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市场决定最佳能源1973年阿拉伯国家实施石油禁运以来的40年里，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简称：欧佩克）成员国联手设定了全球石油价格。世界其余国家只是在默默遵守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贸易限制，除此之外它们什么也没有做。 如果西方石油公司企图像欧佩克那样做，它们会在数小时内受到检控。但欧佩克却不必面临这种麻烦，因为其成员国拥有全球78%的石油储量，而且不受我们法庭约束。 在美国，我们对境内意外发现新石油储藏感到振奋，却全然忘记了石油价格基本上仍将由欧佩克设定。 再怎么强调这个问题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影响也不为过。每天，美国会一手向中国借款约10亿美元，另一手拿着这些钱去购买外国的石油。多达三分之一的国防预算（约2000亿美元）被用于海外作战行动，以确保石油源源不断地流向全球经济。这还不算我们对石油之依赖直接导致的环境与健康成本。 与此同时，美国还面临创造就业的难题。美国的就业人口比率为59%，依然处在令人不安的水平上。要缓解这种“就业停滞”，美国在今后几年每月至少需要新增25万个就业岗位。今年1月，美国新增就业岗位数量只有可怜的15.7万。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把每年花在获取外国石油上的6000亿美元用来投资教育、基础设施、研究和重建，美国会在重振经济实力方面取得多大的进展。 我们早就知道如何摆脱这种负担。解决方案就是在交通用燃料领域引入竞争。现在，我们手头有了汽油的替代品，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新钻探技术让我们发现了大量以往无法获取的天然气。 以往，每次我们打算采取有效措施时，欧佩克都会下调油价，这样我们就对相关解决方案丧失了兴趣。但过去两年发生的三件事意味着，这次情况或许有所不同。 最重要的改变或许是“阿拉伯之春”，即中东各地持续上演的民众骚乱。这种骚乱的影响之一是，它让沙特阿拉伯以及整个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寡头感到恐惧。为了应对本国民众可能发生的骚乱，他们大幅提高了社会性支出——这样一来，他们就必须从石油收入中拿出更大比例的资金，来为此埋单。简言之，欧佩克国家通过将油价下调到国内“盈亏平衡”点以下来实现垄断控制的余地要比以往小得多，因为它们现在的国内“盈亏平衡”点较过去要高出不少。 第二个可改变局面的事件源于美国（以及世界许多地区）发现了大规模的页岩气储藏。突然之间，一种不仅廉价、清洁、而且几乎取之不尽耗之不竭的车用燃料摆在我们面前。天然气的各种利用方式正在开发之中：压缩天然气(CNG)就是一例，或者把天然气转化为甲醇（赛车手多年来使用的一种车用燃料）。 甲醇有许多诱人的特点：麻省理工学院(MIT)进行的一项全面研究得出结论称，用天然气来制甲醇能够最有效地利用天然气。甲醇辛烷值较高，如果用它作车用燃料，汽车制造商不仅能够生产出效率更高的发动机，而且能够生产出更轻型的发动机——它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更低，而且不使用当前汽油中使用的致癌的添加剂。 甲醇的价格也更为低廉。当前的甲醇现货价约为每加仑1.20美元。即便把其能量含量较低这一点考虑进来，制造商们也依然相信，以甲醇作燃料的每英里成本（包括加工、分销、税收和基础设施成本）会远低于汽油。 第三，在经历了痛苦的全球性衰退（部分是由高油价引起的）之后，从东京到底特律，各个地方的实验室和工厂都把很大精力投在研究如何用石油以外的东西为汽车提供动力上。其结果无异于在该行业内掀起了一场革命——目前，这场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混合动力电动汽车（以及现在的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已经证明，这种技术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功。欧洲则在研制更清洁、能效更高的柴油发动机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 在底特律，汽车业三巨头在国会作证时全都表示，愿将至多50%的产能用于生产“灵活燃料”(flex-fuel)汽车——这些汽车可使用汽油、甲醇、乙醇或这些燃料的任意混合物作为燃料。30多年来，巴西一直在使用糖制乙醇作为替代燃料，使用这种燃料的汽车，其生产成本只比普通汽车多出不超过100美元。 最后要说的是，政府要鼓励所有这些替代燃料的生产——这一点必须成为美国国家能源政策的核心。政府无需提供任何补贴，也不必着手挑选优胜者。华盛顿需要做的只是确保环保部门及时考虑和批准这些燃料，然后闪到一边去。 （作者：罗伯特·麦克法兰、乔治·欧拉。麦克法兰曾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欧拉是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两人均是美国能源安全委员会(US Energy Security Council)委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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