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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字及汉语起源

 逸心茶舍 2013-03-27

冯宜全:汉语字音起源学说

    提要:笔者长年多方考证汉语字音的客观声源,在此基础之上研究发现:1、在今用8000余汉字中,约有2000余字的读音恰与动植物等客观物体的发声相同,由此构成象声语字音;每一同音族(同音字条)都含有一个或多个客观声源字,其余为衍声字;每一同音族所包括的全部同音字,都可以联系为一个或多个同音借音系统,从而提出了元初语源学及同音递训法两大概念。2、相关发现,声源字是以客观物体的某种属性借音借义与衍声字。例如豹字:豹吼声→豹子总是狠狠地抱住猎物→人们惊呼豹!豹!以报知他人躲避。所借之义,远非声源字豹的本义,而是豹子习性和人类关系的某种自然发生义,这种以某种联系而转出它义的属性联系,称之为元初联转义。3、进而发现,古人所揭示的形声造字法,实质是形意造字法;所谓形旁声符,实质是形旁意部。例如河字:用曷罐汲取河水声;河是可以流动、可以饮用的水;水、可合义为河。形意造字法,以形意合义为原则,从而造成了绝大多数同音字形义殊异的复杂结局。

    一、元初语源学的提出

    汉语字音起源问题,属语源学。语源学的科学内涵,分两大范畴:①元初语字音的起源;②假借语字音的起源。前者称元初语源学,后者是传统的借音语源学。迄今为止的语源学,除少数摩声词之外,都是借音语源学。

    1、汉语字音和物体发声的统一性

    笔者研究发现,许多动物的字音都和它的叫声或碰击声相同。例如:虎叫声虎;豹吼声豹;鸡叫声鸡;鸭叫声鸭……敲龟盖声龟;敲鳖盖声鳖;敲贝壳声贝;敲蟹盖声蟹……植物也不例外:拔草声草;断根声根;风刮树声树;雨淋树声淋……吃梨声梨;吃桃声桃;咬苹果声果;切菜声菜……在无机界:倒水声水;凿冰声冰;踩雪声雪;下雨声雨;刮风声风;起火声火;击石声石;揉沙声沙……在人类社会:刨镐声镐;割禾声割;砍斧声斧;碰刀声刀;摇铃声铃;击钟声钟;车行声车……据粗略统计,在8000汉字中,读音和客观物体发声相一致的字,大约2000个,并且,在约1200个声符中,每一声符都含有一个或多个这样的字。这种统一性证明了两种关系:①元初语字音起源于客观物体发声,由此产生客观声源字;②声源字同音借音与诸多衍声字,构成本声符的同音字系统。

    字音和物体发声的统一性表明,汉语字音的起源,完全遵循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之反映论原理:意识是人脑对外界的反映。人脑反映物声,形成象声语字音。人脑经由耳朵印象客观声音,人类才能由五音器官发出相应的声音。例外的是,像啊、嗷、呜、叽等动物性的鸣叫声,是由情感的需要而衍生的态势语音。但这毕竟是非常有限的。人类的进化,集中表现为劳动和智力相辅相成的发展。脑力和智力的发展,有赖于眼、耳等感觉器官的发展。古人眼见虎、豹凶残之态,而惊闻虎啸豹吼之声:为了生存,就要有意识地记住万物的形态和声音,而五音器官则随着摩音的发展而逐渐达于完善。

    2、汉字象形和汉语象声的统一性

    汉字是象形文字。先人据物形物象而得其印象,据其印象而撰造文字,以形象而生动地反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汉字的这种起源过程,显然是与中国地大物博、山川秀美,到处奇峰异岭的地理特征密切相关:原始人到处刻画图腾,世代积累,渐渐形成强烈的图像意识,乃至衍生出象形文字。

    转而思之,仍以中国的地理环境为发端:山水风雨,气象万千,而声响各异;飞禽走兽,千奇百怪,而鸣音万种;草木虫鱼,五色缤纷,而籁声千端。原始人耳濡目染,闻其声而见其物,视其物而知其声,世代形成强烈的声像意识,渐渐能摩其音以指其物,乃至衍生出象声语音,以及被象声语音所控制的借声语音。

    史传黄帝时代仓颉造字,这意味着造字是原始公社的规划性文化行为。而语音的起源,则是原始人群的自发性文化行为。由于人脑接收、记录和反映外界声音的自然统一性,原始人群的语音,必然是遵循统一的自然规律不谋而合,并在群体生活的广泛联系中形成社会性的、统一而确切的语言。显然,古人造字时,必然是以已然俗成的语音为基础,并进行规范性标定。因此也就根本不会意识到语音还有个起源问题!况且,语音的起源,也不像文字那样能以固态痕迹自然而然地存留于后世。基于此故,汉字起源的开路先锋——语音的起源,只好以哑态文化深蕴于汉字的音形义之中!

    世界的统一性,就在于它的物质性。人类社会的发生和发展,是以自然环境为基础的,因而不同的自然环境必然产生不同的语言文字形态。相比之下,欧洲的地理环境要比中国简单得多:地势缓平、冰雪期长、物种乏匮、人烟稀少、自然景观稀疏,因而不能萌生象形文字;相应地,其客观声源寡淡,难以诱发象声语音,只能用有限的字母构成拼音语言和文字。

    根据自然界千万年才显其变化的原理,可认为现今的声源和远古时代没有什么差别。这种自然统一性表明,汉语字音的起源问题,并非是断代文化,而是语言文字学和客观声音世界——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全面交叉的新兴科学。

    虽然声源字多达约2000个,然而,声源客体的数目却只有几百个。这是由于:许多声源客体都会因不同的条件而发出多种声音。例如:

    鸡能发出叽、即、挤、西、栖、公、胚、培、剖、配、母、翻、繁、友、幼等声音;狗能发出狗、够、犬、吠、犯、饭、乞、器、迄、汪、望、忘、妄、突、走、臭、去、觑、默、我、戌等声音;猪能发出猪、口、家、豕、豚、吞、蠢、哼、拱、亥等声音;羊能发出羊、养、恙、详、南、赧、勉、妈、咩、短、长、群、未等声音;水表现为江、河、湖、海、泉、溪、渊、潭、波、涛、浪、澜等百余种地理形态,从而发出多种声音;火因不同的物理形态发出火、烟、燃、烧、着、燎、红、黄、烁等声音;雪因厚度硬度不同,被人踩时发出雪、北、穴、血、埃、皑、矮、隘等声音;车因不同的路况发出车、辍、轮、论、轲、轴、轨、轱、辙、澈等声音。

    这种一物多声的特征,暴露着下述规律:①声源字是古人生产生活各个领域发声现象的总和,因而也是古人生产生活的缩影;②与人类生活切近的动物发声,构成大量的声源语字音;③象声语音并不局限于象形文字,在指示、会意、形声三类字中,都有大量的声源字。④一物多声,也是产生多音字的原因。例如牛用角角斗声角jiǎo和角jué。角斗→决胜→角色,牛角→搅动→侥幸。形成多音字的另一原因是一字多义。例如牛角斗有感觉,人睡觉时也有感觉。

    二、元初联转义的自然哲学

    如上述,鸡狗等动物能发出多种声音,是其多种生存行为的产物。若多自然属性被引申为人文语字义,这表明古人是根据动物属性和人类属性的同一性和联系性,闻其声而纳为语字音,引其义而纳为语字义。这种音义兼纳的性质,是音义并训法的客观依据。其中的义训法,就是以自然发生义为基础的元初联转义。当声源字向衍声字发展时,是以某种联系而转出它义,并且是连环转义,连环借音,或辐射式借音,即同音递训法。此外,元初联转义也恰恰是古人造合体字的依据,据其可发现许多甲、金文字的构意。

    1、元初联转义凡例试训

     小鸡叫声鸡→鸡肉几乎都是肌肉→鸡消化快,经常饥饿→饥者干瘦,遭人讥笑。形训:雞,在溪谷中栖息的鸟。推侧其形体较大,而被人类饲养,和山鸡不是一个种。几,由鸡转义为几,证明几是鸡腿的象形。几只鸡常挤来挤去地取暖,挤动时双腿叉开,象形为几,故又读jǐ 。

     小鸡饿时叫声即→亟待喂食→立即喂食→小鸡群集→急忙即食→即食则吉祥。形训:吉,鸡的食性广,到处即食。民以食为天,即则吉祥。吉,由王和口会意为王者的口福最吉;或由牡器和口会意为公鸡最有口福和艳福。

    西 小鸡傍晚栖鸣声西→日落的方向就是西→鸡在树杈上栖→鸡栖鸣时,明显在呼吸。

     公鸡踩蛋——与母鸡交尾之前叫声公→公鸡被多只母鸡所公用→蜈蚣的肢节公平分布。形训:公,由八、口会意为公鸡和母鸡交配时口对口,后世衍为厶生活。

     公鸡踩蛋时抖落翅膀声配→公鸡和多只母鸡反复交配,精力十分充沛。形训:酉,水、酉会意为酒,证明酉是酿酒的罐,里边有酒糟,用以酉(喂)鸡,因此地支酉就代表鸡。己,也是鸡的象形字。小鸡挤堆时腿向后登,都想让自己得到温暖。己排天干第六,酉排地支第十,两者的最小公倍数,恰为六十,酉、己会意为配。交配,是酉鸡自己的行为,不用人工安排。

     母鸡下蛋前踌躇地连连叫声母→田亩是庄稼之母→拇指粗大似母→保姆代人为母→农人仅留一只雄畜为种,似母而反称牡。

     母鸡下蛋前咕鸣声→年轻的女性经常咕、咕地唤鸡,就叫姑→姑娘的体态娇柔细嫩,线性美丽,很像蘑菇。

     小鸡孤单时友、友地乱叫→主人或伙伴来时,欣喜地叫声有、有→酉罐里有酒糟→羑里是富有之地→谷禾中生有莠草。

     狗在狂叫之余,叫声吠、吠→狗的肺相对最大→人费力时,肺呼吸加剧。形训:肺,月和沛会意,肺是最充沛的内脏器官。沛,水和柿会意,柿汁最充沛。市、世的甲骨文  是柿子枝果的象形字,市、世通假。柿子在运输中容易——颠沛流离。

     狗在吃食时,它狗前来,咆哮声犯→狗吃饭时不能侵犯→人们反复盛饭,就像贩货。

     狗经常器、器的打喷嚏→喷出水汽→水汽就像空气→猎狗就像狩猎的武器→狗捕到猎物,迄止于主人面前→主人收讫。形训:器,犬用口到处乱咬,就象狩猎的武器。

     狗打喷嚏声亦乞→狗常坐在主人跟前乞食→狗得食则起→人踮起脚是有所企望。

    我 狗冷然叫声我、我→狗不许外人外物进入院内,自我意识非常强烈。

     猪嚼块茎食物时声声口→猪的口相对最大→人类口食的问题最大:就叫人口。形训:口,猪口的象形字。口的甲骨文  上端出头,是猪嘴根缝的象形。

     羊普通叫声羊→羊总是扬着头→人扬头看高高的杨树→就像看天上的太阳。

     火堆缓慢燃烧声→古人用火,需要火堆常燃→问:火堆燃否?答:燃也!——文言:然也!

     踩雪声埃→清除积雪时,发现白雪下面挨着埃尘。

    皑 踩雪声亦皑→山峦白雪皑皑→大雪封山,古人日子难挨→癌症最难挨。

     车轮抡水声→远古多水,车轮经常沉沦→车轮转动的道理,就像伦理。

     车轮颠簸声声论→远古道路较差,坐车人总要纷纷议论→就像在讨论。

    上述据元初联转义借音凡例表明,古人在联义借音时朴素地运用了形象思维、归纳、演绎和类比等逻辑方法;不自觉地运用了内在联系、相对性、特殊性、条件、转化等辩证法规律,其中形象思维逻辑和特殊性法则尤为突出。

    2、形象化联义,典型化转义

    语音一经形成,相应地,所表征的事物就有了概念和定义。事物——矛盾的特殊性,规定了概念和定义的特殊性。而要在既成概念中合理地引申出新概念,就必须形象化联义,典型化转义——元初联转义。在远古人类,这种逻辑方法是基于自然界万物的属性联系自然而然地形成的。除上述的凡例之外,这里再列举各类典型:

    动物类:大象的脖项最粗;鳄鱼的上颚最大;猴子的喉咙(嗉囊)最粗;鹿走路最有节奏;鸟飞翔时,体态全非;猫经常拱腰猫腰;蛇经常吐舌头;乌龟死、活都是甲——假象;龟要归于水中;鳖态令人憋气;乌鸦的牙最大;鹅的额头最高;獾行最为欢快;燕子咽食最快;鹤舞动翅膀似贺;刺猬形似胃;隹尾形似椎;犬与主人缱蜷不离;蜗牛总是背着窝;贝壳背对背;蚊子飞行呈纹状;由于房门朝阳并有炊烟散出,苍蝇最爱盈门;蚯蚓钻栖于垅丘;螃蟹栖于河旁;青蛙居于水洼;鱼跃出水,形似弯月;逾越的鱼儿最愉快;蜜蜂密聚于巢;蜂声就像刮风……

    植物类:树干直竖;树杈分叉;树木经常沐浴雨水;树林经常淋雨;树木年轮和眼睛目轮相像;柿树美如都市;柿子色美而涩口;芝麻粒一倒走之;芝麻秸就是一枝;甘蔗林遮天蔽日;庄稼收获,田野豁然开朗;种稻需要有水道;稗子垂头似拜;李子树下低头似行礼;庄稼一岁一结穗;过年吃黏糕;苹果似包裹;梨汁淋漓……

    水文气象类:下雨诱发人人语;风常呼,令人忽视;冰雹落地融化变薄;霜和露是水的双重现象;打雷似擂鼓;河水有时干涸;大江自然成为疆界;落渊者沉冤;溪谷就是蹊径;潭声似谈;涓流似捐;湲流援援不断;淼水十分渺小;水哗哗,形似花;夏天下雨;冬冰咚咚响;冬天,河东岸先结冰;冰冻形似栋;冰洞之下水在运动……

    金属岩石类:铜的质地相同;金子常新似今;朋友的关系铁定,则发请帖;银锭形似牙龈;锡熔化则稀;研磨岩石,边研边言;峨峰高似鹅头;峭壁陡似剑鞘;山崖形似牙;河岸高障阴暗;岩石特别坚实;山坡都是偏颇……

    工具器具类:用镐搞生产;用锄头除地;纺线仿如蚕吐丝;锤头总是下垂;房子防风雨;门户护主人;房檐就是前沿;宫殿正脊似弓;户枢要杜绝蠹虫;锯木要有尺寸依据;伐竹做竹筏;船在水中传动;舟似河中沙洲;铜鼎的顶部最大;吊钟十分中正;笙产生的声音最美;笛声启迪情怀;铃声引人聆听……

    人文类:人性最仁善;得于人则戴德;义乃互易之情;伦理以礼为先;哥哥在田里割禾;爸爸常举镐把劳作;爹爹走路跌跌撞撞;父亲赴外谋生;汝乃乳儿;儒如人意;捉雉须有智;合辙就是哲理;螺蛳似有所思;人闻响声则想;会者聪慧;雀喙灵巧;省悟似醒;叫则搅觉;母亲掴拍乖儿;孩子还要玩耍;获、货或可为祸;人遭灾则乌呼哀哉;断藕对偶,就是偶然……

    以上两个同音字的元初联转义,有初文和后起字的关联,但大部分是超出了这种关联。这种超越性,一是衍声字的义和声源字的义面目全非,二是衍声字的构形另有其规,而这就暴露了汉字同音联义借音以及形意造字法的基本规律。

    三、同音递训法的科学性

    1、传统声训学四法并训

    始自东汉刘熙《释名》的传统声训学,主张同音训、双声训、叠韵训三法并训。同音训:衣,依也;双声训:公,广也;叠韵训:礼,体也。千年之后,元初戴侗在《六书通释》中主张“因声而见义”。叠韵训:影,景也。清代王念孙在《广雅疏证》中例论:“《广雅》踌躇,犹豫也,乃双声之相近者”。其双声、叠韵训法一直为后世学者奉为圭臬,近今学者多宗其法。《说文解字》叠韵为训:天,颠也;侨,高也。上溯至孔子:政者,正也。据《荀子》训:队,坠也。《庄子》递训:庸,用也;用,通也。据《汉书》训:问,闻也。段玉裁训:门,闻也。上述表明,除了同音训、双声训、叠韵训三种训法之外,还有近音(同音节)训(问,闻也),可总其为四法并训。四法并训的结果,学者各执其义,闻者莫衷一是。

同音递训法与上述四法并训大相径庭(参照前文训):

    广:闪电雷鸣声咣、广、逛→闪电光和雷鸣声十分广大→就像在天空游逛。

    体:马踏蹄声蹄和体→马蹄提起来,就是肢体在运动。

    影:禾穗上的粟粒脱颖声影→米粟的苞片,就像米粟的影子。

    景:水桶击入井水中发声景→此时人的脖颈伸向井中,井水映出天景→令人憧憬→警惕切勿落井。

    豫:敲击玉石声→象牙洁白似玉,象别称豫→玉石犹如豫牙,孰真孰假,令人犹豫。

    天:向干热的大锅中添水声天→水沸腾蒸发上天→天天做饭,一添就是一天。

    颠:车载禾稼声颠,车载颠簸→载物高似山巅→滇池就在山巅→掂物则颠来颠去。

    2、汉语语音系统主证同音递训法

    目前语音学关于语音系统的定义,等同于音位系统,划分为声、韵、调三方面。这种全同概念,在拼音文字是适合的。但在汉语,语音系统和音位系统却是全异关系。汉语语音系统,应是对语音属种关系的分门别类,即:全部语字音→同声母语字音→同音节语字音→同音语字音

    层层包含的四级单元。《新华字典》所列的音序表,正是对汉语语音系统的科学划分。它的形成,是历代语音学家长期探索的产物。六朝始见韵书和四声名称;始自陆法言《切韵》的韵书,大都以四声划分韵部,惟《中原音韵》以韵部划分四声;近人劳乃宣《等韵一得》把声母、韵母、四声列为拼音三纲;新中国才出现了以声母划分音节,以音节划分同音族的音序字典。虽然汉语语音系统是在近代才完成的,然而汉语语音的客观内容却早已成了远古人类的语音。从现象上看,是语音学的长期发展而形成了汉语拼音,但本质上却是语音的分门别类。也可以说,语音是内容,拼音是形式。而语音学的发展,则是欣喜于形式的完成,而忘记了内容,从而深深地掩盖了语音的系统规律,因此也就掩盖了四法并训的历史曲误。

    据《新华字典》,8000余汉字仅分为23种声,每种声平均含有300余字。双声训难免五花八门;8000余汉字仅分为35种韵,每种韵平均含有200余字,叠韵训古今莫衷一是。8000余汉字划分为400多个音节,许多音节含数十乃至上百个同音节字,近音训势必难得其确。8000余汉字细分为1200个同音族,除去约150个独音字,约有1050个同音族含有同音字,每一同音族平均含8个同音字,同音训的准确率最高。汉语语音系统表明,同音字是最基本、最具体的字音单元。事物都是由具体综合为抽象,个别组合为一般。字音是具体地、个别地产生的,它绝不会离开具体的、个别的联系,而陷入抽象泛泛的联系。

    3、同音借音法的共振原理

    人脑接收声音,遵从声学的共振原理,即某种声音是以电磁波的作用——犹如录音机那样——在大脑中构成相应的声纹图像;若再听到这种声音,就会发生电磁波共振;反之相反。古人听见:用戈尖划画声划,房檐冰柱融化声,也是化。于是联想:划画表达物义,就像是在说话;听冰融水滴声即知冰在化,也像是在说话,于是就产生了划、化和衍声字画、话的同音字系统。如此的系统一个又一个地产生出来,数千客观声源就变成了语字音。从商朝历史形态及甲骨文字的涉及面来看,当时400多个音节及千余个声符的语音已基本形成,大量的同音字已然出现。汉字音少字多,最终表现为一音多字的同音族。这一现象,暴露着同音借音法的本质。全部声符的同音字存在着元初联转义的关系,证明着这一本质的普遍性。而这一本质的本质,就是同音共振原理。同音共振原理,于今毫不例外。你说周公叫姬旦,儿童就会听成鸡蛋!我叫冯宜全,听者都会问:哪个yí?别字现象和闻音不能确字的现象,都是同音共振原理的必然反映。同音借音法,就是遵循同音共振原理而产生同音字。

    四、形意造字法雏论

    自春秋以来,古人渐渐发现造字六法: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史称六书。依《说文序》:形声相益谓之字。在《说文》中,形声字已占80%。古今学者一直认为,形声字是由意符(形旁)和音符(声旁)两部分组成。在大多数形声字,声旁只表示读音,和字义没有必然的联系,例如河的可只表示读音。而笔者却发现,绝大数形声字的声旁都表示字义;所谓形声字,绝大多数都是形意字;古人造合体字的基本方法,应该是形意造字法。

    1、四类形声字和四法并训相互致误

    众所周知,形声字并不严格地表声,大部分仅仅是相似音。大致分同音、近音、同韵、近韵四大类:

同音类:湖、溪、清、源、绢、缔、织、蝗、螳、腥、肝、境、坪、勉…近音类:想、怅、恙、妄、紊、姑、苛、骸、胯、饭、浙、胜、伟、响…同韵类:河、嫌、姿、终、锡、勤、谤、该、脸、睡、翔、鸽、鸭、姝…近韵类:挽、浇、活、闻、狂、诨、焚、衬、课、妙、眠、浪、渐、琼…

    以上四类形声字,除同音类之外,其余都要变读。而变读就像近音训、双声训、叠韵训那样无规可循。因此,变读的方法,就是查字典。除此之外,还有骤、娱、娑、给、陈、轨、迪、谙、肺、槐、贿、绔、臀等另声类形声字,根本无从变读,只好把它们划为待考的古音类。显然,古人把上述五类字概括为形声字,是把全异关系的概念当成了全同关系,其概念不清,定义过窄。这种明显的逻辑错误,植根于字音起源的三大规律(声源字、元初联转义、同音借音法)尽被湮灭,派生于古人陶醉于许多合体字的字元直接表声,而仅仅想到了声,却完全看不到意。如果说,是秦统一文字诱发班固、许慎等文人推出了形声字的概念,那么,后世的四法并训的声训学,正是运用这一错误概念而发生发展的。

    2、形意造字法试训

    笔者认为,绝大多数合体字都是由形旁和意部合成新字义的形意字。而当意部也是形意字时,为了简洁字形,意部省形。试训如下:

    鷄:原在溪谷中栖息的鸟,奚是溪的省文。(以下略)

    鸭:嘴似甲壳的鸟。

    鹅:经常高声鸣叫——自我鸣其名的鸟。

    鸦:体黑牙白的鸟。

    鸽:合群的鸟。

    豹:嘴似大勺的豸。

    狐:脸呈弧形。獾:常在灌木中。

    猬:形体似猪胃。蜗:带窝的虫。

    螳:胸膛肚腹甚大的虫。

    腥:鱼鳞似星星,其味也最腥。

    湖:波浪胡胡动荡。源:原来的水。

    清:青天般的水。海:每每是水。

    洋:浪花似白羊。

    想:心心相连。

    湘:和洞庭湖相串。

    怅:心愁而长叹。

    骸:骨架令人惊骇。

    饭:反复进食。

    浙:主流曲折。

    胜:肉食动物得生。

    浇:绕田而灌。

    活:舌润则灵活。

    课:果真之言。

    眠:抿目。

    嫌:兼有女人必嫌。

    锡:易熔的金属。

    睡:目皮垂下。

    翔:鸟展翅滑翔时,其态最清详。

    姝:殊美的女人。

    娑:经线后的穿梭织女似蒙沙巾。

    轨:车轮九(久)轧成沟。

    迪:笛声传之。

    肺:月液最充沛。

    沛:柿子汁充沛。

    上述形意合字,意部字恰为其声,便构成形意兼声字;意部另声,便构成形意另声字。前面已述,近音、近韵、同韵的形声字,都属于形意另声字。从而表明,形意兼声字是附属性表声;形意另声字根本不能表声。由于形意另声字的扰乱,人们无法区分兼声字和另声字,形意兼声字也就失去了表声的功能,从而造成了汉字不表声的普遍性。

    上述形意训表明,形旁是字义的属概念,意部是字义的种概念,属种合义为该字的元初定义,然后转变为本义。因此,形意造字法可以概括为:形必以属,意必以种,形意合义,意部省文十六个字。

把形意造字法和象形、指事、会意三种造字法相联系,可以发现四者既都是纯表意文字,又都是象形文字。表意,是象形的目的和结果;象形,是表意的基础和原因。象形字直接象形;指事字指事象形;会意字会意象形;形意字兼有象形、指示、会意三种象形。这种有趣的统一性,就造成了汉字既表形,又表意的普遍性。

    3、音是主族,形是副族,义合本字

    前面所述,声源字以元初联转义借音与衍声字,从而形成同音字系统,这表明,字音是字的主族。乃如上述,合体字依字义的需要选择形旁意部,合义为元初定义,而不受字音的限制,这表明,字形是字的副族。任何汉字都有区别于它字的本义,这表明,字义的原则是义合本字。字音来自主族,字形来自副族,以及义合本字,这种音形义的统一,就是汉字定音、构形和释义的历史渊源。

    所谓主族,就像宗族同姓繁衍那样构成同音字系统。所谓副族,就像外戚(妻族)异姓更姓繁衍那样衍生出读音或同或异的同形字。形旁和意部相结合,体现了种加属概念的逻辑方法——文字定义法。这种方法,必然使某一字形成为多种声符字的意部。例如曷字:

    金文曷,是陶罐的象形字。用陶罐接取溪水声:喝和曷→溪水就是河→溪水为何干涸→文言疑问句首:曷?

    鹤  鹤鸣声→鹤常飞过谷壑→谷壑岩石呈褐色→赤褐色的谷壑十分显赫→人们望见深深的谷壑,十分惊嚇……

    渴  陶罐磕碣石声渴→水浅,碣石出露,人类受渴→水浅尚可汲水→却十分坎坷……

    竭  金文渴、竭一字。陶罐碰碣石声→泉水枯竭,人类竭尽余水→水源枯竭,人类则受渴。曷是碣的初文。

    鳄  鳄鱼极其凶恶→扼守在水边→能遏止一切动物……

    楔  楔碣石声→碣石下藏蝎子→蝎子常在碣石下歇……

    叶  踩树叶声→铺生在碣石上的葛叶,互相谒见……

    矮  踩积雪声矮→雪被踩则变矮→树叶、禾叶互相谒见,十分和蔼…… 葛  割葛荆声。

    以上同音训,曷字成为喝、褐、渴、竭→碣→揭、遏、歇、葛、谒、蔼九种声符的意部。下面再按形意合义训形:

    喝,口对曷罐饮水为喝。褐,碣石呈褐色。渴,把曷罐汲水类比为渴。碣,曷的后起字。揭,用手揭碣石。竭,立起碣石。遏,江中碣石遏止舟行。歇,蝎的初文。蝎在碣石下的欠缝中歇。葛,褐色的草。谒,竭力进言。蔼,草木叶子和蔼互谒。

    以上同音训和形意训相互联系,反映出两条借音造字规律:①联而转义,仅借其声,构成同音另形字。例如鳄→扼→遏。②联而近义,借形兼声,构成同音同形字。例如碣→揭→竭。此外,有些声源字,既同音、又近义,便使用相同的意部。例如胡字:

    胡,依《说文》,胡是牛颔垂的会意字。牛喘气声胡,颔垂胡动。湖,湖边波浪胡动声→鹈鹕在湖边行食。蝴,蝴蝶胡胡扑翅声。糊,煮面糊声,面糊胡乱。煳,咬煳馍声,胡烧则煳。葫,敲击葫芦声,葫芦黑黄,脆硬似煳→猢孙小而黄,毛色似煳,其体态也像葫芦。

    以上胡、湖、蝴、糊、煳、葫,都是声源字,又都有胡动义,便采用了相同的意部,其中含有鹕、猢等形意兼声字。由此产生了规律:③声同义近,必借其形,也构成同音同形字。同音同形字在构成同音字系统时,其同形又同声的规律现象,极易给人们造成形声造字法的观念。这种极其隐蔽的训诂学曲误,是把以意带声的造字定音规律错觉为“形声相益谓之字”的表面规律,从而完全抹煞了意部(所谓声符)的义。

    五、声源同音训和形意造字法的理论体系

    汉字表形表义不表音的特性表明,形和义是相互说明的。而形、义和音——在单字条件下——则断然不能相互说明。字音承接于语音,语音是客观声源→系列衍声语的统一。因此,当我们发现了汉字同音族,从而揭示出声源同音训和形意造字法的时候,汉字以同音族表音的本质就真相大白了。

    由于汉字象形,汉语象声,字义契合(广义的)物理,因此:训形必以物形及符形;训声必以声源及衍声;训义必以物理之特性。由于音形义三者相互渗透,凡科学的训诂法,不仅要三法并训,且要:训声必合形义;训形必合声义;训义必合声形。由于音是主族,形是副族,义合本字,所由产生训序:先音后形然后义。例如虢字,在新华字典中,其同音族共含有国、掴、帼、漍、腘、虢、馘七个字。这七个字,都不是声源字。而国与蝈近音同形,从而表明蝈是上七个字的声源字。以音为主的三法并训:

      蝈蝈叫声蝈ɡuō和国ɡuó→城郭外围蝈蝈叫声连天,其内就是国。逮蝈蝈是用双手掌扣合,就像打人一个耳掴子→用头巾裹脖的女英雄,形似蝈蝈的脖鞍,就叫巾帼→绕城郭(国)的河,就叫漍→人腿发达,很像蝈蝈的大腿,人的膝后窝亦与蝈蝈相似,就叫腘→蝈蝈牙很像虎牙,又常捋嘴须,寽、虎会意为虢,从而表明虢是蝈的异体字。虢的甲骨文,长期被直释为双手捉虎形。然而,哪有人类用双手捉虎的道理?古人是用形象思维借虎为蝈,构意为用双手掴住蝈蝈。远古多蝈,其极致赏玩,令人喜爱,遂用为名和姓。

借音:蝈蝈→国家→耳掴→巾帼→漍水→腘窝→虢姓→馘 ?

    (聝)的甲骨文,由首和戈、耳和戈会意。一直被释义为断耳。《字林》释为:截耳为聝,献首为馘。而卜辞用于人名:呼聝伐羌。周中虢季子白盘:献聝于王。蝈蝈叫声亦或。蝈蝈叫声的频率分散,人很难判断它栖在哪棵植株上,亦难在茂密的枝叶中看见它,因此具有很大的或然性。这很像武士守国时,敌人或来或不来,或在此、或在彼出现的逻辑性。因此,须像逮蝈蝈那样,用耳听动静,用首观察,双手持戈以待。于是,馘、聝就成了蝈蝈的异体字,而转用于守国之义及姓名。有鉴于此,金文以或为国,并以口、或会意为国。据上,献聝于王,应释为献蝈于王。

    上训,以声源及衍声训声,国等七字均借声于蝈,其义均系蝈蝈的元初联转义;其形均契合蝈蝈及有关的物理特性。此三法并训之效,在1200余同音族,无一例外。上述汉字定音、构形、表意的系统规律,可以表述为:客观声源→借声转义→以义构形→以形释义四者相互联系、相互说明、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

声源同音训涵盖元初联转义,形意造字法涵盖元初发生定义。两者相结合,称之为同音——形意训。其理论体系简示如下:

                            声源—同音—形意训

                  主族                       副族

          声源字→衍声字→同音字   形属意种→形意合义→形意字

          客观声源→元初联转义     形旁配意部→元初发生定义

          形象化联义→典型化转义   本义→意部省形→意部的本形

          博物声源学→物理特性     古文字学→形意表征特性

                          形义合字三法

                   1、联而转义,仅借其声→同音另形字;

                   2、联而近义,借形兼声→同音同形字;

                   3、声同义近,必借其形→同音同形字。

    六、语言文字学的曲误

    四法并训和形声造字法相互致误,必然表现为语源学和文字学的相关性曲误。据同音借音律和形意造字法,可发现语言文字学的一些历史性的重大曲误。

    1、文者,蚊也——并非独体为文

    2000年,北京顺义民间学者祝振起出版了《文音解字》。他认为,音同义近,是汉字表音的基本规律。例如闻、文、蚊,闻义;耳、洱、饵、耳义,接、阶、街、接义。的确,许多同音字都表现为音同义近的规律。例外的是,在许多同音字,其义项却是千差万别。在这个领域,用抽取某种外在联系的含义,而舍却本义的方法训音训义,难免穿凿附会。然而,他的一个基本论点却发人深思:甲骨文  ,是耳朵闻音的象形字,文者,闻也。笔者随信“文者闻也”。然却另见  是蚊子的象形字:是针管状吸嘴和两只翅膀,是交叉状的蚊子腿;心是心脏,代表吸入的血液。试同音递训:

    文蚊wén  蚊子飞行声。远古没有防蚊措施,夜晚屋门里的蚊子很多:人看不见蚊子,却能闻到蚊子飞行的声音。远古造字,汉字的形状很像蚊子:那就叫文吧!物象都被文像化了:就叫文化吧!蚊子飞行时翅膀迅速扇动,给人以纹状的视感:水纹、木纹、指纹,以及纹身,都是纹。而稀薄雨云的彩纹,就叫雯。然而,“文”怎么就成了“字”的近义词呢?为探戈此千古之迷,历代学者都援引《说文序》的首段论述:

    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廷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而浸,多也。

    上述“初造书,契百工”,意为:为把初造的象形文字记录下来,召百工契刻于石上。“盖取诸夬夬”意为:都采用蚊子的形态,故称之为文。象形字,都是由线性笔画构成,其基本形态,都很像蚊子的几何形态。而今,甲骨文、金文给人类的感觉,也都像蚊子。蚊子的幼虫叫孑孓。远古蕨菜繁盛,古人抉之为食,抉(夬)之则断,断而又生,屡屡不绝,这很像蚊子幼虫在水中孽生不绝,因此又称蚊子为夬夬。夬的甲骨文  ,构形为突出了长脖子的人被戈割杀抉断。夬,今读怪,古人以为夬(孓)很怪。推测元初必有抉之音义。蚊子的腿明显弯折,就像节节被夬,后世:节→孑,夬→孓。所谓盖取诸夬夬,不仅是把象形字定义为文,还有让文像蚊子那样万世不绝的象征意。看来,“故谓之文”应是“盖取诸夬夬”的下半句。那样,才能引出下句“文者……”。于此可见,序中的两段论述是源自两种相传文化:前段比较接近历史,后段讹变为“依类象形谓之文”。《说文》训:文,错画也,像交文。看来许慎也弄不清“文”的形和义,从而留下和序论相矛盾的谜团。千年之后,黄遵宪据《说文序》揣测:独体为文,合体为字。后世袭其言,固其讹,乃至一直把文的甲骨文解释为:像纹身之形。文的甲骨文,列有四体     ;金文早作  ,晚作  ,春秋蔡侯盘作  。应是纹的初文。文、蚊、纹通假。占卜没有蚊、纹的内容,所以卜辞未现。文的金文,一个突出了“心”,一个突出了针嘴,此证明商周时代尚知文是蚊的象形字。而蔡侯盘作纹身形,属通假现象,不能代表春秋各国的主流方向。

    2、字者,渍也——并非合体为字

    甲骨文中未发现“字”,“字”首见于金文。《说文声训定声》释为:人生子曰字。金文  ,构形为宀下一黑色幼子。这是用黑色会意浑身沾满胎渍的新生儿。新生儿的口鼻被胎渍所阻塞,始动呼吸、叫闹时,发声渍、渍……其时浑身胎血,姿意叫闹,那手脚乱划的条条渍迹,就像在白布上写上了字。那字的形态,正是新生儿自己的形态。此时,也恰恰须要给新生儿起个名字。字者,渍也,亦自也。字和渍、自是孪生字。

    可能是在夏商时代,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妇女的身心日益娇弱化,新生儿的头颅日益增大。此二因素,使妇女的生育分娩日益艰难,乃至胎渍增多,影响新生儿的始动呼吸,才出现了胎渍染字于布的情形。古人从胎渍染字的现象得到启示,便创造出血乳文字。血乳文字,方便而迅速,书写量远远超过契刻文。这种革命性进展,使以往的乏字现象和用字的困难得以克服,从而导致形意字的增多。于此释然“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之意:所谓字啊,就是说,用孳乳浸染于布帛,从而使字的数量大增。

    远古杀牲时,血液泻流于地,发声写和泻。但那时并不知写为何意。而在胎渍染字的时代,古人便恍然大悟:血者,写也→血渍就是写字。而后世则发明了墨汁和楷笔。

    孳者,吱也。小老鼠叫声吱。老鼠繁殖力强,就叫孳生。古人类比生育为孳,称胎血为孳乳。由于孳乳以血象为主,从而引申为血乳字液的原始概念。

    总之,原始象形文字似蚊,故谓之文;孳乳染渍似字,故谓之字。

    3、形声造字法,乃汉代揣测

    班固和许慎都是东汉初期的人物。两人分别提出六书理论,共见形声相益谓之字,而先前时代却无此说,此证明形声造字法源自西汉诸多文人的揣测。

    今认为是秦统一文字而使后人发现了形声造字法。其实,秦统一文字,主要是统一字形,即统一字元的形态和复体字的格局,以达到文字同形的目的。其次李斯等根据金文、小篆中业已含有大量的合体字,已意识到汉字可以分门别类的名学属性,遂用统一形旁的办法对汉字分类,并依法造字。既然合体字的两个字元都是字,都有形和义,那就必然是形与形合形、意与意合义,而绝非是形旁与声符相合。其实会意字也是合体字。而以象形字和会意字为基础的合体字,实质是更高级别的会意字。

    造字四法,表现为统一的序律:象形字是指事字、会意字的字元→三者分别成为形意字的字元。这就像原子是分子的元质,小分子又成为大分子的元质那样统一而有序。然而:①、由于属类字元一形多字,极其规律,而种类字元一字一形,极其纷乱;②、在字无标音,读音靠师传的西汉时代,人们极其渴望知晓字音,形意兼声字和近音字仿佛就成了标声字;③、文献中近音通假的普遍现象,约定俗成为形声相益的观念。

    秦王朝通造形旁意部的形意字,不是首创,而是沿革金文、小篆中大量的形意合义字,逐渐达于普遍性,因此毫无声称此方法的必要,而汉代则曲误为形声相益谓之字。及至《说文》问世,“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就成了后世喜闻乐见的形声造字法。

    4、上古并非无去声

    段玉裁在《六书音均表》中指出:周秦和汉初只有平声、上声、入声三种声调,而没有去声,魏晋以后才形成四声齐备的格局。之前,顾炎武在《音学五书》中指出:古今语音不同。此二发现,推动了古音学的研究,然而也加重了四法并训的曲误。段氏倾注于谐声:一声可带万字,万字必同韵部。此论通和徐锴“形声相生,音义相转”之说,正扣《韵补》“古人用韵较宽,古韵通转”之论。加上钱大昕“古无轻唇音、舌上音” 之说,四法并训就成了既有历史文献依据,又有音韵逻辑的经典方法。

    诚然,文献通假和语音通假之相互贯通,是历史文献的真实反映。但这根本不能成为语音如此起源的根据。上古文献无去声,不等于上古社会无去声;古今语音不同,仅仅是某种文献所载的不同。刘奉光在《甲骨金石简帛》(吉林出版社,2002)中认为:“现代的音,上古也有,只是方言千差万别而已。上古时代某种方言成了官话,就留下一系列文字记载”。此论十分切中。历代官方的语言,都是植根于国都所在的方言。西周、西汉建都陕西,东周、东汉转至河南。而陕西方言把三声统读四声:陕(善)西;河南方言把二声统读四声:河(贺)南(nàn)。东晋及宋齐梁陈都于南京,南京方言,去声特重,乃至四声齐备。隋都西安,另僻东都洛阳,陆法言遂以洛阳音为主著《切韵》。北宋建都开封,据《切韵》衍为《广韵》。元建都北京,周德清据北方话推出《中原音韵》。朱元璋建都南京,又是安徽人,自然不喜欢《中原音韵》,诏著《洪武正韵》。明成祖迁都北京,《中原音韵》得以弘扬。同时也形成北主《中原》,南宗《洪武》的趣态。

    上述韵书和都城的统一性,即官方语言和方言的统一性。今之陕西、河南语无去声,与上古文献相一致,这就证明各地方言古今略同。《中原音韵》接近今音普通话,这就证明北京音系古今未变。北京音系古今未变,从而代表了中原语音之正,这就证明了元初语字音和普通话今音的统一性,从而汉语的准音性和同音借音律也得到了古音学的证明。

    七、汉字是最优秀的文字

    迄今为止,人们都认为汉字是表意而不表音的文字。见形不知音,闻音不知形,知形知音而不知义,历来被视为汉字的三大缺陷。汉字落后,汉字难学,成为汉字文化的历史症结。而同音借音律和形意造字法的发现,则将使汉语和汉字还其真目:她是最优秀的语言和文字。

    同音借音律,亦称同音借音序律,她如同元素周期律使杂乱无章的元素分族排序那样,揭示了同音字的主族关系和简明如画的借音顺序。例如:

     在雪地跑跳声爱→雪地真可爱→子女最可爱→父母爱子女:嗳!→女儿就叫令嫒→这种爱非常暧昧→植物艾盛则可爱→踩出的雪路狭隘→狭隘之处碍手礙脚。

    借音序:喜爱→嗳!→令嫒→暧昧→艾盛→狭隘→妨碍

    这种主族关系的同音借音序律,可使人们只用八句短语即可牢记七个同音字的音、形、义,可根本杜绝读别音、写别字的弊病。而形意造字法又告诉人们:亲爱则口呼之以嗳;女儿令嫒娇美可爱;可爱的日光最暧昧;草木交叉则艾;山隘虽狭,却益于穿过;碍是石头造成得。礙,疑是凝的省形。泥泞的道路被冻凝,就和石头一样妨礙出行。知此形意合义,则更加巩固了音形义的记忆和理解。科学的汉字理论,必然产生科学的识字、记字方法。

    从这种系统规律的意义上说,汉字是既表形,又表音,也表义的文字。汉字由象形→象征,必表其形;形意准合字义,必表其义;主族同音联义,必表其音。这无疑要归功于汉字象形、语言象声的自然统一性。基于这种自然统一性,声源字和衍声字的音,以及形旁意部属种合义的关系,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自然及社会人文的特有属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汉字是反映自然与社会的百科全书。

    同样,汉语也是最优秀的语言。她直接或间接地表达物声,生动而形象地表达物义,且一字一音,音节严谨,声调规正,组合灵活。这也归功于汉语和物声的自然统一性。

    相比之下,一向被世人拥戴为上乘之作的拼音文字,所表之音,并非物音,而是人造的音;音节和单词,既不表形,又不表义。这种脱离自然界的字母符号文字,远无汉字的优点。如果说欧洲拼音文字是因希腊文明导致科学的领先而抬高了身价,那么,其它落后民族的拼音文字,只能说是沾了这种科学荣誉的光辉。如果说,中国是因自然环境的特点而向人文科学特化发展,那么,最优秀的文字也就因自然科学落后的掩盖而暗淡无光。而同音借音序律和形意造字法的揭示,则将促使汉字还其大家闺秀的美名。

    八、汉语字音起源学说简介

汉语字音起源问题,是语言文字界的重大空白。笔者博览自然与社会,发现动植物等自然界物体发声,与汉语字音惊人地一致,因此是汉语音源的永久性化石——大自然本身造定的科学实验资料。如汉字象形那样,汉语字音是象声起源的。据唯物主义认识论,人脑经由耳朵印象客观声音,人类才能发出相应的声音。远古人类广涉自然,耳濡目染,闻其声而见其物,视其物而知其声,世代形成强烈的声像意识,乃至衍生出象声语音:鸡叫声鸡;鸭叫声鸭;狗叫声狗;羊叫声羊;敲龟盖声龟;敲贝壳声贝;下雨声雨;雨淋声淋……为全面揭开此科学奥秘,我们考察了广大的自然界和农村,得出的结果是:鸡能发出叽、即、挤、西、栖、公、胚、培、剖、配、母、翻、繁、友、幼等声音;狗能发出狗、够、犬、吠、犯、饭、乞、器、迄、汪、忘、突、走、臭、去、觑、默、我、戌等声音;猪能发出猪、口、家、豕、豚、吞、蠢、哼、拱、亥等声音;羊能发出羊、养、恙、详、南、咩等声音;水表现为江、河、湖、海、泉、溪、渊、潭、波、涛、浪、澜等百余种地理形态,从而相应地发出多种声音。

语音一经形成,所表征的事物就有了概念和定义。而要在既成概念中合理地引申出新概念,远古人类必然是用谐音法形象化联义—典型化转义:大象的脖项最粗;鳄鱼的上颚最大;猴子的喉咙(嗉囊)最粗;鹿走路最有节奏;鸟飞翔时,体态全非;猫经常拱腰猫腰;蛇经常吐舌头;乌龟死、活都是甲——假象;龟要归于水中;乌鸦的牙最大;鹅的额头最高;獾行最为欢快;燕子咽食最快;刺猬形似胃;蜗牛总是背着窝;贝壳背对背;苍蝇最爱盈门;蚯蚓钻栖于垅丘;螃蟹栖于河旁;青蛙居于水洼;鱼跃出水,形似弯月;逾越的鱼儿最愉快;蜜蜂密聚于巢……这种同音借音-联转之义,堪称元初联转义。

汉字约420个音节,1300种声,每种声都有若干同音字。有声字借音与衍声字,形成同音族:

wén  蚊子飞行声。人在夜间看不见蚊子,却能闻到蚊子飞行的声音。远古造字,汉字的形状很像蚊子;物象都被蚊象化了:就叫文化吧!蚊子飞行时翅膀迅速扇动,给人以纹状的视感:花纹、木纹、纹身。而云彩的纹,就叫雯。借音:蚊子→闻声→文化→纹状→雯云

bào  豹子吼叫声。豹子总是豹吼着把猎物狠狠地抱住。远古多豹,其凶猛迅敏,又能爬树,对人类威胁极大。人们一发现豹子就惊呼:豹!豹!以报知他人紧急躲避。借音:豹子→抱住→报告

xiǎnɡ  木料干裂时发声响。远古构木为巢,截木为器,夜晚猛然听见木料裂响,就会想:是哪在响?人一听见响,就会想:这是啥在响?但人们想得最多的,却是如何享受。借音:响声→想念→享受

zǎo  青蛙跳入水中声早。在河湖的岸边游玩,人还未走到跟前,那青蛙早就跳入水中洗澡去了。水藻就像长年在水中洗澡。跳蚤跳得可真快,你还没看准它,它早就跳跑了。那树上的枣儿,不等熟透,早就被人摘光了!借音:早就→洗澡→水藻→跳蚤→大枣

chà  树杈断裂声。河汊、衣衩、道岔,都似树杈。树杈断于一刹那:古庙突入眼帘,就叫古刹。古刹景严森威,令人惊诧。而更令人惊诧的,则是姹紫嫣红的美女。因踩断树杈而受伤,此人深感把事做差。借音:树杈→河汊→衣衩→岔道→刹那→惊诧→姹紫→太差

汉字为什么有多音字?当一物发出两种声音,且又属性相近的时候,就出现了多音字。例如:牛角斗时发声jiǎo和jué,牛是用角角斗。蜻蜓的幼虫在浅水边爬行发声六和陆,它是水生动物,六条腿,成虫却飞上陆地。又,庄稼生长时发声长,长则长;风吹衣裳发声长。其音源不同,而义同,遂共用一字。(冯宜全爱心科学斋

http://blog.sina.com.cn/botianda )

    参考文献

    1、刘兴隆著,《新编甲骨文字典》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

    2、赵诚编著,《甲骨文简明词典—卜辞》中华书局,1999年。

    3、许慎撰,徐铉校,《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98年。

    4、谢光辉主编,《汉语字源字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5、王文耀编著,《简明金文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

    6、徐振邦编著,《汉字正音字典》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

    7、祝振起著,《文音解字》群众出版社,2000年。

    8、牟作武著,《中国古文字的起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文字起源及象形文字、楔形文字、中国文字和字母文字之异同
摘要:本文讨论了象形文字的概念和人类文字雏形即文字画概念的根本区分,认为“象形文字”一词符合古文字命名法规律,象形文字、楔形文字和中国文字都是表意符和声符并用文字,塞姆语字母文字独立起源于两大文明之间,受两河流域文明影响较大,埃及文字的象形特征保持了三千年,它的象形字体和演化出的两种简化的、不太象形的手写字体一直并用。
王海利博士在<世界历史》2003年第5期发文批评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把古埃及文字译为或统称为“象形文字”一词“错矣”!其原因是“有的学者望文生义”以讹传讹”,建议我国学界的各类辞书把埃及古文字“象形文字”(英语单数hiero* glyph,复数hieroglyphs)译为或称为“圣书文字”,请史学界“对这一问题亦需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不要再以讹传讹,对古埃及文字的提法应进行修正” 作为中国史学界的一员,笔者对此概念不敢苟同, 特在几个方面提出一些不同见解。
一、象形文宇的概念和文字画 (文字雏形)概念的区分
我们首先要区别的两个概念是:一种符号一直保留象形特征具有真正语言表达功能的成熟文字可以称为“象形文字”,如埃及古文字和赫梯 “象形”古文字,而一种符号象形但还不具有完全的语言表达功能的符号集合只能被称为特殊图画(pictography, pictogram)唐兰认为后者尚不能称为“文字”,将其译为“文字画”,没有像王博士那样译为图画文字。古埃及文字的符号虽然古朴象形,但它的语法功能和词类齐全,是一种与中国方块文字和两河流域楔形文字同样成熟的人类文字,所以我国前辈将这一文字体系称为“象形文字”应当是恰当的。王博士把象形文字或图画文字(hieroglyphs)和文字画(pictography, picto- gram)的概念混淆了 :“故,象形者图画也。因此, 我们似乎有道理将象形文字与‘ pictogram ’对译。 ……显然,西方学者把‘hieroglyphic’与图画文字界定开来,不承认两者是等同的。因此,我们把 ‘ hieroglyphic ’对译为‘象形文字’或‘图画文字’ 都不妥当。”论及埃及象形文字的符号有表音作用,不是“图画文字”(=文字画)后,他批判我国学术界说我国学界则存在不少的误解,把象形文字和图画文字硬行区分开来。笔者曾就此问题请教过几位文字学研究者,他们声称两者不是一回事。但要他们讲出个子丑寅卯来,则含糊其辞,显得力不从心。”(第55页)可是,我国学术界并无人把古埃及及其他早期象形文字(hieroglyphs) 和没有变为成熟文字?脑纪蓟蛭淖只? (王误译为“图画文字”)混合起来。唐兰早就把两者区分开来:他把文字前的图符称为“文字画”,而把符号由图画演变来的真正的文字称为图画文字,如,把成熟的文字象形文字称为图画文字。唐兰说主张文字画的人,不知道象形字就是图画文字,从繁到简,从流动到比较固定,都是 —种历史的过程,不能划分的。”“把埃及古文字称为文字画,也是错的。因为文字画一个符号包括很多意义,也没有一定的读法,并不是可以分析做一个字跟一个字的,印第安土人是在这种阶段的。至于埃及文字,每个字都已可读,也应当是图画文字而不会是文字画了。是王博士自己把符号象形的成熟的文字系统和原始的、尚未发展到真正意义上的符号集合——图画符或广义的“文字”的概念混淆了。我们不应该把埃及的象形符号组成的成熟的文字和所有人类文字的原始雏形——文字图画混为一谈。在讨论各文明体系的造字方法时,我们常用象形字或象形符定义那些最基本的、被各文明文字发明者最早使用的那些文字符号。如果仅从狭义的造字方法出发, 人类的每一种古文字的基础都是象形符,也都可以称为象形文字。
(大英百科全书》中对“文字图画”的解释是: “ pictography ’(文字图画),广义上包括所有的人类以图画方法进行的表达和沟通,不论图画是用绘、涂、划还是刻成的。它包括纯美学表达的原始企图、带有沟通目的的绘画——也许可以定类为文字的维形以及利用图画做基本形式的充分的文字系统。狭义上,这一术语仅用于在岩石上的原始图画……本文讨论的是作为文字的原始雏形的、严格意义上的‘文字图画’。用图画作为符号的成熟的文字系统如埃及和赫梯文字经常被称为象形文字(hieroplyphic),在象形文字等词条中另?刑致邸?”“所有文字的基础是图画。在原始人中,一幅图画可以粗糙地满足识字人们用文字完成的要求。时间流逝,图画向两个方向发展:1.向绘画艺术方向:图画独立于语言之外,继续或多或少地忠实地复制着周围世界的东西;2.向着文字方向:在发展中,符号群可能仍然保持它们的图画特征,也可能不保持,但它们最终成为语言元素的象征符。”“文字的雏形可分为几个层次。在原始层次中,把物品和存在物用表示这些物品和存在的图画代表。第二层次——联想层次:依靠意思联想的方法包括可以表达与图画相联系的概念的符号。用原始方式,一个太阳图仅表示太阳,而用联想方式,太阳图有‘日子、光明的’等意义。第三个方式——语音化或以图画表示词或音素的原则,在所有的成熟文字当中,如苏美尔文、埃及文和中文,起着最重要的作用,但几乎没有在任何文字的雏形中证实过……文字图画在美洲的印地安人中被广泛地使用,印地安人在系统化和标准化方面达到了一个远远高出其它比较系统的水准。印地安人图画的一个奇怪的特性是在每个部落的系统中每个印第安人都非常精确地画同样的图。与此相反,在非洲尼格罗黑人的图画中,不同的本地风格可以很容易地识别出本 ??[2](Vol.l8,P1053-1055)
人类发明的所有的文字(不包括借用的文字)都有它们的创始阶段——原始创造或画象形字阶段。当我们的祖先发现图画符号可以代表语言概念时,他们开始了文字创造的第一阶段—— 象形符号阶段。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的源头是在乌鲁克、杰姆迭特那色和乌尔等地发现的两河流域古象形文字(公元前3100 -公元前2700),这些具有图画特征的古象形字的圆笔划在苏如帕克字体阶段(公元前2600)才被楔形状的直笔划代替,开始不太象形,以后逐渐简化和变形,最后发展为完全不象形的亚述体楔形文字,因此被称为楔形文字。埃及象形文字的源头是埃及的古象形文字阶段,古文字的图画形状在已经使用表音字符的成熟的埃及文字中一直没变,被称为圣书体,因此埃及文字被称为象形文字。中华文明文字也有古象形字阶段,其图画特点很明显地保留在早期的甲骨文字和金文字的形状中,在发展到小篆体时,开始不太象形了,但笔画保留了弯曲、优美的图画特征,到秦汉时,隶书体的中国文字具有了方块文字的特征,已完全不象形了。
“文字图画”的特点是所有符号都只能表示与图形相似的具体的动词和名词概念,都是语义符(ideographs)。语义符不能表示语言句子中的代词、介词、助词、连词、感叹词等虚词的语音和概念,也不能表示动词和名词在语言规则变化中必不可少的语音变化。爱斯基摩人和美洲印第安人都有过这种不成熟的“文字图画”(也许古代克里特的图画符号也是),但没有发展成真正的文字。虽然图画符的集合体不能完整、准确地表示人类语言的全部功能,然而它是所有的创始文字都必须经过的初级阶段。在部分字符得到了表音功能后,尽管符号形状仍然保留图画符的象形特点,人类的文字已经从初始的文字图画阶段进化到既能表意、又能表音从而能完全表达语言的成熟文字系统,如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中国的甲骨文、金文以及埃及的象形文字。为了提髙书写效率,各古文明的文字系统都有过简化文字符号的形状和笔划的漫长过程。在简化过程中,两河流域的象形字体由于在泥板上刻划行笔的特点,使笔划起点成三角形,变成了“楔形”文字,中华文字在契刻的甲骨文和铸模金文中还是象形字,演变到毛笔沾墨色书写的隶书时,丧失图画形状,被称为 “方块字”。只有埃及、赫梯、玛雅文字以及我国纳西族等少数文字的符号从始至终地保持了象形的特征,所以它们被国际学术界称为“象形文字”。我国学术界一直没有将表示不成熟文字的 “文字图画”概念和表示古文字符号特征的“象形 文字”概念相混淆,我国学术界的先人也没有用 “象形文字”一词表达埃及、两河流域、赫梯、中国等人类古文字创始阶段的图画文字,而是用“象形文字”一词准确地表达了成熟的古埃及文字的形状特点。
二、“象形文字"一词符合古文字 命名法的规律
当人们看见一种古文字而对其语言特性不甚了解时,只能根据其外部特征命名。由于文字符号的形状是一种文字最明显的特征,最先把一种古文字介绍给世界的学者总是自然而然地以文字的形状为其命名,这一命名随后被人们约定俗成地接受和使用了。如两河流域古文字的各种笔划基本上都有一个三角形的起笔,因而笔划呈现木楔的形状,英文称作“楔形”(cuneiform)。中国文字通用的楷体字都呈现方形,因而中国文字被称为“方块字”。埃及和赫梯古文字的符号因始终保持其图形特点,被中外学术界称为“象形文字”。西方的拼音文字的字符是abed……,英文称为alphabet,意为“a(元音字符)和b (辅音符)”,汉语称为“字母”(辅音和元音)。春秋战国时楚国、越国的文字符号带有鸟形或虫形装饰, 被称为“鸟书、鸟篆、虫书",大都用于兵器,鸟形和虫形的图案,往往错见。直到汉代的瓦当和印文中还常见。汉人不识战国时用漆写出的粗头细尾的古文符号,因其外形像蝌料,称为“科斗文”。可惜王博士不懂得学术界这种命名各种文字的一般规律,反而建议什么“圣书文字”。他说国外则不存在象形文字这一说法。”国外不用汉字,当然不用汉语的“象形文字”一词。但和中文同样, 埃及文字在英文的概念中就是“象形文字”。英文词hieroglyph的希腊语词源虽是王博士所说的 “神圣的刻画",但这个英文词的本意已经脱离了 “圣书文”的词源意义,被赋予了“象形字”之义, <牛津髙阶英汉双解辞典》对它的定义是一个物品的图形或象征符号,表示一个词、音节或声音,用于古代埃及的和其它的文字中。”西方学界借用希腊词hieroglyphs去定义符号为图形的各种古代文字和字符与中国学界用“象形文字”去定义同类文字同出一理,异曲同工。这一概念的译法体现了中国学者的智慧,并不是像王博士所贬低的我国学者望文生义,把它们称为古埃及象形文字。”(第54页)王博士非要根据这个希腊词的词源意义::圣书文字”去扭曲该词“象形文字” 的本意,必S会词不达义,造成读者对象形文字理解的困难或混乱。按这种标准,是否所有的象形文字(hieroglyphs):赫梯象形文字、马雅象形文字、克里特象形文字、中国早期象形字(金文、甲骨文)和其它象形文字也要改称为“圣书文书”,它们的象形字也要改称为“圣书字”?西方塞姆语字母文字的早期字母符号也是“人头(reS)、牛 (alfa)”等象形符号,但最后发展成为不象形的线肜符号,是否要把它们的早期符号也改称为“圣书符号”?他之所以要废止汉语中已广泛使用的术语“象形文字、象形符”,可能是不理解外语翻译的准则是“信、达、雅”,不是翻译研究单词的词源意义。
三、象形文字、楔形文字和中国文字的灵魂都是表意符和声符并用文字
王博士文中向读者传递了许多文字学错误概念。他说:“将hieroglyphic (!)对译为‘象形文字’,错矣!其原因总结如下:第一,hieroglyphic 中的绝大多数图形符号失去了象形(即“以形表意”)之功能,它虽然始终保持着图形面貌,但业 已失去图形本身所表示的意义,而转化为声符号, 即“以形表音”,成为最原始的“字母”……第三, 古埃及文字体系的灵魂是拼音,该文字借用图形符号表音,即“以形表音”,是一种界于表意文字与表音文字之间的文字类型。”
中国学术界早就知道:象形文字“最常使用的符号大约共700个,到罗马时期增长到5000多个”,“埃及象形文字属于表意文字体系,但象形文字的重要特点是既属于表意文字体系,又有声符号。而声符号原本也是表意符号。”W(K7)两河流域和埃及的表意兼表音古文字体系发展了一千多年后,以乌旮瑞特楔形字母文字、古波斯楔形文字、原始塞姆语字母文字、腓尼基文、希腊文和拉丁文等为代表的纯表音的字母文字才出现,他们仅有22 -40左右个符号,是不再保留任何表意符号的拼音文字。埃及的单辅音符号看起来好像是不包括元音的辅音字母符号,但实际上它是一种省略了元音的音节字,因为读者在阅读需要时,必须自己加上元音-e-,如:象形字“房子”写成pr (音节写法P(e)-(e) r),只能读为per。埃及象形文字常用的声符号有27个作为单辅音音节(表示24个辅音和半元音)的字符,约80个表示一个或两个辅音的音节符和约50个表示三个辅音读音的符号。埃及文字可以用这100多个声符号拼写与符号本身意义无关的单词,但它多达5000个的符号都是不能用于拼写单词、只能以字形表示单词意义而被賦予了固定发音的表意符号(语义符)。王博士给我们指出的“绝大多数符号失去了图形本身的意义,转化为声符号”是那些符号? 难道100多个符号是5000多个埃及文字符号的绝大多数吗?即便是声符号,绝大多数并没失去表意功能。在27个最基本的单辅音(音节)符号中,大多数(约有18个符号)仍然保留了表意作用,如手形辅音符号d可以作为表意符 d(w)(动词不定式)意为“给、放、打”和名词 “手”读为…eret;水池符号一方面作辅音sh(e), 同时也可以是表意符shai“水池”;面包符号读作t ,也可以用作单词t(e)意为“面包”;g可以读作 nst意为“容器座架”;h符号可以表示“院子"等等。其他音节符号也是如此:三道波纹可以读为一强一弱辅音音节m0,也可以读作塞姆语义符水”。所有的埃及语词典和词汇表都给出 700个常用的语义符(字)和与拼写单词固定搭配的定义符(偏旁部首)?,分为25个大范畴:143 个不同的男人形象的符号表示与人有关的语义概念、19个像女人的语义和定义符、75个表示男女神的符号、112个表示与人体有关的语义符、68个和动物有关、65个是动物的身体部分、96个和鸟类有联系、18个鸟类的身体部分、40个蛇和两栖类动物、18个与鱼有关的符号、14个表示昆虫的符号、110个植物符号、86个和天、地以及自然界概念有关的符号、98个和建筑概念有关的符号、22个代表船的符号、62个和家具有联系、31个有关祭祀用品、91个由衣冠服饰引出的概念、47个武和军用品、63个由工具引起的概念、47个和编织有关的语义符、71种容器和量具、16个关于贡品和糕点的符号、13个与文字有关的符号以及 20个其他符号。可以说古埃及象形文字的语义 符(字)不比汉字少多少!
我们都知道埃及文中大量使用表意的单词定义符(部首),王博士自己也承认象形文字的单词 用音符拼写时仍然需要和表意的定义符(部首, 他称为“限定符号”)配合使用:“所谓限定符号就 是在一个词的词尾加上一个纯表意的图形符号。其本身不发音,旨在表示该词的范畴或类别所属, 引导读者正确地把握词意。”(第55页)我们可以看出埃及文字中用音符和意符搭配构成单词的方法和汉字中的“左形右声”的构字法异曲同工:定义符相当于一个位于汉字左面或其他部位的用以限定字意范畴的偏旁部首。
王博士认为,“从内在机理层面上比较一下 hieroglyphic与中国古代的象形文字,前者以形表音,整个文字体系的灵魂是拼音,后者则以形表意,字如其物,两者相去甚远,即‘神离’。”从这段话中,我们发现王博士除了对表音和表意并重的埃及文字了解肤浅外,他对祖国表音和表意共重的汉字的理解之粗植也令人惊讶。他不知道中文中,带声符的形声字占80%以上,还有许多“口” 偏旁和无形旁的纯表音字,如象声字“哗哗、扑哧”、同音字取代本字的通假字,以及特殊的表音字“甲乙丙丁、子丑寅卯"等等。另外,所有的代词、介词和助词都是表音字,如“余、我、吾、尔、其、它、他、子、汝、你、朕、为、于、把、将、会、了、吗、吧、之、乎、者、也”。中国学界前辈早就对中国字的表音用法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唐兰将中国文字定义为象形、象意、形声(注音)文字,说指摘中国文字的人,同时也往往指摘中国语言,像单音节、没有语尾、没有形式变化等,认为是低级的语言,可是现在的语言学家大都已不这样想了。中国文字变为注音文字,而不变为拼音文字,显然和她的语言有关。一个字既然是一个音节,有一千多个声音符号(其中大部分就是意义符号),就可以把这个民族的语言通通写出来,又何须另外一套拼音的方式呢? ”[1K"_9>
1934年,朱起凤编撰出版了300万字的中国古文献中的表音字词典{辞通》。胡适在该书序中总结到:朱氏认为假借有四例八用……假借的八用是:1.同声通写:如气作氣,谊用義、率为帅。 2?托名标帜:如“戊葵”。3?单辞形况:如“率尔” “播然”。4.重言行况:如“朱朱”“关关”。5.叠韵:如“窈窕”Uo)“蒙戎"(e/ong)。6.双声连语: 如“次且"“丛脞”。7.助语之词:如“能、为、於、焉”。8?发声之词:如“乃、若”。右四例之中,叠韵、双声、合音都自然倾向于造成“连语”。八用之中,第七第八(助语与发声之词)都是有声无字其假借之字,也都是“托名标帜”,故此两类实同于第二,而“托名标帜”其实又只是“同声通写”,故此四类单字的假借其实只是一大类而已。其余四种用法都是“连语”。在方法上,朱骏声用假借 (“依声托字”为假借)的原则来解释连语为字典学上的一大进步。钱玄同的序中说道:“中国文字,在造字时虽用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之法,而在用字时,则全不管字中所表示的形与义,但把它看作标音的符号而已。凡同音的字,都可以作为某音的音符,凡读此音的,随便写这些同音字中的 94 哪一个都可以。”“但读古书者又当知道辞形歧异实在是中国文字上的弊病。你想,造字时既以形义为主,而用字时偏又抛却形义,专以音为主,凡同音之字皆可通用;既然以音为主,又不专制音标,分析音素,写成拼音文字,而把许多形义皆异而音同的字都认为此音的音符,以至一义一辞可以写成许多不同的字:这不是弊病吗? ”“古今字之变迁,有先造专字而后写同音假借字者,有先用假借字而后造专字者,更有先用假借字,后造专字,最后又写同音假借字者。”[5]
由于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文明产生于各种语言互相交融的近东地区,埃及和苏美尔人必须用表意符的读音表示他们不理解的外族名字和词汇,这些拼写外国语言的表意符自然而然地演化成文字的声符。例如,苏美尔人必须用表意的楔形字符去书写与他们混居的阿卡德人和奴隶的名字以及阿卡德词汇;于是,一些固定指示阿卡德语音的原本为意符的字就获得了固定的声音值(假借功能),成为阿卡德语中的音节符或声符:ka “口”(意符)> ka(音节声符)。苏美尔楔形文字中的“定义符”和汉字中的形符(偏旁部首)功能一样,多数放在声符的左面(前面),少数放在声符的右边(后面)。惟一不同的是,古汉语词汇多是单音节,一个汉字只需要一个声符,因此可以和意符合体成为一个方块字,而苏美尔语中多音节的词汇有一些,阿卡德语的词汇几乎都是多音节,一个词需要两个以上的声符,无法成为合体的方块字,如:苏美尔词giS + gu-za(座椅)中的giS (木)为左形,gu-za = guza为右声,和中文木+奇 =椅一样同出于形声造字原理ZldignV底格里 斯河)的水(左形)+Idigna(右声),和水+工 =江同理;uzmulen = uz(左声)+ muSen“鸟”(右 形),和甲+鸟=鸭的造字法一样。
阿卡德语楔形文字虽然把一批表意符变成较为固定的音节符,并用它们拼写语言,但是文字中仍然大量使用苏美尔意符和限定阿卡德词义范畴的苏美尔偏旁部首,成为既用音节符拼写语音,又用语义符指示语义的混用文字,有些像日文的假名中夹杂汉字。但日文有专门的、不表意的声符号(假名),而阿卡德语没有发明单纯表音的符号,被当作音节使用的苏美尔字符有时还用来作词符,表示与它们的本来意义对应的阿卡德单词。
汉字有三个原因没有产生如两河流域和埃及文字中比较固定、规范地使用、数量有限的音节符:一是中华文明没有和另一个髙度发达的古代文明相交融,在本土内没有一个强大的外语民族借用汉字符去表达他们自己的语言,因而汉语在中国保留了古代表意文字的纯洁性。当日本人借用汉字后,我们发现如同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发展出音节符一样,中国文字在日本也发展出统一的、规范的音节符:平假名和片假名,它们比古代的音节符更规范而且和意符完全区别开来了。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是记录多数词都是三个音节或更多音节,而且语法功能复杂的塞姆语-含语言的文字,而汉文字记录的汉语, 其特点是大多数词都是单音节词,被称为“连语” 的双音节词是少数,三音节以上的词几乎没有,而且语法功能极其简单。因此,汉字似乎没有必要发明一些专用音节符去拼写多音节词。当然,最后一个原因可能和中国文明发展的相对封闭性有关。中国地理的自然封闭造成了中华文明脱离地中海的楔形文明、象形文明和古典文明而独立发展的历史现象,因而也造就了中华民族的保守和自大的民族特性——简单化和改革祖宗发明的神圣文字的大胆改革似乎不可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发生。和象形文字、楔形文字逐渐减少常用字符数量、发明音节符拼写词汇、由复杂难学向简单化的发展趋势完全相反,汉字的发展方向是大量地创造和使用字符并保持文字的复杂性:埃及文字和两河流域文字的常用字符约600-700个,而汉字的常用符号多达4000个。当一个音节用许多不同的汉字表示而又不被保守的、特权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太复杂而必需进行减少同音字符的改革时,统一的、简单的、数量少的音节符号当然就不会在中国出现了。然而,和埃及单词文字用表音字符和定义符(=偏旁)写成单词的基本原理一样,中文的双音节的连语词也是由两个声符加偏旁表意符共同组成,如“邋遢”中,“足”是表意符,其余是声符。但是中文的声符并不固定,林语堂在(辞通》序中举出wei-yi —词可有多种音符表示:逢逸(虫+委-虫+也)、威夷、逵夷、逶蛇、委蛇、委移、委它、委陀、委佗、逶迂、威纡、逶迟等共 74种。虽然写法多样,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的主要两个音节符是“委”和“也/它”:如,“逶迤”是用委-也(它)作为wei-yi的音节符,每个音符都加“足”定义符(两个音符均有偏旁,但埃及多音节词中只加1个定义符),表示道路“弯弯曲曲” 而委-也/它(wei-yi)加“虫”定义符表示虫行 “弯弯曲曲”。但wei-yi的多种写法中,也有不加定义符的“委它、威夷、委移、威纡”和只加一个定义符的“委蛇、委佗、委陀”。
综上所述,虽然埃及和两河流域文字在声符的减少、统一和规范化等方面的确比汉字向前多迈出了一步,为字母文字的出现提供了基础,但是它们和后期发展出的仅有30-40左右个符号的纯表音的腓尼基等字母文字相差较远。同是人类历史上创始文字的埃及文字、两河流域文字和中国文字的灵魂都是意符和声符同行共用,都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表意文字体系。一个明确的概念是表意文字体系也使用声符,世界上不存在没有声符的成熟文字。日文和象形文字及楔形文字的符号体系非常相近,有非常规范、数量有限的音节符号,但由于大量使用汉字作表意符,也属于表意文字体系;现代朝鲜文字由于完全废除了作表意符的汉字,变成了拼音文字。王博士不知道所有的表意文字体系都大量地使用声符,不知道拼音文字体系和表意文字体系的差别不在于有没有声符,而在于拼音文字体系完全地放弃了任何表意符号,他错误地定义埃及文字说古埃及文字体系的灵魂是拼音,……是一种界于表意文字与表音文字之间的文字类型,是世界拼音文字的滥觞。”
唐兰精辟地认为表意的两河流域和埃及古文字可以发展出纯表音的字母文字,而同为表意文字的中国古文字不可能向符号极少的字母文字发展的原因是语言特点的不同腓尼基人的创造字母,显然也是借用别的民族(有人说是埃及)的文字来适应他们自己的语言。据说他们善于经营商业,所以能归纳出这样一个简单的系统。因为埃及人和属于闪族的腓尼基人的语言,都是辅音占优势,元音有些不定,并且好像粘属于辅音,所以他们的文字,往往只把辅音写出来。他们的语言,既是多音节的,又是复辅音的。复辅音的字, 最容易分析,醤如英语的Script显然可以分成五个单位,假如把元音疏忽了,那就是五个字母。所以这种归纳出来的字母,本来就没有元音,到希腊人再借用这个系统来写她的语言时,把用不着的辅音字,改为元音字母,才成为包含元音辅音的一套字母。中国人对语音的感觉,是元音占优势,辅音比较疏忽,和含、闪语系正相反。一个中国字的声音,由中国人的说法,是声和韵的结合,声是辅音,可是有时带着介音,韵是元音后面带一个韵尾辅音。中国语的韵尾辅音,大体很微弱,只是一种声势,所以逐渐在消失。(有些字没有韵尾,但据学者们的推测,也是原来有尾而后来消失的。)声、韵虽然并列,韵的部分总占优势。我们可以看见:1.形声系统里,韵母大体相同,而声母不大固定(如‘同’从‘凡’声,‘唐’从‘庚’声,‘樹’字在金文可读做‘鑾’,也可读做‘蠻’之类);2.许多声母也常会消失到只剩元音,和韵尾辅音一样。中国文字既然一个字代表一个音节,而这种音节以元音为中心,辅音粘附在元音的前后,似乎是不可分的,那就无怪远在3世纪时最大发明的梵语,只能分析声、韵,而没有清晰的字母了。中国文字没有发展为拼音的,而只是注音的,在学习时虽然不如拼音的方便,但是它能代表古今南北无数的语言,这是拼音文字所做不到的。中国文字不仅是由古代图画文字变成近代文字的惟一的、仅存的重要材料,也是在拼音文字外另一种有价值的文字,是研究文字学的人所应当特别注意的。现在,各种文字,几乎都有专家在做研究,还没有人作综合比较的工作,但我相信将来总可以发展成为文字学,一门新兴的科学。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国文字学,在这种研究中是应该占最重要地位
我国亚述学者拱玉书在他1994年的德文专著中把苏美尔楔形文字和中国古文字共有的象形、象意和形声的构字方法第一次进行了比较研究,获得了人类原创诸古文字具有共同的造字方法的重要成果。如唐兰地下有知,也会欣慰。
四、塞姆语字母文字的独立起源
王博士大胆地说:“(埃及文字)是世界拼音文字的滥觞。……是人类文字从表意向表音迈进的‘敲门砖’。”然而,目前世界学术界公认埃及文字并不是拼音文字的开始,拼音文字开始于古迦南塞姆语字母文字。
迦南字母文字是否是独立起源,学术界一直有争论,并没达到共识。1916-1917年,埃及学家伽丁那尔和塞成企图证明埃及文字即使不是字母文字的源头,也是它的模板。[6](1>171_n5)然而,90多年过去了,这一观点始终是个假设。许多学者, 尤其是亚述学者认为字母文字是独立起源,受到两河流域巴比伦和亚述塞姆语楔形文字的影响很大,也受到埃及文字的影响。主要根据是最早的字母文字如乌旮瑞特楔形字母文字(公元前1400-公元前1360)、原始塞姆文字、腓尼基文字、阿拉美亚文字都是塞姆语系文字,这些地方的文明都是在两河流域文明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字母文字产生之前的公元前15 -公元前14世纪上半叶,两河流域的塞姆语楔形文字是近东世界的通用语文字:埃及王廷和腓尼基-巴勒斯坦等地的各小国、亚洲的强国、叙利亚的米坦尼、小亚细亚的赫梯、两河流域的巴比伦、亚述的国际书信来往中所使用的文字是塞姆语的楔形语文(如著名的 “阿马尔那书信”),而不是埃及象形语文或其它的语文。虽然字母文字是由使用楔形文字的西方塞姆人发明的,两河流域楔形文字是字母文字出现的基础。埃及象形文字符号难写并且非洲的埃及语言与亚洲的塞姆语有一定距离,因而不太可能被字母文字的创造者西方塞姆人所采用。我们上文谈到过,埃及文字和两河流域文字同样没有把元音和辅音分开,同属表意符加音节符的表意文字。字母文字是处于两大文明之间的西方塞姆人(西奈半岛、巴勒斯坦、腓尼基)独立发明的。大约在公元前17 -公元前14世纪,当楔形文字正广泛地被西塞姆人使用时,一些城邦中的塞姆人开始试图创造新的简易文字代替复杂的楔形文字。毕布勒斯(BybloS = Gebal)出土了一种被命名为“伪象形文字”的奇特文字的石板和青铜板铭文,它拥有70个左右字符,有些字符像埃及的象形符号,有些字符和后来的字母文字一样是线形的。这种文字很快被西方塞姆人放弃了,所以铭文仅有十多件,目前无法破译,它可能是一种音节文字。另外,在摩布地区的巴鲁阿(Balu-ah)某部和约旦的戴尔-阿拉(Deir Alla)也发现了无法破译的文字,后者可能与古塞浦路斯音节文字有关。最早的西方塞姆语字母文字大约草创于公元 前17 -公元前16世纪的巴勒斯坦,在示剑 (Shechem)、吉载尔(Gezer)和拉奇什(Lachish)等地发现了符号为象形符号的塞姆语字母符号:如 “头”代表r,“手”表示k,随后,古巴勒斯坦文字符号逐渐变为线形符号,在一些地区使用到公元 前12世纪。在西奈半岛也发现了定期为公元前 15世纪的象形符号的早期塞姆语字母文字,这些称为“原始西奈文字”的符号的形状可能受了埃及象形符号的影响。由于西方塞姆人被称为“迦南人”,古巴勒斯坦铭文和原始西奈铭文被统称 “原始迦南文献”,由于材料较少,这些原始迦南铭文的释读带有一定的猜测性。原始迦南文字在南方塞姆语地区的发展形成了原始阿拉伯字母符号(公元前13 -公元前12世纪)和南方阿拉伯字每立字(在公元前8 -公元前7世纪期间)。在公元前14-公元前13世纪,巴勒斯坦北方的腓尼基城邦乌旮瑞特城中的塞姆人在楔形文字的影响下发明了第一个系统使用的字母文字——楔形字母文字。共30个符号的楔形字母文字也在其他巴勒斯坦城市(Beth Shemesh, Ta-anach, Nahal Tavor)中被发现,但用于晚一点的公元前13-公元前12世纪,被称为“巴勒斯坦楔形字母文献”: 它和乌旮瑞特文献统称为“迦南楔形文献”。楔形符号的书写材料主要是粘土泥板,书写方法是刻划。由于西方塞姆语地区并不出产髙质量的粘土,楔形字母注定要让步给使用墨水写在平滑介质上的线形字母。第一个广泛使用、脱离了原始迦南象形符的线形塞姆语字母文字产生于约公元前11世纪中期的腓尼基地区;只有22个字母的腓尼基文字不仅在本地区使用,还流行于基里基亚、两河流域、巴勒斯坦、埃及、北非、塞浦路斯、克里特、马耳它、西西里、萨丁尼亚等地中海大岛以及南欧的希腊、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希腊人可能是在公元前10-公元前9世纪开始借用和改造塞姆语字母文字的,由于早期希腊字母的形状没有像公元前8世纪的塞姆字母那样弯曲,它们可能是借用了公元前12-公元前11世纪的晚期原始迦南碑刻文的曲线较少的符号形状。腓尼基文字后来又发展出多种具有本地特征的塞姆字母语文:阿拉美亚、犹太语文等。
以腓尼基和希腊字母的字母A、B和D的起源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字母符号的发音是塞姆语发音,而与埃及象形文字符号的音值毫无关联:楔形文字的“牛”字保留了正面牛头的形象(埃及文中的牛为全牛形象),读为alap,“房子”读为 bith, “门”读为dalat;腓尼基和希腊字母的A也是正面牛头,A、B、D字母分别读为aleph/alpha、 beth/beta^daleth/delta,完全来自塞姆语的发音。
综上所述,只有30个符号的乌旮瑞特楔形字母和22个符号的腓尼基线形字母等西方塞姆语拼音文字是在西方塞姆人地区独立发展起来的。字母文字之所以产生于西方塞姆语地区的原因是和两河流域和埃及文明两大文明在这一地区的传播以及以多音节构成词汇的塞姆语言特点分不开的。
五、埃及文宇的象形特征保持了三千年:碑铭象形书体和两种简化书体并用
王博士在列举“将hieroglyphic对译为‘象形文字’,错矣”的原因之二时说第二,hieroglyph?ic 在向祭司体、世俗体的转变过程中,符号的外形发生了较大的改观,使得古埃及文字失去了象形之特征。”(第56页)这里,他犯了一个以点带面的常识性错误!虽然象形文字写在莎草纸的两种字体不同程度地失去了它的一些象形特征,但用在官方的铭文中的象形文字作为埃及国家的正式的文体,其符号始终保持它原有的象形特征,一直作为庄重的埃及碑铭体字使用。最早的象形铭文出现在公元前3100年到公元前2900年的第一王朝,最晚的铭文发现在腓莱,定期为公元394年^ 和所有的古文字一样,象形文字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发生了字体演化,产生了新的字体。由于象形字符的书写速度太慢,写在莎草纸上的字符首先简化成为祭司体符号(hieratic),后又简化成世俗体符号(demotic)。王博士介绍古埃及字体的叙述(第52 -53页)几乎一字不差地雷同于刘文鹏《古代埃及史》一书中的第28页(但没有给出处):“由于象形文字(hieroglyphic)形体复杂,书写速度缓慢,所以那些经常使用该文字的僧侣们便在其使用过程中,将其外形简化,采用圆笔的形式,创造出了一种行书体,通常称之为‘祭司体’ (刘:僧侣体)。最早的祭司体(僧侣体)文字出现于古王国时期。那时,祭司文字与象形文字差别不大,在中王国和新王国时期两者差异越来越大。大约从新王国时代后期开始,到公元前700年左右(第二十五王朝),祭司体(僧侣体)又演变出一种新的书写体——‘世俗体’。它是由祭司体(僧侣体)快速书写而形成的一种草书体。”
王博士在文中第53页承认hieroglyphic并没有因祭司体和世俗体的出现而废弃,使用时间最为久远,几乎贯穿了古埃及的整个历史,因此,hieroglyphic成了古埃及文字的代名词。并没有因祭司体和世俗体出现而废弃,但其使用范围却越来越局限于纪念碑及雕像之上……”但在 56页他又否定自己前面的结论:“第二,hiero?glyphic 在向祭司体、世俗体的转变过程中,符号的外形发生了较大的改观,使得古埃及文字失去 了象形之特征。”
结论
希望王博士能认识到自己文中的概念混淆、逻辑混乱和论点自相矛盾,并且相信中国学界长期以来达成一致的结论:象形文字的使用贯穿了古埃及的整个历史,它的正规字体始终保持了象形的特征,“象形文字”是古埃及文字的代名词和对其最恰当的中文称呼。
我们认为虽然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使用了一套较为固定的音节符号来拼写词汇,但是这两种古老文字都仍然使用大量的意符和形声符。因此从文字的基本特性看,它们和中国文字同属于即用意符又用声符的人类原创表意体系的古文字。(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 所吴宇虹)
注释:
①参考布吉(E.A.W.Budge)的(埃及象形文字词典> ((An Egyption Hienglyphic Dictionary)),伦敦 1920 年版。我给的符号数量包括异体字符,从而比正体字的数量大一点。
②关于塞姆语字母独立起源的详细论证,见那维(』? Naveh)(字母早期史>(),莱登1982年版。
参考文献:
[1]唐兰.中国文字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大英百科全书[Z].芝加哥: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1966.
[3]刘文鹏.古代埃及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4]拽沃?塞姆文字[M].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76.
[5]朱起凤.辞通[M]?上海:开明书店,1934.
[6]哈里斯.埃及的遗产[M].田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中国文字起源试探

摘要:汉字中,甲骨文并非中国文字之开端。偃师二里头遗址中的陶文,是夏代文宇,其中许多可以与甲骨文、金文相对应。二里头文化陶文结构复杂、简繁并存,故还不是最早的中国文字。距今约6300年一42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一些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已脱离了原始图画的范畴,具备了文字的性质和特征,这才是汉字?脑赐贰?
一、缘起
文字的产生与人类文明的起源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字的产生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而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又必须以文字的产生和运用作为必要的前提和条件。综观世界 文明古国,无一不是如此。古代埃及由于有了象形文字,创造了灿烂的尼罗河文明;古代西亚两河流域由于有了文字,创造了苏美尔文明和巴比伦文明;古代的爱琴海和克里特,由于有了文字,创造了米诺斯文明和迈锡尼文明,为以后的古希腊文明奠定了基础;古代印度由于有了文字,创造了古印度文明。文字是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的智慧结晶,它为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世界五大文明古国中,都无一例外地产生和使用过象形文字。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五大文明古国的象形文字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产生于公元前3500年,一直沿用到公元2世纪,但其后随着古埃及的消亡而消亡了;西亚两河流域的象形文字,产生于乌鲁克末期,至苏美尔早期王朝时期,逐渐发展成为楔形文字。楔形文字后来也消失了;克里特和爱琴海之米诺斯文字,最初也是象形文字,约产生于旧王宫时期中、后期,以后逐渐发展成为线形文字A和线形文字B,至公元前1000年,随着迈锡尼文明的衰亡而停止使用;古印度河流域,在哈拉伯文化时期,也产生过象形文字,后来随着哈拉伯文化的结束而绝迹。因此,在世界五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国的象形文字,像中国的历史一样,从古至今,奔流不息,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它是中华文化不泯的灵魂,它为华夏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今天研究它,研究这一世界上唯 —保存下来并得到发展的象形文字,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按理,它应当具有相应的文字发展史。但是,目前大家所知道最早的文字,是商代后期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其中最早者距今约3300余年,离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尚有较长的距离。甲骨文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它不仅有单纯的象形;而且还具备了会意、形声等多种造字方法。把甲骨文看成中国文字之开端,显然是不合适的。这就好比将开始长出胡子的青年视为婴孩,同样有悖于情理。可以肯定,在殷墟甲骨文之先,汉字已经走过了一段很长的历史发展道路。因此,中国文字(汉字)究竟产生于何时,就成为我们今天必须研究和探讨的重要课题,也是考古工作者和古文字工作者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二、二里头文化陶文是早期中国文字
夏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朝代,据史载推算,约自公元前21世纪至前16世纪,距今约4000余年。根据商代已经有相当成熟的文字进行推断,夏代有文字当无问题。但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夏代是否有文字,仍是一团迷雾。原因很简单,考古学界和古文字学界,没有拿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个问题。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著名的夏文化遗址。从1959年开始发掘到现在,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工作,巳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积累了丰富的资料。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是夏代后期都城所在。因此,夏代究竟有没有文字,二里头遗址的发掘材料,就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
二里头遗址自发掘以来,考古工作者就在陶器上发现不少的刻划符号。1965年,方酉生先生 在发掘简报中作如下记述刻划记号共发现有 24种,皆属晚期,其中绝大多数皆刻在大口尊的内口沿上、形状有I、II、丨丨丨、同等。这些记号的用意,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或许是一种原始文字,值得我们进一步地加以探讨。”[1]199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大型发掘报告—— 《偃师二里头》正式出版。报告中公布了自 1959—1978年全部的发掘资料,自然也包括了陶, 器上的刻划符号。在公布的刻划符号中,原初方 酉生先生提到的24种刻划符号,除极个别未见到 外,其余均以原拓形式发表,并云发现的刻划符号,主要出自大口尊的口沿内侧和其他器内的口部,?写窒卟煌氖摺⑹中巍⒔徊嫘巍⒋匦巍⑹?枝形等,有的近似象形文字。”[2]报告的整理者,完整而科学地公布这些材料,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些刻划符号奠定了基础。
去年秋,笔者受中国先秦史学会、洛阳市文物队之邀,去古都洛阳参加古文字起源学术讨.论会。因时间匆促,只准备了一个提纲。会完之后,又忙于整理花园庄东地甲骨,一直没有动笔。近期稍有空隙,决定将此文完成,以不负朋友之托。出于需要,我便首先翻阅《偃师二里头》发掘报告。结果十分惊奇地发现:这此所谓的“刻划符号”,基本上都是夏代文字。这些文字分两部分?.一部分如 I、|丨、丨丨丨、x等,应是古代的数码;而另一部分,如牛、个、口、0等,则属于文字。上述陶文,都与后来的甲骨、金文有极为密切的渊源关系。笔者将这些陶文逐一分析考释后发现,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均可与后来的甲骨文、金文相对应,只有个别的是属于已经“死亡”的文字,但其意思十分清楚,可以意译。这13种陶文应释为何字,笔者巳有专文论述,此不重复[3]。
上述13种陶文,均出自二里头文化三期和四期。经碳14测定,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的年代为公元前1900年至前1500年。这个年代包括了夏年代中的绝大部分时间,其下限与商之年代相衔接。由于陶文是出自二里头文化三期和四期、故可以认为,这些陶文应是夏代后期的文字。过去不少学者推断?.夏代应该有文字,但是拿不出证据。如今,由于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而使夏代是否存在文字之迷雾得以廓清。这是考古工作的重大贝献是否定的。其理由有二:1. 二里头陶文虽比甲骨文更为原始,但字之构成仍然复杂,不仅有独体的象形字,如“矢”、“IT’、“行”、“井”、“来”等;而且有复合的会意字,如“盟”、街(道VS:”等,复合会意字之产生要晚于独体的象形字;2. 二里头陶文中,有的字繁简并存,如“矢”既作“牛”,又作“个” 如“井”既作□,又作0。文字产生之初,多形象逼真,笔划往往较多,后来快捷方便,才开始简化。根据以上两点,二里头陶文显然不是中国最早的文字,更不是汉字的源头。在二里头陶文之先,中国文字(汉字)肯定已经走过了一段路。汉字的源头究竟在哪里?我们应当在比二里头文化更早的历史文化中去寻找。
三、中国文字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
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一些陶器上往往刻 有某种符号,先民在这些符号中,寄予某种特定的含义。例如,山东大汶口文化莒县凌阳河遗址所出的灰陶缸上,就刻有符号(见图1、2)。这两个符号所刻陶器部位固定,延续使用时间长,使用这种符号的地域也很广泛;北起山东诸城前寨、莒县大朱家村,南至安徽尉迟寺、南京北阴阳营。在南北相距千余里的范围内,都发现了这种符号。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关于这类符号的性质,学者中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是文字;有的认为不是文字,只能是“记事符号”。我个人认为,这类符号已经脱离了原始图画的范畴,具备了文字的雏形,可以称为原始文字。根据字的结构,第一字可以隶释为“S”,第二字可隶释为“炅' 不以看出,它们同后来的甲骨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江浙一带的良诸文化中,其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则更具有“文字特征”:它不是单个的符号,而是由多个符号组成一组,表示一段完整的意思。例如,江苏澄湖一件鱼篓形罐上,就刻有连续的四个符号(图3),其中第二个符号,很像甲骨文中的“虎”字。再如1936年淅江余杭县良渚镇所出一件觚的口沿,其上刻有连续的八个符号(图4)。以上两组符号,各自表示一段完整的意思。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还不能准确地释出。某些学者曾进行考释,但多属猜测,当不可信。但这两组符号均属文字是没有问题的。从形体分析,良渚镇所出的文字,很可能是后来吴越一带所出“鸟书”的祖形。这两组符号都是目前确知的中国最早的文字。
经碳14测定并经树轮校正,大汶口文化的年代约在公元前4300年一前2500年;良诸文化的年代约在公元前3300年一前2200年。它们的年代范围大致接近。并且,这两种文化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也大致相同:均处于氏族社会末期,原始公社制已走向解体,私有制逐渐形成,父权制开始确立。由此可知,这两种文化的先民,已经迈向了 “文明”的门槛。他们发明了“文字”是很自然的。根据史载推断,夏之年代约当于公元前21世纪至前16世纪,故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年代明显早于夏代,距今约6300年至4200年,相当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如此,中华民族有五千年以上的文明史,则不仅仅是一种传说,而且有实实在在的文字根据了。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文字产生之时间,大致与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同步。我们的祖先,以其无穷的智慧和丰富的想象创造了汉字,并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使其成为当今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文字。汉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汉字也是中华民族凝聚的象征。我们今天一定好好学习它,研究它,使其发扬光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曹定云)
参考文献
[1]方酉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 1965,(5).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
[3]曹定云.夏代文字求证——二里头文化陶文是早期中国文字[J].待刊.
[4]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图九四 [Z].北京:文物出版社,1974.
[5]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陶文[J].考古, 1990,(10),第 904 页图二 .
[6]何天行.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第7、8页[Z].吴越史地研究会丛书,第一种,】9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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