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1930年西北大饥荒

 “天灾乎，人祸乎”：1928-1930年西北大饥荒[1]

扬库（Andrea Janku）著

袁剑 译

该文发表于《中国学术》第30辑

多难兴邦[2]

一、问题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民国时期日渐频繁的水旱灾害的重要原因更多的要归咎于灌溉设施的年久失修以及先前救济机制的崩溃，而不在于日渐多变的气候条件。似乎大家早有共识，使人深陷水深火热之中的主要原因是战争与政治斗争，而水旱灾害是次要原因。然而，自然因素在导致饥荒的过程中仍然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出现了铁路运输以及近代通讯技术；而仍有必要从道德层面对救灾工作加以考量，尽管权力政治依然有其重要性。导致饥荒的原因总是复杂多样的。虽然没有足够数据来确定1928至1930年西北大饥荒的确切规模，但旱灾是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毫无疑问的。顾德明（Fran?ois Godement）的研究指出，根据国立中央大学气象系所搜集的数据，1928年和1929年的降雨量在常年平均水平以下。但在有的地区，政治因素无疑还是举足轻重的。按照顾德明所述，在河南“虽然有的地方有旱灾的迹象，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说旱灾是发生饥荒的最显著的原因。”但是在山东，河北和西北省份，人们应对的“很清楚的是自然灾害”，而陕北受灾最重。[3] 人们试图把自然和人为因素区分开来，清朝的官员会认为是做作和虚伪的，这种区分确实本身就是一种具有政治性的现代化特征。1928年至1930年大饥荒时的国内外争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研究那次饥荒的著作相当少。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相对生活水平的问题和工业现代化对一个庞大的农业社会产生了影响，在另一方面，内部战乱和日本的入侵似乎是更为显著紧迫的问题。但这两者与饥荒问题是分不开的。饥荒的持久性是中国的落后最显见的标志之一，因此恰好当时在南京建立的国民政府无疑不希望它占据一个很突出的地位，而同时，极有影响力的公共领域又强迫国民政府承担义务以应对饥荒问题，并用政策和象征性的姿态表明它会接受合法统治者对民生的责任。

        工业现代化的到来并不能完全解释内部省份乡村居民的处境，但相对而言，它确实加深了其中大部分人的弱势性（vulnerability）。用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有些理想化的话来说，一种以儒家再生产为基础的体制被一种建立在国际竞争基础上的体制所取代了。[4] 这种情况本身并不是坏事，因为它改善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但它也改变了优先性，对那些在新体系中被边缘化的人来说形成了巨大的不平等，并可能会使其更为脆弱无助。中国城乡之间的鸿沟以及更大范围上的中国西北与东南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里需要再次说明的是，地区之间的差异不是一种新的现象，但我认为没有到上海和天津的市民去那些时尚的电影院观看新影片《孤星泪》（Les Misérables），[5] 而与此同时西北省份的民众却仍在比电影中所描述的更糟糕的环境中生存和挣扎的地步。农村与前后时代相比实际上究竟恶劣到何种程度的问题，可能永不会得到满意的解答。李文海把对华北平原田园般的生活的回忆与描绘农村痛苦生活的歌谣加以对比，确切地概述了估量当时人的生活水平的难度。尽管有一些地方，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从现代化企业的兴起得到了好处，其他地区则遭受了内战的苦难，并有了生活水平严重下降的体会，尤其是在1911年之后“资金用作军费而非修缮河堤”的时候。[6] 话说回来，尽管不少地方的生活状况糟糕透顶，但在城乡环境中都会出现各种各样不同的状况。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对一位经济背景不怎么复杂的山西乡绅的研究表明，尽管在民国早期（而不是更早）的生活标准有所下降，相当一部分人仍然能够设法得过且过，这些人或许会摒弃某些旧例，但即便在最严重的灾荒岁月中也并未饱受饥馑。 [7] 这一事例再次提醒我们注意地区间差异的重要性，哪怕这种差异的规模很小。

        正是由于这些发展不均等及各异的条件，中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经济表现、乡村生活水平以及天灾人祸的影响等问题仍未有定论。一些经济史学家将之视为中国经济的一种积极性发展，其中特别但并不唯一的是其现代领域。他们认为民国时期的特征应该是经济增长而非迄今通常所假定的停滞甚至衰退。若斯基（Thomas Rawski）认为，在1912至1927年之间“现存的叙述夸大了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而战争实际上“为数甚少，持续时间不长而且范围有限”。[8] 若斯基的笼统结论必须看作是试图修正以前对中华民国的既有偏见，这种偏见认为民国深陷于无尽饥饿、血腥战乱与政治分裂之中，[9] 贫苦农民家徒四壁，徘徊在饥饿边缘，而完全听任外力的摆布。他认为虽有一系列的打击，但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37年之间，中国的经济还是维持了2% 的年增长率。这是“面对逆境时的杰出成就”。看来他的论述非常小心谨慎，但在最后的分析中，他的结论建立在对总体数据的分析基础之上，掩盖了巨大的地区差别。他对迅速发展起来的现代领域的辐射力及其对整体经济的积极影响作了非常乐观的评价。[10] 他引用卜凯（Lossing Buck）研究中的农村受访者的观点来支撑他关于战争的影响有限的观点，这些受访者认为是“自然”因素（洪水与干旱）而非战争才是导致饥荒及民众苦难的最重要因素。[11] 然而，沙培德（Peter Zarrow）最近指出，农村地区的“军阀主义”对经济发展产生了难以确定的、间接的、负面的影响，从而回复到以前历史叙述的黑暗场景之中。[12] 李明珠（Lillian Li）最近也重新确认了旧观点，认为，由于“农村的贫困、低下的农业生产率和社会状况的恶化”，与“诸如上海和天津等城市的现代性的格格不入”，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华北的农村居民“受水旱灾害的伤害已变为常态”。费尔默（Eduard Vermeer）在陕西也发现了同样的情况：“目前最老的那一代人成长在一个饥饿与逃难习以为常的时代中”。[13] 这些观察 —— 认为普遍贫困的情况甚于极端灾害 ——使现代领域（纺织工业、运输与银行业）在农村地区的扩展的积极影响的观点没有多少说服力。

        然而，就算在李明珠相当悲观的叙述里，也曾提到，为卜凯的研究提供数据的“政治稳定与富裕的地方”依然是存在的。[14] 但是“在绝大部分农村人口低生活水平的条件下，手工业、商业和迁徙带来的新机会很难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5]关于农村困境的成因，李明珠认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尤其是一个打击，较之当地的粮食收获状况更甚，而收获状况却被夏明方视为主要因素，至少在像陕西这样的相当孤立且易受灾的地区。[16] 全球性大萧条的重要性在城山智子（Shiroyama Tomoko）一项近期研究中被重新加以强调，然而在她的研究中没有包括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之前的天灾与饥荒。提姆?怀特（Tim Wright）最近认为，至少在东北地区，气候与战乱对农业生产有着决定性影响，而且可以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对于地方经济的影响被过分夸大了。[17] 假如这种看法正确的话，那么可以说，全球经济对整个中国的影响是有限的。而这将会削弱彭慕兰所认为的国际竞争是中国经济困境的一个主要因素的逻辑框架，它并没有消除受现代因素控制的沿海地区与内陆农村的农业经济之间的不平等。竞争框架在国家内部只是被重新定位并加以复制而已。

        所有这些论述并不完全是对立的；它们彼此互补，并揭示出各地的重要不同之处，此外还有随时间变化而出现的转变。将这些观点汇合起来，他们就重新确认了由一种日益增长的城乡分化所控制的社会的旧图景，尤其是在现代工业的新中心（特别是上海与天津地区以及日益发展的东北地区）与剩下的广阔农村之间的分化。以一种更为平衡的观点看来，彭慕兰将这些情况归结为“经济增长与苦难依旧之间的矛盾”，而且在实际上或多或少地重申了对“进步与贫困”共存的既有看法。[18] 这一点不足为奇，看民国时期学者所引用的数据，就会发现，在1930年，现代领域所雇佣的工人只有三百万，从事传统行业者则将近一千二百万，而农民则近三亿三千万。[19] 由此，争论的中心于是就变成了后面两个群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益于现代工业成果，以及农业生产力是否有所增长。[20]

        中国的情况可以从各个方面观察，可以用多种方式来加以解释，那么，一般认为的经济衰落及国家深陷贫穷之中的看法是从何而来的？这种看法似乎是从这些繁荣的现代化的新中心体现出来的，或者更精确地说是从其新闻媒体传播出来的。所谓“天灾”及其后果（最主要的是饥荒）对国家建设过程的意义必须从媒体的角度来重新研究。尽管战争在统计学意义上不那么重要，而大部分“天灾”与饥荒从长期来看对经济的影响并不大，[21] 但作为构建出来的事件，它们对中国国家心理和中国在世界的形象有着重要影响。毫无疑问，共产主义的宣传与历史书写对塑造民国经济的微弱表现，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一个处于衰落中并遭受帝国主义剥削的国家的图像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当时的中国和外国媒体也大大推动了这种形象的塑造。尽管这种图像并没有把全部的故事告诉我们，但它却表明，一个地区在经济和政治上越是稳定，它就越不易受到饥荒的袭击。因此饥荒的程度可以被解读为一种总体上是否繁荣与稳定的象征。毫无疑问，灾情在中国的特定时期、特定地区是令人震惊的，但它能告诉我们关于民国及其国家建设努力的什么呢？

        一般认为，日本1931年占领东北以及1932年袭击上海对民国国家及社会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转变。方德万（Hans van de Ven）将这种外部动力视作是地方大军阀与蒋介石新建立的国民政府联合背后的决定性因素。除此之外，其他的军事大事，诸如蒋介石击败其主要对手冯玉祥与阎锡山，以及共产党进攻长江沿岸城市“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军事与政治稳定，而这种情况在今后几年一直持续下去，并成为争取结束军阀割据、建立新的国家结构以及转变中国社会的基础”。[22] 虽然他提出了一个在南京政府建立后的头三年中席卷全国各地水、旱、风、雹、虫灾以及疫病所导致的众多灾害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结论，但他并没有对这些事件加以足够的重视，而只是将它们视作是“军事纷争与政治混乱”所造成的结果。[23] 很明显，内战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天灾的恶果，而重大的政治变迁并不能完全归因于外部的军事入侵。

        如果我们考察有关将“新的社会意识”的出现与日本对东北的入侵相关联的论点的话，这一点就会变得更为明显。在穆德礼（Terry Narramore）对《申报》的分析中，他得出了一个类似的结论，认为“当然，日本对东北的入侵正是导致《申报》改革的主要催化剂”。这种社会意识在《申报》“不能再对国事保持沉默”的呼声中得以展现，这意味着它准备积极地反抗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真正使报纸采取行动的是9月18日在沈阳开始的入侵行动”，[24] 而那种将其等同于这份报纸开始出现社会意识的看法，则是值得质疑的。

        我在这里试图说明的是，即便是《申报》这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政治方面把关甚紧的报纸，在1928年末饥荒情形已然非常明显的情况下，也开始关注中国的社会问题。尽管可能并未采用社论方式以强有力地激发起国家意识并由此带来超乎寻常的募款活动的影响力，但天津《大公报》将饥荒说成是当下国家危机中的关键因素，这种描述却达成了上述目的。当于右任在1929年的夏天去陕西的家乡调查灾情，《大公报》却办了一份募款杂志以支持国家的赈灾努力。据报道，其主笔张季鸾与蒋介石之间的友好关系使报纸有可能非常敢言，并对南京中央政府造成某些影响。[25] 然而，要引起那些在沿海城市以及国家的其他繁华地区过着舒适生活的人们的关注，就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这本身已经说明这些人与之前和现在的内陆百姓之间的巨大差别。饥荒变为一个不断敲响的警钟，提醒着人们国家依然处于分裂状态。

        中国西北与中部地区的饥荒清楚地表明国家内部的不均衡发展与政治混乱应该得到至少同样的关注和报道，其紧迫性甚至不亚于外敌入侵。转变并不只是在日本入侵与军事溃败时才出现，而是贯穿于灾害频发的过程之中，这就使国内政治力量间的联合变得非常必要。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民生主义在型塑国民党的政策与意识形态过程中，至少与“一种充满活力的国民现代审美观”[26] 同样重要，虽然究竟两者孰轻孰重，仍不乏争议。从一个更为实践性的层面来看，将要到来的饥荒的现实及其社会成因（日益增长的人口的愈加脆弱性）是国民政府的许多政策（集中解决“内患”问题）背后的动机，也使其未能快速有效地做出反应，这便成为短期内主要的军事首领会转过头来与蒋介石开战，长远说来又失去民心的原因之一。

        我在此并不想解决民国时期经济的谜团。我在这里的目标是探究这种不平等并在1928年至1930年危机中出现的公开反应所表现出来的沟壑间架起桥梁的尝试。我希望通过对天津《大公报》以及上海《申报》有关饥荒报道的分析，描绘出一幅关于饥饿与战争经历及其对中国国家意识影响的更为复杂的图景。造成这种饥荒的最重要而直接的原因是持续不断的干旱，在有些情况下会先于战争而发生，而在其他情况下则因战争而加剧，这影响到包括山东、山西、陕西、河南、甘肃及其周邻省份部分地区在内的一大片区域。在更早的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到这块地区经常发生大范围的饥荒，最著名的是1876至1879年以及1920至1922年的饥荒。尽管通常认为由于运输基础设施（铁路）的改进以及国际合作，在1920至1922年饥荒中实际的死亡人数要远少于之前1876至1879年的饥荒（估计是五十万对九百五十万至一千三百万），在1928至1930年则估计有一千万人死去。[27] 尽管这个数字有可能夸大，但还是令人震惊，而假如我们考虑到这种不可思议的死亡数量的增长集中在少数地区时，就更让人心颤不已了。[28]

        根据夏明方的统计数据，似乎国民党统治的最初十年确实是整个民国时期灾害最为频发的时期。[29] 然而，非常奇怪的是，按照这种看法，就算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情况看起来也不那么糟糕。对灾荒的大量报道清楚地表明一些人将他们的希望寄托在新的国民政府身上。在1928年至1930年的饥荒时，几乎同时建立起来的南京政府这一事实使之成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至少在理论上，国家恢复了统一，这是一个值得举国欢庆的成就。控制西北地区的冯玉祥以及统治山西的阎锡山公开支持新建立的政府。[30] 新完成的大一统不仅标志着青天白日国旗在南京升起，而且还飘扬在东北与热河，[31] 民众爆发出巨大的热情，在新国旗之下，国家宣告统一。在《大公报》在这一年除夕的社论中，第一次不再满怀对多年来国人自相残杀的悲愤之情，而是充满了对光明未来的美好期望。“盖破坏渐终，建设方始”。[32]

        但是，由于对一些地方严峻灾情及不断加速局势恶化的内乱和战争的报道不断升级，庆祝崭新的统一国家的言论日益受到干扰。因此就像李明珠所认为的那样，则似乎成了一个绝好的案例，可以探究饥荒的政治意义究竟是如何“通过新出现的中国民族主义这面镜子而被放大了”的。[33] 非常奇怪的是，除了李明珠和费尔默（Eduard Vermeer）之外，关于饥荒的这种政治视角很少出现在当前的学术叙述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费尔默对关中地区的研究，他认为1928-1931年的饥荒“标志着中国一段缺乏中央控制的、兵匪横行且孤立于现代中国之外的时期的结束。赈灾行动最初无足轻重，但确实使外国与国民党机构介入这一地区，并最终有助于使大为减少的人口重新繁盛起来”。[34] 目前有几种关于此次饥荒及其后果的区域性研究， 但显然并无意将之与这时期的国家政治联系起来。[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