匾额以书法为灵魂 榜书传承中国书画艺术精髓

匾额以书法为灵魂 榜书传承中国书画艺术精髓

 孙乐琪

 

满城风絮的暮春时节，著名书法家张济生先生来到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与姚远利馆长共同赏鉴古代科举匾额，品评书法艺术。张济生和姚远利分别在榜书艺术和收藏科举匾额的不同领域独占鳌头。

馆中一块题为“高步蟾宫”的匾额最先引起张先生的注意，其字墨色相宜，用笔力透纸背，一个“步”字形态奇妙，打破了原有的结构，体现出一种脱俗的升华，极有意韵，张先生连称这是大家之字。经姚馆长介绍，果不其然，这块匾是清代状元吴钟骏所写。而武探花舒彬所题匾额“松鹤遐龄”则气度一体，用笔谨严，技法纯熟。张先生接着说，写字要“熟”而避免匠气，不“熟”则多为板滞，“进去了，出不来”，有形无意，毫无风格，算不得好字。同治七年状元洪钧所题匾额“从心同庆”的令人称道之处，在于它的“飞白”。所谓“飞白”是一种枯笔露白的笔法，这块匾额的“飞白”含而不出，有一种自然洒脱的意趣，并没有给人以为了“飞白”而“飞白”的造作之感，而是用笔丰满，笔锋变化流畅。张先生说，写字圆润，又不能“肉”了，骨力不强或大小参差的字是不能列入好字行列的。

姚远利馆长介绍道，同一般的书法作品不同，匾额书法被称为“榜书”，是对外展示标识、宣扬教化的形式，抒发个人情感的途径。由于承载着文化传播、道德教化的作用，两千多年来“榜书”有一个共同的要求，就是书法要端庄、厚重，代表着一种正派、正气、正直、正统。北京匾额博物馆中藏着很多具有代表性的匾额：乾隆二十六年状元王杰曾为官乾隆、嘉庆两朝四十余年，德高望重，还乡之时曾得嘉庆帝亲自赠诗“直道一身立庙朝，两袖清风返韩城”，字如其人，王杰所题匾额“德耀青藜”浑厚朴质，十分凝重，绝无虚华漂浮之感。而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的字属于“馆阁体”。很多人认为“馆阁体”没有特点，这是不全面的，“馆阁体”是端庄的楷书，要求笔笔端正，有一笔不到位都极为显眼，如果不具有深厚的功底，是写不好“馆阁体”的，因而许多人对“馆阁体”不敢涉足。而刘春霖的字则达到了极高的境界，当年有“楷法冠当世，后学宗之”之誉，当今书法界仍有“大楷学颜，小楷学刘”之说。匾额博物馆藏有刘春霖所题匾额“对酒当歌”、“九千钟”两方，书法厚重之中带有一种秀美，融合众家之长，体现了“榜书”对中国书画艺术的传承。

“写好大字才是真功力”，看罢这一方方古意流转的匾额，张先生不禁感慨，写字不易，要写好匾额，就更是难上加难。苏东坡有“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之说，写大字则需要间不容针、密不透风的真功力。有的匾额，美则美矣，然“远看美人近看花”，怕近看的字就算不得好字。即使是古人与古人之比，也有高低优劣之分，张先生将这里的匾额分为三等：其一，能够提笔入古，意形兼具，此为上上乘；其二，下笔入神，敢于用墨，墨气浑厚者次之；其三，技法纯熟则是再次之了。

姚馆长认为，匾额的收藏价值在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题写之人在历史上的影响力；其二，书写内容；其三，书写年代久远与否；其四，书法自身的艺术价值。而综合来看，其中书法艺术本身是分量最重的。“榜书”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字书法艺术不断发展的结果，由于书法艺术在匾额文化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使匾额在标识名称、宣扬教化之外，引起了更多的关注，进而延长了它的生命力，扩大了它的影响力。因而可以说，书法是匾额的灵魂。

北京匾额博物馆里的匾额多为明清状元、榜眼、探花所题，看着这些有着厚重文化感、历史感的墨迹，张先生不禁发出“积金积玉，不如积学启后；宽田宽地，不如宽以待人”的感叹。

 本文转自《文化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