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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一开始就被挡在了门外 ZJHZJZC 一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知道了民主是个好东西，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能赶快实现像美国等西方国家那样的民主体制。这类声音在网上要多少有多少。美中不足的是，这些声音都只喊出了一半而留下了另一半，因此，总的感觉仍然是：似乎确实是好，但好在哪里？为什么好？却仍是云里雾里搞不明白。这种只有结论和口号，没有具体细节的介绍和鼓吹，不免让人心里总觉得不踏实，并忍不住想问一句：真的有那么好吗？ 这些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不能轻易相信别人的介绍，尤其是关于国外的介绍。许多时候，我们花时间和精力读的文章或书藉，本为以为是《克林顿论华盛顿》，但过了些日子，却会发现，哪里呀，原来是《华盛顿论克林顿》！ 美国也好，日本也好，离我们都很远很远，不要说一般的平头百姓没实地去看过、体会过，就是真去了，住上十天半月的，也未必就能看出个一二三来。君不见一些学者、教授类的人物，或到这些国家去考察，或去做访问学者，或去旅游，或去开什么高端峰会，来来去去少则一两回，多则三五回，时间累加起来也不会少于数月甚至数年的，但到头来也没见他们把事情讲清楚了多少，其中不少人甚至仍同那些没出去过的平头百姓一样，介绍了半天，也都是些早被别人反复说过的东西，只不过改了些标点或换了些新名词而已。就算有些比较负责任的学者教授，因其本身的学识与经历的限制，所能告诉国人的，也只是一些皮毛类的东西。 怎么办呢？ 办法总还是有的。其中比较简单的一个办法是：除了看它是否符合常识外，就是看它最基本的东西。比如说民主，看它的最基本的规定，就比看那些长篇大论有用得多。 余天任先生在他的《谁在统治着日本》一书中，在谈到日本政治家素质时，有如下一段话： 日本社会的常识是，要成为所谓“政治家”就仅仅需要“看板，地盘和皮包”，也就是人望，支持者和金钱，而这三个要素和政治家本人的素质教养以及能力都没有任何关系，换言之都可以用金钱换来，也就是说所谓选举在一般情况下仅仅是一次参选各方在财力上的较量。 而且对参政者的第一个考验就是经济上的。在日本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参选”，参加日本公职选举是有一道叫做“烘托金”的金钱门槛的。候选人需要交一笔保证金才能参加选举，如果没有当选并且在选举中的得票率少于多少的时候这笔钱将被没收充公，这笔烘托金不是一个小数字，参选众议员需要三百万日元，而参选参议员竟然需要超过了平均年收的六百万日元。据说制定这条制度的目的是为了防止选举时选举人林立的混乱，但这条制度使得穷人无法参选也是事实。 这段话谈到的“烘托金”是否真实呢？日本于2012年12月16日刚刚进行过众议员的选举，蒋丰先生在12月25日的一篇博文中介绍了一个叫做川岛良吉的参选人，这是一个94岁的老人，他之所以要去参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阻止自民党的安倍晋三等人修改宪法第九条。为了这次参选，川岛良吉交付了300万日元的报名费，这与余天任书中所讲的情形是吻合的。因此应该是真实可信的。当然，川岛良吉没有选上，而按照余天任先生书中的说法，这300万日元也就打水漂了。尽管这是这位94岁老人的养老钱。 现在问题来了：假若川岛良吉没有300万日元，那么他显然就不能参选，尽管他有选举资格。这时，他的参选权就没有任何实质意义。 余天任先生认为，“这条制度使得穷人无法参选也是事实”。确实是这样，我们之前看到过的所有介绍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民主时，都是说那里是所有人的天堂，人人都有权当家作主，其标志就是人人都有被选为总统、议员的资格。而之所以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真正的穷人被选上，仅仅只是因为，选民们不会选一个连自己养活自己都困难的人来当总统或议员。 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形则是，任何一个人要参选，在日本，首先要拿得出300万日元的“烘托金”，否则没戏。而这300万日元还仅仅是属于报名费的性质，在整个选举过程中，还有另外的比这笔费用大得多的费用需要支出。对一般的打工族来说，要拿出或筹集这样一大笔钱来，显然是不现实的。即使想尽办法筹集到了最初的300万日元，也不可能保证后续竞选过程中所需要的大笔资金，至多不过是去过一下报名参选的瘾而已，不会有什么实际意义。 美国的情况是否也是这样，余天任的书中没有介绍。但估计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因为书中提到了美国人的一条有关选举的谚语：“choose a worse among the worst”，意思是：所谓选举，就是在一群最坏的里面选一个比较坏的。这句谚语表明了美国选民对选举的基本评价。这个介绍是否真实呢？应该是真实的。因为我们可以从另一个作者刘喻那里得到佐证。刘喻在《民主的细节》中曾谈到“美国大选贵不贵”的问题： 有钱人“购买”选举，政客当选后为有钱人服务，似乎是劣质民主的一个典型形象。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曾屡见不鲜。 每个人每次选举给某个候选人捐款不能超过1000美元（2002年调整为2000，随通胀而浮动，2008年为2300美元）。政治行动委员会的集体捐款也有了限额。 当然选举的不平等影响不可能彻底消除：一方面，就算有2300美元的捐款限额，有钱人可能顶着2300美元捐，而且可以发动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而穷人要么捐不起，要么只能捐个几十上百的；另一方面，虽然对捐款数目有了限制，但有钱人或组织往往通过做议题广告“曲线”影响选举，这就是所谓的“软钱”。虽然2002年《两党选举改革法案》旨在消除软钱的影响，但孙悟空七十二变，软钱正想方设法变成“更软的钱”。 这里谈到的虽不是如日本那样参选人的报名费问题，而是选举中的花费和选民捐款问题，但从中仍不难看到“有钱人”所占的绝对优势。穷人实际上也是只有投票权而没有被选举权的。同日本的情况并无质的区别。 当然，这些说法都是中国人说的，那么美国人自己又是怎么说的呢？ 曾在1896年和1900年两度辅佐威廉·麦金莱当选美国总统的竞选经理马克·汉纳曾直言不讳地说过：“要赢得选举，需要两个东西，一是金钱，第二个我就记不得了。”汉纳在这里讲的是100多年前美国的选举，100多年后的美国情形是否有所改变？回答是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变本加厉了。美国前总统卡特2007年就曾感慨地说：“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要是活到今天，还能当上美国总统吗？！我们永远也不知道，有多少具备优秀总统潜质的人，就因为不愿意或者不能够采取一种能够募集到大量竞选经费的政策，而永远与总统宝座无缘。”据美国敏感政治问题研究中心的数据，2012年围绕国会和白宫的角力耗费的美元达60亿之巨，成为美国选举史上“烧钱”最多的大选。“拼金钱”，可以说，这就是美国选举的真相！ 现在，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个穷人，即使在美国日本这样的民主体制下，尽管法律上拥有同富人一样的被选举权，但在实际生活中他的这种权利却是一开始就被金钱挡在了门外。西方有一句著名的话叫做“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套用过来我们也可以说：“天下没有免费的民主”！ 二 上面讨论的是在美国日本的民主体制下穷人的被选举权实际为零的问题，那么选举权呢？在这样的民主制度下，不是实行一人一票吗？美国的总统、日本的国会议员，不都是全国的选民选出来的吗？不少专家学者教授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粗看确实是这样。但仔细想想，又不全是这样。 在理论上，不管是有钱人还是穷人，手中的那一票都是等值的。在实际计票的时候，谁也看不出哪张票是有钱人的，哪张票是穷人的。每个选民都可以把票投给自己看中或喜欢的候选人。这样，选民的意志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当然非常完美。 但这只是在理论上看到的情形。实际生活中的情形却并不是这样的。 首先，并不是每个选民都能把票投给自己看中的候选人，也就是说，候选人名单里并不一定就是选民所看中或喜欢的人。这一点在上文就应该看出来了。比如在日本，对选民张三来说，他看中的或喜欢的人是赵一，但赵一或者是因为经济原因或者是因为其他原因而不在候选人名单中，这时张三的选票就不能投给赵一，张三这时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投给别人，二是放弃。不论是投给别人还是放弃，这时张三都不能表达他真实的意愿，他的选举权实际上都等于没有。那在美国情形又如何呢？比如美国总统的选举，每次投票时实际上就只能在共和党推举的候选人和民主党推举的候选人中作选择，假若选民李四看中或喜欢的人不是这两人，那这时李四遇到的情况和张三在日本遇到的情况是一样的，他也同样不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他的选举权实际上也等于没有。 其次，因为是穷人，受生活条件的限制，不论是受教育程度，还是见识、经验等等都带有天然不足的缺陷，因此，选民究竟把票投给谁，在作决定的时候，也是一个头痛的问题。因为要作出正确的决定，就需要足够可靠的信息作为依据。那么这些信息从哪儿来呢？自己去调查了解吗？这当然好，也比较可靠。但亲自去搞调查首先需要的就是时间和财力，而对一个穷人来说，肯定没有这样的时间和财力，他得为自己一家人的生活奔波。其次，亲自去搞调查还需要比较综合全面的知识和经验，否则就只能走马观花或被假象欺骗。既然实际上不可能自己亲自去调查了解，那么就只能依靠媒体的介绍。但这又如同看广告买商品一样的不靠谱了。因为媒体的介绍并不是来自上帝，而是来自有钱人。只有有钱的人才有能力组织强大的宣传团队，只有有钱的人才有能力在媒体上登广告、发文章、宣传自己的主张、抨击对手等等。显然，作为一个穷人选民，他此时是不可能按自己的意志做选择的，他只能被媒体牵着鼻子走。到最后，他手上的那一票仍然等同于没有。 正因为如此，选民在实际做决定的时候，也就是在表达自己意愿的时候，并不能真正做到完全的“主动”表达，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动”表达。 选民的“主动”表达来自选民自己平时生活中的“感觉积累”。比如说在张三主政的时候，选民根据自己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住房、教育、就医、治安、就业等等情况会有一个综合性的感觉和判断。如果“满意”就会继续支持张三的连任，如果“不满意”就会把票投给另外的候选人。 选民的“被动”表达则一是来自选战开始后候选人的竞选演说，包括候选人开出的竞选承诺及候选人发表竞选演说时的形象、口才、风度、现场气氛等，二是来自媒体对候选人的评论分析及预测等。由于人的心理都期望将来比现在好，因此，选民的“主动”表达往往会受“被动”表达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在选民平时的“感觉积累”不是太好或不是很满意，而竞选时某候选人的承诺及媒体舆论对选民很有吸引力时，这种影响会更大一些。但问题恰恰是竞选承诺常常靠不住，媒体的舆论也不可能公正，金钱的力量会使它产生向富人的倾斜。 因此，选民选举权的含金量实际上不可能百分之百的，能打个对折已经不错，而常见的情形是对折以下。 以上说的是一般常见的情形，还有一种情形是美国独有的，即：获得选票最多的候选人不一定当选。例如，1876年，美国第19届总统海斯赢得选举但他的普选票比对手少26万张。1888年，民主党人克利夫兰比他的对手多得9万张选票可是当选的却是共和党人哈里森。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让全世界看得目瞪口呆的是戈尔的全国得票比布什高出50万张，但当选总统却是小布什，因为小布什有270张选举人票，比戈尔的266张多4票。 之所以出现这种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是因为美国的总统选举并不是真正的全民直选，而是一种由“选举人团制度”决定的“间接选举”。在这种选举制度下，美国选民投票时，不仅要在总统候选人当中选择，而且要选出代表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538名选举人。总统是由选民选派的这些选举人选举的，而不是由选民直接选举的。总统候选人需获得超过半数的选举人票（270张或以上）才可当选总统。由于每个州的选举人人数同该州在国会两院中的议员总数相等。因此，人口大州在总统选举中的选举人票权重也高，比如人口最多的加利福尼亚州有54张选举人票，而地处东北地区总是最先拉开投票日大幕的新罕布什尔州则只有4张选举人票。这样，候选人只要拿下选举人票最多的州的选票，便可奠定胜选的基础。如果不能得到超过半数的选举人票，即使赢得更多选民选票，也不能赢得选举。1876年、1888和2000年出现的情形就是这样产生的。 民主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但在这种情况下，却变成多数服从少数了。多数选民的投票权实际上打了水漂。 但由于这种选举是发生在民主体制下，选举的结果不论是否让选民满意，选民都必须接受。如果选民心里确实对选举结果不满，选民该怎么办呢？回答是，自认倒霉。于是，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以2012年美国总统选举为例。 据《迈阿密先驱报》报道，在选战结束，奥巴马获连任后，佛罗里达一名叫亨利·汉密尔顿的男子自杀了。汉密尔顿在基维斯特（Key West）经营一家日晒美黑馆，生活来源应该能保证。他之所以自杀，原因仅仅是因为他不希望奥巴马连任，他在选前就曾发出警告说，一旦奥巴马连任美国总统，他就“不活了”，当选举结果让他“非常失望”后，他在一间“墙上还画有侮辱奥巴马的涂鸦”的房内自杀了。 这种极端的事情并非仅此一例，28岁的美国女子霍莉和36岁的丈夫丹尼尔生活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霍莉认为，奥巴马此次连任成功会让自己的家庭在未来“面临困难”，因此她不愿意奥巴马连任。可奥巴马偏偏连任成功。于是霍莉非常气愤。对其再次当选美国总统非常不满。其丈夫丹尼尔又恰巧没去投票，霍莉认为丹尼尔对大选“缺乏参与”，因此气上加气。一天早晨，夫妻二人在停车场因此事又吵了起来，抑制不住愤怒的霍莉驾驶汽车一路追逐丈夫丹尼尔。虽然丹尼尔奋力逃走，但最终还是被妻子驾车碾过。丹尼尔因受伤被送往医院，虽无生命危险，但已经身受重伤。而霍莉也被当地警方拘留。 2013年1月21日，是连任成功的巴马的就职典礼。对奥巴马总统和他的支持者来说，是风光的时刻，也是开心的日子；但对在大选中支持罗姆尼的共和党人和支持他们的选民来说，则是失落的时刻。共和党人采取的对策是“离开”华盛顿，不少人组团到拉斯维加斯旅游度假去了。并美其名曰“眼不见，心不烦”。律师斯皮斯解释说：“对奥巴马总统和他的支持者来说，这是一次庆祝的好机会。对我们这些不支持奥巴马的人，有其他更好的地方可以去。” 但支持共和党的穷人选民则没有这样的选择条件，因为他们还得继续每天的工作以养家糊口。唯一的希望就是耐心熬到4年后，能碰上一个好运气。（2013-03-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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