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蜀悼庄王陵地宫。悼庄王陵是目前已发现的四川明代墓葬中最大的一座——其宏大的墓室，建造考究，装饰华丽，规制比之同时代亲王的陵寝更为奢华。有考古学家认为，此陵墓本为蜀献王朱椿的陵寝，但世子朱悦燫早他而逝，便以己之墓葬之。其精美石刻的墓室及工艺精湛的陶俑等出土文物，为研究明初亲王陵墓制度、仪仗制度、明初衣冠制度以及古代建筑史、雕刻艺术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北有十三陵，南有蜀王陵 在四川成都东郊的十陵镇 考古发现了十多座明蜀王家族的墓葬胜迹 以僖王陵为代表的蜀王陵墓葬群 拥有富丽堂皇的地宫建筑 巧夺天工的精美雕刻，而被专家誉为 “中国古代陵墓中最精美的地下宫殿 那么，聚族而葬的明蜀王家族 会选择怎样的风水宝地？ 地宫中究竟埋藏有多少明王朝的秘密？  文物修复专家方全明正在精心修复明蜀王陵出土陶俑。 ［前言］ “这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曾孙，第三代蜀王朱友的头骨（下图）。你们看他天庭饱满，脸庞骨骼轮廓和谐，除上颚牙齿失落外，其余皆排列整齐。可以说，这是一位相貌英俊的蜀王，与史书记载他善良纯朴也是相吻合的。”  (上)经文物工作者精心修复后的第三代蜀王僖王朱友壎的头骨。 文物修复专家方全明对这件耗费了他数月时间的杰作，颇为满意。“这哪里是具吓人的骷髅啊，其实是件尊贵的文物”，老方介绍，这具头骨出土于明蜀僖王陵的棺椁之中，也就是说，他是第三代明蜀藩王朱友壎的头骨。 确切地讲，是一具距今整整580年的腐朽头骨。在经过电脑模拟复原、石膏出模、材料填补、齿牙镶嵌等工序之后，如今，这具头骨在文物修复工作台聚光灯的照射下，形态初现，焕发出历史的幽谧色泽——它上下齿牙之间似闭未合的空隙，似乎给人以说话的感觉。它是在讲述580年前的一段隐秘的历史吗？ 其实，一段时间以来，老方都在忙于一批明蜀王陵出土文物的修复工作。我到工作室的时候，他正在精心地修复着一件头戴瓜皮帽的陶俑。他告诉我，这件陶俑出土于明蜀昭王陵，属夫役仆从俑一类，“过去我们大多以为瓜皮帽兴于满清，但从多座明蜀王陵出土的这种冠式陶俑来看，瓜皮帽应该是明代帝王宫廷某类仆役人员的特定制服冠式，而后传入关外，又随清人的入关，成为大江南北流行的便帽。” 而那些已经修复好的各式陶俑，正列队整齐地摆放在老方工作室的玻璃柜里，在远距明代五六百年后的今天，上敷的彩釉依然光彩如新。兵马俑、舞乐俑、夫役仆从俑、僧道儒士俑、太监宫女俑??老方一一向我娓娓道来，他说比之各明蜀王陵出土的众多文物，这些需要修复的陶俑实在是冰山之一角；而比之于埋葬这些文物的王陵地宫，其精美和富丽的程度也要大打折扣。  镶嵌在明蜀定王次妃墓寝宫正壁上的凤盘石雕。 说到明蜀王，就不得不提明朝的宗室分封制。朱元璋称帝后为巩固统治，把24个儿子和一个从孙分封到全国各地，以“慎固边防，翼卫王室”。明朝蜀藩王朱椿是朱元璋的第十一子，自明朝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受封，至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八月张献忠的农民军破成都蜀藩绝嗣，历十世十三王，共267年。 蜀王府建于成都，是明代大藩。四川古称“天府之国”，蜀王府占有成都平原十分之七的良田，是明代最为富足的王府之一，故历代蜀王的陵墓建筑都极尽奢华。在民间和古诗词中，墓葬往往为“黄泉”代名。“阳气动于黄泉之下，动养万物也”（班固《白虎通义》），“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汉乐府《孔雀东南飞》，可以说，几千年来，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幽闭于地下的黄泉世界，既是众生的最终归宿，也是众生寄寓来世的一种礼仪空间。 皇室墓葬集中一地，自唐始至明，已形成定制。明蜀王及其王室家族死后分葬于凤凰山、天回山、正觉山等地。从上个世纪70年代发现以来，迄今已经探明或者发现二十余座明代蜀王、蜀王妃、郡王及郡王妃的墓葬。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墓葬大多分布于成都东郊十陵镇青龙湖畔的正觉山一带，有些陵墓已经进行抢救性发掘，有些还在地下尚未揭开神秘面纱。 那具经过修复的蜀王头骨，无疑让人对明蜀藩王们顿生好奇，曾经的蜀王究竟拥有怎样一种非常人生？他们在封藩之地四川又有着怎样的作为？即便一件普通的陶俑尚且蕴含着如此丰富历史文化信息，那么走进这些王陵地宫，它们又将在我们的眼前呈现出一派怎样的明代风貌，泄漏出怎样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明代时光呢？ 青龙湖明蜀王打造的风水宝地？ 明朝的那些蜀王们相信，正觉山和青龙湖是块“聚气凝神”的风水宝地，一定能让他们的魂魄永结龙脉，永通王气。所以，蜀王及其家眷大都选择这里作为灵魂“聚族而居”的栖息之地。  青龙湖湿地风光。从传统风水学的角度讲，青龙湖一带是墓葬的上佳宝地。从已经探明或者发掘的明蜀王陵来看，它们大多背山临湖地列布在正觉山、青龙湖方圆5平方公里的地域内。明末农民战争后，明蜀王陵地面建筑毁坏，或难觅踪迹，使这里长期成为一方深埋王陵的秘境。 正觉山是明代的古地名，今名大梁子。说是山，其实是一处山丘连绵的黄土岗。2012年的秋天，我和龙泉驿区文物保护管理所所长张珂来到这里，但见坡岭起伏的山岗上良田映秀，竹林疏布，不少农人正在地里忙着秋收。但几个世纪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不曾料想到，就在他们世代耕种的土地之下，竟然埋葬着明蜀藩王及其家族的王室陵墓群。 其实在过去，成都东郊的这片丘陵地，在当地人心目中就是一片荒郊野岭，是樵猎、墓葬之地。山间劳作的老农说，就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大梁子上的松柏连绵成片，浓荫蔽日，后来大炼钢铁，林木砍伐光了，这些山岗才变成庄稼地；至于山岗之下的青龙湖，若干年来也无非是一大片稻花飘香的水田，其间有荷塘、鱼塘零星分布。 如今的青龙湖，一座面积达1500亩的城市生态湿地公园建设已初具成效。透过铁丝网围栏，公园里林木葱茏，清风习习，蓄水的湖面上，鹭鸟翻飞?? “这边是正觉山，对面凸起的山丘就是青龙埂。这两处黄土岗合围之地，就是今天有着千亩水面的青龙湖。从已经探明的明蜀王陵来看，它们大多背山临湖，分布在这方圆五平方公里的地域内”。张珂说，青龙湖的存在契合了古代王陵选址讲究“藏风聚水”的要求。 但关于青龙湖，地方史志上几乎没有记述，至于这个名词，更像是人们口口相传的一个地名。二十一纪初，因为青龙湖湿地公园的建设，考古工作者曾经在离湖底不远处的低洼地厚厚的淤泥下发掘出一座宋墓，可见，宋时的“青龙湖”并非湖。“但从那些深厚的淤泥来看，这一带应该是一处有着广阔水面的古湖泊的”，张珂说。 那么，青龙湖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又在何时干涸的呢？ 如果青龙湖果真在历史上一度存在的话，那么我怀疑古青龙湖并非自然形成。因为从地势上看，青龙湖的东南方是个明显的地理缺口，即便今天重新围埂造湖，也只需在此缺口筑上几座大坝才能蓄住水。或许曾经的古青龙湖，也是一座筑坝而成的人工湖。那么它是谁造的呢？而且谁才有这个能力实施如此浩大工程呢？它是明朝蜀王们的杰作吗？ 浑圆而起伏有致的正觉山海拔534米，是东距成都市区最近、最高的一座山丘。从中国古代人都十分信奉的墓葬风水学角度讲，正觉山的这样高度和山势，正是所谓的“父母山”，系为靠山；而此山又以北高东西两冀渐低环抱之势，与西南面地势稍低的青龙埂和合，在南偏东方向形成自然的“陵口”。如此既可“聚气凝神”，又可让“魂灵之气贯通”的风水宝地，自然让明蜀王府的风水师心动不已。  文物考古工作者正在青龙湖畔的一处山林，探测明蜀王陵的地面建筑遗迹。 但事实上，明蜀王室的墓地最初并没有选址这里，而是在象征意义上与明王宫更近的成都北郊凤凰山。 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一俟王朝建立，他便把自己儿子除长子储于东宫、第二十六子朱楠逾月夭折外，其余全部分封各地建藩为王。首代蜀王蜀献王朱椿，是朱元璋的庶十一子，始封于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二十三年就藩成都府，明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去世后，子孙次第袭传王位。至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年）八月，张献忠农民军攻破成都，十三代蜀王朱至澍偕妃妾投井自尽，蜀藩遂绝。 历代蜀王包括郡王都住在成都，他们死后也都葬在成都。据《四川通志》记载：第一代蜀献王朱椿、第二代蜀靖王朱友堉、献王之子悼庄王朱悦都葬在成都北郊的凤凰山。不过史料显示，朱悦年仅22岁就先于父亲去世了，朱悦长子蜀靖王朱友堉年仅26岁又无嗣而逝。明蜀王室不由得不怀疑那里的“风水”有问题，于是从第三代蜀僖王朱友起，明蜀王室大多避西北而东南，将成都东郊的大梁子选为他们的长眠之地。 但这处成都东郊的最高山丘作为墓葬之地，也稍有不足之处——那就是没有一泓宽阔的水面。在一家二代早夭、无嗣的情况下，此时的蜀王更加心忧于王室血脉的传承，出于对陵寝风水的迷信，自然对墓地的选址有着无以复加的苛刻要求。或许在风水师的建议下，其时的蜀王便在这里依着地势筑埂蓄水造起了湖，以此形成中国传统墓葬观念中的“藏风聚水”之地。而事实上，从已经探明的各蜀王陵的分布来看，它们均依势在湖的周围分布，形成指向湖心的掌状布局。 明朝的那些蜀王们相信，如此迎着东风、四至朝向俱佳的风水，一定能让他们的魂魄永结龙脉，永通王气。所以，从第三代蜀王朱友起，蜀王及其家眷大都选择正觉山、青龙埂一带作为他们灵魂“聚族而居”的栖息之地，也就不以为怪了。而随着明王朝的灭亡，蜀王陵区再无人看护管理，最终导致青龙湖逐渐干涸、消失，或许就是揭穿这个秘密最合理的一种解释。 这样的推想，让人揣测起五六百年前明代正觉山麓的优美风光：山岗起伏，松柏森森，掩映着明蜀王陵园的青瓦红墙；山岗之下，陵园之前，青龙湖波光粼粼，荡漾着日月鳞光与浩浩清风??  青龙湖区明蜀王陵分布示意图 成都明蜀王陵是明太祖朱元璋之皇室家族陵墓群，早期分布于成都北郊凤凰山一带，第三代蜀王起，多分布于成都东郊十陵镇青龙湖畔的正觉山麓一带。根据考古发掘和探测，至今在青龙湖这一地域方圆五公里的范围，已经发掘或者探明的就有僖王陵、怀王陵、惠王陵、昭王陵、香花寺大皇坟（推测为成王陵）、黔江悼怀王墓、僖王赵妃墓、僖王继妃墓、定王次妃墓、半边坟郡王墓等十余座明代蜀王、蜀王妃、郡王及郡王妃的墓葬。整个陵区讲究“藏风聚水”、“聚气凝神”的风水布局，墓群分三面（北、东、西）由山环抱，面向青龙湖呈掌状分布，由此而形成一处类似北京十三陵的王陵墓葬群胜迹。 蜀僖王陵精美地宫里的灵魂信仰 年轻的蜀王渴望通过精心建造的地宫黄泉世界，继续享受他生前的富贵生活；在棺室顶部的藻井雕刻一轮藏传佛教中的八瓣莲花图案，则渴望能在这种宗教礼仪的庇护下让灵魂升入天堂。  明蜀僖王陵寝殿藻井浮雕精美的藏传佛教八宝图案。 五六百年过去了，青龙湖的风水到底为明蜀王室的魂灵提供了怎样的庇护？我的老家就在明蜀王陵所在的大梁子附近。那条名叫青龙埂上的小土径，我也曾在上学途中一次次地走过。然而，在我10岁以前，对于王陵一词闻所未闻。 明蜀王陵长久成为一个秘密，那场历史上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浪潮是原因之一。明末清初，四川频发战乱、灾荒、瘟疫，曾经富庶的天府之国人口锐减。《清史稿.食货志》称当时的四川“孑遗者百无一二”，清初张烺的《烬余录》也说“蜀民至是殆尽矣”。于是，清政府发动湖广、岭南等省居民前往四川拓荒生息。到清末，按照《成都通览》的记述，“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 而战乱中，明蜀王陵的地面建筑早已湮灭无迹，前朝往事也就自然成为新移民记忆中的一片空白。但这个秘密最终还是被发现了：1979年春节前夕，大梁子山麓的石灵中学扩建工程正在紧张施工中。当工人们往临时砌在学校西边土丘上的灰浆池里注水时，发现怎么也注不满，出于好奇，工人们挖穿池底，一个埋藏地下500多年的秘密这才从此展现在了世人的眼前。 这个秘密就是第三代明蜀王僖王朱友的地宫。和中国大多数王陵一样，僖王陵虽然也曾遭致盗墓贼的黑手，但整个地宫保存完好。盗墓贼窃取的无非金银财宝之类，至若各种冥器、陶俑和陶瓷器皿等，虽有扰乱和损毁，却大多留存。通过考古发掘，僖王陵共出土陶俑、陶马、陶家具、各类明器、《圹志》碑及水晶饰件等文物680件，为迄今蜀王陵发掘出土文物之最。 我沿着僖王陵长长的墓道拾级而下。由于地宫深埋地下9米，站在由两块巨石凿成、布满门钉的高大地宫大门前，一种盛气凌人的压抑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及至进入地宫，那极尽奢侈的精致华丽，又让人在瞬间就迷离了眼。    明蜀僖王陵三进三重殿四合院布局的地宫，门、窗、柱等皆用石仿木镂雕而成，整座墓室俨然墓主人生前所住的王宫——墓室大门象征王城的正门；二门代表王府宫殿的正门；二门之内正殿之前为广阔的正庭；左右两厢表示正殿两庑的左右二殿；墓室寝殿代表王城寝宫等。（上）僖王陵地宫大门雕饰有门钉81颗；前庭中央的圹志碑，记述了这位早逝蜀王简短的一生。（中）僖王陵地宫后庭配殿及寝殿。（下）仿明蜀王府建造的僖王陵地宫，气势恢宏。地宫建筑，无论门殿还是厢房，均设琉璃瓦筒屋顶和龙纹勾头滴水，这些琉璃构件，都为其时蜀王府在成都东郊的官办窑场——琉璃场精良烧制而成。 地宫呈三进三重殿四合院布局，分隔甬道庭室的四座门殿为石结构四柱三开间仿木建筑，甬道、前庭和中庭的两边都建有厢房；无论门殿还是厢房，均为琉璃瓦筒屋顶和龙纹勾头滴水，这些琉璃构件都采用实用件四分之一的比例精良烧制而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门、窗、柱等皆用石仿木雕，纹饰图案十分精美。地宫内的建筑以前殿和正殿最高，其次是过庭和棺室，厢房最低，由此显示出建筑功能的主次之分，和它的森严等级。 《大明蜀僖王圹志》石碑就立于进入墓室甬道的正中，它概括地记述了这位“王讳友”年轻蜀王的简短一生——朱友系首代蜀王献王之孙，二代蜀王靖王之弟。明宣德七年（1432年）九月袭封蜀王，宣德九年（1434年）六月因患“风疾”辞世，享年26岁，在位一年零九个月。朱友去世后，大明王朝因其“淳厚端淑，言动率礼，未尝有过”，而按礼盖棺定论赐谥“僖”。所谓“僖”,“小心畏忌曰僖”。 在朱友时代，藩王的意义已大不如从前。明朝起初的藩王不仅拥有多达数万的王府武装，而且还拥有独断封地大小事务的权利。藩王权利的高度集中，一度影响到中央政权的威望和安危。直到明成祖朱棣上台，通过一系列削藩行动之后，那些世袭的藩王才成为并无实权，仅仅是身份显赫、尽享富贵的各地之王了。 凭借这份仅剩的“富贵”，蜀王们当然也就更为贪婪地要将之从地面延伸到了他们理想的黄泉世界了。蜀僖王所在的明宣宗时代，正值明朝社会经济发展的上升期，手工业尤为发达，这从著名的宣德炉便可见一斑。而当时四川上层社会奢靡之风更为盛行。所以，蜀僖王陵地宫的富丽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绝非富丽这么简单，年轻的蜀王更加渴望通过这个精心建造的如他生前家园般的黄泉世界，让他的魄能够得到安息，魂能够升天。王陵的前庭、中庭均为青砖拱券，上施天花的棺室顶部也全用上好的石板横铺而成；其藻井为一轮藏传佛教中意为修成正果的八瓣莲花图案（右图），每一瓣各刻宝伞、金鱼、宝瓶、莲花、法螺、吉祥结、宝幢、法轮等佛教八宝，莲心浮雕藏传佛教中象征寿命自在、心自在、愿自在等十相自在的“朗久旺丹（藏语）”。 当时，在国家意识形态上，明王朝总体是推崇儒家理学的。不过，朱元璋推翻的元代帝国却是以藏传佛教为国教，所以建立明朝后，为了统治的需要，对藏传佛教实施“因俗以治”的安抚笼络政策。明朝皇帝本身崇信藏传佛教的也不少，史料记载，明成祖朱棣就曾“征乌思藏僧作法会，为高帝、高后荐福”，及至僖王时期的明宣宗对藏传佛教也有着浓厚兴趣，不仅扶持藏传佛教寺庙瞿昙寺、大崇教寺的修建，还师从高僧班丹札失受闻密法。 当朝皇帝的宗教信仰，自然为整个皇室所效仿。所以，这位英年早逝的蜀王，也就渴望能在这种宗教礼仪的庇护下升入天堂了。 地宫平面图 地宫立体及平面图 地宫王府再现生前蜀王富贵生活 僖王陵被誉为“中国古代陵墓中最精美地下宫殿”。如果说三进三重金碧辉煌的地宫是蜀王府在地下的一个缩影，那么众多陪葬陶俑所展示的礼仪空间，则彰显了蜀王生前的富贵生活。 明蜀僖王陵出土双耳三足石雕燔炉。 翁善良老先生是当年第一位进入蜀僖王陵地宫勘探的考古人员。他说，僖王陵发掘之初，整个地宫都淹没在一窖深及数米的清水中，当地宫中的水被全部抽完后，他顺着盗洞搭梯下到地宫，手电的光照下，地宫的朱砂漆石门、石质斗拱和额枋上的彩绘、琉璃彩瓦以及棺椁上的朱漆等都色泽如新，十分鲜亮，整个地宫可谓“金碧辉煌”。 更令他感到惊讶的是，墓室甬道两旁有威武的将军俑把守；前庭及两侧厢房，数百尊兵马仪仗俑及乐队吹鼓俑和执事俑，列队而立；中庭及两侧厢房，则陈列有椅柜几案、箱笼函匣、捧盒车轿等冥器模型，以及杯盘碗盏、壶瓶盆罐等陶瓷器皿，除此之外，兵弁侍卫、夫役仆从、僧道儒士、太监宫女、宫官执事陶俑，一应俱全。“地宫里的建筑布局和陪葬陶俑，可以说是明蜀王府在地下的一个缩影。这些彩釉陶俑虽遭盗墓贼的扰乱，但数量之多，气势之大，着实令人惊叹”。 蜀僖王陵一经发现，便被考古学家誉为“中国古代陵墓中最精美地下宫殿”。对比相关资料，如果说三进三重金碧辉煌的地宫是明蜀王府在地下的一个缩影的话，那么众多气势宏大的陪葬陶俑所展示的礼仪空间，则无疑彰显了蜀王生前的富贵生活。这不禁让人猜想，曾经的蜀王府究竟是何等的模样？而生活起居其中的蜀王及家眷们又享有怎样令人羡慕的生活呢？ 成都龙泉山中有座石经寺，明天顺年间（1457—1464年），主持该寺的高僧楚山绍琦法师曾被第四代蜀王和王朱悦召见。在目睹了蜀王府这座仙境般的梦幻宫殿后，楚山由衷赞叹到：“琪花瑶草殊凡境，王殿琼楼越净方”；明万历年(1573年—1620年)初，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到成都游历，在描绘蜀王府的壮丽威严时也说：“蜀王府从宫殿建筑到御驾仪仗，都足可抵朝廷之半”。 与其他已经发掘的明蜀王陵不同的是，悼庄王陵地宫寝殿之前，参照曾经的蜀王府，建有微缩的圜殿一座。据考证，曾拥有八大宫殿建筑群落的蜀王府，建筑巍峨雄伟，金碧辉煌，规模十分庞大。其中的圜殿系蜀王府的第二大殿，其建筑形态意在对应大明皇宫的“华盖殿”，以体现宗法礼制。圜殿是蜀王举行盛典的地方。不过，蜀王府早被张献忠焚毁殆尽。今天的人们或可从悼庄王陵地宫里的圜殿，窥见其时蜀王府楼宇相望、气象庄严的胜景。 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诏令修建蜀王宫殿，根据他“非壮丽无以示威仪”的诏谕，拥有八大宫殿建筑群落、大小房间800多间的蜀王府，历时8年才在五代后蜀王宫的旧址（即今天成都展览馆一带）耸立起来。李人先生考证，曾经的蜀王府几乎占当时成都城的五分之一，整个建筑坐北朝南，巍峨雄伟，金碧辉煌；园林精致优美，亭台楼阁，小桥流水，鸟语花香；宏大的宫殿园囿之外，尚有宫城，宫城之前的一堵红色照壁长二十余丈，高三丈有余。只是到今天，宫殿不存，照壁不存，但“皇城”、“红照壁”这些个地名却留了下来。 而服务于这座宫殿主人安全、生活、礼仪等大小事务的，也与之配套有一个庞大的机构。比如曾经蜀王府的护卫就近15000人，在历经建文帝、明成祖、明宪宗三代皇帝削藩之后，其护卫也近5000人。除此之外，尚有掌祭祀、膳馔的典膳所，掌王宝符牌的典宝所，掌祭祀乐舞的奉祠所，掌讽导礼法的纪善所，掌医的良医所，掌缮造修葺的工正所，掌侍从起居的伴读，掌接待宾客的引礼舍人等等。而所有这些都从僖王陵、悼庄王陵出土的各式陶俑文物得到有力证明。 “天府之国”的封地之富，造就了王宫仙境般的生活。但是削藩之后，藩王仅仅是一个并无实权、身份显赫的富贵象征，被朝廷强行剥夺了权利欲望的历代蜀王大多舞文弄墨，“积琴书古玩”，“皆好文学”，并颇有建树。当然，这也得于首代蜀王朱椿的崇儒家风。 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读书好善，近儒生，能文章”、“博综典籍，容止都雅”的朱椿被朱元璋封为蜀王，分封那天，就尊明代“开国文臣之首”、明初诗文三大家之一的宋濂为老师。到四川后，又聘请明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方孝孺为世子老师，并为其书斋题名“正学”，以激励蜀人的向学之风。就在其时各地藩王都在忙于训练军队之时，朱椿却“独以礼教守西陲”，而蜀中百姓也“由此安业，日益殷富”。 明蜀僖王陵出土的镇墓俑。 之后历代蜀王莫不以朱椿为典范。明代大文豪杨慎生活的时代，蜀王已蝉联四代，他说，“四叶相乘，皆有文集行世”。之后蜀王也继续以文学著述见长，清代藏书家、诗人朱彝尊曾统计，蜀献王著有《献园集》17卷，蜀定王著有《定园集》10卷；蜀惠王著有《慧园集》并《蜀王草书集韵》5卷，蜀成王著有《长春竞辰稿》16卷，蜀端王著有《端园集》等。 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首代蜀王朱椿和九代蜀王朱让栩。《全蜀艺文志》收录有多篇朱椿的作品，他在《祭汉昭烈皇帝文》中写到，“神其洋洋，佑我蜀民，降福穰穰”，表现了其体恤百姓，为民祈福的良好愿望；《长春竞辰稿》收录有朱让栩的《成都十景》——“龟城春色”、“岷山雪晴”、“闷宫古柏”、“市桥官柳”、“草堂晚眺”、“枯井秋香”、“墨池怀古”、“济川野渡”、“昭觉晓钟”、“浣花烟雨”在这些诗情涌动的瑰丽诗篇中，这位极富才华的蜀王由衷地盛赞蜀都的秀美、繁华与富庶。杨慎曾不吝言辞称赞朱让栩“王好学，手不释卷”，“著述满家，儒林称颂，真有王人之度，作者之风??” 而即便到了末代蜀王朱至澍这一代，虽然明知四起的战火已经逼临王宫，也依然“惟耽文学，日与近侍赋诗饮酒??刻翠剪红，唱和极多。”可见，蜀王为文其目的意义实在大有不同。朱椿是崇儒重教，目的在礼教兴邦；后世蜀王多为风雅之举，自己爱好高兴，别人也钦慕赞赏；末代蜀王则完全是毫无责任担当的玩味和沉湎了。 公元1644年农历八月初九，张献忠农民军攻破成都，走投无路的朱至澍只好带着妃妾自沉于蜀王府内的“菊井”而死。而曾经巍峨壮观的蜀王府也在张献忠的一把大火中只留下些残垣断壁；至清康熙五年（1666年），在老皇城的蜀王府旧址上，建起了大小五百余间的成都贡院。之后贡院又历经乾隆、道光、咸丰、同治时代，增修房舍达一万三千九百三十五间。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在废墟中耸立起来。 明蜀王府宴饮想象复原图。因为“蜀王之国”是“各处土官来朝”的西南重地，所以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太祖朱元璋在下达修建蜀王府的诏令时，曾特别诏谕“非壮丽无以示威仪”。史料记载，曾经的蜀王府，从宫殿建筑到銮驾仪仗，都足可抵朝廷之半，拥有八大宫殿建筑群落，大小房间800多间，且王殿琼楼，遍植琪花瑶草，恍如仙境。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农历八月，张献忠攻破成都，末代蜀王朱至澍携妃妾自沉于蜀王府内的“菊井”，蜀藩遂绝。1646年冬，清军进攻四川，在撤离成都时，巍峨宏丽的蜀王府在张献忠一把“连月不绝”的大火中，化为废墟。（绘画/薄海） 王陵规制蜀王功勋和贤明的嘉许？ 蜀王朱椿为人笃诚宽厚，深受朱元璋宠爱；分封四川后支持朱棣削藩，深得朝廷信任；治家严明，其家范成为整个明宗室的家法。这些功勋受到皇帝嘉许，其王室墓葬规格得到破格提升。 悼庄王陵出土的部分仪仗俑群。作为郡王的悼庄王朱悦，其王陵地宫比第三代蜀王僖王陵长6米，比第八代蜀王昭王陵长12米；而地宫发掘时，500个文官俑、武士俑、乐俑、仪仗俑、侍俑等，排列有序地组成规模庞大的仪仗俑群，丧葬礼仪和陵墓规格显然都不是一个郡王应该享有的。 位于青龙湖西边的香花寺大黄坟，是1958年兴修东风渠时发现并经考古专家确认的一座明蜀藩王陵墓。今天略微隆起的这块偌大皇坟土坡遗址，实则是正在建设的青龙湖湿地公园的苗圃基地，相传这里曾有庙宇名香花寺，皇坟便以此命名了。1995年，当考古工作者对皇坟地面建筑遗迹进行局部试掘时，惊讶地发现其茔地总面积居然达87余亩（合明代100亩），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宏大的蜀王陵，不由得对墓主人进行了种种猜测。 依照《明史·礼志》规定，即便是藩府亲王的寝园面积也不得超过50亩（约合今天的43.5亩），从已发掘的僖王陵、昭王陵看，都大体符合这一规定，但香花寺大皇坟却超过一倍有余。依照明制，亲王陵寝都是“工部遣官造坟”的，但谁又敢违反定制无端扩大规模呢？在皇权专制时代，除非得到皇帝的特许与恩赐。那么在历代蜀王中，谁又最有可能得到如此皇恩浩荡的嘉许呢？ 《明史》记述，首代蜀王朱椿自幼聪明好学，举止儒雅，为人孝友慈祥，笃诚宽厚，性格与朱元璋众多儿子大不相同，不喜习武，尤爱博览群书，被朱元璋宠爱而戏呼他为“蜀秀才”。分封四川后，朱椿以礼教治蜀，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史称“蜀人由此安业，日益殷富”；更为重要的是，朱椿在其四哥燕王朱棣举兵夺取皇位期间，自始至终，尽力声援；及至朱棣坐稳皇位转而削藩，遭到众多藩王抗拒之时，朱椿又率先垂范，主动削减王府武装，放弃干预地方政务和节制驻军的权利，而深受皇兄永乐皇帝朱棣的信任，恩赏有加。 镶嵌在明蜀僖王陵寝宫正壁上的镂空陶雕彩釉五爪双龙盘。据文物专家介绍，在地宫发掘之初，该龙盘因描金工艺而金光闪闪。不过，在地宫潮湿的地理条件下，龙盘描金逐渐剥落，陶雕本色最终显露。 那么，香花寺大皇坟是首代蜀王朱椿的王陵吗？《四川通志》明确记载，蜀献王陵在成都北郊的天隳山（今凤凰山）。要知道，“帝陵无虚设”，纵观历代帝王之陵的考古发掘成果，其墓地大多与史料记载一致。之所以在发现之前是如此的扑朔迷离，多是因为年代久远造成的物是人非、地理变化和地名变更。 比如，第七代蜀王惠王病逝后，《华阳县志》记载下葬于“治东二十里芳山”，但“芳山”究竟在哪里呢？直到2005年某天，成都一施姓居民在自家多年当花台的一块石碑上无意间发现“大明蜀惠王圹志”及“芳山之原”的字迹后，考古人员追踪石碑最早的发现地，西距青龙湖几公里远的一座未被发掘的“廖家湾王陵”，才最终被认定为蜀惠王陵。再如，《华阳县志》录，“僖王陵在治东三十里正觉山”，但直至考古人员对比蜀僖王陵圹志碑后，才幡然而悟，原来大梁子就是明代的正觉山。 香花寺大皇坟如果不是朱椿之陵，那么又最有可是是哪代蜀王的呢？史料记载，除蜀献王朱椿外，九代蜀成王朱让栩也是贤明有为——“让栩尤贤明，喜儒雅，不迩声伎，创义学，修水利，振灾恤荒??”不仅深得川中百姓爱戴，明世宗嘉靖皇帝还对他给予特别嘉奖，专门赐建他“忠孝贤良”牌坊，以示表彰。所以学界也多倾向于超越规制的香花寺大皇坟，是嘉靖皇帝嘉许的成王陵寝之说。 而这个嘉许，其实在朱椿时代就开始了。永乐七年（1409年），39岁的朱椿痛失世子朱悦。按照《明史·礼志》，亲王世子去世，只能享受“御祭一，东宫祭一”的待遇，但朱悦去世后，却是“辍视朝三日，谥悼庄”；不但如此，经过考古发现作为郡王的悼庄王，其王陵地宫内空通进比僖王陵长6米，比昭王陵长12米，丧葬礼仪和陵墓规格显然都不是一个郡王应该享有的。 明蜀昭王陵出土石碑上的人头龙盘雕。昭王陵建筑构件上的各种雕饰，无论艺术水准还是凿刻工艺比之僖王陵都要精致得多。有文物专家认为，这块石碑上的人头龙盘雕，其人头是仿明太祖朱元璋的头像而雕，为全国之绝。 或许此墓本是朱椿给自己预建的陵寝，不料儿子先去（朱悦明永乐七年去世，朱椿永乐二十一年去世），朱椿悲而怜之，求得皇兄特许，用自己的墓葬儿子。加之皇兄感念他忠心耿耿，功勋卓著，哀其不幸，便敕令另行择地为其修建了陵墓了。但此例一破，就为后来蜀王府丧葬的屡屡逾制大开了方便之门。 在张珂的提醒下，我突然回想起僖王陵寝宫影壁上的那块蟠龙镂空陶雕——四角云纹围绕中，两条五爪金龙盘曲伸张，姿态十分优美。除此之外，不仅是蜀僖王陵，包括2001年从成都锦江区潘家沟异地原貌迁建于明蜀王陵区的定王次妃墓（第五代蜀王妃子），其墓门上的门钉也都是九纵九横共计81颗。 要知道，早在元代，龙纹的使用就完全被皇权垄断，并以法律形式予以明文规定。到明初，五爪龙纹只限于皇帝一人使用，分封各地的藩王也须遵其制，这种特权一直贯穿了明清两朝。至于大门乳钉，皇宫才能九纵九横排列，寓意九九归一，一统天下；而王府则为九纵七横排列，显示出严格的等级区分。 这些显然的违规越制，无疑只有得到了皇帝的特许。而这个特许应该始于朱椿时代。作为一代贤王，朱椿自然深受朝廷的信任和喜爱，但他使皇帝最为感动的估计还在是朱棣初登皇位各方矛盾激烈时，毅然告发自己母舅谷王和儿子朱悦的谋逆不轨。朱椿的作为，为蜀王在皇室的地位奠定了良好基础，也对其子孙产生深远影响，《明史》载“蜀多贤王”，明孝宗还专门下诏以朱椿所定的家范作为整个明宗室的家法。 或许，正因为蜀王一族为历代当朝皇帝赞赏有嘉，其墓葬规格也就因此而得到破格提升。那么，朱椿之墓到底在哪里呢？这个谜团还有待于文史专家的进一步研究和考古发掘证实。 夫妻合葬黄泉之路上的情感世界 在古代人的情感世界和冥界观念中，一旦结为夫妻，无论阳世阴间都永不分离。几千年来，幽闭于地下的黄泉世界，既是众生的最终归宿，也是夫君同穴，一起寄望来世的一种礼仪空间。 蜀昭王与其正妃的夫妻合葬王陵。王陵地宫分左右棺室，左棺室须弥座棺座雕凤纹，为昭王正妃刘氏的棺室；右棺室须弥座棺座雕龙纹，为昭王棺室。奇妙的是，两棺室隔墙上有镂空门扉一孔，据说这是为了方便夫妻二人在阴间的联系。 僖王陵左侧的昭王陵，是在1991年考古发掘后，从龙泉驿区洪河镇白鹤村异地搬迁而来的一座夫妻合葬墓。此陵墓虽然早年曾遭严重捣毁，但经过文物工作者的精心复原，墓室概貌大致与僖王陵的布局相通，只是规模略小。从墓门进入，依次为前庭、前殿和中庭。由于昭王陵是一座夫妻合葬墓，所不同的是，墓室中庭后部又分为左右正殿、后庭、后殿和棺室，左右棺室各设石质棺台一座。 从昭王陵地宫那些残存建筑构件的浮雕纹饰，尤其是从那块幸存完好的仿朱元璋头像的云纹双龙石碑可以看出，其艺术水准和凿刻工艺比之僖王陵要精致得多。看完僖王陵，再入昭王陵，你会有这么一种感觉——僖王陵好似一座完好的毛坯房，而昭王陵则是一座破损了的精装房。 明朝立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崇尚节俭，其祖训曾对一切营建提出要求，“但求安固，不事华丽，雕饰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坚壮，可传永久”，并要求“后世子孙，守以为法。”蜀僖王朱友去世时，距明朝立国66年，距太祖朱元璋去世36年，此时的明朝虽已经步入正统，但太祖训示依然如雷贯耳。而昭王朱宾瀚去世时，明朝立国已有140年之久，此时正值明朝中期，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太祖的遗训早被诸王室抛之脑后，奢侈之风盛行，这从墓室的精美度便可见一斑。如果蜀昭王陵完好如初，其地宫的精美程度比之僖王陵而言，应该更胜一筹。 昭王陵残存的圹志碑文告诉我们，第八代蜀王昭王朱宾瀚明正德三年（1508年）辞世，享年28岁，在位14年。与其合葬的王妃刘氏，系当时治所成都的宁川卫一个将军的女儿，“以贤淑择配王”后，与朱宾瀚育有一子，“曰让栩”，就是明正德五年（1510年）的袭封九代蜀成王朱让栩。正德十三年（1518年），刘氏因病去世后，由“布政司委官开圹合葬”昭王陵。事实上，从昭王陵的建筑结构来看，在造墓之初，无疑就事先作好了将来夫妻同葬的打算。 蜀定王次妃墓系明第五代蜀王定王朱友垓次妃、第七代蜀王惠王朱申凿生母王氏的陵墓。相比与其他明蜀王妃墓而言，定王次妃墓规模庞大，分前、中、后室及棺室四部分组成，建造十分精巧，从中反映出蜀惠王对生母王氏的一片孝心。 在中国古代人的情感世界和冥界观念中，一旦结为夫妻，无论阳世阴间都永不分离。《诗经.王风.大车》中有“毂则异室，死则同穴”的诗句，意思是今世不能配对成双，死后也要共坟同穴；汉乐府《孔雀东南飞》也言，“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可以说几千年来，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幽闭于地下的黄泉世界，既是众生的最终归宿，也是夫君同穴，一起寄望来世的一种礼仪空间。 夫妻同穴的墓葬观，与战国到西汉时期，竖穴墓葬向洞室墓葬的转变有着巨大关联。从礼器相随的封闭地下空间，转为与死者生前故居相仿的洞室，当时的人们愈发相信，冥冥中的黄泉是人们死后生前的延续和再现，今世夫妻在黄泉路上依然是夫妻。 从考古发掘中，各地历代夫妻合葬墓都时有发现。但帝王们或许不愿意如此，因为他们渴望在死后依然拥有三宫六院，妻妾成群，与谁合葬都不合适。当然也有特例，比如唐乾陵——它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与其夫唐高宗李治的合葬墓，也是迄今知晓的唯一一座夫妻合葬帝王陵。 宋代理学家朱熹认为，夫妻关系是一个家庭的核心与基石，“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柔也”，夫和妇柔，恩爱相亲，和睦的家庭关系必然推动整个社会的和谐和政权的稳定。但朱熹的理学直到明王朝的建立，才成为皇朝政权正统的意识形态。可以说，明王朝对朱熹理学可谓推崇备至，要知道，明朝时期的科举考试，要求所有题目都须出自朱熹编订的《四书》。 明蜀昭王陵出土陶俑。明蜀王陵出土的大量陶俑，反映出曾经服务于蜀王府的一支庞大机构——史料记载，曾经的蜀王府拥有成千上万的护卫甲士，以及掌祭祀、膳馔的典膳所，掌王宝符牌的典宝所，掌祭祀乐舞的奉祠所，掌讽导礼法的纪善所，掌医的良医所，掌缮造修葺的工正所，掌侍从起居的伴读，掌接待宾客的引礼舍人等，而所有这些都可从王陵出土的兵马仪仗俑、乐队鼓吹俑、执事俑等找到印证。 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国家意识形态背景，明王朝的王陵制度规定，继妃、次妃、妇人死后，一律“造圹葬”，之后又再次重申，“继妃则葬其（本王之陵）旁”。所谓“葬”即合葬，或者葬于本王陵园和本王坟茔之旁。从相距僖王陵数百米之遥的僖王赵妃墓、僖王继妃墓来看，它们皆符合这一定制，从中反映出明王朝对王室家庭关系的重视。 再说昭王陵，其最为奇妙之处在于两个棺室隔墙上一孔镂空的门扉，据说这是为了方便夫妻两人在阴间的联系。这样的设计，无疑反映出夫妻二人生前的和睦恩爱。或许正是因为这个王室家庭的和谐美满，才培养出了一代贤王蜀成王朱让栩。而且，考古人员在试掘中通过发现的龙纹滴水和凤纹滴水初步判断，被考古学家推测为成王陵的香花寺大皇坟，也是一座夫妻合葬墓。 在明蜀王陵区，除了昭王陵这座夫妻合葬墓外，还有四座王妃墓：僖王赵妃墓、僖王继妃墓、成王次妃墓、定王次妃墓。其中定王次妃墓是在修三环时从潘家沟村搬来的，并对地宫进行了原貌恢复：一共有四进宫室，第一室立一碑，记述了次妃的事迹，第二室有一供台，第三室是一过厅，第四室就是放棺椁的石台了，里面有很多精美的石刻，龙纹、龙雕、花卉、彩绘等等，展示了王妃生前生活的华丽。 据《明史.诸王世表》：“定王名朱由垓，为献王朱椿嫡孙。天顺七年（1463）袭封，同年薨。”明定王为第五代蜀王，次王妃王氏是其众多妃子中的一个，这个女人的名字在史书中多次被提起，是因为她生了一个好儿子——明蜀惠王朱申凿（第七代蜀王）。惠王非常孝顺，在母亲王氏去世后他一改传统的墓葬礼制，为其母修建了这座大型陵墓。 神道消失谁荡平了王陵地面建筑？ 明崇祯十六年，草莽张献忠率60万大军攻入成都，大开杀戒，纵兵屠城三天；而为了斩断明蜀王室的龙脉，张献忠或许还捣毁了昭王、惠王陵的地宫，并将蜀王陵区的地面建筑悉数尽毁。 明蜀昭王陵出土的残存圹志碑。 昭王陵棺室隔墙上那孔镂空的门扉，至今依旧在无言地诉说着这位蜀王生前恩爱的夫妻关系。不过，当我进入地宫的第一时间，首先进入眼帘的那些虽经复位的断裂巨石，还是让感到无比惊愕。 现年70岁的薛登老先生曾经参与过昭王陵的发掘工作，他说当初清理墓室时，地宫里的淤泥里填满了破砖烂瓦断石；墓主人的骨骸全都从拆散的棺椁里抛落在甬道上；墓室随葬的各种琉璃俑、冥器等几乎全部砸碎，只有少量逃过浩劫；汉白玉镌刻的昭王圹志碑和碑座被砸成碎块；青石镌刻的王妃圹志碑则从碑座打倒在地??情形惨不忍睹。 如此大违人道、毁人坟墓的行为，绝非一般盗墓所为。那么谁才是捣毁昭王陵的罪魁祸首呢？同时，我们不禁要问，与明蜀王陵同属藩王陵的潞简王陵和靖江王陵都有着壮观的地面陵园建筑，但为何明蜀王陵都掩埋在荒草黄土之下呢？ 地处河南新乡市的潞简王陵和地处广西桂林的靖江王陵，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好、最完整的明代藩王陵墓，从这两处王陵幸存的地面建筑看，都是以两侧仪仗队般排列着石人石兽的神道为中轴线，将陵园的陵门、前殿、享殿和墓地有序谨严地串接起来。 所谓神道，就是通往“魂魄、神灵”之道。在中国古代人们关于死亡的理论上，一个人死后，魄依附于死者的躯体留于“事死如事生”的墓穴之中，而魂则飞扬离去进入宿命中的理想世界。至于享殿，又称享堂、飨堂，内设死者的灵位，是死者亲属祭祀先人和守孝的地方。笔直的神道直通享殿和墓地，先庙祭祖先在天之魂，再扫墓祭祀祖先地下之灵，在中国古人的冥界概念中，自汉以后神道墓葬形式开始，死者幽秘的地下世界，便通过神道和享殿，实现了他与亲属的亲情交融，并与他生前的世界万世相通。 河南潞简王陵至今保存完整的王陵神道，一共肃穆对列有16对懈豸、石羊、石虎、狻猊、麒麟、骆驼、大象、石马，文武石人等，它们就像藩王生前的侍卫，忠心耿耿地守卫者主人的灵魂，并礼仪地迎送着四方来客。除此之外，潞简王陵还留有石牌坊、神道碑、享殿等。张珂认为，依照明代亲王陵都由“工部遣官造坟”的规定，曾经的明蜀王陵园也该有着相似的场景。至于那些藩府郡王，未袭亲王、郡王的王子、王孙以及王妃等的陵寝，则按制缩减规格和规模罢了。 僖王陵地宫上修建的保护性建筑。依照明制，亲王陵寝都是“工部遣官造坟”的，那么曾经的明蜀藩王陵也该与至今保存完整的河南明潞简王陵一样，拥有王陵神道、石牌坊、享殿等地面陵园建筑。然而，从已经探明或者发掘的明蜀王陵来看，其地面陵园建筑均不存片瓦，有文物考古专家推测，它们大都是被张献忠的军队捣毁的。 事实上，考古人员在对香花寺大皇坟的试掘工作中，就曾发现其神道遗迹有180米之长。占地面积达87亩的陵园，以神道为中轴线由三个横长方形园子按墓向纵向排列连贯而成。除此之外，还在陵园北侧的田土中，发现不少断残的石柱、额枋和石刻屋顶之类的牌坊构建。昭王陵虽毁损严重，但有遗迹证实其神道长度为寝园之外的50米，地面陵园和僖王陵一样，都大致为两个呈正方形的园子连贯而成。至于僖王陵的神道，因为推理所在的位置，早在发掘之前就已经是一条砖石混筑的乡村公路，故迹荡然。 整个明蜀王陵地面陵园建筑的集体湮灭，不仅让人猜想，究竟为何人所为？要知道，在过去，帝王陵园都设有诸如“护陵监”之类的专门看护人员；而在汉文化的传统价值观中，掘人祖坟无异于大逆人道，必将遭致天下人的谴责，即便是推翻了前朝的皇帝，为了收买前朝遗民，巩固新政权，也大多会善待前朝帝王之陵。例如，清朝皇帝入关之后不仅礼葬崇祯帝，还修整了明皇陵，同时按帝王陵园的规制进行春秋祭祀，并定下祖训，清朝皇帝除了要祭祀十三陵，到了南京还必须祭祀明太祖朱元璋的孝陵。 谈及此，一段历史进入我们的视线。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草莽张献忠率60万大军攻入成都，采取了“除城尽剿”的政策，大开杀戒，纵兵屠城三天；逃离成都时，又将偌大一座成都城化为焦土，“人畜同化灰烬”。或许正是在这种杀红了眼的无理智疯狂中，张献忠将自己的失败归于没有斩尽蜀王室的龙脉，除了派兵捣毁了昭王、惠王陵的地宫外，还将蜀王陵区的地面建筑悉数尽毁。 与昭王陵相隔不远的白鹤村二组，有个叫“玉石碑”的地方，《华阳县志》记述地名的来历，说是张献忠部队捣毁明蜀惠王陵时，将墓内汉白玉的圹志碑弃之墓外，后来有人见其石质如玉，“即呼其地为玉石碑”。 薛登先生当年在蜀昭王陵发掘工作中还意外地发现，那些被拆毁用来构建墓室的上好青石不少被就地断凿开采，打制成加工粮食所用的磨盘、碾盘和石磙等。史料上说，张献忠在攻打成都时有60万大军。如此一支并无供给的庞大军队突然涌进成都，吃喝用度如何解决？或许他就将目光投向了蜀王陵墓了？而考古人员一直都在苦苦寻找的那些神道石像等遗物，自然也就早被其部打制成磨盘等石头用具而烟飞云散了。 好在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还算短暂，否则，今天的我们或将无缘以睹明蜀王陵——号称中国最精美地下宫殿的华美，作为一种广集那个时代能工巧匠集体文化意识的礼仪美术杰作，从另种角度讲，它们是我们民族文化瑰丽的宝藏。 异地原貌搬迁到明蜀王陵陵区的明蜀太监墓。曾经的明蜀王府到底有多少太监，今天已经无从考证，不过，这些太监死后，大都被埋葬在成都东南郊和西北郊地势较高的寺庙附近。2004年，成都红牌楼、五块石出土的明代蜀王府太监墓葬群，被集体搬迁到明蜀王陵区，在四五百年后重见天日的今天，继续“效忠”和“侍奉”他们的蜀王及其王室成员。 ［结语］ 从首代蜀王朱椿到末代蜀王朱至澍，蜀藩共历十三代计260多年，除此之外，蜀王之下，还传袭郡王16系计60余人。按照明制，这些郡王乃至王子、王孙、诰命郡主、县主等，一概不住封地，而只能在成都及华阳县、成都县等首县建邸而居，他们死后也依制葬于成都近郊或者比邻的州县。事实上，在明代，成都附近州县的土地，70%都为这些王府占有。 据史料统计，明蜀王室包括历代藩王，郡王，郡储之外的镇国将军、辅国将军，以及公主，王妃，次王妃等的陵墓，应该不少于300座，但考古发现和探测到的，如今只有23处合26座。 不禁要问，其余大多数的这些明代王陵究竟埋葬在哪里？它们已然早被捣毁，还是坍塌为泥了？或者正安然无恙地藏于地下某处——如是这样，那么在我们无法预期的考古发现中，他们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天秘密呢？ 明朝刘伯温《堪舆漫兴》称：“清涟甘美味非常，此谓嘉泉龙脉长，春不盈兮秋不涸，于兹最好觅佳藏。”刘伯温明确指出有“嘉泉”的地方就有“龙脉”，是营造黄泉世界的“风水宝地”。 明蜀王打造的青龙湖这块“嘉泉龙脉长”的风水宝地，并没有阻止明王朝的灭亡，也并没有阻止最后一代蜀王的“合宗被害”。明蜀藩王心目中的“风水佳境”，在数百年的岁月洗礼中，山秃了，湖水干涸了，那些或远或近指向湖心、如掌状布局的王陵，或毁于战火，或惨遭盗墓贼的黑手，或坍塌零落为泥，或掩藏荒野，不知所踪?? 而我们扼腕叹息的，不是风水的得失，而是那如风般掠过双肩的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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