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初秋，一个惊人的消息在西坡村传了起来，考古队在这里找到了老祖先轩辕黄帝的宫殿，西坡就是黄帝时代的京城，这份突然到来的荣耀使这个平静的小山村一下子陷入了从没有过的躁动中。（《发现之路》 2011-04-12 《中原大发现》 第二集 黄帝大猜想）
http://jishi.cntv.cn/zhongyuandafaxian/classpage/video/20110413/100387.shtml苹果园下发现轩辕黄帝的宫殿，黄帝的陵墓究竟在哪里？
2002年初秋，一个惊人的消息在西坡村风传了起来：考古队在这里找到了老祖先轩辕黄帝的宫殿，西坡就是黄帝时代的京城。这份突然到来的荣耀使这个平静的小山村一下子陷入了从没有过的躁动中。一切的秘密都来自于村东的苹果园里。在这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和河南省的考古人员在西坡的第三次考古挖掘正在进行，这次考古发掘也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队员到底在这里挖掘出了什么，会让村民们如此激动？考古学家难道已经穿越天地玄黄，揭开了5000年前黄帝的秘密？这次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和河南省文物考古所以及灵宝市考古人员组成的考古行动开始于2001年，这也是在灵宝市西坡进行的第三次考古挖掘。河南省灵宝市位于河南省西部，与陕西、山西交界，东有函谷关，西接潼关。豫、陕、晋三角地带史前遗址众多，被称为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这里一直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点考察区域。在灵宝西坡地区，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引起了考古队员的重视：就是在茂密的苹果园里，总有一些地方的苹果树经常枯死，据当地老乡介绍，这种地方在西坡很多，而且历来都长不好庄稼，难道这些枯萎的苹果树下埋藏着古代遗址？敏感的考古队员立即意识到了其中的问题。 经过两次试挖掘后，2001年，第三次挖掘又开始进行。
令大家想象不到的是，一个多月的挖掘后，一座特大型房子的地基被揭露了出来，经过测量，这所编号为F105的大房子竟占地516平方米。让人惊讶的是，这所大房基是我们的先人在5000年前留下的，它和西安半坡遗址都属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遗址，但半坡遗址的房屋大多只有20多平方米，和这些遗址相比，这所超大型的房子堪称豪宅，它也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大最古老的房子地基，这一发现立即引起了轰动。最不可思议的是，这所大房子四周竟然有一圈回廊，显示出它的超级豪华。为了建造这座大房子，总共用了96根圆柱，在只有石铲的年代，砍伐这么多大树建造一座房子，无论如何都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那么，这座宫殿式的大房子有可能是历史上哪位显赫大人物的？它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在考古学家小心翼翼论证的时候，急切的西坡村的村民先于考古专家得出了结论，那就是考古队找到了老祖先轩辕黄帝的宫殿，西坡就是黄帝时代的京城。这个消息瞬间传遍了小山村，村民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兴奋和诡秘的表情。5000年前，轩辕黄帝率部族征伐四方，终于被天下的部落联盟尊称为“共主”。可是，华夏始祖黄帝始终存在于亦真亦幻的神话传说中，没有考古的佐证，我们的祖先就仅仅是远古的一个伟大传奇。村民们如此肯定地说大房子就是黄帝的宫殿，难道这仅仅是他们一厢情愿的臆想？他们如此说的理由又是什么？发掘的大宫殿就在村民赵会锋的苹果园里，离他家不远就是郁郁葱葱的荆山，，这是他从小几乎天天都会看到的景色。荆山是小秦岭的一部分，它有着并排的三座山头，这就是蚩尤山、轩辕台和夸父山。上世纪8每年的的农历二月初九传说黄帝的生日和九月初九黄帝升天的日子，赵会锋都会到铸鼎源上的黄帝庙去烧香拜祭黄帝，而这个风俗也是从祖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黄帝的传说在这里一直妇孺皆知，所以赵会锋和村里的乡亲都一致认定发掘出的大房子就是老祖先黄帝的宫殿。激动的不仅是当地的村民，还有灵宝当地的文物工作者，自1999年以来，他们一直在铸鼎原周围进行文物普查，收集了大量的史料和文物，随着考古发现的越来越多，他们越来越坚信自己的家乡就是华夏先祖轩辕黄帝的都城。《史记·封椫书》还记载：“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传说黄帝打败蚩尤、统一各部落后，就在铸鼎原上铸鼎铭功。鼎成之日，一条龙自天而降，来接黄帝上天。黄帝升天后，为了纪念黄帝，大臣左彻用木削成黄帝像，并把黄帝用过的衣冠和手杖供奉在庙里，从此铸鼎原上就有了黄帝庙。从古至今，这里的香火一直绵延不绝，铸鼎原正好位于灵宝市内黄河中上游拐弯的地方，南依荆山，北依黄河。发源于南部秦岭的河流将厚实的黄土分割成六道东西向并列、南北向狭长的土源，处于东部沙河和西部阳平河之间的就是铸鼎原，西坡遗址位于铸鼎原靠南部的荆山脚下，而发掘出的大房子正好就位于西坡遗址的中心地带。铸鼎原上这块石碑刻于唐贞元十七年，碑文记载：乃铸鼎兹原，鼎成上升。而这块碑是迄今国内发现的最早记载黄帝的石碑。在黄帝庙的后面，还有一个在灵宝传说极为灵验的驭龙阁遗址。2000年8月，河南省的文物工作者对驭龙阁遗址进行了发掘，他们在2·8米下探测出一个直径三十多米的环形祭祀沟。最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在祭祀沟下面还发现有5000多年前的草木灰渣，难道这里自古以来就是祭祀黄帝的圣地？为了文物普查，灵宝的文物工作者几乎走遍了灵宝的山山水水，这里到处都是三皇五帝时代的传说，随着大房子的挖掘，他们和西坡的村民一样，越来越坚信自己的家乡就是黄帝最后建都并升天的地方。治学严谨的考古队员们不可能像村民一样脱口而出，也不敢像灵宝当地的文物工作者因为对家乡的热爱而肯定说发掘的大房子就是黄帝的宫殿，但他们心里也一样在问：这所5000年前的豪宅到底是谁的？它和传说中的黄帝有关系吗？经过一年的精心准备，2004年，西坡遗址的第四次考古挖掘又开始了。这次发掘的地点在特大房基南约50米处，目的是继续在西坡遗址的中心区寻找新的线索。这次的发掘面积为800平方米，经过两个月的工作，又一座仰韶时期特大房基穿过5000年的尘封暴露了出来。
让考古人员惊讶的是，这所房子的地基虽然在地下埋藏了5000多年，但地面仍隐隐显出一片红色，他们在清理时发现，不仅柱洞底部有朱砂，甚至有些夯土和草拌泥中也有发现，这说明这所房子的地面、墙面都涂有朱砂，以至于使这座奇特的建筑内部变成了一个红色的世界。
更奇怪的是，这两座房基南北垂直，相距仅有50米，F105的门朝向东南，F106朝向东北，这表明这两个房基的门道共朝着一个中心，也似乎在向考古人员暗示着什么。
根据古代建筑布局对称的特点，在对应的地方，还会有大型建筑的遗址吗？
急于印证自己推测的考古队员在这些地方进行了探测，果然不出所料，在几乎对称的地方，他们又探测出了两个大型房基。
这样在这些大房子的中间，就围出了一大片空地，考古人员判断，这片空地极有可能是一个广场，很可能是铸鼎原地区一个供人聚会或祭祀的中心场所。
大型建筑群的发现，大大刺激了考古人员的探索欲望。2004年下半年，有关方面拨出资金，组. 织强大的考古力量，在西坡遗址40多万平方米的范围内，进行了五米一孔的高密度钻探调查，目的就是探明西坡地下的整个情况。
钻探的孔大概有16000多个孔，所以钻探的结果也很令人振奋，在遗址的南边和北边就发现了壕沟，因为当时钻探后打的两三米多还打不到底。
探测出的壕沟为东西走向，令考古人员大喜过望的是，在他们的两侧，正好有两条南北走向的河流，这两道壕沟与两条南北走向的河流，正好围成了一个可供防御的中心区域，难道这仅仅是无意的巧合？
经探明，在这个中心区域，集中着众多大型的建筑设施，其中结构与面积和大房子相仿的房址有10座以上，这些房子共同组成的建筑群体，在远古时代只能用恢宏来形容。这一切好象都清楚地表明：仰韶时期的西坡就是一座结构严谨、区划明晰的远古城池，是一座防守严密的都城。
另外在西坡遗址一共发现了3000多个灰坑，其中最大的有6米深，灰坑是古人的垃圾坑，如果每个灰坑代表一个家庭，那么表明这里曾生活过3000多个家庭，其密度几乎和现代的村庄相当，可见当时的西坡是如何地人丁兴旺。
既然这里是一座都城，就不可能没有公共墓葬区，那么他们的墓地又在什么地方呢？
这些墓坑的尸骨埋藏的深度大概都在1.4米左右，以前考古 队员在遗址里也发现过西周及其它较晚时期的墓葬，这些墓深度大概都在两米以上，因此考古队员推测，这些埋葬较浅的墓很有可能是早期墓，很可能就是这个原始城池的墓葬区。
刚过完2005年的春节，怀着激动心情的考古队员立即投入了挖掘工作，他们首先在探明的北围沟做了一个长三十米，宽二米的横截面试掘，到麦子快熟时，壕沟终于被清理了出来，清理出的围沟底宽八点五米，口宽十八点六米，深五点四米，不管是野兽或是敌人，要像越过这条壕沟侵犯城池，绝非易事。
西坡遗址的面积约40万平方米，而现在只挖掘了10000多平方米，可以说是冰山一角。那么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下，究竟还埋藏有多少秘密？也许只有肃立无语的荆山，才知道这里曾经的风起云涌、沧海桑田。
西坡遗址的特大考古发现，也让已经退休在家的著名的考古学家许顺湛兴奋不已，根据大量的研究，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黄帝部族创造了最灿烂的仰韶文化，铸鼎原不仅在黄帝族团活动的范围之内，而且它很可能是这一族团的宗庙和祭祀活动的圣地。
仰韶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文化，因为在河南渑池县的仰韶村最早发现而得名，仰韶文化大概距今7000年到5000年，上下跨度2000年，仰韶文化早期属于半坡类型仰韶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文化，因为在河南渑池县的仰韶村最早发现而得名，仰韶文化大概距今7000年到5000年，上下跨度2000年，仰韶文化早期属于半坡类型，中晚期就是属于庙底沟类型，半坡类型的陶器以鱼纹为主，庙底沟类型的陶器以鸟纹为主。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考古挖掘，全国发掘出仰韶文化遗址5000余处，其分布范围东起豫东，西至甘青、北到河套内蒙长城一线，南抵江汉，几乎占了现在中国版图的大部分。考古专家徐顺湛认为，分布有71处仰韶文化遗址，加上陕县有34处仰韶文化遗址，合在一块，有105处仰韶文化遗址，仰韶文化遗址它是属于一个类型的，它的文化面貌、内涵都是一样的，根据这，我们就得考虑与黄帝来结合，与黄帝来结合，时代上结合着了，铸鼎原由于有黄帝的传说，有黄帝的记载，你说不是黄帝时期的东西，说不通。这一百多处仰韶文化遗址的总面积达到了1300万平方米，许顺湛把这些遗址统称为"铸鼎原仰韶聚落群团"，他参考摩尔根《古代社会》中印第安人部落组合情况，把1万平方米的面积作为一个氏族、15个氏族一个部落、一个部落3000人来计算，推测出铸鼎原聚落群有1300多个氏族，87个部落，26万多人口，这些部落具有共同的文化、习俗和信仰，可以说已经具备了一个区域民族的条件。
如果这里是一个酋帮国家，那么，许顺湛最后得出结论：黄帝部落的族庙和祭坛就设在铸鼎原上，黄帝后期的都城肯定就在铸鼎原周围。
无论许顺湛、西坡村的村民和灵宝市的文物工作者的结论是如何地一致，这仍然是一种合理的推测，最后的结论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来证实。那么，西坡还会发掘出更有价值的东西吗？
2006年初夏的季节，西坡村又传出了爆.炸性的消息，说黄帝的大墓找到了。
就在村民们传说得纷纷扬扬的时候，一批国内外知名专家也千里迢迢来到西坡。千古黄帝的传说，难道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真的有了破解的可能？
这次发掘的主要是2004年密集勘探时发现的墓葬区，这次发掘共发现仰韶中晚期墓葬12座，这些墓葬都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一些墓室随葬有成套的陶器，石器和骨器，还出土了一批精美的玉铲等珍贵器物，这也是在仰韶时期的墓葬里第一次发现这么多的玉器。
村民们传说的黄帝大墓是一座编号M27的墓葬。在清理M27墓时，他们发现这座墓明显不同寻常，这座墓长度达5米，宽竟然有3.4米，填土自上而下均用青灰泥封填，泥内还夹杂有大量植物茎叶、朱砂。
在挖到深2米多时，墓室内竟然发现了成块的麻布印记和木板痕迹，这在以往挖掘地同类墓葬中是没有见过的，正是这座大墓的特别不同，才被西坡的村民称作了黄帝大墓。
考古专家们对西坡挖掘出来的骨骼进行了测量，发现这些仰韶时期的先人身高大多在1。70米左右，和现代人的身高基本相当，
如果西坡遗址是黄帝最后的都城，那么从理论上分析，这片墓地里就应该有黄帝的墓葬。也许有一天，随着考古挖掘的进展，一座超大型的古墓会被发现，那也许就是所有炎黄子孙最神圣的祭拜之地。
但也有专家断言，黄帝的墓是不存在的，因为黄帝铸鼎升天的故事预示着一个可能，那就是燔葬，也就是火葬，也只有这样，《史记》中黄帝乘龙升天的传说才有了合理的解释。而铸鼎原，极有可能就是当时黄帝火葬升天的地方。而具体的地点，就是发现了5000年前草木灰渣和礼器的驭龙阁遗址。
一个魁梧的老人坐在破旧的转椅上，操浓重的方言给你讲述时，你可能不会想到，就是他，趴伏在失去黑漆的旧式办公桌上，洋洋洒洒写了数百万求证历史的汉字。
窗外，一盆兰叶片杂乱，显然不是闲雅人侍弄之物。偶尔，孙女在侧时，他会抱着她，想起为它洒一点儿水。
桌上的台灯坏了，替代的是从天花板上垂下的20Ｗ日光灯，向左移了2米，正对着他日常趴伏的地方。
他在写。累了，就凝视一下窗外的兰。
彩陶。图腾。中原。闪念间，一段洋洋洒洒的文字，在某一天，在某一家出版社新版图书中，标注出一个人的名字。
黄帝时代
神秘而神奇的远古世界，伴着寒冷的冰河期远去，煦暖的阳光将光热洒向万物，气候温暖湿润；济水——湮没在历史中的大河——6000多年前，在今郑州东北起源，经山东入海。
一个个烟波浩渺、幅员广大的沼泽湖泊——荥泽、圃田泽、萑符泽、黄池、雷泽……济水系河网密布，象群游弋，麋鹿欢鸣，万物滋长。
在这充满生命呢喃的济水河畔，氏族聚落星罗棋布。聚落群——中心聚落——酋邦国，中原文明由此掀开崭新一页。
雄心与霸业，文明与进步，征战与统一，强大与安居，“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的酋邦国，已不再是一个氏族聚落，不再是一个聚落群，也不再是一个中心聚落。原始荒蛮的中原先祖，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残酷中，学会了农耕，学会了麻织、制帛，学会了饲养，学会了焙陶，学会了结绳记数，学会了在陶皿上刻画他们的生活；他们，举着尖木、石刀，屠象逐鹿；他们，举着石矛、石斧，在血与火中呐喊着，随着黄帝——经10世，历时1520年的酋邦首领，南征北战，浴血厮杀。阪泉之战，他们战败炎帝，确立黄帝的盟主地位；逐鹿之野，他们战败蚩尤，广袤的中原大地由此基本统一。
在壮丽而险恶的大自然中，我们的先祖抗争、生存，繁衍、发展。历史，掩埋了逝者的白骨，却留下了他们亲手焙制的陶，刻有文明符号的陶，为后人留下破解他们神秘的一把把“钥匙”。
“在仰韶文明中，当陶祖（陶制的男性生殖器）成为人们崇拜的图腾，当墓葬等级分化明显，父系社会的文明已显而易见地来到了中原地区。”上世纪50年代，许顺湛如是说。
是时，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在文博界的共识中，扯动中原文明神经的仰韶文明，依旧是尚未告别“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时代。
许顺湛，这位集考古成果和独立思索而敢于另辟蹊径的学者，数十年间相继提出的“仰韶文化父系说”、“文明起源五条标志说”、“文明三阶段论”、“五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初级阶段”、“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源头”等论断，震烁学界，驱散了笼罩中原远古文明的雾霭，将2000年混沌的文明源头拭清尘埃，分泾定渭，清晰、严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带着对远古世界以及对许顺湛的好奇，2006年4月，我们多次走进许顺湛的家，探寻一个史学大家的坎坷心路。
偶缘考古
年已78岁的许顺湛身材高大，仪态威武，思路敏捷。和他交谈，你很快就会产生一种印象，芸芸众生的人、事，他不萦于怀。而谈起考古，谈起中原文明，他那陶醉的神态，溢于言表，让你感受到他内心世界的全部。
那只有十来平方米的书房，那陈旧的书桌，那塞满各处的书籍，那馥郁的书香，以及坐在书桌边破椅上的许顺湛，亲和亲切，恍若邻家和善的老者，邀你共叙一段旧事，而你，却又在震撼中只有聆听的份儿。
我们局促地坐在这因塞满书而狭小逼仄的空间里，在他浓重而费解——因此需要不断打断求证——的方言中，仿佛在作一次远古和现实之间反复的时光穿梭……
“我干考古完全不是自愿的，”他回忆说，“我那时想当一个作家……”
1952年，24岁的许顺湛在陕州（现陕县）专区文工团工作。他自认没有表演天赋，却老是被指派演没人演的坏蛋，偶尔还戴上假胡子演演老头儿。“我一直想当作家。我编的‘活报剧’可不赖了——全团就我一个能写那种独幕剧。”回想起在文工团那两年的经历，他颇为自得地说，“有一次，我演一个老头儿，教育人们去签名反对美国的原子弹，我们在街头演，我鼓励‘儿子’去签名。不知怎么这一次就演得很像，还被公安局抓去了，费好大劲才出来的呢。”
说起自己当年的懵懂，许顺湛憨厚而调侃地笑了。“文工团解散时，上面说好让我去省文工团创作部的，可我背上行李去报名时，却又被改派到了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许顺湛觉得莫名其妙，便问下改派通知的教育厅干部周奇之，“文管会是干啥的？”同样懵懂的周奇之挠着头说：“我也不太清楚。好像是挖墓的吧。”“挖墓还咋写作？！”许顺湛彻底蒙了，“这、这挖墓也算是工作？”
尽管弄不懂“挖墓”算不算工作，许顺湛还是硬着头皮去了。去了，这个满心苦闷的文学青年却又烦恼不断、“娄子”不断。当文管会以嵇文甫为首的老先生们给他开欢迎会时，他迎着掌声站起来说：“我按照‘流行’的说法给大家表个态：知识分子思想深处还有一个小资产阶级王国，需要继续改造……”本来笑脸相迎的老先生们脸拉长了，并且还向当时的省长吴芝圃递交了抗议书，说许顺湛企图把他们划为“资产阶级”。听到这个消息，许顺湛窃喜：老先生们这一“闹”，我是不是可以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了？然而，上级却只是批评他“太不会说话”了事。
“现在您还埋怨把您派到文管会吗？”我们问。许顺湛笑着说：“我庆幸还来不及嘞！要不是把我派去搞考古，我能接触到那么多有意思的东西
吗？在文管会，打交道的时间长了，老先生
们发现我这人直肠子，没坏心眼儿，都和我
成了好朋友，见面可热情了。”
考古“黄埔”
许顺湛一生的真正转折点在1953年。是年，他和6名同事被选调去北京参加由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全国考古工作人员培训班。
当时，25岁的他刚被任命为新成立的河南省考古队副队长。也许是年龄的原因，大多数人并不信任他。有人曾这样问领导：“许顺湛能顶起来吗？”领导说：“好歹他还不顶个通信员？”这话，传到了许顺湛耳朵里。“对我刺激可大了，简直是终生难忘。”许顺湛说，“我不是科班出身，只有初中文化，在队里抬不起头啊。”
培训班仅4个月，但非常充实。许顺湛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用来学习。授课的老师多是历史学界的大师级人物，包括郭沫若、郑振铎、梁思成、夏鼐、苏秉琦、裴文中、陶文儒等。学员分8个组，许顺湛是第一组组长。每个知识单元学完后都要考试，第一组学员互相激励，刻苦学习，每次平均分都是全班第一。而许顺湛每次考试成绩不是全班第一就是第二。这个短期培训班，后来被称为新中国文博界的“黄埔”。若干年后全国各省区的文博精英和领导，大都出自这个班。
“这次学习，让我掌握了田野考古的基本方法，如选址、下线等。但更为重要的是我真正懂得了考古的意义。”许顺湛说。从此，许顺湛将自己的“文学梦”一古脑儿融入到了崭新的梦想中，一有空就往考古工地跑，尽可能多地参加各类业务研讨交流。慢慢地，他对那些带着泥土或锈斑的盆、罐、缶、瓮、鼎、甑、锛、镞……有了感情，一摸到它们就爱不释手。“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真正知道，‘挖墓’不仅是工作，还是件很有趣的事儿嘞！”许顺湛调侃地笑了。
1956年春，许顺湛读了历史学家束世澄的《夏代和商代的奴隶制》，觉得有些论点值得商榷。思索几天，内心澎湃着的冲动越来越激烈了，在一个星期天，他一气呵成6000余字的《对〈夏代和商代的奴隶制〉一文的意见》，连副稿都没誊，便寄给了国家历史学的权威杂志《历史研究》。两个月后的一天，他突然接到了《历史研究》第6期，文章发表了。而且，编辑部还给他寄来了50本此文的抽印本，另附80元稿酬。
“这给我的鼓励太大了！”许顺湛说，“周围的许多人也对我刮目相看了。我那时高兴得逢人就送那个抽印本。”一出手就在国家级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的荣耀深深地刺激了他，随后的几年，他一鼓作气写出了《灿烂的郑州商代文化》、《商代社会经济初探》、《邓县彩色画像砖墓》
（合著）等著作。
一颗考古界新星在冉冉升起，再也没人说他“外行领导内行”了。
郭老来信
随着仰韶、二里头、庙底沟等遗址的不断发掘，许顺湛开始关注夏前文明，并郑重地在全国史学界首先提出了“仰韶父系说”。
1960年，许顺湛完成了重要论文《关于中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几个问题》，随即寄给郭沫若审阅。
许顺湛和历史学大家郭沫若缘分不浅。在培训班期间，他就对郭沫若的卓见博识倾慕不已。佩服归佩服，但学术观点上，他敢于挑战权威。在《关于中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几个问题》中，他提出了与郭沫若完全相左的观点。当时，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得出的仰韶为母系氏族时代的结论，几乎已成历史学定论。但许顺湛却根据考古材料发现：仰韶遗址中的小房子已具备家庭的各种构件；陶祖（陶制男性生殖器）等的出土，也显示男性生殖器形象已是当时人们崇拜的图腾；当时发掘的半坡、庙底沟遗址中墓葬等级分化显著……这些无不显示，仰韶文化时期已进入了一夫一妻制的父系社会。
大家风范的郭沫若，不仅推介许顺湛的论文在1960年第5期《文物》上发表，还亲自给他写了一封信。郭沫若写道：“《关于中原新石器时代文化几个问题》已读了一遍，我提不出什么意见”，称赞许顺湛“有根据地大胆提出新意见，大破大立”，并鼓励他从田野考古中获得“更多的新考据”，“别立新说”。
“仰韶父系说”是许顺湛史前文化研究理论体系的发轫。尽管随着研究的深入，许顺湛逐渐扬弃了“母系／父系”的理论模式，而代之以“聚落／酋邦”的新概念，但父系时代无疑具备文明发祥的诸多特征。“仰韶父系说”的横空出世，意味着把中华文明发祥推进至仰韶时代。这一学说的成立，将为中华文明“6000年文明史”论断奠定坚实的基础。
然而，没人赞同他的观点。许顺湛发表在1962年第2期《考古》上的《仰韶时期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一文，引起了学术界更大的争论，从而引发了一场绵延20多年的全国性大辩论。
“一边倒啊，呵呵，几乎没一个人同意我的观点。”回忆当时的情景，许顺湛苦笑说，“当时北大历史系有本教材，里边‘母系说’的注释，是一大溜儿学者的名字，而‘父系说’的注释里只有‘许顺湛’一个名字。”在孤立中，他酝酿着反击。他把已交出版社的《河南新石器时代文化》书稿抽回，将论述调整、充实、系统化，完成了《中原远古文化》一书，将文明起源研究推进到传说时代与考古时代系统相对应，并请郭沫若题写书名，再次送交出版社。
然而这时，一场中华民族的浩劫，淹没了这部文明史研究杰作的出版事宜。
文化大革命中，许顺湛被软禁、批斗，但他还是写出了《中国奴隶社会》，并对《中原远古文化》再次进行了修订完善。
史诗时代
历史翻开崭新的一页，许顺湛那久久压抑的学术激情，也如火山一般迸发了出来。
1983年，《中原远古文化》出版，获当年河南省社科论著一等奖。
两年后，仰韶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渑池召开。会前的几年，著名学者黄崇岳、吴汝祚、刘式今、王仁湘、巩启明及洛阳市博物馆西高崖发掘组等结合淅川下王岗遗址、郑州大河村遗址、陕西姜寨遗址等的发掘，纷纷“易帜倒戈”，撰文支持父系说。
曾参加会议的我省著名古生物专家张维华先生至今仍对渑池会议记忆犹新——
“那个会，可以说是全国考古界‘群贤毕至’，人称‘渑池会盟’。母系、父系说已争论20多年，会上交锋激烈，但真正持母系说的人，已不多了。我记得，郎树德、宋兆麟、李友谋、黄崇岳、严文明等在会上都明确肯定仰韶为父系时代，至少是双系共存。”
同时，许顺湛提出的父系说也得到了考古学一代宗师苏秉琦的肯定。
至此，仰韶文化性质论争基本尘埃落定。
“仰韶父系说”的论断，为中原和中华文明源头研究，开启了一扇“宽门”。许顺湛的《中原远古文化》以及此后的《黄河文明的曙光》、《五帝时代研究》等鸿篇巨制，则把这扇门拓得更宽广，并向纵深处延伸。根据对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意识形态等综合考证，许顺湛将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文献中的“五帝”，分别与仰韶、龙山等考古学年代相对应。“五帝”等都是族团或其首领世袭名称；他们的历史是信史，而非传说；他们的生存留下了遍及豫、晋、陕、冀、陇东等“大中原”范围的诸多遗址。黄帝时代，即距今5000～7000年的仰韶文化（以庙底沟类型为典型）时代，是大中原文明或中华文明源头。
是时，已过花甲之年的许顺湛，痴迷地投入到更大规模的研究中。40万多字的《黄河文明的曙光》、被称为史前文明研究“宏伟巨著”的《五帝时代研究》以及数十篇论文，相继出版、发表。这些著作的一个主线就是，继续确立6000年前大中原的文明起源；理清仰韶文化至夏这2000年大中原文明的基本轮廓。他在多篇论文尤其是《黄河文明研究》中创立的“文明起源五标志说”，打破了“文明、古城、青铜”“三大件”说，不仅是为黄河—大中原文明的正名，而且也是对这一文明状况的精准描述——
这是一个农业生产社会化的时代；这是一个手工业生产专门化的时代；这是一个脑力劳动阶层化的时代；这是一个部落酋邦化的时代；这是一个礼治规范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刀耕、锄耕、犁耕推动着农业的发展，彩陶凝聚着文明的美丽光芒，金属冶炼取得重大成就……我们祖先建筑高明的聚落群灿若星辰，族团和酋邦王国演绎着战争与和平的一幕幕戏剧，他们大一统的和谐融合形成了最初的华夏民族，轩辕黄帝在民族融合和文化缔造中，发挥着领袖作用，名符其实成为华夏文明始祖……
许顺湛的“文明三阶段说”，在文明起源上，对摩尔根著名的“蒙昧—野蛮—文明”公式予以摈弃。他从大中原地区丰富的聚落群研究出发，得出了“聚落—聚落群—中心聚落—酋邦国”发展序列的结论，而“酋邦—王国—帝国”无论在文献还是考古学上都是一脉相承的国家文明形态。酋邦国（仰韶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也即五帝时代）共约2000年；酋邦国向前发展，过渡到王国阶段（夏至秦统一中国）共约2000年；然后是
帝国阶段（秦至清末），共约2000
年。这样，中华文明6000年的文明史
非常确凿，且前后连贯。
学术“狂人”
“许顺湛是我最佩服的历史学者。”在谈到许顺湛时，我省著名古生物学家张维华说，“他的学术思想，意义非同小可。第一是明确了黄帝时代为中华文明源头；第二是明确了大中原或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唯一摇篮。‘满天星斗’说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另一个权威观点，但所强调的中华文明各个源头，例如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江汉地区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等等，都断裂了，有的甚至不知所终。唯有大中原文明是一脉相承、脉络清晰、生生不息，流传至今的完整体系。第三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国6000年的文明，与排名第一的古埃及文明相比，毫不逊色。”
“那些年上班，他往往是十天半月不着家，参加学术交流，跑考古工地，回家就做‘甩手掌柜’。”南改玲谈起丈夫，言语间有些许无奈，而更多的，则是包容，“这些年他退休了，不是外出参加学术会议，就是在家埋头看书、写作。”南女士还不无埋怨地说起这样一件事：许顺湛在写《五帝时代研究》时，几岁的小孙子在屋里嬉闹，许顺湛呵斥也不听，他竟打了孙子。“我那是吓唬他哩。我已经年过七旬，不赶快把东西写出来就来不及了！”许顺湛笑着解释。
40多万字的《黄河文明研究》，是许顺湛年逾花甲写出的；70多万字的皇皇巨著《五帝时代研究》，则是许顺湛古稀之年完成的。
许顺湛的同事尊敬地称他为“学术超人”，但在我们看来，应该叫他“学术狂人”。我们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了，他对学术，的确已臻忘我、痴狂的境地。
也许你不会相信，多年担任省考古队队长和省博物馆馆长的许顺湛，家里竟连一件文物都没有。但的确如此。他对此根本不觉得有什么，只是淡淡地说，他们那一代考古人，都是这样，经手的文物成千上万，有的价值连城，但没人动过歪心思。而且，每个人都有一串像爱护生命那样爱护文物的故事。
张维华是发现南召古猿化石的古生物专家。上世纪80年代初，许顺湛爱惜人才想把他从南阳调到郑州。张维华到许顺湛家拜访，空手而来。那时，社会上送礼风已炽，许顺湛却不以为意。临别，还送了张维华一瓶别人从山西老家辗转为他捎的老醋。时至今日，张维华想起这件事还说，他是被许顺湛的一瓶老醋诱到了郑州：“君子之交淡如醋啊！”
曾有个字画收藏者，愿出几万元购买许顺湛保存的郭沫若给他的信件，但许顺湛觉得这是国家文物，没答应。后来，他索性把这信捐赠给了河南博物院。
【后记】写完了本文的初稿，我们请许顺湛过目时，他看到稿件中提到上世纪60年代反对“仰韶父系说”的几个学者的名字，提笔删掉了，并意味深长地对我们说：“在信史面前，我赢了。何必要把人家再拎出来示众呢？该过去的都过去了。”①1
●资料链接●
许顺湛档案
许顺湛，1928年生于山西芮城，历任河南省考古队队长和河南省博物馆馆长。
【代表作】《中原远古文化》、《黄河文明的曙光》、《许顺湛考古论集》、《五帝时代研究》等。
【主要学术观点】“仰韶文化父系说”、“文明起源五条标志说”、“文明三阶段说”、“五帝与新石器考古时代对应说”、“殷商建都两京制说”、“五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初级阶段”、“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等。
河南境内常见的
三种新石器文化
河南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境内的古代文化相当丰富，常见的新石器文化主要有：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这些文化都是中华远古文化的主体部分，对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和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裴李岗文化】1977年首次发现于新郑裴李岗，是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之一，距今有7000年～8500年。代表：新郑裴李岗、舞阳贾湖遗址等。
【仰韶文化】以最早发现于我省渑池仰韶村而得名，是分布在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距今有5000年～7000年。代表：陕县庙底沟、洛阳王湾、安阳后岗、郑州大河村等遗址。
【龙山文化】1928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是继仰韶文化之后，在黄河中下游发展而来的一种新石器文化，距今有4000年～5000年。代表：陕县庙底沟二期、安阳后岗二期、登封王城岗古城等遗址。
五帝年代框架
【前五帝时代】公元前4420年以前，出现过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早期等文化。
【黄帝】（十世），约1520年。约公元前4420年—公元前2900年。所属文化：仰韶文化中、晚期。
【颛顼】（九世），约350年。约公元前2900年—公元前2550年。所属文化：龙山文化。
【帝喾】（十世，包括尧），约400年。约公元前2550年—公元前2150年。所属文化：龙山文化。
【帝舜】（一世），约50年。约公元前2150年—公元前2100年。所属文化：龙山文化。
□刘哲李兵刘向东
许顺湛（右二）陪同郭沫若（左二）在河南考察文物工作（资料照片）
本版照片由本报记者郭宇摄
http://v.ifeng.com/news/china/201004/c1c5803a-26e4-400f-b4e8-de0de064685e.shtml陕西公祭轩辕黄帝 乐舞告祭“序礼”举行
炎黄帝：传说中的真实－－访北京联大教授韩建业 【北国网讯】 记者：古代文献中记载的以炎帝、黄帝为代表的众多上古人物或部落，他们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先祖，构成了上古时代的古史体系，那么，我们通常所说的“三皇五帝”到底是指哪些人物？黄帝、蚩尤等应被看作是英雄人物还是部落名称？ 韩建业：在战国至汉代的各类文献中，提到的“三皇”、“五帝”各不相同，有多种说法。据顾颉刚、刘起釪等先生考证，至少有6种“三皇”说，第一种是燧人、伏羲、神农，其他还有女娲、祝融、共工等。“三皇”一词战国末期才出现，具体人选都是汉代才排定，很难说有多少历史根据。司马迁当然知道“三皇”的说法，但大概觉得不可信，所以没有写什么《三皇本记》，《史记》最早只有《五帝本记》。“五帝”一词也是战国后期才出现，并先后有7种五帝说，最有代表性的是《史记》中的黄帝、颛顼（高阳）、帝喾（高辛）、唐尧、虞舜。与黄帝同时的炎帝、蚩尤、少昊、太昊，与颛顼、帝喾同时的祝融、共工，与尧、舜同时的周稷、商契等，在传说中也都很著名，我们可以将他们统归入“五帝时代”。黄帝、蚩尤等可能既是部落族系名称，有一部分也属于英雄人物的名字，尤其尧、舜、禹的人格应该是很充分的。古代常有氏族名、地名、首领名同一的情况。 记者：远古没有文字，历史主要靠口耳相传，在黄帝、炎帝、蚩尤等的“传说”流传千百年已经深入人心的情况下，今天我们用考古文化学加以印证，其理论根据是什么？ 韩建业：史前考古资料长埋于地，没有人为篡改增删的可能，其客观真实性毋庸置疑，是传说史料最可靠的参照系。经过近一个世纪艰苦的考古工作，这个参照系的内在逻辑秩序和主要内容已经逐渐被破解释读，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已经基本建立。如果真有过一个“五帝时代”，那么那时的氏族集团的遗存及其时空框架也应基本被发现。可以说现在实际上已经有了两个古史系统，一个在传说史料中，一个在史前考古资料中。这就迫切需要一种有效的方法，达成二者之间的互证与互释。我们现在进行五帝时代的考古学探索，在方法方面，除由近及远和点面结合这两条外，还应当特别注意两点：一是战争冲突在考古学上的反映，二是部族集团的辗转迁徙在考古学上的反映。激烈的战争有可能会造成文化上的巨变现象，部族集团的迁徙可能会引起文化格局的明显变动，并常常与战争联系在一起，这都是比较容易引起注意和易于辨别的。以考古学文化上的重大变迁来证实传说中的重要战争或迁徙事件，由此确立若干基点，并进而探索其他细节，就有可能大致把握五帝时代中国古史的基本脉络。 发达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是黄帝族系所创造，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奠定了“早期中国”的文化基础 记者：那么，黄帝部族的文化对应的是考古发现中的哪个文化？是如何确认的？ 韩建业：要探讨黄帝文化，需要以夏文化的认定作为基础，而夏文化又是以对商周文化的确定为前提的。由于有了甲骨文的考古发现，目前商周文化已被完全确定。以此往前做科学的论证发现，以豫西为分布中心的二里头文化总体上属夏文化无疑，对其进行考古前溯发现，其形成主要是以晋西南（包括黄河南岸的灵宝、陕县一带）为中心的庙底沟二期类型东向推移的结果。我们重点考察晋南豫西地区的文化变迁，发现公元前2600年左右（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之初），包含大量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东方因素的陶寺类型代替了临汾盆地的庙底沟二期类型；到了公元前2200年左右（龙山前后期之交），陶寺类型又被包含大量老虎山文化因素的陶寺晚期类型代替。前后两次大的变动，与发生在晋西南的先秦文献中记载的陶唐氏伐西夏（“唐伐西夏”）和后稷流放丹朱（“稷放丹朱”）的事件应分别有对应关系。这就不但确认了陶唐氏文化，还将夏文化的渊源追溯到了庙底沟二期类型。再向前追溯，会发现晋南豫西文化的更早源头是仰韶文化二期的庙底沟类型（公元前3500～前3000年），而这正与黄帝以晋西南为中心和冀州以山西为根本的情况吻合。值得注意的是，在与晋西南隔河相望的河南灵宝“铸鼎塬”一带，发现了北阳平等面积近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与当时的黄河长江流域一般聚落为几万平方米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这为黄帝以晋西南（及其附近）为中心的说法增添了强有力的证据。由此，我们也可知道黄帝、尧、舜、禹之间的确有密切关系。 记者：那么，从考古上看，庙底沟类型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 韩建业：公元前4800年左右，中国史前文化完成了新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的过渡，在中原地区形成仰韶文化。至公元前4200年左右，在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下王岗类型碰撞和融合的基础上，在晋南、豫西地区形成独具特色的东庄类型。公元前4000年左右东庄类型发展成庙底沟类型，其实力进一步增强，对仰韶文化其他区域的影响也明显加大，就连太行山东麓原后岗类型分布区也纳入庙底沟类型的势力范围，这时的仰韶文化实际上近似于一种“泛庙底沟类型”式的状态，虽然也可分若干类型，但彼此间的共性不是其他时期可以比拟的。 记者：那么，作为“黄帝”部族的庙底沟类型有何特点？是否进入了文明社会？对中华文明做出了哪些贡献？ 韩建业：庙底沟类型以发达的粟作农业为基础，流行花瓣纹（圆点、勾叶、三角纹，苏秉琦先生将其与中华的“华”联系）彩陶和双唇小口尖底陶瓶（苏秉琦先生称其为“酉”瓶，认为有特殊功能），有崇鸟（凤）习俗，墓葬素朴而少见随葬品，聚落已有明显分化。从灵宝100万平方米的中心聚落和200多平方米的“宫殿式”房屋来看，当时已经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化，已经迈开了走向文明社会的步伐，但还不能说已经进入文明社会。 空前统一、异常强大的庙底沟期仰韶文化其典型因素圆点、勾叶、三角纹等遍见于目前考古发现的同时期的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崧泽文化、大溪文化等当中，说明其影响范围西至青海东部，其北逾燕山，东达海岱，东南至江淮，南达江湘。这与《史记》所载黄帝的活动范围几乎相同！这个过程不但使中原文化达到一个新的发展水平，同时也带动了周围地区文化的发展，客观上加强了中原乃至于中国大部地区的文化统一性，极大地增进了中国大部地区的文化认同感，促成了更广大范围的“中国相互作用圈”的最终形成，奠定了以“黄帝”及其文化作为其共同认知核心的“早期中国”的文化基础。可以说，庙底沟期中原文化的核心地位毋庸置疑。 传说中黄帝及其部族对中华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当时各种文明要素多已形成。《史记》中就有“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的记载。事实上，庙底沟类型的确有陶鼎，当时也完全有热锻铜器的可能（在陕西临潼姜寨就已经出现过更早的铜器），但或许还不具备铸鼎的技术。考古上最早能够铸鼎是夏朝晚期，也就是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事了，与此还有1000多年的间隔。在文字纪事方面，有“仓颉作书”的说法，有人说仓颉为黄帝臣。事实是，虽然在仰韶文化中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刻划符号，但不见得是文字。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龙山时代（尧舜时期）应当已经产生文字，与庙底沟类型还有数百年的间隔。可以说黄帝作为我们的“人文始祖”对中华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 “涿鹿之战”确立了仰韶文化所代表的华夏集团的主导地位，使炎、黄及其中原地区成为古代中国的认知核心，奠定了古代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 炎帝大歌
记者：炎帝同样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那么，哪个考古学文化对应炎帝部落呢？ 韩建业：很多记载都说炎帝的兴盛时代早于黄帝，那么其早期文化遗存也应早于庙底沟类型。徐旭生先生考证炎帝部落的中心地域在渭河上游宝鸡一带，这里恰好也是属仰韶文化一期的半坡类型的发源地。因此，炎帝与半坡类型就可能存在对应关系。半坡类型已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约公元前5000～前4000年），聚落内部结构井然有序，反映了社会管理功能的加强，但贫富分化尚不十分明显 。同时对周围地区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半坡类型在约公元前4300年突然衰落，而被东庄类型（庙底沟前身）色彩浓厚的“史家类型”所取代，这或许与炎黄之间发生的“阪泉之战”有关，黄帝文化对炎帝文化的影响很大。综合来看，我们说半坡类型可能属于炎帝部族所创造的文化，对半坡类型的研究是我们打开炎帝历史的钥匙。 记者：我们常说“炎黄同源”，这在考古学上有根据吗？ 韩建业：《国语·晋语》记载：“昔少典娶于有 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这是关于炎帝和黄帝本源的最重要的记载。由此可知二者由同一源头分化而来。从考古学上来看，以芮城东庄村仰韶遗存为代表的东庄类型，时代介于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之间 ，实际上是半坡类型东进并与晋南土著文化融合的结果 ，严文明先生称其为半坡类型的关东变体。如此正可解释炎黄同源且其兴盛期早晚有别的说法。 记者：炎帝又被称为“神农氏”，被认为是我国农业的先祖和多种作物的发明者，那么，炎帝部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表现在哪些方面？ 韩建业：先秦文献中，没有将炎帝与“神农”、“烈山”联系起来的记载。“炎帝神农氏”的称号是汉晋以后出现的。应该说，农业的产生不可能由一个人甚至一代人来完成，它需要较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其形成经过是漫长的。我国的水稻种植已有一万多年的历史，黍、粟的发明也有八九千年的历史，都远早于炎帝时代。但炎帝及炎帝部族可能是我国旱作农业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半坡类型石爪镰、陶爪镰、石铲等农业工具数量很多，反映农业发达，而这也是其聚落整齐有序、房屋规整舒适、陶器美观大方的前提。可能正是由于炎帝对发展农业生产的特殊贡献，其关于农业的事迹才会被代代传颂，后来还有了“神农氏”的称号。此外，半坡类型彩陶所蕴涵的神秘观念、向心凝聚的聚落形态，尤其是对仰韶文化共同体形成所起的作用，都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记者：提到蚩尤、炎帝、黄帝，我们马上想到“涿鹿之战”，而历史书上一写到上古时代，也肯定会重点介绍“涿鹿之战”，看来这一战在中国历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韩建业：是的，涿鹿之战是炎黄时期最重大的事件，是当时黄河流域各部族矛盾尖锐化的集中体现。当时黄河流域实际存在三大集团，他们是西部以炎帝和黄帝为代表的华夏集团、中部以蚩尤为代表的黎苗集团以及东部以少昊为代表的东夷集团。开始的时候，大概以炎帝和蚩尤族系最为兴盛。炎帝自西而东、蚩尤自东而西分别扩张，终于在河北涿鹿附近相遇而发生激烈冲突，蚩尤暂时居于优势。但后来继炎帝而兴起的黄帝族系势力大长，联合炎帝与蚩尤在涿鹿一带再次交锋，终于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失败的黎苗集团被迫迁徙。而与黎苗集团若即若离的东夷集团也只好暂时服从于华夏集团。黄河、长江流域的社会进入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可以说“逐鹿之战”奠定了公元前4000纪早期中国的基本格局。当然三大集团的斗争和交流一直在继续，到尧、舜、禹时代，还有“唐伐西夏”、“稷放丹朱”，“禹征三苗”等事件，这正构成中国文明形成和发展的主线。到公元前2200年左右，经过“禹征三苗”事件后，随着黎苗集团的衰灭，中国历史也进入了成熟的文明时代———夏代。可以说中国上古三大集团对于中国的文明发展都有重要贡献，并在此基础上逐渐融合形成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 记者：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在考古上是如何体现？现在我们把考古与文献传说结合来重新审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那是怎样一个过程？ 韩建业：时至今日，随着考古发现与研究的进展，三大集团的真面目开始自历史传说的迷雾中渐渐显露出来。我们认为，仰韶文化的半坡和庙底沟类型属炎黄华夏集团文化，分布在河北一带的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属蚩尤黎苗集团的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属少昊东夷集团。公元前4800年左右仰韶文化形成后，半坡类型开始逐渐扩展到陕西大部乃至于鄂尔多斯地区西南部，并进而朝人烟稀少的东北方向继续拓展，后岗类型同时也向西发展。二者在内蒙古中南部、晋中乃至于冀西北一带碰撞并融合，形成仰韶文化鲁家坡类型。若从细部来说，鲁家坡类型中后岗类型的因素似乎要更强烈一些。这大概就是炎帝和蚩尤冲突并以蚩尤略占上风的真实反映。公元前4200年左右，庙底沟类型的前身———东庄类型在晋西南的形成和崛起，并显示出旺盛的创新、进取和开拓精神。首先向文化相对薄弱、空白地带多的晋中、内蒙古中南部挺进，形成与东庄类型相似的白泥窑子类型，大大扩充了东庄类型的实力。然后再向周围强烈施加影响。向西，使原半坡类型进入其晚期阶段（史家类型）。向东南，使豫中、豫西南地区遗存也带上了浓厚的东庄类型色彩；向东北，使原属后岗类型的冀西北和晋北区文化演变为地方特征浓厚的马家小村类型，表明黄帝族系的触角虽已伸至涿鹿一带。但向东影响最小，显然与后岗类型所代表的蚩尤势力的顽强抵制有关。这时太行山两侧表面上的和平共处，或许正是黄帝和蚩尤双方经多次较量后而暂时势均力敌的表现。公元前4000年左右庙底沟类型正式形成之后，其与后岗类型的对峙局面终于宣告结束。这时的冀西北大部文化已与庙底沟类型很相似，而太行山以东地区文化则呈现出一派萧条景象，这表明不但涿鹿一带已归属黄帝，而且其势力已扩展到太行山东麓，这应当正是涿鹿之战后的具体表现。后岗类型所代表的黎苗集团被迫大部南迁江汉，成为后来三苗之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源头。 总之，涿鹿之战确立了庙底沟期仰韶文化所代表的华夏集团的主导地位，使黄帝及其中原地区成为古代中国的认知核心，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都有深远影响。 综合起来看，中华文明是多元一体的，这在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有明确的体现。三大集团在中国文明形成中都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只不过在不同阶段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有所分别而已。以华夏为首的三大集团共同缔造了中国早期文明，这说明中华文明起源是多元的；在文明起源过程中，中原地区高潮时对外辐射、低潮时吸纳百川，有着其他任何地区都不能比拟的重要地位，并最终形成夏商周阶段以中原为核心的国家政权，这又说明中华文明是一体的。 背景： 我们是“炎黄子孙”，炎帝、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 黄帝陵祭典活动已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每年的清明时节，我们都要在炎帝陵和黄帝陵举行对炎帝、黄帝的公祭典礼。 但炎帝、黄帝离我们太远了，那个时代的文字我们还知之甚少，对于黄、炎帝的了解和认知，通常都是来源于距他们几千年后的先秦文献，也因此，那个时代被冠以“史前时代”、“传说时代”的名称。有人不禁要问，这些记载是不是后人“编”出来的呢？有多少可信度呢？我们拿什么来证明那些传说中的事件和人物是真正发生过的呢？这是一个十分严肃而又迫切需要探讨的问题。 有人说，如果没有史前考古，文献、传说的真实性是那么令人怀疑；如果没有文献、传说，史前考古只是挖出一个陌生世界。 通过考古发现理清上古时代的文化谱系，就可望找出考古遗存与传说所反映的史实的对应关系。这已被夏商周考古学的卓越研究成果所证实。我们发现，后世的文献记载和传说，多半不是后人为了某种目的而杜撰的，而是民族的记忆，是史实的反映。 在世界范围内，埃及和西亚的古代文明都已完成传说与考古的互证过程；而在中国，这项工作正在进行…… “涿鹿之战” “涿鹿之战”以《逸周书·尝麦》篇所记最为详明：“昔天之初，诞作二后 ，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末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或作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用名之曰绝辔之野。乃命少昊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命曰质。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 所谓赤帝即炎帝，而“二后”当指炎帝和蚩尤 。我们从该段中至少可归纳出： （1）炎帝、黄帝、蚩尤、少昊至少有一段时间共存。 （2）起先炎帝和蚩尤冲突，炎帝处于劣势；其后黄帝和蚩尤争战，蚩尤遭到擒杀。 （3）炎帝和黄帝关系密切，曾先后对付共同的敌人蚩尤。 （4）蚩尤居于少昊之地，似乎二者亲近，但此后蚩尤被杀而少昊安好，又说明他们之间有重要区别 。至于涿鹿的地点，一般以为就在今冀西北涿鹿一带，但也有其他说法 。 人物档案： 韩建业，1967年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专业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联合大学文理学院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和北京市拔尖创新人才。正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已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发表《王湾三期文化研究》、《涿鹿之战探索》、《唐伐西夏与稷放丹朱》、《禹征三苗探索》、《夏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阶段》、《先商文化探源》、《先周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阶段》、《殷墟西区墓地分析》等学术论文30余篇，已出版专著《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西域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岱海考古（一）》等8部。http:///read.php?tid-71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