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病复发：47岁逝于开罗皇家医院
王赓多次接受军政部、参谋本部、军法司联合调查，几经审问。但关于丢失军事地图一事，虽事出有因，但查无实据。几个月后，即在1932年8月2日，军事法庭对王赓泄密案进行宣判，最终王赓因“擅离戒严地点”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
两年多的牢狱生活，使王赓患上了严重的肾病。1935年，王赓出狱后，就去德国治疗肾病。从此，仕途蹭蹬，而他的副手孙立人却由于作战英勇，名声大噪，在抗战中成为抗日名将。王赓病愈回国后，便退出军界，在南京铁道部任职。留美的哈佛毕业生、时任军政部兵工署署长的俞大维劝其不必消沉，应该再任军职。王赓回答：“如果国家对外作战，自会挺身而出。”
1937年，王赓在香港结婚，后育一儿一女。是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开始。王赓即前往南京见兵工署署长俞大维要求为国效劳。俞大维随后允其向兵工署报到，担任兵工研究委员、兵工署昆明办事处处长。
1941年12月8日，日军袭击美国珍珠港，美、英、中等国结盟。1942年3月11日，国民政府决定派遣一个军事代表团赴华盛顿，因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艾森豪威尔将军与王赓同为美国西点军官学校的同班同学，宋子文急招王赓参加军事代表团。
王赓当时的身体很不好，但为了国家利益还是勉强就道。当军事代表团途经开罗时，王赓旧病复发，一个多月后病情恶化，病逝于开罗皇家医院，时年47岁。王赓死后被开罗盟军以军礼隆重葬仪，安葬在英军公墓。据《济南时报》、《名人传记》报道
“给你讲我的故事之前，我要你记住一点：在中国，（我这样）一个女人ＩＳ ＮＯＴＨＩＮＧ。”这是张邦梅的《小脚与西服》借着她姨祖母张幼仪的口吻的开场白。这位民初女子所遭遇的所谓“中国第一桩离婚案”，其实还连带着另一桩离婚（是不是“第二桩”，我不知道），在那边却显露出有“一个男人”在当时几乎也ＩＳ ＮＯＴＨＩＮＧ，尽管这个男人的身分、学识和人品都是顶尖的。世代交替，白云苍狗，而人物辈出，此明末清初、清末民初皆然。但史册留名，后代景仰者，多悲歌慷慨、风流倜傥之辈，期间隐没、避讳了不少人，而所谓“大浪淘沙”，经常是“淘”去金子。
这个男人是一个军人，如今还寂寞的躺在埃及开罗的英军战士公墓里，远离乡梓而同三、四千年前的埃及法老的木乃伊作伴，真正实践了古中国的那个“殇”字。在中文语境中，他是彻底被淹没的，很难找到一点为他而流传下来的纪念性文字。今年是徐志摩诞辰百年，纪念这位民初“诗哲”的文字又多起来，期间更有他的原配张幼仪借张邦梅之书发出声音，令轰动民初的那桩时人称作“五百年风流孽冤”相遇的徐志摩、陆小曼传奇，稍嫌逊色。但是，还是没有一个字提到他。对并非久远的一个人的遗忘，有时会触动今人，比如——陈淑平打电话给我：
于是我们想去找一找，美国人的档案里，会不会有这个人的一点痕迹？
菲薄的一个卷宗，由管理员从普大图书馆所属善本书籍及特殊收藏分馆内取出来，标明“１９１５级·王”。我推着轮椅上的妻子傅莉，随陈淑平到一间静谧的阅览室，翻开那卷宗。一份传略、几页发黄的剪报、校友周刊剪辑以及信函，留存着被淹没于中国动荡年代的并不传奇却充满悲剧的一个人的雪泥鸿爪……传略开头几行：
“王赓（莎士比亚，ＳＨＡＫＥ），中国陆军中将，一九四二年四月死于埃及开罗。女儿：盛宏，游夫人转，住：台湾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９７巷２８号……” 这个绰号“莎士比亚”的学生，当时刚二十岁，从传略上的照片看去，斯文而清秀。传略中叙述他一八九五年五月生于中国无锡，“在北京安定中学和清华留美学堂受到早期中国教育，因学业成绩非常突出，且性格极具中国传统气质，以致被选中以全部公费派到美国进一步接受教育”，他先在密西根大学待了一年，二年级进入哥伦比亚，三、四年级进入普林斯顿，读历史和政治系，一九一五年以名列第十四位（共一百十六名文科生）的优异成绩毕业。此后，他受到美国西点军校的约谈，到那里接受美国陆军高等教育，毕业于一九一八年，是这一年一百四十个毕业生中的第十二名。
如此优秀并出身于普林斯顿和西点两座学府重镇的中国人，在本世纪初大概只此一人。关于这个人，中国知道得太少了。我们一时还没有机会去西点查一下他的档案。据刘心皇著《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尾处一条极短的“又注”称，有人致函作者告之以《西点军校毕业生登记录》中有关资料，说王赓入读的那个班只有五个人，其中有一位艾森豪威尔，日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盟军统帅，美国第３４届总统。如果中国人王赓果真有一位同窗是美国陆军元帅艾克，那么他从西点毕业回到他的祖国后，命运竟是霄壤之别。若问经由最优秀教育系统训练出来的一个人，能为他那枯朽而衰微的祖国作点什么，抑或是倒过来被故土的另一套系统毁灭、吞噬得无影无踪？王赓的一生是凄厉的见证。
接下来能说的，几乎都是悲剧。一九一八年前后在东方等着这位儒雅的西点军校生的，是一个乱世。一向中国是“乱世出英雄”，而普林斯顿和西点却不可能为乱世训练“英雄”的，毋宁说它们对王赓的训练只会使他被乱世糟蹋。一个西点培养出来的军人，在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能作什么？
那个时代，用梁启超的一句话最为传神：“神奸既伏，人欲横流，而进于演水帘洞，演恶虎村”。袁世凯死于一九一六年，然而据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梁启超本人当时也深信，帝制倾覆后，唯有北洋系的武力，才是维持国家的一种中坚力量，所以想改良他们，先是改良袁世凯不成，后又改良冯国璋、段祺瑞，直到他们内讧起来，自己崩溃，梁的政治生涯也就此结束。冯段之争又使北洋系的一批军督坐大，其中又以直系（直隶督军曹琨）、奉系（奉天督军张作霖）崛起最快，统治了北中国。
王赓回国若在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在一月中旬结束，以他眩目的留学背景，自然受到各方面的“青睐”，那份传略说他“毕业不久即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凡尔赛和会”，又说“他的下一个服务是在东北张作霖麾下”，可见各种势力都在“抢”他，认为他“前途不可限量”，然而糟蹋也由此开始。
最厉害的一种“抢”，竟来自北京社交圈里一位“数一数二的名姝”——外交部舞会上令中外宾客“目眩神迷”的陆小曼，正守“闺”待嫁，求婚者趋之若鹜，她的父母皆“婉言拒却”，待到王赓一出现，有本闲书中如此描绘：“小曼之母，看到有这种少年英俊……说这穷小子将来一定有办法，毫不迟疑的，便把小曼许配了他”，时人称此为“闪电结婚”，前后不到一个月，可见之“抢”，当时“轰动京师，传为美谈”。
不知王赓是否“穷小子”。据刘心皇《徐志摩与陆小曼》，“王赓字受庆，江苏无锡人，世代显贵，至王赓时，家道才中落。王赓少年有为，‘弃绝一切嗜好，立志苦读’……”。刘著还引用一些闲书逸闻，说因为王赓是个“书呆子”，才误了他那桩民初著名的“名姝”加“才俊”的婚姻，说他“手不释卷”，除了周末，绝不陪太太玩乐，“生活习惯完全美国化”，终于使“喜爱游乐”的陆小曼生出“外遇”。今天看来，这种解释有些勉强，似乎王赓不知“温存”妻子，是一个不懂感情的人。尽管这方面的资料极罕见，陈淑平还是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里，偶然发现王赓写来的一封信，很短，不妨引几句在下面： 适之、歆海：正要写回信给歆海，恰好适之的信亦到。谢谢你们二位种种地方招呼小曼，使我放心得多。这几个月来，小曼得着像你们二位的朋友，受益进步不在少处，又岂但病中招呼而已。她有她的天才，好好培养可以有所造就的。将来她病体复原之后，还得希望你们两位引导她到ＳＷＥＥＴ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ＬＩＧＨＴ的路上去呢。…… 王赓四月二十六日（全信见《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二十三册７页，耿云志主编，黄山书社）。
寥寥数语，却透露出许多信息。王赓不仅体贴妻子，也认可她的天分，更在乎她的格调。尤其，他刻意使用ＳＷＥＥＴ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ＬＩＧＨＴ这两个英文字，意蕴深长。这两个英文字涵义很丰富，我们权且解释为妩 媚”、“轻柔”——可以推测，王赓初识的陆小曼大概具有那样的风韵，令他倾心，然而同徐志摩暗恋后，情绪躁动，无端伤感，哭哭啼啼，王赓知或不知，都只希望她平静下来，也希望胡适、张歆海帮助她走出困境，说明王赓对“感情危机”是很重视的，也设法尽力弥补。这两个字便也可见出王赓的格调，同市井里视他为一个粗鲁的军人，真是相去十万八千里。自然，王赓已非中国式的才俊”，因而不会同那中国式的“名姝”（尽管“英语法语都流利到极点”）白头到老，也是不奇怪的。
从世纪末去理解世纪初的人，真是不易——就以徐志摩和陆小曼那桩轰动民初的“艳情”而言，弄懂其中的任何一个角色，都不是容易的。两位主角自不待言，虽留下许多文字，著名的如《爱眉小札》、《小曼日记》等，以及当时名流为他们辩护的许多文字，以至在中文语境里，这桩“婚外恋”是历久不衰的“佳话”，有点直逼民间传说里美妙的“天仙配”。但是后人解读这些文字，还是无法接近徐陆二人的真实心态、想法，比如徐志摩真的是那么迷恋陆小曼吗？这当可另文分析。
相比之下，因这一“配”而默默撤出的两个人，一为张幼仪，一为王赓，则是无声的，一个世纪来都是只有当人们脍炙人口徐陆“佳话”时才会被提及的角儿。张幼仪还算幸运，幸亏有一个生在美国的侄孙女，忿于文化认同的困境而涉足姨祖母的往事，使“徐志摩原配”在八十高龄终于开口，讲出世纪初中国鲜为人知的另一侧面。
王赓则仿佛只是这桩“诗哲”配名媛中的祭品，非但被遗忘，还因此而恶名在外，不仅《小曼日记》里诉说的那些压力都来自“丈夫”，而且民间逸传“王赓拔枪威胁小曼”，自然把他想象为一个粗野、暴戾的“北洋军人”。直到三、四十年后年刘心皇写《徐志摩与陆小曼》一书，才有所澄清，称赞“王赓是徐志摩和陆小曼恋爱事件中的伟人”。这难得的公允，诚如粱实秋之序所言出于作者的“温柔敦厚”。
以民初的风气，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外恋”，自然是惊世骇俗的事，以至胡适都要出来替徐志摩辩解几句。时至世纪末，我们已无须再去讨论这桩“婚外恋”的“道德问题”了，那是五四时代的话题，徐陆二人当初的“反叛”行为在今天看来不仅丝毫没有“道德问题”，也很平常。然而，王赓处理这次婚变的态度，却颇耐人寻味，毋宁说，他不以权势制止甚而报复这种“夺妻之恨”，在军阀横行、生杀予夺的“北洋时代”，倒称得上是“惊世骇俗”之举了，自然今天看来也很平常。刘心皇曾引王赓好友王天鸣之言，说王赓的观念已美国化，“夫妇的事，合得来，是夫妇；合不来，就算了”，大概是可信的。然而，我们还是感兴趣的地方在于：这桩失败的婚姻对王赓一生有何影响？可惜至今未见到王赓留下的笔墨，可供后人一窥他的心迹。
普大档案中，存有王赓的一封亲笔英文信，令我们有些猜想。此信写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六日，当时王赓正旅次德国慕尼黑，据说是去治病的。王赓写信给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说他和几个朋友合计做些研究工作，慕尼黑大学要求他提供过去的学者资历，他希望母校给他一封学历证明信，以便向某个欧洲大学提出申请。时至一九三三年，王赓已接连遭受婚变和政治冤屈，推测他心灰意冷，动了再度游学海外的念头，大概是合情合理的。
普大那份传略记载：“一九二二年十月十日王赓娶陆小曼，四年后离婚”，当在一九二六年。此间大势，乃北洋末路而南方国民党改组后挥师北伐，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说，从（民国）十三年春到十五年夏，相继发生苏浙战争、第二次奉直战争、冯玉祥倒戈、北方军阀大混战直至曹琨吴佩孚覆灭。王赓的踪迹便时隐时显于这乱世之间，他与“名姝”分手后，好象单纯只做一个军人了，曾在不同派系的军旅中南北征战，但基本走向是弃北趋南。传略说他离开奉系后，“在上海地区孙传芳手下指挥一个火炮旅，直到孙战败，此后他将这个旅以一个独立单位维持了几个月”。到一九二六年北伐开始，他已是北伐军前线部队的一位少将。这个混沌的轮廓至少显示，王赓作为职业军人，虽不免卷入北洋系，但随着事迁时移，南方进步势力逐渐崛起，他的政治态度是毅然投向进步的。
北伐后蒋中正大致结束军阀混战，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赢得大约十年（一九二七～三七年）中国的局部建设时期。王赓的学识在此期间也稍得施展，各种资料显示，他曾接掌陇海铁路行政主任、税警总团团长等需有现代行政、军事知识方能胜任的职务。然而，国民党在极短时间内事实上不可能为中国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政治秩序，而且内部派系倾轧严重，王赓这样一位西方培养出来的职业军人，还是难逃成为牺牲品。传略说他一九三一年任警税总团指挥官，中将军衔，细节不详。据刘心皇的资料，当时的财政部长宋子文欲建一支军队，由财政部直接拨款进口最新式的武器，“恐外人反对”，假借税警总团的名义，邀“文武兼备”的王赓出任。于今我们不难推测，宋子文是看中了王赓的西点背景，而此举必遭各派系的嫉恨，陷王赓于“火上烤”的境地，这在后来不幸被应验。
王赓一生最悲惨的事，是一九三二年春偶然在上海误入日本人之手，竟酿出轩然大波，被自己的国家诬为“间谍”。
此事发生在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保卫战期间。当时王赓正率税警总团与十九路军协同作战，二月底他只身进上海租界去找他的朋友、驻上海的美国总领事坎宁安将军，据刘心皇的书说，是宋子文要他去的。王赓一进租界才发现美国总领事馆已迁址，急忙走进一家英国酒店，却在那里被巡逻的日本陆战队扣留。经租界的国际调停当局交涉三天后放回。然而，十九路军却硬说王赓向日本人出卖了军事情报，将他押往南京交军事法庭审判。
普大王赓传略对此事有一些描述：
“他被日本人扣押并恐吓将他作为一个间谍枪毙。后来他也受到（中国）军事法庭审讯并判决枪毙。大家都了解王赓是诚实的，错只错在他不该去，大家也都知道王赓成了替罪羊，他不应被处死。监牢一年后他被释放，继续任职税警总团。王赓早有廉正和诚实的名誉并广为人知，以致于他的政敌拿他当做一个替罪羊，然而王赓的声望和名誉在他被监禁时反而提高而不是减少。”
从措辞中可以看到，来自母校的辩护是何等理解王赓的处境，坚信他的人格。我们在王赓母校那份薄薄的档案里也发现，这一不幸事件当时曾在美国引起的反响，不仅纽约时报当即就有来自上海的报导，并引述西点军校校方的即时评论，依然盛赞王赓是一个“完美的学生与极亲和的人”（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ＰＯＰＵＬＡＲ）；而且，那几年的普林斯顿校友周刊发表了许多有关该事件的史料、评论、回忆等，是中文语境里绝对看不到的。因篇幅关系，此文无法展开这一话题，拟另文细说。
这次劫难可能严重戕害了王赓的身心，一九四二年宋子文再次急招王赓去美国，并在外交事务上协助他时，传略说“王赓已病弱不堪，医生也竭力劝阻，但他那强烈的责任感还是驱使他上路了。在赴美途中他死于开罗。”终年仅四十七岁。
普林斯顿大学王赓传略以此结尾：
“一九四三年纪念西点毕业生，王赓的讣闻结于这样一些话：‘王的一生是诚实，正直和爱国的。他给西点带来荣誉。’一九一五年的同窗就知道这是确实的，而且关于他还应有更多的话可以说。他确实是一九一五级可以引为骄傲的一员。王赓葬于开罗英国军人公墓。”
可是，他的祖国对他什么也没有说。这无声意味着的，难道就是应了张幼仪对她侄孙女张邦梅说的那句话：ＨＥ ＩＳ ＮＯＴＨＩＮＧ
【作者注】
① 本文在《联合报》副刊发表后，齐邦媛教授致函副刊编辑，指出文中所引王赓致胡适信里ＳＷＥＥＴ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ＬＩＧＨＴ一句翻译有误。此乃当时流行的文学批评典故，英国文评前驱ＭＡＴＴＨＥＷ ＡＲＮＯＬＤ认为，文人应如蜜蜂（ＴＨＥ ＢＥＥ）酿蜜（ＳＷＥＥＴＮＥＳＳ），五四文人大约应知此中深意。特此说明。
编者按： Ｓｗｅｅｔ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ｌｉｇｈｔ 是英文成语，典出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的作者）以蜜蜂的口吻写的一段话。下面括号中词为注者所加，以点明这里谈的是十八世纪初的英国生活：
Instead of dirt and poison, we have rather chosen to fill our hives with honey and wax [capable of making candles], thus furnish mankind with the two noblest of things, which are sweetness and light.
当男人称赞一位女性待他非常温柔时，可以说“她给我的都是甜意和光明”。
② 有读者投书质疑王赓与艾森豪威尔“同窗”。
据向西点军校电话查询，一位负责校友记录的Ｍｉｃｋｙ Ｄａｖｉｓ太太答复如下：
校友记录载，艾森豪威尔是１９１５年６月１２日毕业，按记录王赓１９１８年６月毕业，应在１９１４年入学，理应与艾克相遇，说“同窗”也不妨；但是王赓１９１４年还在普林斯顿，校友记录上也记载他是１９１５年６月１５日入的西点，在校时间只有三年；这位Ｄａｖｉｓ太太觉得奇怪，她说西点是严格的四年制，怎么王赓读了三年就毕业了？她猜测１９１８年还在大战期间，可能有早毕业的学生也未可知。我原引刘心皇《徐志摩与陆小曼》中的资料，说王赓与艾森豪威尔“同窗”，看来他们并未在西点相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