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24日，日本大地震发生后一个多月，驻日美军士兵和日本自卫队队员在宫城县一座火车站附近清理被地震和海啸摧毁的铁轨。新华/法新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郭一娜 发自东京
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后，人们在电视上看到了时任 日本首相菅直人乘坐飞机视察福岛核电站、穿着防灾服出现在东京电力公司总部；听到了日美两国对共同救灾项目——“朋友作战”的公开褒扬。但是在这些表象背后，到底隐藏了多少鲜为人知的真相？
日本《朝日新闻》前主编、著名记者船桥洋一（以下简称船桥）历时将近一年，对核事故中处于权力中枢的政治家、东京电力公司、自卫队、美国政府和军方等300多位有关人士进行了采访，写就了《堆芯熔化倒计时》一书。这本书为读者还原了一幅真实的救灾群像，以及在巨大灾害背后的剑拔弩张和千钧一发。
“3·11”大地震两周年前夕，《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对船桥进行了独家专访。
大难当头，却“没功夫和美国打交道”
“同盟可以搭把手，但不会共命运。”船桥对日本自卫队一位高官援引法国总统戴高乐的话印象深刻。救灾过程中，在常人看来也许牢不可破、无懈可击的日美同盟，其实也异常脆弱。
船桥说，在《堆芯熔化倒计时》一书中，最想让读者了解的场面之一，就是日美同盟所面临的紧张局面。
3月11日大地震发生后的几天内，在华盛顿看来，对日本有太多的不清楚:谁才是这次核事故处理的总指挥？为什么日本政府各部门没有形成合力？这一事故已经超过了东京电力一个公司能够解决的范畴，为什么日本政府不掌控主导权？为什么不出动自卫队？
美国通过方方面面向日方抛出了这4个疑问。可以说，当时日美政府在相互理解上存在很大沟壑，而接下来，矛盾接踵而至。
14日深夜11点，美国驻日大使鲁斯给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幸男打电话，要求把美国核能监管委员会（NRC）官员派驻到首相官邸，但枝野以关乎国家主权为由断然拒绝。
船桥认为，这是日美两国在此次核事故中最紧张最一触即发的时刻，他了解到这些情况时，都禁不住冒出冷汗。
当时，日本政府内部确实存在对美国派人常驻官邸意图的怀疑。二战中，美国向广岛、长崎抛下原子弹后也曾经派出团队帮助日本进行后续处理，但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到现场收集有关数据。“日本被当作美国科学研究的对象。”船桥说，核事故发生后，日本有一种意见认为，难道美国还要像广岛、长崎核爆后一样，再次把日本人、日本社会当作科学实验的对象吗？美国确实有许多核电专家，但他们是真想帮助日本？还是只想收集信息？
拒绝美国，一方面源于对美国的不信任，一方面源于对日本技术的过于自信。美国曾在上世纪70年代末发生了三里岛核事故，后来核电发展处于停滞状态，但同一时期日本共建造了50多座核电站。船桥说，在日本核能安全保安院内有一种声音，认为日本拥有比美国更先进的核电技术。这种过度自信，导致日本一些专家以“处理核事故正忙着呢，没功夫和美国打交道”为由，拒绝了美国提供帮助的建议。
但毕竟日本外务省、防卫省与美国国务院、国防部有过多年“2＋2”合作的经验，明白核事故关乎日美同盟的政治生命，最终外务省、防卫省掌握了主导，压住了日本内部对美怀疑以及轻视的声音。“但这花了4到5天的时间。”船桥说。
是否撤离，美国海军、国务院激烈对立
经过采访，船桥了解到，在这次救援行动中，美国国内也产生了不同声音，其中海军主张从日本撤出，而国务院持慎重态度，海军与国务院、白宫之间发生了激烈对立。
核事故后，美国核能监管委员会和海军核反应堆机构分别派员来到美国驻日大使馆。海军官员建议驻日大使让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200海里（370公里）以内的所有驻日美国人紧急避难，并说情况可能更加危险。然而核能监管委员会工作人员却劝告大使根本不用去听海军的错误言论。这让美国驻日大使感到十分困惑。
为什么美国海军会如此强硬？船桥分析，因为美国海军拥有核潜艇和核航母，而海军是按照核潜艇原子炉安全标准来考虑避难的，也就是说，为了保全核潜艇的安全，需要“零风险”。但如果按照海军200海里避难论的说法，美国驻日大使馆不得不搬迁，在东京的美国人也都需要全面避难，驻在神奈川县横须贺的美军基地也要撤退。
对于美国海军提出的零风险，美国国务院想予以反驳，却缺乏事实依据。船桥的书中记录了一位美国政府高官的回想，“军方立场是与其事后悔恨，不如在事态不明朗的情况下采取安全第一的保守态度，尽早避难。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拿出证据告诉军方，事态不会进一步恶化。这也是最让我们为难的。”
在美国官员看来，日本政府提供的信息并不可信，“我们拼命要求日方提供真实准确迅速的信息，但是没能实现。”
险被抛弃，日美“海上友情”生裂隙
其实对于美国海军当时急于撤退的心情，船桥认为需要给予理解。首先，美国驻日军队当时的首要任务是保卫驻日美国公民的安全。其次，核事故后，停靠在日本的美军两艘核动力航母“乔治·华盛顿”号和“罗纳德·里根”号均检测到核辐射上升，担心受到污染，驶离日本。美国航母是开展全球任务的，在美国看来，如果受到核污染的航母停靠泰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地遇到困难的话，也将影响到美国全球战略，最终有损日美同盟。
不过，美国政府最终没有按照海军的设想制定撤离计划。如果美国在日本最危急的时刻抛弃日本的话，结果会怎样？“这肯定会招致日本国民的反感，危机过后美军想重返日本就没有那么容易了。”船桥说，重视日美同盟的美国国务院最终把海军撤退论的主张压了下去。“在危难时刻，美国对日本不离不弃，日本政府对此十分感激。从结果来看，这强化了日美同盟，但这一过程却是极为艰辛的。”
但日美同盟“墙壁上的这道裂缝”能够彻底消除吗？至今为止，日美同盟最强的情感纽带始终被认为是美国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之间的合作，这又被称为“海上友情”。船桥感慨道，“美国海军是‘海上友情’的当事一方，却也是美国第一个喊出美军撤离论的急先锋，这让我很惊讶，但我相信处理事故一线的日本人更为惊讶。”
“他应做将军，却成了冲锋队队长”
仅上台一年多的民主党政权就赶上了核事故这样战后最大的危机。事后，日本各界对菅直人处理危机的能力整体给予负面评价。曾经多次采访过菅直人的船桥，也给这位前首相打了“不及格”。
“一有事，他先发怒，缺乏让人追随的魅力。他什么事都尽量身体力行，却没有组建一个团队，让所有人发挥其优势。本来，他应该应对危机，但他却在应对事故。本来他应该成为将军，却成为了冲锋队队长。”船桥回忆，在3月11日到20日之间，菅直人没有说出一句能让全国振奋、鼓舞士气的话。在最危急的时刻，菅直人悄悄让部下准备了首相讲话。
船桥经过多方调查，最终拿到了这份没有机会面世的首相讲话草稿。其中写道，“首先我对福岛第一核电站大规模事故给广大国民带来的莫大不安，再次表示由衷的歉意。现在核事故不会马上给大家的健康带来影响，恳请各位国民采取冷静行动。现在，正是考验日本国民睿智、理性和自制力的时刻。请大家合作……开往西日本的列车，请优先孕妇以及带儿童的乘客……”
尽管菅直人身上有诸多问题，但有一点船桥还是给予评价的，那就是菅直人在危急关头命令部下制定了一份最危急情况预想方案。设想最危急情况，意味着决策者在希望最低点时还在努力去避免最坏状况的出现。“菅直人做到了这点。他没有轻言放弃，在周围人已经逐渐失去战斗欲望的情况下，菅直人仍然斗志昂扬。这可能是我唯一对他满意的地方。”
日本民主党在去年12月下台后总结教训时，将核事故处理不当纳入其中。但是，如果当时是自民党执政，情况又将如何？船桥对此并不乐观。日本50多座商业核电站，几乎都是在自民党执政时期建造的。可以说，长年来自民党和核能利益集团相互勾结。发生核事故，国民首先会关注自民党是否在替东京电力撑腰。“自民党执政的话，核事故处理可能会更加困难。”
大地震两周年之际，依然有大量受到核辐射的土地没有除染，灾民们捏着樱花盛开的旧照却无法重返故乡，每周五定期举行的反核游行的锣鼓声响彻首相官邸上空。两年来，依然有太多的事故处理情景需要还原，太多的教训值得总结。
在船桥看来，核事故的潜在威胁还在持续，恐怖感笼罩在一些日本百姓心间。“核电站危机与其他危机不同，会影响到几代人。对这个庞大的危机到底要如何进行管控？日本社会依然没有形成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