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耕时代徘徊(2013-03-30 09:02:08)—— 铭记家乡的山?水?人（二） （本文首发于腾讯·大家） 20世纪上半叶，美好的自然环境，没有带给罗岗人富裕的生活。 经济仍然停留在农耕时代。农历2、5、8圩日，周围几十里的乡民挑着各种各样的产品来赴圩，满街都是人。 乡民的产品和千年前没有什么差别：猪，牛，鸡，鸭，糕点，米粉，凉粉，竹木器具、各种粮食，还有松香等等。 唯一算得上现代工业的，是远房堂兄袁伟良办的发电兼碾米的工厂。走近罗岗圩就能听到机器的响声。后来，家父俊森也在圩尾办了一间同样的厂。货物主要靠肩挑和独轮手推车（鸡公车）。人到哪里都靠两个脚。善述围号称富裕，十几家人只有两辆自行车。绝大部分村庄则根本没有。坐轿的也一年难见一回。除了猪要两个人扛，柴、粮食、竹子、木材……都靠肩挑。逢圩日，公路上连绵不断的是人肩上绑成的三角架的竹子或杉树。平日，头上绑着水布，肩挑盐箩的江西老表，十来人一队排成单行，步伐明快、整齐，北上罗浮回赣南。汽车主要用于货运，没有专门的客车，货车司机后面有一列“二隔”可以挤上四五个人。公路已经通到罗浮，但到那里的汽车很少。汽车主要往县城方向开，由于路段垄断，罗岗的车通常开到合水，再转车到龙田或兴宁县城。家父就办了一家汽车运输公司，有三四部货车行走罗岗——合水线。 竹木水上放排；车站中堆满一大包一大包的米。在熙熙攘攘的店面中，困苦随处可见。那时家父在街上开了一间南华号杂货铺，卖油盐米醋糕点之类。经常有农民拿着几个铜板，来买一勺即1%升米！当时量米筒最小的是合（十分之一升），伙计只能随手拿一把米放入一个圆锥形的纸角中给他。站在旁边的我，内心为之一缩；这一勺米，煮粥也是很稀啊！他们显然以吃番薯等杂粮为主，白粥、米饭难得一见。 最悲惨的是冻饿而死。本地人没有听说饿死的，乞讨的“叫化”多是外地人。未成年的我，最怕看死尸。可是，冬天早上上学，快到罗岗圩的时候，挨近一处水碓有间浅窄的土地庙，常常见到禾杆草遮盖下有双僵直的脚伸出到路边，我赶快走过，又忍不住回过头去看一眼。据当时住在街上的黎念广同学说，在她家饭店附近的店门口，早上也经常有冻死的尸体。 抗日战争，潮汕沦陷，大量潮汕人逃难到兴宁。公路上不时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潮汕人北上，到江西去寻求活路。谁家愿给一两斗大米，他们就把十来岁的小姑娘留下，一步一回头，含泪离去。 与薄弱的经济相匹配是卫生和医疗条件很差。农村喝井水，罗岗圩乃至兴宁县城都是到河里挑水吃，挑回来后倒进缸里，拿起一根底部开个洞放着明矾的竹竿，在水缸里搅几下，让杂质沉淀。 当时农村最流行的疾病是疥疮、痢疾、疟疾、肺结核。那时还没有链霉素，染上后者，几乎必死无疑。我有两个堂哥就死于肺结核。当时整个家族约100人，算是比较富裕的，比例居然高达2%。儿童的死亡率很高，我有两个弟弟夭折，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当时有句骂人的话：粪箕撅的！夭折的孩子连棺材都没有，放进粪箕中，拿到山岗上随便找个地方埋了，将粪箕也撅在上面，旁边放着碗筷，让小阴魂找饭吃吧。小孩拉屎拉出一条长长的蛔虫，几乎是人人都有的经历。 街上有几间中药铺，有中医坐堂或出诊。中医穿中装，手上拿着一把折扇，来回都安步当車，显得特别斯文。到我家出诊，开完药方后，蕉青叔送上诊金，他必然摇摇右手，表示不要给啦，左手却接过来，慢慢离去。儿时感到很奇怪，想笑又不敢笑。现在看来，这就是“儒医”范，也是好些儒者的自然风范吧。有两间卖西药的，醒群大药房和耀明药房。老板彭醒群和陈耀明行医兼卖药。他们是另一种派头，头戴当时流行的“通帽”（越南至今仍挺时髦），脚蹬自行车，行动迅速。开得最多的药是阿司匹林和大健皇（奎宁丸）。给孩子印象最深的是“鹧鸪菜”（驱蛔灵），味道不错。此外，民间也施药。我祖母的痢疾药就很有名，周围几十里都有人来要。据蕉美满姑回忆，她经常随祖母入山采药；主药是五指草，配上蘿网藤、乌脚魯箕、凤尾草；晒干后，磨成粉，按一般煎中药的方法煎食。祖母的储藏室中有两个很大的缸，下放石灰，一个上面放着一包包的药，另一个放着令我们嘴馋的糖果等食物，都用缸盖盖好，可以保存很久。 罗岗墟上一间旧祠堂里有家政府办的卫生院，唯一印象是他们的护士到二中（罗岗中学）给我们打过一次防疫针。 最旺的要算卖布兼缝衣的布匹店，其中铺面最宽的是维新社。做件新衣服，对哪一家都是大事。妇女们经常的劳作是一针一针纳鞋底，做布鞋。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广州等地出产的胶鞋才在鹏兴隆等商铺中出售。有两处卖鸦片的，门口贴着“谈话处”几个大字，透过门帘的缝隙，可以看到里面躺着吸鸦片的人。还有分散在农村各处卖鸦片的。蕉坑村公路旁的玉树山房的裕牯，就卖凉粉兼卖鸦片。抽大烟的人比例很低，整条蕉坑村不下四五百人，恐怕连1%都不到。赌博、卖淫亦稀少。没有公开的赌馆、妓馆，偷偷摸摸干的，都被人指摘。同班一位姓巫的同学，据说他妈妈卖淫，同学们老笑他背钱袋的，气得他说要打人，但没一次敢打。我一个过继来给早逝的伯父传宗接代的哥哥，因为染上赌博恶习，屡教不改，被我父亲赶出了家门，不知所终。 60多年过去了，家乡依然停留在农耕时代。2010岗中学）给我们打过一次防疫针。 最旺的要算卖布兼缝衣的布匹店，其中铺面最宽的是维新社。做件新衣服，对哪一家都是大事。妇女们经常的劳作是一针一针纳鞋底，做布鞋。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广州等地出产的胶鞋才在鹏兴隆等商铺中出售。有两处卖鸦片的，门口贴着“谈话处”几个大字，透过门帘的缝隙，可以看到里面躺着吸鸦片的人。还有分散在农村各处卖鸦片的。蕉坑村公路旁的玉树山房的裕牯，就卖凉粉兼卖鸦片。抽大烟的人比例很低，整条蕉坑村不下四五百人，恐怕连1%都不到。赌博、卖淫亦稀少。没有公开的赌馆、妓馆，偷偷摸摸干的，都被人指摘。同班一位姓巫的同学，据说他妈妈卖淫，同学们老笑他背钱袋的，气得他说要打人，但没一次敢打。我一个过继来给早逝的伯父传宗接代的哥哥，因为染上赌博恶习，屡教不改，被我父亲赶出了家门，不知所终。 60多年过去了，家乡依然停留在农耕时代。2010年，罗岗镇71853人，非农业人口仅5128人。不过，农业人口真正留在家乡的不多，到外地打工或经商的估计有一半。这一年财政收入512万。镇上的干部，每月工资两千多。 2013年3月29日星期五年，罗岗镇71853岗中学）给我们打过一次防疫针。 最旺的要算卖布兼缝衣的布匹店，其中铺面最宽的是维新社。做件新衣服，对哪一家都是大事。妇女们经常的劳作是一针一针纳鞋底，做布鞋。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广州等地出产的胶鞋才在鹏兴隆等商铺中出售。有两处卖鸦片的，门口贴着“谈话处”几个大字，透过门帘的缝隙，可以看到里面躺着吸鸦片的人。还有分散在农村各处卖鸦片的。蕉坑村公路旁的玉树山房的裕牯，就卖凉粉兼卖鸦片。抽大烟的人比例很低，整条蕉坑村不下四五百人，恐怕连1%都不到。赌博、卖淫亦稀少。没有公开的赌馆、妓馆，偷偷摸摸干的，都被人指摘。同班一位姓巫的同学，据说他妈妈卖淫，同学们老笑他背钱袋的，气得他说要打人，但没一次敢打。我一个过继来给早逝的伯父传宗接代的哥哥，因为染上赌博恶习，屡教不改，被我父亲赶出了家门，不知所终。 60多年过去了，家乡依然停留在农耕时代。2010年，罗岗镇71853人，非农业人口仅5128人。不过，农业人口真正留在家乡的不多，到外地打工或经商的估计有一半。这一年财政收入512万。镇上的干部，每月工资两千多。 2013年3月29日星期五人，非农业人口仅5128人。不过，农业人口真正留在家乡的不多，到外地打工或经商的估计有一半。这一年财政收入512说，在她家饭店附近的店门口，早上也经常有冻死的尸体。 抗日战争，潮汕沦陷，大量潮汕人逃难到兴宁。公路上不时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潮汕人北上，到江西去寻求活路。谁家愿给一两斗大米，他们就把十来岁的小姑娘留下，一步一回头，含泪离去。 与薄弱的经济相匹配是卫生和医疗条件很差。农村喝井水，罗岗圩乃至兴宁县城都是到河里挑水吃，挑回来后倒进缸里，拿起一根底部开个洞放着明矾的竹竿，在水缸里搅几下，让杂质沉淀。 当时农村最流行的疾病是疥疮、痢疾、疟疾、肺结核。那时还没有链霉素，染上后者，几乎必死无疑。我有两个堂哥就死于肺结核。当时整个家族约100人，算是比较富裕的，比例居然高达2%。儿童的死亡率很高，我有两个弟弟夭折，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当时有句骂人的话：粪箕撅的！夭折的孩子连棺材都没有，放进粪箕中，拿到山岗上随便找个地方埋了，将粪箕也撅在上面，旁边放着碗筷，让小阴魂找饭吃吧。小孩拉屎拉出一条长长的蛔虫，几乎是人人都有的经历。 街上有几间中药铺，有中医坐堂或出诊。中医穿中装，手上拿着一把折扇，来回都安步当車，显得特别斯文。到我家出诊，开完药方后，蕉青叔送上诊金，他必然摇摇右手，表示不要给啦，左手却接过来，慢慢离去。儿时感到很奇怪，想笑又不敢笑。现在看来，这就是“儒医”范，也是好些儒者的自然风范吧。有两间卖西药的，醒群大药房和耀明药房。老板彭醒群和陈耀明行医兼卖药。他们是另一种派头，头戴当时流行的“通帽”（越南至今仍挺时髦），脚蹬自行车，行动迅速。开得最多的药是阿司匹林和大健皇（奎宁丸）。给孩子印象最深的是“鹧鸪菜”（驱蛔灵），味道不错。此外，民间也施药。我祖母的痢疾药就很有名，周围几十里都有人来要。据蕉美满姑回忆，她经常随祖母入山采药；主药是五指草，配上蘿网藤、乌脚魯箕、凤尾草；晒干后，磨成粉，按一般煎中药的方法煎食。祖母的储藏室中有两个很大的缸，下放石灰，一个上面放着一包包的药，另一个放着令我们嘴馋的糖果等食物，都用缸盖盖好，可以保存很久。 罗岗墟上一间旧祠堂里有家政府办的卫生院，唯一印象是他们的护士到二中（罗万。镇上的干部，每月工资两千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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