镇河岸。这些都是诗人和水的水乳交融。有人辛辛苦苦考证说李白是生病死的，得的是“脓胁症”，试图让一个风骨高洁的伟大诗人死得窝囊，逝得平凡，从而让他和其光，同其尘。这种鄙薄前贤的卑鄙手法，注定是要被唾弃的。没有伟大的死，就没有伟大的生。我们国家的文学传统，没有人能够忍受一个伟大诗人的庸常死亡。 在莫言的小说里，水无所不在。 在莫言创造的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里，河汊纵横，湖泊密布，水态各异，水族繁多。这片滋润的土地，既滋生野草庄稼和植物，也养育飞禽走兽游鱼走虾乃至乌龟王八蛋。这是英雄和熊包出没的丛林，也是凡夫俗子快乐生活艰难生长的家园。 山东高密县的地理位置非常特别。她横亘在胶东半岛和内陆之间，形成一个关口般的区域，把胶东半岛和大陆分隔开。从北边的潍坊到高密再到青岛，形成了一条隐隐约约的分割线。据说当年刘邦的大将韩信和项羽的大将龙且，就决战在这一带，以潍水为沟壑，以驰道为战场，做那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恶事。 项羽不是诗人，不然他一定是会投江而绝不会拔剑自刎的。 这是蛮夫和诗人的区别。 3 1961年的春天，莫言刚刚上小学一年级，大栏村村立小学的校园里拉来了一车亮晶晶的煤块。莫言他们这些小孩那时候孤陋寡闻，没见过煤块，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经过充分进化的牙齿在这时发挥了探索世界奥秘的主导性作用。一个大胆的小孩子试探地拿起一块，放到嘴里咬了一口。他咯嘣咯嘣地吃了起来，就像是在品尝一块珍贵的饼干，表情享受，香甜无比。其他孩子得到了启示，一拥而上，每人抢起一块煤，咯嘣咯嘣地吃起来： ……我感到那煤块越嚼越香，味道的确是好极了。看到我们吃得香甜，村子里的大人们也扑上来吃，学校里的校长出来制止，于是人们就开始哄抢。 这种珍贵的历史镜头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才可能出现。
莫言在《吃相凶恶》里，更加详细地回忆起这件事情，增添了很多细节： 1960年春天，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一个黑暗的春天。能吃的东西似乎都吃光了，草根、树皮、房檐上的草。村子里几乎天天死人。都是饿死的。起初死了人亲人还呜呜哇哇地哭着到村头土地庙里去注销户口，后来就哭不动了。抬到野外去，挖个坑埋掉了事。很多红眼睛的狗在旁边等待着，人一走，就扒开坑吃尸。据说马四从他死去的老婆腿上割肉烧着吃，没有确证，因为很快马四也死了。粮食，粮食都到哪里去了呢？粮食都被谁吃了呢？村里人也老实，饿死也不会出去闯荡。后来盛传南洼那种白色的土能吃，便都去挖来吃。吃了拉不下来，又死了一些人。于是不敢吃土了。那时我已经上学。冬天，学校里拉来一车煤块，亮晶晶的，是好煤。有一个生痨病的杜姓同学对我们说那煤很香，越嚼越香。于是我们都去拿着吃。果然越嚼越香。一上课，老师在黑板上写，我们在下边嚼煤，咯咯嘣嘣一片响。老师说你们吃什么，我们一张嘴都乌黑。老师批评我们：煤怎么能吃呢？我们说：香极了，老师不信吃块试试。老师是女的，姓俞，也饿得不轻，脸色蜡黄，似乎连胡子都长出来了，饿成男人了。她狐疑地说，煤怎么能吃呢？有一个女生讨好地把煤递给俞老师，俞老师先试探着咬了一点，品滋味，然后就咯嘣嘣地吃起来了。 那个时期，全国性的饥荒像红蝗一样蔓延，饿殍千里。天灾人祸接连的折磨，粮食极度匮乏，人们对于食物的认识，被大大地拓展了。人们的食谱从五谷杂粮扩展到了蚊虫蛇蝎、树皮树叶、谷壳谷糠、野草野花、泥土煤块，乃至生铁钢筋。 生逢饿世的莫言，对这种饥饿记忆深刻。 人民群众饿急了，也管不上什么主义，什么面子了。一切都从胃出发，从肠子出发，肚子里发出的叽哩咕噜叫声就是将令，遵从这个死命令，人们四处悠荡，眼睛睁大、耳朵支起、鼻子翕动，是身体周围哪一个方位出现了能够吃的物体，他们就像恶狼一样扑上去。 草本食物很容易想象，除了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熟知的五谷之外，还有莫言文章里提到的“野菜”、“藻菜”、“棉籽”、“草籽”和“树皮”。而肉食，也是从我们所熟知的猪马牛羊鸡鸭鹅里，扩充到各种虫子“蚂蚱”、“蟋蟀”、“金龟子”、“豆虫”以及各种水族，鱼虾蟹鳖之类。莫言虽然用一种戏谑的语气来叙述这些“阳光灿烂的日子”，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但是其中隐藏着更多可怕的细节和饥饿的经验，却不是想象就能体会到的： ……大概是1961年的春节吧，政府配给我们每人半斤豆饼，让我们过年。领取豆饼的场面真是欢欣鼓舞的场面。有的人，用衣襟兜着豆饼，一边往家走，一边往嘴里塞。我家邻居孙大爷，人没到家，就把发给他家的豆饼全都吃光了。他一到家就被老婆孩子给包围了，骂的骂，哭的哭，恨不得把他的肚皮豁开，把豆饼扒出来。可见爱在饥饿的人群里，要大打折扣。孙家大爷躺在地上，面如灰土，眼泪汪汪，一声不吭，任凭老婆孩子撕掳踢打。孙家大爷当天夜里就死了。他吃豆饼太多，口渴，喝了足有一桶水，活活给胀死了。那时我们的胃壁薄得如纸，轻轻一胀就破了。孙大爷死了，他的老婆孩子，没掉一滴眼泪。……这次年关豆饼，胀死了我们村十七个人，教训很深刻。后来我在生产队饲养室里喂牛，偷食饲料豆饼时，总是十分节制，适可而止，生怕蹈了孙大爷的覆辙。 为了吃，这个饥饿的孩子受尽了屈辱。人类大声歌颂过的爱在饥饿的面前丧失殆尽，孙大爷自己还没有到家就把分到的豆饼吃光了，可见“爱在饥饿的人群里，要大打折扣”。这个论断很谨慎，只是说“大打折扣”，不给“别有用心”的读者留下什么“咬文嚼字”的把柄。其实在饥饿的时代，“易子而食”都是被历史书大写特写过的，算不算是有爱呢？这很难说，看你怎么解释。汉语是很生动很灵活有时候也是很暧昧的，翻过来正过去，爱怎么解释就怎么解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