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春悲秋的生成与意蕴

【伤春悲秋的生成与意蕴】

  【摘要】：伤春悲秋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有特别突出的地位，它生存于中国文化下中国文人失意坎坷的生存境遇，其意蕴则不仅仅是浪漫主义文学中普通的伤感情绪，更不是消极浪漫主义的无病呻吟，而是体现着中国文人积极的人生追求和自我意识。它着重自身存在价值，并积极实现这价值，这是它同西方近代人主义思潮的相通之处。同时它生成于中国文化下的中国现实，追求着于国于家有所作为，实现其所谓“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人生，其追求内容又有别于西方近代人本主义思潮。

【关键词】： 伤春悲秋   人生价值和意义  生存  存在意识

   在人生遭遇中，悲剧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悲剧性是各民族文学的母题与主色调，伤感则是世界文学的共同心态。因而伤春悲秋也在世界各民族中普遍可见，但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中尤为突出。

从文学本身来看，中国古典文学的这一特色，可作这样的理会和把握。较其他民族文学而言，中国古典文学以诗歌最为突出，所谓中国是诗的国度，不仅诗歌作品众多，诗人队伍庞大，诗歌创作水平高超，而且诗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一起占据正统地位，较小说戏剧而言处于绝对支配的优势，历来受到重视和推崇，而中国古曲诗歌又以抒情为特色，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大放异彩，尤其是写景抒情，锻造意境，堪称世界诗歌王国一绝，这样，当感时伤世作为文学创作楔机激起诗人创作时，伤春悲秋就显得特别显著，几乎成为中国文学史画卷的主笔色调。这类作品俯仰皆拾，创作这类作品的诗人众多，而且这类作品的优秀文作也是比比皆是。

然而，从历史和文化的层次看，中国古典文学的这一特色有其更深层次的蕴含。值得各方面行家人士作方方面面的谨慎的研究。而且，从更深的层次对此加以阐释，于眼下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不无益处，因此，本题拟将从历史文化层面上对中国古典文学中伤春悲秋这种感情倾向的生成与意蕴尝试进行探索，以求同仁赐教。

   从历史文化的层次看，伤春悲秋这种情感倾向，与人生奋斗并遭遇挫折相关联，而且也总是与人生短暂，韶华易逝，人生目标遥遥无期等感受连在一起，表现的春光流逝。秋风来急等伤感人生的情感内容，这种情感倾向，之所以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显得那么突出，其原因应在于中国文化下文人的人生遭遇。

   同其他民族文化，特别是同希腊欧美文化相比，中国古代文化具有以下特征：

1、国家绝对支配。古代社会，国家生活是社会生活的中心，国家支配社会，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也理历史的现实。但是像古代中国那样国家绝对支配社会。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围绕国家生活转，应不是全部，至少欧洲文明历史是不是那样，古代希腊科学和哲学文艺那么发达，假若国家对人们思想都在绝对的支配着，恐怕就没有毕达奇斯拉、阿基米德他们潜心研究自然奥秘，除了柏拉图在著作中阐述理想国家生活外，亚里斯多德、赫拉克利特等等，他们的哲学著作也是陈述国家的内容并不多，而在中国诸子著作中，儒家、法家、兵家、纵横家以国家生活的中心，甚至全部都是国家生活的思想，自不必说，即使是个人意识极强的道家，也受国家生活制约，《庄子》中那种无为而治也是一种国家生活的思想和主张，国家生活最起码也同样是《庄子》一书的重要话题，至于中世纪的西欧社会，国家往往需要借助宗教力量，国家生活对人的影响常常不如宗教生活影响深远，而文人的人生出路与人生选择常常于从政于从教中选择，斯达丹尔的《红与黑》中于连的人生奋斗道路其实也就是中世纪以来西欧文人人生道路选择的缩影，当然，于连的这种人生奋斗主要由西欧社会历史中贵族垄断国家政权，国家统治不向平民读书人敞开的现实所决定，但不排斥宗教，有时宗教道路优越于从政道路确属事实，相比而言，中国文人在人生选择与人生奋斗中，排斥宗教道路就强得多，不仅形式文人外在的社会排斥宗教人生道路的风尚，而且在文人内在的心理深层处形成摒育宗教道路的定势习惯，而且没有西欧中世纪那种宗教垄断文化，僧侣、贵族并存的社会局势，社会上流行着和尚道士不入流，下三等的习惯看法，国家官方意识对社会有绝对支配地位。

2、与前述因素相关联，以儒家为正统的思想渗透文人心灵，在国家生活中有所作为或为文人人生价值与人生道路选择的自行定位。从文化的价值取向来看，形成了高荣耀无比的风尚习惯，文人追求的是崇尚故君王重臣，崇尚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①，有人曾拉诸葛亮、张衡、祖冲之三人坟墓相比较，发现中国文人的人生价值完全取决于生前所居官位，而且中国文人乃至中国社会历史都有排斥科学技术的思想习惯。同西方文化相比，似乎同西方文化针锋相对，古希腊人有“巨人关于存在问题的争议” ②的名言，中国有“不语怪力乱神” ③的圣人。有对忧天人士的嘲讽，把科学研究视为方术邪道，把奇技异能视为 淫巧奇述，而对官员的升迁，得势则格外看重。而且儒家成为官方正统思想后，儒家思想浸染着历代文人思想意识，尤其是科举考试兴行之后，儒家典籍为考试范围，文人更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着急仕途，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除了陶渊明在仕途上断断续续，最后弃官而逃，绝弃仕途，纳兰性德厌恶官场不愿做官，曹雪芹放弃仕途等少数几个作家外，绝大部分作家都表露的是做官不成的遗憾。
   这样，中国文化从外到内确定了文人跻身仕途，在国家生活中实现自身人生价值意义的人生定位。于是文人普遍以进入仕途，谋求官位，以此实现自己的理想的人生道路模式，即使是前述绝意仕途的人，也是因为仕途绝望厌恶才生此意。

   但是君主 制的国家政权尽管需要文人参与国家生活，其存在原因并非满足文人人生需要，更不是为文人提供人生奋斗，实现自己理想的舞台。作为国家，在实行阶级统治职能的同时很大程度是满足君主个人欲望，君主皇帝个人的喜好习惯，往往决定国家治理的特色，其个人才能又能决定国家兴衰，所以文人的人生理想往往不能实现。而且官场险恶多变，文人仕途通常是坎坷挫折充其一生，这样人生失意是文人人生画卷中的主色调。中国文学史上，曹操、张籍、张九龄、欧阳修是少有的几个成就比较高的人，尤其是曹操，身居王侯将相之位，其名尚且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其实则中实在万人之上，无人之下。从人生仕途奋斗来看，文人难有出其右者，但曹操尚且人生有人生不如意之处，其诗中尚且多处慨叹人生苦短，理想难以实现，其他文人的遭遇就可想而知了，即使君主国家充分任用文人，为文人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或者文人遇上了大好时机，但能获得这种机遇的少而又少，在整个文人中只是少数。这从科举考试中能有幸金榜题名的与名落孙山的相比较，就可以看出，何况科举荣登金榜也未必仕途如意。不然，唐人怎么把金榜题名与进国史馆编修列入人生最快乐的事情中呢？李白“人生在世不称意”恐怕是绝大部分文人人生际遇的真实写照，长长的中国文学史卷，但要找出人生境遇中无失意经历的，恐怕尚未有过，而且即使是少有失意的也不多见。
  而且，由于前述文化境况及文人意识，加上自古以来穷文富武的事实，形成的文人身份的游离，这就是得意时是显要，失意时是文人。多数文人，一旦仕途称意，就难以再有好作品问世，只有处在人生失意悲情时，才创作出上乘作品，从白居易的创作就可以体会到这一点，因此，中国有文人苦的感慨，许多文人总不愿自己子女继续从文。这样不仅一般情况下文人的人生境遇凄苦，而且文人作为创作者其人生遭遇只能与凄楚相随，舍此不足以当文人。

   综上所述，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伤春悲秋作为特别重要的感情倾向，生成于中国文化下文人的人生痛苦遭遇，这就是以儒家为正统的中国古代文化让文人以对国家治理有所作为人生价值取向，形成了中国古代文人的立德立功为人生最高理想，但是国家对文人建功立业的需求有限，而且国家以君主意志为指向并不需要文人真正的建功立业，因而文人的人生理想极难实现，绝大部分文人挣脱不了凄苦的人生境遇，这就容易萌生人生短暂，青春易逝，理想实现无望的凄苦心态，也容易以对时光流逝，老之将至敏感，自然感时伤世，寓情于文，形成伤春悲秋的情感色调，而且，由于中国古典文学中诗占有绝对支配的地位，而诗又是以抒情为主，因而伤春悲秋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情感重色调，甚至到是主色调，除了刘禹锡、杜牧等为数不太多的人在这方面不这样表现外，连曹操也有过这方面的作品。所以，我们说是中国文化下文人不如意的人生境遇的产物，这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极为突出，也是这一样使中国古典文学从中国的这一特色立于世界民族文学之林。

从文化学的观点来看，中国文人成长于以儒家为正统的中国文化传统中，这种文化传统一方面浸染其成员，让其成员接受这一文化传统，即使他主观上要背弃这种传统也客观上根本做不到，在维护这传统，中国文人尽管理想破灭，几乎不存在实现的机缘，但这种兼济天下，成一代帝王师的理想历经代代文人而没有改变，因而怀着高远之志，遭遇无奈现实，感慨人生短暂，渴求实现舞台成了历代文人反复咏叹的主题，这也没有改变。
这样，伤春悲秋情绪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就不可能不浓郁，甚至可以说是最凝重的情感成分了。

讨论了中国古典文学中伤春悲伤情绪的生成，探究其文化渊源后，现在可以探讨一下伤春悲秋的意绪。

典型的伤春悲秋作品有许多，在中国古代众多的诗人中，辛弃疾以其豪北风格算是一个个性劲健豪强的诗人，似乎与柔弱凄苦的感伤风格拉不长边，但是他的这首《祝英台令》也不乏伤春之情。

宝钗兮，桃叶渡，烟柳暗南浦。怕上层楼。怕上层楼，十日九风雨，断汤片片飞红，都无人爱，倩谁唤，流莺声住？鬓边虚见。试把花卜心期，才簪又重数。才簪又重数，罗怅灯昏，呜咽梦中语：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将愁归去！

再看看他这首《采桑子·书博山道中壁》：
烟迷霜麦荒池柳，洗雨烘晴。洗雨烘晴，一样春风几样青。  提壶脱裤催归去，万恨千情。万恨千情，各自无聊各自鸣。

   一般浓浓的伤春愁绪驱不走，赶不开。联系到欧阳修的《秋声赋》与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中国古典文学中，伤春悲秋情绪一般显现为这样的内容：人生苦短，昭光易逝，秋风疾至，显示出生命的娇脆与疾迅短暂，这绝不是消极颓废的伤感，更不是消极浪漫主义的无病呻吟与矫揉造作，这种情绪应作如是把握：
一、这种情绪是基于自我肯定，对自我人生价值的高档定位，中国古代文人的人生理想或许存有可指责可批评的地方，但有这种理的人起码把自身人生价值定位在高档次商品位。因为一个对自身价值品位定位低的人，他的生活境遇不会有失败，所谓希望越高，失望越大。从人生态度而言，这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因为这种人生价值自我定位，赋予自己特大期望，这促使人积极生存，拼搏进取，反抗现实，抗争命运。这种力求有作为的人生态度是社会前进发展的推动力量，是社会财富的创造。持这种态度实践人生，就会要求自己的存在是光辉的存在，实现人生闪耀光辉。这种人生理念尽管会遭遇浮土德式的悲剧，但毕竟是壮烈的悲剧，即使遭到毁灭，也毕竟是英雄的生。人首先要生存，但怎样去生存，形成了人与人之间比人与动物之间还要大的差距，这种人生价值意义的高品定位就是肯定自我生存价值与意义，确定远大人生志向，并坚持为理想而奋斗，这种形成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当理想实现无望时更强烈地感受到生命的空耗，四季变化，时光流逝使他们更强烈地感受到生命在熬尽，从而萌生伤春悲秋情绪，前引章词就在这方面表现突出，强烈的生存欲求与现实逼迫着他无为活命，这一矛盾表现为辛弃疾词的艺术魅力，震撼着读者的心灵。

二、积极的生存需求，既然已高品位确定了自身生存价值和意义，明确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就决定了其生存特色：即积进的生存，为理想不懈地奋斗，这样的人不仅生活在世界上，而且还在世界上显现其生存，让自己的生存闪发光芒，这一方面决定了这种人生追求下反抗现实，抗争命运的生存方式。另一方面也决定这种人生追求下生存对现实的需要同另一种生存对现实的需要的不同之处：一种是随遇而安，知足常乐，对现实无为相安，一种是要求现实适我所需，为我的奋斗提供现实条件，这样生存与自我实现的需要同现实不能满足形成矛盾，而现实会导致自我生存理想无法实现，前述辛弃疾收复中原的理想无法实现，生命在空耗，很自然容易萌生伤春悲秋的情绪，这正是只能“仰天长啸，北怀激烈”的悲壮。另一方面，李清照的词中有很多是因爱情而萌生的时逝伤感之作，而且这类情感倾向决非李清照一人独有，在中国古典文学诗歌中有很大的比重，这类作品其实也是生存需求同现实不能满足之间的矛盾，只是人生定位于辛弃疾这类作品的人生定位具体角色有所不同而已。这种积极生存追求产生的生存需要同现实满足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只有无所欲才可无所求，要避免这一矛盾，最好的是没有生，其次是无思维，但即使是植物人，也有延续生命的所需，完全绝对的消极的生存追求只能是近似于生存的空无。否则，一旦有生，求死也是求，也是求死之欲而萌发之求。这样，伤春悲秋情绪的意蕴首先应把握为高品位的人生价值定位与积极的生存追求，这都是光芒四射的生存意识。三、人的觉醒。当年鲁迅先生曾把魏晋南北朝时代称作“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的时代。其“人的觉醒”主要指称其时人不仅有强烈的个体意识，表现出个性意识，而且这种个性意识是从儒家君王工具中解放出来。从历史情况看来，宋代伤春悲秋之作明显增多，宋代起，科举考试就决定文人的出路，也是从宋代起，文人对国家的依附空前加强。另一方面，这种伤春悲秋的情绪往往同思乡相关联，同梦境孤苦相关联。这种情绪作为人的意识或的觉醒的表现，首先它源于自我意识的生成与强化，其次它源于自我实现需求同现实的矛盾，是积极的生存追求，积极的生成从哲学上看是一种浪漫主义，这种浪漫主义表现在哲学上不仅对世界作物质的客观实在的判断，而且追问物质何以成为这种物质；在自我追求上，不仅仅满足于自己成为世界上的一个生命客体，而且要求自己以独有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一个特殊的主体世界，当年民采宣布上帝死了，就是这种存在的展示，这种自我存在的追求就是一旦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上帝就只是我的世界组成，我有资格处理上帝。这种生存追求只有在人文主义思想极度发展的时代才变成自觉。自魏晋开始出现人的觉醒，到曹雪芹，人的觉醒最终完成，其后，应是崇尚理性的人文主义思潮，而伤春悲秋作为自我意识作为人的觉醒的估证，其意义在于以高尚自我界定获得存在动因，形成积极的存在，达到存在的自觉境界，既黑格尔所谓自为这种生存，就以改变自身或世界现状的实践方式体现出来，文学中就表现为扬起理想的风帆向理想王国进发，表现为不懈的奋斗，奋斗的悲壮惨烈，形形色色的浮土德式的人生阅历与轮因。这样自我意识下的生存不再是哈姆莱特色式的“是生？还是死？”而是浮土德式的“原始有为”，就是将自己的心理学历史在“工业”中描绘出来。因而这种伤春悲秋的情绪合符人文主义思想追求，具有近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特征。

四、但是我们决不能把这当成是近代人本主义思想本身。尽管这种对时逝的伤感有哲学的浪漫性，但同浪漫的哲学，尤其是近代人本主义思潮有较大的差距，其一，近代人本主义思潮强调人的价值，强调人所有的一切需求都是正当的，有获得满足的权利，针对基督教禁欲主义提出如是观点，以反对当时禁锢 人们思想的宗教，而中国古典文学中，文人的这种伤春悲秋情绪源于“有为的人生追求同不能有所为的现实境况”，突出是“有所为”的人生追求，尽管这种追求是极有意义的，但不可把它等同于近代人本主义思潮，而且中国文人的这种人生追求并不绝对具备反对封建礼教的性质，这种性质萌生于明代晚期，到五四文学革命才成为自觉，相反，中国文人的这种有为的人生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维护封建礼教的性质，这是由中国文人所处时代而言具有封建性质，所处阶级地位而言具有地主阶级性质所决定的，因而与近代人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性质不同曰而语。其二，正是由于中国古典文学中时代的封建性质与文人阶级地位的地主阶级性质，中国文人伤春悲秋，意识到的是自身处境问题，表现的是自身境况，始终脱离不了自我，不同于西方近代文学史上那种通过提示现实毁灭人进而批判现实，在欧洲现实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中，作家描写的是具体的个人（他人）的毁灭而批判现实。而中国文人那种伤春悲秋并不是为批判现实，更不是为否定现实，他们只是希望现实稍作改进，这从杜甫、白居易和柳宗元等人揭露现实的诗文中可以看出来，杜甫是公认的人民性最高的诗人之一，在其诗作中揭露现实具有其他诗人无可比拟的深刻性，但他揭露现实的目的是致尧舜，醇风俗；白居易在新乐府诗作中不乏尖锐的批判锋芒，但他领导新乐府运动的目的就在于实现诗的“美刺功能”；柳宗元则在其《捕蛇者说》中明确表示“以俟观人风者焉”这就好像孟子，尽管有民本思想，但历代帝王并不把孟子列入异端邪说之内，相反尊他为亚圣，因为民本思想也不同于人本主义思想。

   这样，中国古典文学中，伤春悲秋这种伤感情绪从积极的方面看具有积极的存在追求，自为的存在意识，具有歌德提出的“原始有为”的积极意蕴，同近代人本主义思潮有相通之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它同近代人本主义思潮的差距，它具有维持现实的消极意蕴，因而不能以此替代中国近代人本主义思想发育薄弱，我们对待这种伤春悲秋情绪，应弘扬其看重自身人生价值与意义，且执着追寻理想人生的一面，以创新来建设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先进文化。

 

 
注释：

①转引自《中国古典文学理论辞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84年1月第1版第356页。

②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庆嘉译，三联书店，1986年5月第1版第1页。

③转引自《美的历程》李泽厚，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56页。

 

 

参考文献：

[1]《中国文学史》章培恒等编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版。

[2]《美的历程》李泽厚，天津社会出版社，1994年第1版。转自廖壮华的网易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