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必须承认，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更方便地参与到公共事务的讨论当中。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越来越懂得一个词叫“政治正确”——比如你要懂得站在弱势群体一边，哪怕你其实更在意的是中产阶层的利益。 那么，在雾霾天气使人身受其害的时候，把它的危害说得悚听一些，以期引起各方面尤其是政府对污染治理的重视，就是一种“政治正确”的做法。我想，钟南山院士在对媒体说“雾霾污染会导致肺癌”时，就是有“政治正确”的念头在起作用。正因如此，方舟子批评钟南山院士的言论“犯了三个错误”，才会招致很多网友的反对和唾骂，甚至攻击方舟子的行为动机。 所谓“民意不可违”，“不杀不足以平民愤”，都是公共决策和裁判中向民意妥协、迎合的操作逻辑。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理性行政和司法独立都面临思维传统的挑战，而个人表达就更难免被“多数意见”所裹挟，要么主动取悦，要么言不由衷，要么沉默不言，很少有人敢大声说出自己身为“少数派”的意见。 但是在我看来，至少方舟子对学术规范和科学家的公共言论的伦理的强调是正确的。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政治正确的价值参与”之间，科学家应当更严谨地站在科学事实一边。对雾霾的实际危害清描淡写会误导社会掉以轻心，而夸大其词则会引发不必要的恐慌，所以，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坚持事实，坚持对科学数据的尊重，有一说一。社会的价值选择难免纷繁复杂、迷人双眼，各种错综利益需要交给社会不同的力量去博弈和妥协，科学家更需要跳出圈外，守护科学本身的严肃和公正。 方舟子强调了学术规范和程序的严谨公正：如果钟南山院士有相关的研究成果，应当首先以发表学术论文的方式接受学术界的检验，然后才可以向社会公布成果。这种批评是相当中肯的，对此，钟南山院士是欣然接受的，并表示今后会更加谨慎地发表公共言论。 我们的文化中一直有一种“民意传统”，所谓“民意不可违”，所谓“不杀不足以平民愤”，都是公共决策和裁判中向民意妥协、迎合的操作逻辑。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理性行政和司法独立都面临思维传统的挑战，而个人表达就更难免被“多数意见”所裹挟，要么主动取悦，要么言不由衷，要么沉默不言，很少有人敢大声说出自己身为“少数派”的意见。 “政治正确”已经形成了一种表达压力，比如，你不能说“30岁以下的年轻人买不起房是正常现象”，你也不能说“日本人的国际印象好于中国人”，尽管这可能就是你的内心观点，但你要公开说出来就得准备好接受口水的洗礼。 另一方面，一些主动营销自己的人会表现出“政治急切”，掩藏起理性和公正，甚至诉诸文艺化的煽情和歪说歪理，比如李承鹏的《杀人者，父亲》《每条城管掩杀的大街》等等，其逻辑出发点就不是探寻事实、分析原委、提供理性途径，而是在“拱火”中搏取掌声。 在“政治急切”之外，还有一种“归因急切”就是急于把一个公共事件归咎于与自己情绪对立的人群。比如长春婴儿随车被盗遇害事件，就有人在信息十分有限、未搞清楚事件经过的情况下，断言是长春全市援救和微博上的大量转发和关注害死了婴儿，但据后来吉林公安公布的信息，婴儿应当是在失窃信息引起社会关注之前就已经遇害了。所以，这种“归因急切”就是一种典型的借题发挥，所有的不满都是预先埋伏好的，就等一个宣泄出击的当口。 无论是“政治急切”还是“归因急切”，其实质都是非理性的牢骚，对形成公民社会和社会治理没有任何帮助。这种急切的表达反而因为诉诸情绪的煽动和指责，从而导致社会隔膜加深、合作瓦解、阶层对立。 如果我们不是要社会分裂，而是要其弥合，就必须崇尚公共理性，建设公共理性。在公共事物的发言中，我们不是需要更多的文艺青年做更多文艺范的抒情，而是需要各个门类的专家学者站出来，对公共问题做出诚信的有公信力的解答。 一个方舟子还是太少，所以方舟子就成了“牛仔很忙”，跨行业地与人抬杠、打假。但公共理性要形成常态化的架构，就不能只靠一个方舟子单打独斗。守护公共理性不仅需要“一群方舟子”，还需要社会公众抵御“政治正确”和“情绪宣泄”的诱惑。
倍魄 媒体评论员/凤凰评论特约评论员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