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州事件汇编

2013-03-17  清封明阅
诱发中日战争的重要原因:通州事件汇编(各方的说法及一些评论)
 
起帆远航 于 2006/1/6 9:58:00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第一部分:日本人的说法:

一、保安队制造谣言叛乱

1937年7月29日,也就是卢沟桥事变爆发三周后,北平(北京)东面的通州爆发了大规模的屠杀日本人的事件。也就是所谓的“通州事件”。对于这场世纪大屠杀,不仅中国反面丝毫不提,就连我国的历史学者乃至教科书、报纸期刊也很少看到。怀着缅怀那次屠杀中被杀害的200多名同胞的冤魂的心情,我写下了这篇文章。

昭和10年(1935年),亲日派政治家殷汝耕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在冀东的首府通州市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并拥有了人数在1万多人的冀东保安队。所谓保安队,其实是基于昭和8年(1933)年的塘沽停战协议而设置的。保安队不仅仅配备了步枪和刺刀,更配备了机枪和野战炮,所以战斗能力要远远超过一般的保安队。

卢沟桥事件爆发后,当时在通州的宝通寺驻扎着中国第29军的一个营。7月25、26日廊坊、广安门的两处战斗爆发后,位于通州的特务机关认为,必须面对保安寺中国军队驻军的问题了。这个中国29军的一个营,在日中关系恶化后,对于这只部队的动向尚不清楚,假如任其驻守在那里的话会对有危险。于是,廊坊战斗之后的26日,日本方面向驻扎在宝通寺的那个营传达了必须向北京撤退的最后通告。 但是,那支中国军队一直对通报一直没有回应,于是27日早晨,我军开始对宝通寺驻军进行攻击,到了正午时分,宝通寺驻军被击溃。但是在战斗中,前来支援的关东军轰炸机误炸了靠近宝通寺军营的冀东保安队干部训练所,导致发生了数名保安队员死亡的不幸事件。

当时,保安队在我轰炸机对地攻击的时候,处于好奇,队员们一起都跑到训练所的操场上观看,对于我方轰炸机,当时弄不清楚冀察和冀东的分界线,也不知道保安训练所的位置,看到脚下哄哄嚷嚷的人群以为是29军就作出了投弹的误判。接到误炸的报告后,细木特务机关长直接前往冀东政府的首脑殷汝耕长官那里致歉,并亲自前往现场视察,慰问死者的家属。而且,次日28日,细木召集了保安队教导总队的干部,解释了误炸的原因,并表示一定会努力处理好善后事项。

正好,在误炸发生的27日,以传播谣言著名的南京电台(中国国民政府的官方电台)对外播报了“卢沟桥29军大败日军,中国军队已经陆续夺回丰台和廊坊,中央政府将陆续向华北派遣野战军,歼灭日军指日可待。”的谣言新闻,而事实与其正好相反。南京政府最后叫嚣着“军事会议决定,蒋委员长命令附近的29军大举进攻冀东,血洗伪都通州,并血祭汉奸殷汝耕的决议”的决定。

听了这个广播后,对于北京当时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的通州的中国保安队来说,无疑动摇了他们的心理和意志。当时通州保安队分为张庆余指挥的第1总队和张研田指挥的第2总队,两支队伍当时都很早就受到了中国的人民战线运动的影响。当保安队听到了“日军溃退”“国军冀东反攻”这些南京电台的广播后,他们也产生了抗日的想法。因为他们认为,与其跟着日本人,还不如掉转枪头跟着29军,这样才更有利。他们于是的出了这种错误的判断。

当时,通州的日本军守备队的主力正在攻击南苑,留守部队为藤尾小队的40人,山田自动车中队的50人,连宪兵、兵站(从事补给)、兵器部等其他部门在内一共110人的薄弱兵力。张庆余、张研田率领的两支保安部队瞄准我方部队力量单薄的时候,开始对我军民进行袭击。保安队趁着夜色袭击了长官公署并绑架了殷汝耕,保安队的主力则攻击日本军守备队。我方虽然只有极少的守备部队,但是依然顽强抵抗着数以千百计的敌军。守备队除了轻机枪、步枪、手榴弹以外,没有任何的重武器。守备队冒着敌人的集中火力,死伤不断的情况下开始努力撤退,日本侨民的住处和特务机关也挺不住了。禽兽般的中国保安队对日本侨民的暴行,也在这个时候开始了。通州日本特务机关遭到了相当于一个中队的保安队的袭击,包括两名日本少年在内的机关人员在艰难的抵抗着数十倍的敌人,终于最后不支,全员壮烈玉碎,特务机关被全部消灭。


二、禽兽不如、方式新奇的屠杀


中国保安队不仅仅攻击了我守备队和特务机关,更对日本侨民进行一家不剩的袭击,大量的日本无辜侨民(多数是老弱妇孺)被抢劫、施暴、凌辱和杀戮,其残忍令人发指。中国士兵用其特有的猎奇般的杀人方式,光天化日之下各处地方成了杀人的刑场。其凄惨程度,远远超过了过去的南京、济南事件,简直就是令人发指的尼港事件的再现。在远东国际法庭审判时,外务省曾就通州事件提出证据和发表诉讼,但是被法庭的威伯庭长否决了。同时这些证据在法院上被当作中国方面的证据而证明所谓的南京大屠杀,这样的判决是有失公正的。下面就整理的目击屠杀现场的证人的宣誓口供,让我们来看看那个惨剧吧。

当时,曾任天津步兵队长兼????驻屯步兵第2联队联队长,参加7月28日的南苑战斗后于30日下午急忙前往通州营救侨民的证人萱岛高,证言如下:

“在旭轩(饭店)附近有7到8名年龄在17、8到40的妇女被轮奸,被枪杀的裸体暴露着阴部,其中还有4到5人阴部被刺刀刺入导致死亡。在商铺和官府衙门附近的日本男性尸体脖子上有勒过绳子的痕迹,喷出的鲜血溅在墙壁上,简直不能用言语来形容。”场景最残忍的是一个叫近水楼的旅馆了。下面是曾经担任通州救援的第2步兵联队步兵队长代理的桂镇雄的供词:

“在近水楼的入口处有一具尸体好象是女主人。脚朝门口,脸上盖着报纸,好象她经过了剧烈的反抗,衣服在她倒下前已经被扒光,全身暴露在外,现在还能回忆起她的身上被刺刀捅了4、5刀。阴部好象被刀剜掉,四周都是血迹。帐房和配膳房里可以看出杂乱的脚印,很清楚就能看到被掠夺过的痕迹。中间房间有四具象是中年妇女一样的日本妇女,全部是好象经过痛苦挣扎后死亡的。尸体是重叠在一起,只有一具身体向上露出局部。配膳房和帐房里躺着一男两女,有的伏在地上,有的面朝上。明显有打斗过的痕迹,男的眼球被剜了出来,上半身象蜂窝一样的。两个女的背上都有刺刀刺过的痕迹。还有当时一年前曾经去过的咖啡屋里,有被绳子勒死的光着身子的尸体。房子里面是日本人的家,孩子和双亲都被惨杀。孩子的指尖被全部剁下。南门附近的一家日本人商店,象主人一样的尸体躺在路上,肋骨露了出来,内脏散乱。”

袭击近水楼的是身着黑衣服的武装学生和保安队。他们残忍的杀害几名中年妇女后,然后抢劫了剩下来的十几个男女店员和旅客,再用麻绳把那些人串着绑起来,拉到空地枪杀。关于那次残忍的屠杀的情况,当时没有一个人知道。但是有个日本人从枪杀现场侥幸生还,逃到北京,世界才知道这个消息。他就是当时住在近水楼的日本同盟通信特派员安藤利。安藤的手记《继对支回顾录》里,那次屠杀的体验被收录在书中。安藤的体验记《通州日本人大屠杀》登载在昭和30年8月的《文艺春秋》,之后转载到《文艺春秋看昭和史》第1卷(昭和63年1月)。

作为????驻屯军第2联队小队长,7月30日随联队主力共赴救援的樱井文雄证言如下:

“进入守备队的东门后,几乎每隔几间屋子就横躺着侨民被惨杀的尸体。大家都十分悲愤。一边喊着“有日本人吗?”一边每家每户的搜索。发现有鼻子被钢丝穿透的孩子,有一只手腕被切断的老太太,有肚子被刺刀捅过的孕妇,这些尸体被放置在垃圾箱里和战壕中。有个饭店里,一家人的头和两手都被砍下来。所有14、5岁以上的妇女都被强奸过,简直惨不忍睹。在那个饭店里,有7、8名妇女被强奸后全裸杀害,有的阴部被插着扫帚,有的嘴里被塞满沙土,有的腹部被从上往下剖开,看着都受不了。在靠近东门的一个水塘里,有一家6口人脖子被绳子绑着,两只手合拢着被8根钢丝穿过,然后6个人象佛珠一样用绳子串起来,他们的尸体被发现在那个水塘里,塘水都被染红了。”

这些证言里描述的连恶魔都为之侧目的惨无人道的虐杀,真是恶魔禽兽都自叹不如的暴行。被证实的虐杀方式,当时在远东法庭上作为证言的有如下几种:砍头,剜眼珠,剖胸剖腹,内脏取出,用东西刺入阴部等????军队管用的对日本人猎奇般的虐杀方式,从日清战争开始以来就形成了。


三、事件是保安队有计划的行动(中国方面的新资料)


通州在留380名日本人中,有260人惨遭杀害。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两年不到,也因为通州事件这个世纪惨剧而降下帷幕。在为数众多的中国人虐杀日本人的事件中,没有能比得上通州事件的。如此残忍的暴行,就是连恶魔都不会做的极恶毒的行为。

目前我国流行的说法是,当时通州的冀东政府保安队的兵营被遭到日本轰炸机的轰炸,导致他们疑心重重,从而叛乱。也就是这个事件最直接的责任方是日本。但是,日军误炸这个说法是过去的说法,连中国都不承认。误炸是在昭和12年(1937)7月27日,得知消息后,细木特务机关长直接前往冀东政府的首脑殷汝耕长官那里致歉,并亲自前往现场视察,慰问死者的家属。而且,次日28日,细木召集了保安队教导总队的干部,解释了误炸的原因,并表示一定会努力处理好善后事项。“误炸原因说”这种说法不能解释为什么保安队会叛乱和对日本人的大屠杀,这是通州事件中不能解释的一个疑点。

但是近来,来自中国方面的资料证明,通州事件是冀东保安队第1、第2总队事前计划好的行动。例如,张庆余(当时冀东保安队第1总队长)著《冀东保安队通县决起始末记》(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体验记从书〈七七事变〉所载)和《战火蔓延,平津陷落》及《关于冀东保安队决起》等。详细的内容就不冗述,仅用起主要内容。

昭和10年(1935)11月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后,河北保安队被改名为冀东保安队。12月,冀东政务委员会成立,宋哲元就任委员长后,张庆余、第2总队长张砚田和哥老会(明朝开始的秘密结社)头子张树声一起和宋哲元见面(张庆余、张砚田二人也皆为哥老会成员)。宋哲元先对两人的抗日决心表明“代表政府”欢迎,其后要求各人要作好加强军事训练的准备工作,并每人各奖励1万元。2人在发誓“跟随委员长、精忠报国”后,宋哲元连说:“太好了,太好了”。

通州反正这个事件确实和这次会面有关系-------这个张庆余自己都说了。第2年昭和11年(1936)春天,中共支部已经在张砚田的第2总队里有组织了。和宋哲元会面后,冀东保安队和29军(军长宋哲元)秘密达成了相互协作,昭和12年(1937)卢沟桥事件爆发后,张庆余等待河北省主席冯治安的指示(当时宋不在北京)。冯当时指示,为了配合和呼应29军的作战,保安队要在通州起兵,同时保安队对丰台从侧面与29军形成夹击。冯把命令传达给了29军参谋长张越亭。张直接把冀东保安队第1、第2总队编入作战序列。

另一方面,张庆余、张砚田两个总队长和通州特务机关细木中佐在围绕通州防备29军进攻的军事会议上,两人密谋欺骗细木机关长,提出要把分散的保安队集结到通州以保护侨民的提案。信赖这两个人的细木中佐表示同意将保安队集结在通州保护通州各处的日本侨民。欺骗成功之后,决定利用7月28日夜12点通州城门关闭,一切交通通信中断的时机为掩护进行起兵。中国方面关于通州叛乱的最新资料就是上述,没有关于误炸的说法。

通州事件其实是已经密谋了2年的对日本人的袭击事件,那种由于飞机误炸导致保安队生疑而起兵的说法是行不通的。就象前文所述,南京国民政府方面播放了“日军溃败”的谣言。假如被“击溃日军”的宋哲元的29军攻入冀东,那自己的命运会怎么样呢?这个时候,冀东政府可以说是十分危险的吧。如果能先发制人,生擒殷汝耕,把他交到宋哲元和蒋介石的手里,必定会受到重赏。这就是相信南京的谣言广播的士兵们的想法。于是,就趁对手兵力最薄弱的时候,对昨天还是友军的日本守备队进行攻击。


四、喜欢嗜血,因为嗜血


保安队的这种动机,是脚踏信义二字随时紧跟强者,日日夜夜陷入权利斗争的战乱中的????民族的特有的背叛性格,这种性格和动机对于我们把信义二字看的比天还重的国民来说,简直就是无法理解的事情。

通州人的性格:通州人过去,一直轻佻浮华,善于钩心斗角,善于打小算盘而没有侠义之心。这也是在金、元、明、清各朝代的兴亡史中屡见“通州陷”“通州降”这些字眼的原因。通州在过去有“渡桥降伏”这句话,意思是敌人不到八里桥(位于通州城外8华里,是通州8景之一)就不投降。即使敌人在称外喧闹而不攻城,通州人的心也会吓得冰凉而马上投降。(中野汉江《事変と北支の風物》》)。

背信弃义的行为是不可宽恕的。退一百步,就算保安队对日本守备队的攻击是受到了共产思想的熏陶,还可以理解的话;那对260多名日本侨民的残暴屠杀就是禽兽不如、天人共愤的暴行了。甚至对于无辜的没有抵抗力的幼儿、妇女,都一点同情心都没有,而仅仅因为是日本人这个理由而加以抢劫、凌辱、虐杀的你们这些????保安队,只能呼你们为披着人皮的恶魔禽兽了吧。


中村粲 著《大東亜戦争への道》

 
第二部分:中国方面的纪录

在北京文史资料上查到的:

  通州伪保安队起义

   1937年7月27日,日军向驻通州附近的中国部队二十九军发动突然袭击。埋伏在通州旧城南门外的伪军保安队没有执行日军的部署,按兵不动。残忍的日军轰炸了保安队的驻地,激怒了本不甘心事敌,早有起义准备的保安队,在张庆余等领导下,于1937年7月29日发动起义。他们捣毁了日伪机关,逮捕了殷汝耕(起义部队转移时殷逃跑)等一批汉奸,处死了500多个日本顾问、官兵和日韩浪人。下午,起义部队在指挥部驻地北关吕祖祠集结,向京西转移。这次起义不仅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也宣告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彻底垮台。
  《南京大屠杀大疑问》 (日)松村俊夫
  《南京大屠杀的彻底验证》 (日)东中野修道

  上面说日本人被杀得很惨,士兵被杀后肢解,日本侨民妇女被先奸后杀,有的被肢解。

   l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悍然向宛平县城发动进攻,中国守军第29军奋起抵抗,于是爆发了全国抗日民族战争。7月27日凌晨三时许,侵华日军和通县日军守备队突然向驻守在通县新城南门外(今通州粮食加工厂址)29军143师的一个营发动进攻,这个营的官兵奋力反击,杀伤日军百亲人后来围,然而,埋伏在旧城南门及东总屯担任截击任务的伪政府保安队,并没有截击突围转移的29军部队,只是对空鸣枪,打炮,佯装阻击撤退的29军,同时在双方激战中也没有给日军任何支援。狡猾的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对保安队产生了怀疑。

27日上午9时左右,日军实施报复行动,派飞机12架狂轰烂炸旧城南门外保安队营地,致使保安队10余人伤亡。保安队广大官兵愤愤不平,难咽这口屈辱气,保安队第一总队队长张庆余立即把第二总队队长张砚田及教导总队沈维干找来密谈:“城南的战斗和日机轰炸教导总队营地,已经激起保安队官兵的义愤,我们怎么办”张庆余首先征求二人的意见。沈维干说:“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依我看,现在就可以动手。”张砚田有些顾虑:“我们的行动已经暴露了,日本人已有了准备,动手以后再同29军接应不上,全军就要覆没。”沈维干对形势又进行了分析:“现在官兵的抗日义愤实难抑制,与其抑制,不如顺水推舟就此起义。”张庆余说:“先观察一下日本人的动态再定,你们看怎样“28日下午,张庆余在“自强社”门口遇上了细木繁。细木繁质问道:“张队长你怎么槁的,为什么没有把29军截住?”张庆余觉得一个堂堂的中国人被日本人如此训斥,是奇耻大辱,他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愤怒,说:“我保安队是维持治安的,不是打仗的,我管不着!”“我撤了你!”“我是中国人任命的,你细木繁算个什么东西厂两个人互不相让,同时拔出手枪,怒目对视,直到有人上来阻拦劝解,两人才不欢而散。

事后张庆余,张砚田。沈维干秘密集合,认为事己至此,不能坐以待毙,应该尽快采取行动。于是,决定28日夜12时举行保安队武装起义。起义指挥机关设在县城北关,规定以午夜进攻日军兵营的枪声为起义信号,兵分三路同时行动。午夜,起义的信号枪声大作。起义部队迅速占领了长官公署和其他重要机关。殷汝耕听到枪声,连忙呼唤卫队长,卫队长早已被起义部队架到了指挥部。殷汝耕听无人应声,便藏身柜顶。起义部队官兵迅速扑进殷汝耕的卧室。但见被单。衣服散落在地,不见人。厕所、壁厨、立柜都搜尽,还是找不到人。从厢房搜出一个仆役,逼迫他交待殷汝耕的去处,仆役不情愿地指向柜顶:“长官您出来吧!”此时,殷汝耕吓得屁滚尿流,浑身筛起糠来,哪里还能动弹?几个保安队士兵上去就粑殷汝耕拽了下来。随后,将他押解到北关吕祖词指挥部监禁起来。

主攻日本守备队和特务机关的一路起义官兵,以装备精良。200多人的敢死队为前导,乘敌不备解决了敌岗哨,然后摸迸了日本特务机关和守备队住所。细木繁听到动静,率队冲了出来。他持短枪高声喊道:“你们速回本队,勿随好人捣乱,否则皇军一到,你们休想活命!”起义官兵哪听他的嚎叫,一勾枪板机将他击毙在地。 [cchere.net 西西河 清水]

  激战进行6小时,直打得东方的太阳火样红,共歼灭日军官兵500余人。第一总队日本顾问渡边少佐,教育厅顾问竹腾茂。宪兵队长何田。通县顾问申茂及冀东银行行长等均得到了与细木繁同样的下场。同时,捣毁日伪组织各机关,烧毁了日军守备队火药库。当夜,驻顺义保安队苏连章团根据张庆余指令,举行起义,歼灭日军200余人,于29日上午10时开进通县,与通州起义队伍汇合。时近中午,日军派飞机20余架轮番对通州城轰炸,起义部队伤亡甚重。张庆余得知形势危急,当机立断,命令部队分成两路向平西方向转移与29军汇合。当起义部队行至北平安定门与德胜门之间时,突然遭到日军截击,押解汉好殷汝耕的士兵被日军冲散,殷汝耕乘机脱逃,被日军劫走。随后,有装甲车20余辆掩护日军截击起义部队,保安队教导总队长沈维干、区队长张会明困带队突围相继阵亡。危难中张庆余下令化整为零,分头突围,经门头沟奔保定集合。

“当行至中途,竟被孙殿英部(国民党军)截击缴械……待余剩4000官兵徒手步行到保定集合时,仍请求向孙殿英索还武器,仍要开赴前线,力国杀敌。”8月10日,因通州保安队起义,殷汝耕被迫“引咎辞职”,经他一手策划成立的卖国政府也被迫迁往唐山。注:殷汝耕(1885---1947〕,浙江平阳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1927年即代表蒋介石与日本官方往来勾结。1931年后参加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及《塘沽协定》,1935年12月26日至1937年月29日充任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政务长官,堕为彻底民族败类,1947年12月1日因汉好罪被处决于南京。

  张庆余(1895---1963),字贺轩,河北沧县申家庄人,1916年毕业于北京陆军模范团步兵科。厉任直隶军连、营、团、旅长等职,1933年任冀东特种警察队第一总队队长。1935年11月改任伪冀东保安队第一总队队长,1937年7月率部起义,转保定、洛阳、西安,于1938年隐居四川金堂县什坊镇。后被委任为国民党军委会中将参议。1946年夏,退役与家人定居天津,直到病逝。

网友的评论:

历史是由一连串不大的事组成的,华北事变由卢沟桥事件、南苑事件、广安门事件、天津事件、通州事件等一连串相关程度不高的事情组成。我一直奇怪:二十九军上层如宋哲元、秦德纯等人是不敢反日的,相反他们与日本方面的关系比较融洽,因为二十九军是冯玉祥残部,受日、蒋、阎三面威胁,绝不敢对日挑衅,但卢沟桥事件中,宛平守军无故对城外日军开枪,日军发现士兵失踪后与之交涉,又无故开枪。

南苑事件中,日军进行示威性演习,又是二十九军首先挑衅;尤其荒唐的是广安门事件:二十九军已经与日军协商,允许日军两个大队经广安门进入东交民巷日使领馆警戒,当日军进入广安门时,二十九军又突然向日军汽车队开枪,打死打伤几十人,多么荒唐!而这一切决不是二十九军上层所为,从其后可以看出。

羊羊羊说,张克侠等,让我有所顿悟:……(呵呵,明白了)广安门事件,二十九军的解释是命令未下达,这么大的事,很难说得通的,即使这样,日本仍未决定扩大战略范围。而通州事件则不然:7月29日发生,随即决定总动员。对于这个决定,我长期以为不以为然:不就死了二三百人吗?值得如此大动干戈?但在99年5月事件中,我顿悟了:三个人与十三亿虽不成比例,但经媒体渲染,竟成如此大事!而通州事件中,三百多人被杀,其中高丽人(当时均为日本籍)一百多,日本人接近二百!而且被杀奇惨,其中日本军政人员仅二十多人。经媒体宣传,日本举国震惊,7.27成为日本的国耻日,直至今日,日人仍切齿,如12.9对美国人。

当消息传到,已是震惊,当图片送达日本,报社发表后,其状使外国人也激怒了!在其后,中国受到欧美厌恶,拒绝支持中国抗战。中国在自己国土上抗战竟不被当作反侵略,直到西贡事件后,欧美舆论才对日不利。今井武夫 ,一个冷静的军人,也被激怒,以至攻克南京后,纵兵!而日军士兵,也按照通州事件中,中国人的干法,仿效!只是规模更大。在南京事件后,西方舆论仍嘲笑中国!他们把此事当作两个野蛮民族的野蛮游戏对待,局外中立。直到1942年,美国人被珍珠港事件气疯后,才重新"发现" 中国抗战!认为是反侵略斗争,而蒋此时才敢对日宣战,战争此时已历时四年!当然,通州事件与二十九军无关,但中国政府没有及时与此事脱干系,则是不智。那个队长一直未受惩,后被解放军俘获,再后来居然当上政协委员,还写了文史资料炫耀。

张克侠(1900~1984),河北献县侯陵屯村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1924年在孙中山大本营军政部任少校科员兼陆军讲武学校教育副官及队长。1926年,陆军讲武学校毕业生编成两个营,张任第一营营长。北伐战争开始后,任西北军学兵团副团长,后于1927年春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9年7月他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遵照党的指示重返西北军,任张自忠部的参谋长。1930年中原大战后,任第三十八师参谋长。1931年9月,张考入陆军大学。1933年3月,长城抗战爆发。蒋介石电令陆军大学第十届全体学员到庐山参加“剿匪军官训练团”受训。张冒着生命危险,只身奔赴长城抗日前线,任第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在战斗中,张不断向士兵们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激励二十九军将士奋勇杀敌。

尔后,参加抗日同盟军,任高级参谋和干部学校校长(冯玉祥为名誉校长)。为培养抗日爱国军官,张为学校规定了政治课的主要内容是学习马列主义著作,还规定学生每日举行“朝会”和学唱革命歌曲,并提倡阅读苏联的文艺书藉和鲁迅著作。同年8月,抗日同盟军被迫解散后,张克侠号召全校师生随部分主力挺进陕北,准备与陕北红军会师。因途中受到拦截,所部接受了第二十九军的改编。张仍任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参谋长

七七事变后,张历任第六战区司令部高级参谋、副参谋长,第五十九军参谋长、第三十三集团军参谋长、副总司令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张克侠任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1948年11月与何基沣率领第五十九军两个师、第七十七军两个半师23000余人,在淮海前线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张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农林部部长、华东行政委员会森林工业管理局局长,中央林业部副部长、并兼任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长等职;还当选为第四届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委。1984年7月7日,因病逝世。终年84岁。

辅助分类项: 抗日英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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