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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老头我五岁丧父，自幼与母亲相依为命。父亲故去的时候，母亲年龄还不算大（30多岁），满可以重新组织家庭，找个帮手共同支撑起这个家（亲友们也都如此劝母亲）。但是，母亲怕我受委屈，坚持不再结婚，发誓一定独自将我培养成人。 俗话说“宁死做官的爹，不死要饭的娘”。说的是，跟着娘的孩子一般不会受委屈，这话在我身上得以验证。我从小到大，母亲尽量不让我感到受屈，尽量不让我感到没有父亲的失落。 依照那时的标准，我家在经济上还算过得去。虽说母亲工资收入不算高，但由于家里就两口人，按平均生活费来讲比左邻右舍还略高一些。精神生活就更甭说了，娘俩而相依为命，其乐融融。但是，就物质生活来讲，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就十分困难了。父亲故去不久，就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物资（尤其是食品）相当匮乏，使我尝试到了什么叫饥饿的滋味。母亲为了偏顾我，每到吃饭时常常宁可自己少吃一口，也尽量让我多吃一些。刚开始由于我年岁小，不大懂事，让我多吃我就吃，以至于母亲有段时间营养不良，造成浮肿，为此还遭到母亲单位领导的批评。后来我稍微长大了一些，懂得了些事情，就开始了互让，就是在这互让中母子渡过了难关。 渡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后，母子过了几年舒心的日子。但好景不长，“文革”开始了。“文革”的日子里除去精神的压抑外，由于批判“刘邓反动的福利主义路线”，取消了奖金，使母亲的收入大大减少，于是造成家里的经济紧张。此时我已经13、4岁了，为了帮母亲一把，就利用“文革”停课的机会在母亲单位里领些外活来做，以补贴家用。 我感觉，“文革”对母亲的打击最大的就是打破了她一定要培养我上大学的梦想。父亲故去后，母亲最大的愿望就是一定要把握培养成人，而且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为了能让我上大学，除去反复向我灌输“万般决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督促我好好学习外，还做了经济上的准备——在家庭收入不多的情况下，省吃俭用攒了5、6百元钱。要知道，在那时，对于一般家庭来说这是笔不小的积蓄了。对于我们这种一个月最高也超不过50多元收入的家庭更是笔巨大财富了。以前，无论多么的困难母亲都不肯动用这笔钱。可是，在“文革”期间，她开始慢慢地“挪用”这笔款项，说明她心中的梦破灭了！ 进入70年代，政治气候开始转变，虽说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但只是上层在斗（不像运动初期，上下一起扫），与我们这类小民没多大关系。特别是“九·一三”以后，人们开始反思这种不断“革命”的必要性，逐渐远离这种政治闹剧（当然，在外边还得表现紧跟形式干“革命”，但已不再主动参与了）。外界形势的变化减轻了我们母子心理上的政治压力，再加上我有了工作，使家庭收入大幅度增加（翻了一番），日子开始好过了。尤其是，“文革”结束，恢复了高考，圆了我们母子的大学梦，使我们家庭步入了从未有过的幸福时期。 但是，由于多年的操劳使得母亲的身体受到了损伤，特别是长期患有严重的胃病，一旦发作常常2、3天吃不下任何东西。到了79年某一天突然胃急性穿孔，拉到医院大夫说马上要手术。我从未经历过类似的事情，看着手术签字单上罗列的各种可能发生的状况精神几乎要崩溃，签字时手都颤抖了。好在有惊无险，手术非常成功，虽然胃被切除了4/5（还连带切除了胃球），但总算根除了长期伴随的病痛。术后，经过慢慢的调理，少吃多餐，逐渐地恢复了原来的饭量，身体也强壮起来了。没想到，没过几年母亲又查出患了乳腺癌，再次作了单侧乳腺摘除大手术（好在是早期）。两次大手术表现出母亲坚强的性格，住院期间家属就我一个人陪住（那时没有什么护工一说）。母亲心疼我，能自己做的就坚持自己做，为此我们娘儿俩没少“吵吵”。这次，母亲身体恢复得仍然很快，看着母亲一天天好起来的身体，我心里非常的高兴。可是谁知，又五年之后，再次查出肺部肿瘤，并已属晚期，多处转移。面对查出的残酷结果，我独自决定不再手术，保守治疗，求得最后暂短但具有一定质量的生活。关于病的实情，按照中国的惯例没有告诉母亲，但实际上她对自己病情很清楚。我们娘儿俩都心照不宣，相互“欺瞒”。“欺瞒”，有时也是一种亲情深厚的表现。靠着中药的调理和母子间相互支持，母亲突破了大夫预言只能存活三个月到半年的界限，维持了一年半还多。但最终没能抗过“死神”的召唤，病情突然恶化，最终离我而去。 母亲离我而去已经24年了，对于母亲的恩情真正的理解还在于有了女儿之后（俗话说，养儿方知父母恩）。尤其是前年，女儿高烧一个月由于查不出原因的时候（最终找了个老中医才知无大事，只是湿热引起的），更加深深地体会了作为父、母亲对孩子那种牵肠挂肚式的关爱。那时候我想：现在的条件（无论是医疗条件还是人脉关系）与我小时候无法比拟，并且我们两口子还可相互商量、安慰，而我母亲那时只能自己独撑，其艰难度可想而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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