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百集大型纪录片《世界历史》解说词96－100集

第96集  犹太复国主义及以色列建国

十九世纪末，在犹太复国运动的号召下，流散在世界各地近2000年的犹太人开始有组织地向巴勒斯坦迁移，并于1948年建立了犹太人的国家——以色列国，一个早已在历史上消亡了的国家，2000多年后又重新建立了。犹太人的历史经历了定居迦南时期、散居世界时期和重聚巴勒斯坦的建国时期。

每逢星期五，犹太教徒都要到耶路撒冷犹太教圣殿遗址——西墙进行祈祷，哭诉圣殿被毁和犹太民族的不幸遭遇。这里曾是犹太人辉煌的象征，又是犹太民族悲欢离合、命运多劫的历史见证。根据《圣经·旧约》记载，犹太人的祖先是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一支游牧部落，被称作希伯来人。大约在公元前二十世纪，希伯来人在亚伯拉罕的带领下来到了天高地阔、水草肥美的迦南地，也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不久，迦南发生旱灾，希伯来人逃到了埃及。因不堪忍受埃及法老的欺凌，在摩西的带领下历经艰辛重返迦南，这期间产生了犹太教教义基础——摩西十诫。

重返迦南的犹太人于公元前十一世纪建立了统一的希伯来王国。大卫王时期建都耶路撒冷，定犹太教为国教。大卫王死后，他的儿子所罗门继位，王国达到了鼎盛时期。所罗门文韬武略，耗时7年在耶路撒冷锡安山建造了金碧辉煌的耶和华圣殿，犹太教神圣的约柜放在圣殿内，这是犹太历史上的第一圣殿。从此，锡安成为犹太教圣地和犹太人的精神寄托。犹太复国主义一词就来源于此，又称锡安主义。

所罗门死后，希伯来王国分裂成两个羸弱的小国——犹大王国和以色列国。公元前721年亚述灭了以色列国。公元前587年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率大军灭了犹大国。耶路撒冷圣殿被毁，包括国王、贵族、工匠、百姓在内的数万名犹太人作为俘虏被押往巴比伦，史称巴比伦之囚。伦为囚徒的犹太人在巴比伦受尽凌辱，日夜思念回归耶路撒冷。50年后，新崛起的波斯帝国灭了巴比伦，波斯国王居鲁士允许流亡的犹太人返回锡安，支持他们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复兴犹太教。

公元前516年，耶路撒冷圣殿在原址上按原样建成，史称第二圣殿。以后，犹太人相继经历了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统治。这期间，犹太人曾一度建立的马卡比王国也被罗马帝国所灭。为反抗罗马帝国的残暴统治，犹太人先后三次发动起义。爆发于公元132至135年的最后一次起义遭到罗马军队疯狂镇压，幸存的犹太人几乎全部逃离巴勒斯坦，从而结束了犹太民族主体在巴勒斯坦生存了一千多年的历史。

罗马皇帝还下令将耶路撒冷翻耕为田，犹太圣殿被毁后，只留下了唯一的遗址：西墙的一段残垣断壁，犹太人的历史从此进入了持续1800年之久的大流散时期。踏上流散之路的犹太人，大部分来到了欧洲各地定居。然而，犹太人在欧洲遭遇凄惨、饱受欺凌。

中世纪，欧洲基督教会强迫犹太人改宗，犹太人则因坚守自己的宗教信仰，被视为异端，遭到异端裁判所的严厉制裁，甚至被用火刑处死。

十三至十五世纪，英、法、西班牙等国先后将犹太人驱逐出国。

十字军东侵期间，狂热的十字军战士横扫莱茵河畔、多瑙河畔的犹太社区。

十四世纪中叶，黑死病在欧洲流行，谣传是犹太人在井里投了毒，于是那些被煽动起来的群众，焚烧犹太人住宅，骚乱最严重的法国、德国等地有300多个犹太社区被毁，数以万计的犹太人被杀戮。

在欧洲社会，犹太人完全被看作是异类，许多地方规定，犹太人必须佩戴一种醒目的黄色耻辱标记，以便同当地人相区别，犹太人只允许居住在一些贫脊、偏僻的地区与外界相隔离，被称为隔都，犹太人在隔都里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拥护不堪的生活。犹太人的流散生活就像一条屈辱、苦难的长链，是一部心酸的血泪史，然而，犹太人却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在那漫漫长夜里，苦难中的犹太人顶住了狂风巨浪，就是因为他们心目中的火焰没有熄灭。到了近代，法国大革命似乎让犹太人看到了一丝希望，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吸引着犹太人。

1791年，法国国民大会正式斌予犹太人公民权利，许多犹太人主张走同化道路，让犹太人融入到欧洲主体民族中去。大诗人海涅甚至通过改宗接受基督教洗礼为自己换取进入欧洲文明的入场券。然而，这个暂短的解放随着拿破仑战争的失败而告结束。

十九世纪中叶，反犹浪潮再度回升。在民族主义情绪鼓动下，欧洲各地对犹太人的迫害变本加厉。

1881年德国反犹主义者向俾斯麦首相递交了一份20多万人签名的请愿书，要求把犹太人从所有政府部门中清除出去。在许多国家，犹太人又被重新赶进了隔都。

1881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后，迅速掀起了一场反犹风暴，对犹太人的袭击、驱逐、屠杀遍及整个沙俄帝国，犹太人开始大规模外逃。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约250万犹太人离开俄国，其中大部分去了美国。反犹主义催生着犹太复国运动，犹太复国主义是欧洲社会反犹活动的产物，随着反犹活动一浪高过一浪，犹太人问题再次尖锐地摆在犹太人面前，主张走同化道路的梦想破碎了，一些犹太精英开始探索通过非宗教的方式寻找摆脱苦难的途径。在俄国、东欧出现了移居巴勒斯坦、重建民族家园的热爱圣山运动。

1862年摩西·赫斯提出要摆脱反犹主义的攻击，唯一的办法是返乡复国，从政治上复活我们的国家，向我们祖先的国家移民。在犹太复国运动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是剧作家西奥多·赫茨尔，他出身于匈牙利一人犹太富商家庭，在维也纳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赫茨尔最初主张犹太人走同化道路。十九世纪末欧洲的反犹浪潮、特别是1894年法军上尉犹太人德雷福斯遭诬陷被判终身监禁的案件，使赫茨尔转变为政治锡安主义者。在他看来，犹太人无论怎样表现都无法融入到主体民族中去，无法得到主体民族的保护。1896年赫茨尔出版了《犹太国》一书，宣称犹太人问题既不是社会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民族问题，犹太人摆脱困境的唯一办法是集体出走到一个犹太人自己的国度，他还以相当的篇幅讨论了建立犹太国的步骤，并把大国的支持和犹太富豪们的资助作为立国的必要条件。《犹太国》一书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1897年8月，在赫茨尔的努力下，首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在瑞士巴塞尔召开。来自欧美、阿尔及利亚、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实现了自犹太人流散以来的首次聚会。大会通过了《巴塞尔纲领》，提出争取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公认的、有法律保障的家园，这标志着犹太复国运动开始进入了有组织、有领导的阶段。赫茨尔当时在日记里写到：我在巴塞尔缔造了犹太国，如果今天我把它说出去，大家会笑的，也许在5年后，但无论如何在50年后大家将会看到它。在赫茨尔的领导下，犹太人创办了犹太垦殖银行和犹太民族基金会。为了寻求大国的支持，赫茨尔曾会见了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奥斯曼帝国苏丹，力图说服他们允许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家园。在屡遭挫折后，赫茨尔转向争取英国的支持。

1904年赫茨尔去世后，亲英派人物魏兹曼成为犹太复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犹太复国行动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标志是英国政府发表的《贝尔福宣言》。1917年11月，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以致函英国犹太复国主义领袖罗思柴尔德勋爵的形式发表声明，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之家。

1922年，国际联盟正式决定将巴勒斯坦交由英国实行委任统治，并认可了《贝尔福宣言》，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目标首次得到大国的承认，从而大大推动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展。

（以色列复国主义博物馆理论处主任海姆·阿夫尼教授）“复国主义运动不是突然产生的，实际上它是连续的，有着丰富的深远的历史性联系。复国主义运动的诞生是为了重生、强化、时代化这种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的情感和意识，而且是在特殊的时间、特殊的人诞生之后。大家都知道，你们或许会看到有关赫茨尔的一些东西，他没有发明那场运动，但他领导了这场运动，在历史性的时刻展示了他深远的思想影响，人们认为这是他一时的灵感，虽然没有任何有形的设施，有的只是思想，这种灵感使一场运动发展成为一种协会组织，那就是复国主义组织、复国主义运动。”

在英国委任统治时期，巴勒斯坦犹太社团不断扩大，犹太自治机构相继建立起来。1929年成立的犹太建国会，协助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促进希伯来语言文化发展、购置土地、组织农业生产。从1933年起，随着希特勒排犹的加剧，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激增，到1939年，短短20年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由3万人增加到近50万人，初步具备了建立民族家园的人口规模。然而，英国的扶犹政策和大批犹太移民的到来，直接威胁着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生存，激化了阿犹矛盾，阿犹冲突升级，多次出现流血事件。

早在公元七世纪，巴勒斯坦就已经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作为巴勒斯坦主体民族世世代代就生活在这里。

1920年、1929年、1936至1939年，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先后发动起义，反抗英国委任当局，英国政府迫于阿拉伯世界的压力和它殖民利益的需要，于1939年5月发表了《巴勒斯坦问题白皮书》，限制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的移民数量，限制购置土地。白皮书发表后，引起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强烈不满，英犹关系恶化，许多犹太人转而寻求美国的支持。以本·古里安为首的亲美派认为，英国已经成为障碍，解决犹太人问题的钥匙掌握在美国手里。

1942年，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纽约市比尔特莫尔饭店召开大会，通过了本·古里安提出的纲领，要求结束英国委任统治，在整个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一支犹太军队，要求不受限制地移民和购置土地。当时美国有500万犹太人，通过组织游行示威、联名上书，舆论宣传等形式向美国政府施加影响，美国政府不仅赞同这个纲领，还试图通过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来插手中东事务，此时欧洲犹太人正遭受着希特勒纳粹德国的杀戮。

1942年1月，纳粹召开了专门讨论犹太人问题的会议，下达了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的最后解决方案，反犹活动登峰造极令人发指。据估计，大约共有600万犹太人死于纳粹魔掌，占当时全世界犹太人总数的三分一，这几乎是犹太民族遭遇的灭顶之灾，也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悲剧。

纳粹大屠杀的暴行使世界为之震惊，全球范围内同情和救助犹太人的呼声高涨，这为以色列建国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美、苏大国出于各自的考虑先后公开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犹太复国主义精英们更是审时度势，以犹太财团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在夹缝中寻求实现复国目标的突破口。

二战后，英国根据《白皮书》继续对犹太移民进行限制，使几十万欧洲犹太幸存者滞留在难民营收容站，英国委任当局与巴勒斯坦犹太人的矛盾升级为暴力冲突，犹太武装力量哈加纳、伊尔贡、斯特恩帮制造一连串恐怖事件，杀死英国士兵，袭击英军军火库，炸毁耶路撒冷英军司令部大卫王旅社，毁坏桥梁。

1946年8月，犹太建国会提出了巴勒斯坦分治方案，激起了阿拉伯人的普遍反对。英国政府对巴勒斯坦的局势束手无策，无法平息不断升级的阿犹冲突。于是，1947年4月，便将巴协斯坦问题提交给联合国。此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已达到65万，占巴勒斯坦总人口33%，在一些连成片的区域，犹太人在人数上占有优势。围绕巴勒斯坦问题，联合国出现了两种意见：主张实行阿犹分治的多数派方案和主张建立阿犹联邦国家的少数派方案。犹太人倾向于多数派方案，阿拉伯人对两个方案都持否定态度。犹太复国主义者展开了一系列外交活动，争取分治方案的实现，美国政府也向不少联合国成员国施加压力支持分治方案。

1947年11月，第二届联合国大会最终通过了分治决议，即第181号决议，结束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将巴勒斯坦分为犹太国、阿拉伯国和国际共管的耶路撒冷市。犹太国面积1.4万平方公里，占巴勒斯坦土地56.5%；阿拉伯国1.1万平方公里，占43%。联合国分治决议是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处于无权的情况下通过的，这从根本上侵犯了他们的合法权利，因而激起了阿拉伯世界空前的抗议浪潮。

1947年12月，阿拉伯联盟成员国宣布，决心为反对联合国分裂巴勒斯坦决议而战，并成立了由各成员国组成的阿拉伯解放军。相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则载歌载舞欢庆胜利。犹太复国主义者迅速行动起来，向世界犹太社团发出紧急呼吁，全力争取援助。果达尔·梅厄去美国筹集了5000万美元的巨款用于购买武器装备，犹太建国会征募17到25岁的犹太青年入伍，使犹太武装力量迅速壮大，到处围攻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驱赶阿拉伯平民，加紧扩大占领地，准备必要时武力建国。

1948年5月14日上午，最后一批英国官员离开了巴勒斯坦，标志着英国委任统治的结束。下午4时，巴勒斯坦犹太人领袖本·古里安在特拉维夫博物馆宣读《独立宣言》，宣布：一个犹太国家——以色列国诞生了，十几分钟后美国承认以色列国，17日苏联也承认了以色列，一年后以色列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于是，经过近2000年的亡国离散，犹太人终于在巴勒斯坦重建了犹太国家，掀开了犹太民族历史新的一页。

然而，以色列的建国却给巴勒斯坦人带来了极大的不幸。以色列建国后的第二天，1948年5月15日，阿以之间爆发了巴勒斯坦战争，又称第一次中东战争，以色列与周边阿拉伯国家陷入了旷日持久的对抗之中，使历史上存在的阿以矛盾更加尖锐和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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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7集  古巴革命

在浩瀚的加勒比海的西北部，有一个距美国佛罗里达州仅90海里的美丽岛国古巴。古巴原为西班牙的殖民地，1898年古巴获得形式上的独立，建立了专制独裁制度，政治上受到美国的操纵，经济上受到美国的掠夺。从1953年7月26日到1959年1月1日的古巴革命，推翻了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结束了美国对古巴的控制和掠夺，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

1961年5月，古巴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古巴革命不仅是十九世纪后半叶本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继续，而且推动了拉丁美洲地区反美、反独裁斗争的深入和发展。

十六世纪初，古巴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

十九世纪下半叶，在古巴民族英雄何塞·马蒂的领导下，古巴人民进行了独立战争。

1898年，美国以援助古巴为名向西班牙宣战，并作为战胜国占领了古巴。

1902年，古巴成立共和国，但实际上沦为美国的半殖民地，人们戏称古巴为美国的后院。在政治上古巴被美国控制着。

1901年，古巴被迫接受《普拉特修正案》，承认美国有权出兵干涉其内政。

1903年，美国在古巴的领土上强租了两块土地，作为自己的海军基地，其中的关塔那摩海军基地至今还被美国占领着。美国还通过各种手段，安插亲美派人物担任古巴历届政府的首脑，保障美国在古巴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一位美国驻古巴大使曾经坦言：古巴的总统必须具备这样的条件：彻底了解美国、并且顺从美国可能向他提出的建议和忠告等等。这些政府专制独裁、奉行胳臂肘向外拐的亲美政策，古巴人民与独裁政权和美国控制的矛盾日益积累。美国垄断资本控制了古巴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攫取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古巴90%以上的电力、全部电话和国际无线电事业、大约50%的公用铁路以及40%的原糖生产均被美国资本控制。美国资本还垄断了古巴矿产的开采权和大部分加工工业以及进出口贸易。

1958年，古巴向美国的出口额占古巴出口总额的2/3，古巴从美国进口额占古巴进口总额的3/4。美国资本通过对古巴经济的垄断控制，保持了高达30%至40%的利润率。在美国资本的控制和掠夺下，古巴成为提供单一产品原料的经济附庸国。美国的大糖业公司是古巴最大的庄园主，这些大公司霸占了古巴耕地的25%、肥沃土地的75%。美国的庄园主和公司迫使古巴单一发展能给他们带来滚滚利润的蔗糖业。放眼古巴的国土，多一半的耕地上，坐落着大大小小、清一色的甘蔗园。古巴蔗糖生产占国民收入30%至40%，占古巴出口总值的80%以上。蔗糖成了古巴民族的命脉。美国对古巴经济的恣意掠夺，给古巴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大批农民失去了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土地，颠沛流离。在工厂生产的旺季才能找到一份零工，生活毫无保障。美国对古巴经济的贪婪掠夺，给古巴民族经济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由于古巴的支柱产业蔗糖生产主要被美国所控制，古巴经济完全依赖于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

1929至1933年，资本主义的经济大危机中，美国是生产衰退最严重的国家。结果，美国刮风古巴下雨，古巴蔗糖收入暴跌，60万人失业、外汇收入减少、进口粮食骤减、饥荒蔓延。

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工人运动高涨，工人们喊出了实行土地改革、保护民族工业的口号。

1952年3月，曾在1940至1944年间任古巴总统的富尔享西奥·巴蒂斯塔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再次上台，巴蒂斯塔卖身投靠美国，实行亲美的统治，他庇护美国的糖业公司，美国公司每家都可以拥有自己的警察，镇压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他不惜动用武力帮助美国资本家抢夺古巴农民的土地，他实行独裁统治，废除了比较进步的1940年宪法，制定了剥夺人民民主权利的《宪法条例》和《反劳工法》，禁止罢工集会，实行严格的新闻和文化检查制度。巴蒂斯塔依靠警察和特务残酷镇压古巴人民的反抗，十数万革命者被杀害、监禁或被迫流亡国外，被称为世界的糖碗的古巴几乎成了世界上最苦的、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

巴蒂斯塔的倒行逆施使古巴人民与巴蒂斯塔独裁统治、与美国政治控制、经济掠夺的矛盾迅速激化，一场反独裁和反美的革命在悄悄地酝酿。

1953年7月26日，年仅26岁的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一百多名青年攻打奥连特省圣地亚哥的萌卡达兵营，掀开了反对巴蒂斯塔的古巴革命的序幕。

菲德尔·卡斯持罗，1926年8月13日出生于古巴奥连特省，卡斯特罗的父亲是西班牙人，于美西战争期间随军来到古巴，后来成为拥有一万英亩土地的甘蔗园主。1950年，卡斯特罗毕业于哈瓦那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博士学位。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评价哥哥说：学生时代的菲德尔性烈如火、坚强勇敢、雄心勃勃、博览群书，并具有判逆性格。1945年，卡斯特罗在哈瓦那大学法律系读书时，曾经任大学学生联合会主席，并参加了一系列反独裁和反美的活动。1947年9月，他一度离校我参加多米尼加反对独裁的斗争。1948年，美洲组织在波哥大开会时，他参加了那里的反美示威。1950年，卡斯特罗从哈瓦那大学毕业以后，便投身于政治活动。在报纸上，常常能够读到他言词激烈而犀利的谴责大庄园主对工人和农民剥削的文章。

1952年巴蒂斯塔政变上台以后，卡斯特罗曾写信给这位新总统，警告他不要一意孤行、恣意违宪。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及其给古巴人民带来的灾难激起了卡斯特罗的无比愤概。1953年，他组织了一个以武力推翻巴蒂斯塔独裁统治为目标的地下秘密组织。一批血气方刚、英勇无畏的青年参加了这个组织，其中有工人、农业雇员、店员、小手工业者和少数学生，这个组织秘密募捐，购买了武器。从此以后，在哈瓦那大学和哈瓦那的射击俱乐部里常常出现这个秘密组织成员的身影，他们刻苦练习射击技术，准备迎接推翻巴蒂斯塔统治的战斗。

经过一个多月秘密准备以后，1953年7月26日，卡斯特罗率领162人攻打古巴政府军在圣地亚哥的重要据点蒙卡达兵营，由于力量对比悬殊，起义失败，卡斯特罗被捕，并判处15年徒刑。在监狱中，卡斯特罗不改革命初衷，发表了著名的长篇演说《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1955年，巴蒂斯塔政权在外界的强大压力下实行政治大赦，卡斯特罗等人因而提前获释。出狱后，卡斯特罗组织了七·二六运动，准备发动新的起义。七·二六颂歌表达了这群革命者的远大的革命目标：在古巴实现自由、民主和正义，我们朝着一个理想进军，胜利必然属于我们，为了和平、为了繁荣、也为了自由，我们一起斗争。卡斯特罗获释以后。为了躲避国内的警察和特务，前往墨西哥进行革命活动，组织起了一支远征军。

1956年11月25日夜晚，在墨西哥的图斯潘河口，一艘名为格拉马号的游艇载着以卡斯特罗为首的81名革命志士驶向古巴。在这些战士中，有一位英俊的阿根廷青年叫切·格瓦拉，他是远征军的战士兼随队医生。

格瓦拉出身于阿根廷罗萨里奥的富裕人家，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攻读医学，他在学生时代曾经骑车和徒步游历阿根廷、秘鲁和智利等地，考察人民的苦难。切·格瓦拉患有严重的哮喘，却不顾自己的安危，在危地马拉的丛林中担任志愿医生为别人医病。

（原切·格瓦拉纵队战士历史学博士何塞·拉蒙）“埃尔内斯特·切·格瓦拉在古巴革命中被认为是一个英雄般的人物，他至今都被看作是一个神话人物，他脱离了当时即将倒台的危地马拉阿本斯的政权统治，逃亡到墨西哥，那是一个民主主义的政府，主张农民革命，矣尔内斯特·切支持该政府，因而不得不逃往墨西哥，在危地马拉，他结识了蒙卡达革命军队中的尼科·洛佩斯。在1955年8月的一天，他将切·格瓦拉介绍给了菲德尔·卡斯特罗。”

在墨西哥，自从与卡斯特罗相识以后，切·格瓦拉决心投身于古巴的革命和解放事业，后来成为古巴革命的重要领导人、拉丁美洲民族民主运动中最有影响的革命家和理论家。

（原切·格瓦拉纵队战士历史学博士何塞·拉蒙）“两位志同道合的革命者切·格瓦和卡斯特罗在很多方面达成了共识。在长达数小时的会谈中，切·格瓦拉最终成为了古巴革命的一名斗士，加入了起义军。”

格拉马号上的革命战士充满革命的豪情，他们与海浪和饥饿博斗了7天7夜，终于抵达奥连特省。但是，远征军战士刚一登陆，就遭遇巴蒂斯塔军队的围剿。经过3天的血战，卡斯特罗等15人突破重围转入马埃斯特腊山区，开始了长达3年的游击战争。卡斯特罗在马埃斯特腊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之初，游击队的全部家当是12个战士和7支步枪，卡斯特罗将游击战与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结合起来，革命力量不断壮大。在马埃斯特腊根据地，卡斯特罗总结了自七·二六起义以来的革命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推翻巴蒂斯塔反动统治、建立人民革命政权的革命目标，同时制定了解放政治犯、实现出版自由、恢复全体公民政治权利、进行土地改革等革命的方针。游击队进行的土地改革，深得农民的拥护，农民纷纷参军，游击队其他的革命主张，得到了广泛的社会阶层的支持，许多农业工人、建筑工人和学生也纷纷参军。1957年底，革命军已经壮大到2000人。

（原切·格瓦拉纵队战士历史学博士何塞·拉蒙）“切·格瓦拉还从人道主义出发，将极少的药品分给敌军战俘，充分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所有这些使得他成为一名在马埃斯特腊山区培养造就的政治家和军事领袖。”

马埃斯特腊山区的斗争鼓舞和推动了古巴全国反对巴蒂斯塔统治的斗争。1957年3月13日，哈瓦那大学一批爱国青年攻打巴蒂斯塔总统府，失败后组成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继续进行武装斗争。

1958年2月，由福雷·乔蒙领导的远征军在埃斯坎布拉伊山区开辟了新的游击区，同时，在哈瓦那、圣地亚哥等大城市，学生举行罢课、市民举行罢市，国内反对巴蒂斯塔统治的斗争进入了高潮。

1958年3月17日，古巴42个反对巴蒂斯塔统治的群众组织的数千名代表发表联合宣言，要求巴蒂斯塔下台。

1958年4月9日，哈瓦那工人进行了总罢工和武装起义。7月，七·二六运动组织代表、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代表和其他反巴蒂斯塔组织的代表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举行会议，签署了《加拉加斯协定》，建立了反对巴蒂斯塔统治的革命统一战线，制定了以武装起义推翻独裁统治的共同战略。

1958年5至8月，卡斯特罗领导的游击队在根据地人民的支持下，以弱胜强，粉碎政府军对马埃斯特腊根据地的围剿，缴获大批武器，并转入反攻，很快控制了古巴的大片地区，格瓦拉率领的纵队英勇作战，打开了通往哈瓦那的道路，革命形势势如破竹。美国看到巴蒂斯塔统治大势已去，要求他下台离开古巴，巴蒂斯塔孤注一掷，作最后的挣扎。

1958年12月31日，七·二六运动所属游击队在格瓦拉指挥下，向哈瓦那发起进攻，工人与学生举行总罢工、总罢课密切配合，迫使巴蒂斯塔在当晚宣布自动辞职。

1959年1月1日凌晨，在四面楚歌中，巴蒂斯塔携家眷和政府要员逃亡国外，游击队顺利占领总统府，庄严宣告古巴革命取得了胜利。古巴革命胜利以后，建立了临时革命政府。

1959年1月7日，美国被迫承认古巴临时政府，卡斯特罗起初任临时政府武装部队总司令。1959年2月16日开始，任政府总理。新政府首先改组了政府机构和军事机构，稳定了社会秩序，其后在经济、政治、社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在经济方面，新政府推行了土地改革和外国企业国有化运动。

1959年5月19日和1963年10月，先后颁布两个土地改革法令，废除大庄园制和禁止外国人占有古巴土地。在土地改革中，古巴和美国的大庄园主的土地被国家征收，农村中完成了民主改革的任务。

1959年10月，政府颁布《石油法》和《矿业法》，并开始接管外国炼油厂、美国银行和部分美国公司。

1960年10月美国宣布对古巴禁运以后，古巴将全部美资企业收归国有，基本上实现了外国企业国有化。

1960年10月，政府没收了巴蒂斯塔分子的全部财产，同时将全部私营工商企业、银行收归国有，实现了本国企业国有化。

古巴革命摧枯拉朽，引起美国的惊恐和仇视，美国采取政治颠覆、经济封锁、外交孤立和组织雇佣军入侵等手段，妄图扼杀古巴革命。卡斯特罗领导古巴人民针锋相对，使美国的阴谋一一破产。

1961年4月17日，美国政府派遣1600名雇佣军人在古巴吉隆滩登陆，妄图武力颠覆古巴政权。4月17到19日，古巴人民经过浴血战斗，赶走了入侵的美国雇佣军，捍卫了民族自尊，保卫和巩固了古巴的革命政权。

1960年10月，卡斯特罗宣布古巴革命完成第一阶段——民族民主革命阶段。

1961年4月16日，卡斯特罗在群众大会上宣布，古巴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5月1日，宣布古巴是社会主义国家，古巴革命掀开新的篇章。

五十至六十年代在美国后院古巴爆发的革命沉重地打击了美国扶植和依靠本土独裁者的殖民统治，古巴革命树立了反美、反独裁斗争的样板，以古巴革命为起点，拉美地区掀起了震动世界的反美、反独裁的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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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8集  苏伊士运河的开通 

苏伊士运河是重要的国际通航运河，是亚、非两洲的分界线，它位于埃及东北部，贯穿苏伊士地峡，连接地中海和红海，沟通大西洋与印度洋，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和战略价值。1859年4月，苏伊士运河开凿工程在塞得港破土动工，历经10年，于1869年8月竣工，计开挖土石7500万方、耗资1600万英镑、牺牲民工达12万人。

把地中海和红海连接起来的想法由来已久，远在公元前十九世纪，埃及第十二王朝法老西索斯特里斯为发展贸易首开法老运河，运河起自与地中海相连的曼济拉湖，经尼罗河支流贝鲁济河南下，至扎加济格折向东，穿多美拉河普，至艾布·苏维拉，流进与红海相连的苦湖，运河全长150公里、宽60米、深2至3米，后在运河淤塞后，曾于公元前七世纪、公元前六世纪、公元前三世纪、公元一世纪、公元七世纪，先后5次疏通或开凿新河道，运河断断续续通航2600多年，最终在公元767年，阿拔斯王朝哈里发艾布·加法尔为封锁反对他的麦加、麦地那人，下令填平运河下游，法老运河彻底废弃。

法老运河废弃后，东西方贸易从欧洲走地中海水路至亚历山大，接埃及陆路至古勒祖姆，再经红海、印度洋水路至印度。十三世纪十字军远征期间，又开辟从威尼斯越地中海至大马士革，再经叙利亚、波斯陆路到印度的路线。公元1453年，上述两段陆路被奥斯曼人切断。公元1498年，葡萄牙水手瓦斯科·达·伽马从大西洋沿非洲海岸南行，开辟绕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太平洋的新航路。

十八世纪，欧洲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西欧与印度间贸易日益频繁。英国在同其他国家竞争中逐渐取得优势，在十八世纪中叶确立了海上霸权。法国海上实力不如英国，但在地中海东部势力强大，于是打算在埃及开凿一条运河，沟通地中海和红海，直通东方，改善同英国的竞争条件。

1798年，当时是法国督政府将军的拿破仑率军占领埃及，立即计划开凿运河，他亲自带领一批工程师和军官从苏伊士北上，寻觅法老运河的遗迹，进行勘察测量，但勘测中错误地计量了地中海和红海水位，以为红海水位比地中海水位高9.907米，运河凿通后，尼罗河三角洲将被红海海水淹没，于是考虑基本恢复法老运河。可是不久，法国政局发生变化，拿破仑匆忙回国夺权，开凿运河计划遂被搁置起来。时隔近半个世纪，法国当局利用宗教团体圣西门会组织的、苏伊士运河研究会对地中海和红海水位又进行反复测量，于1847年得出两海水水位差不多的结论，这为苏伊士运河开凿的可能性提供了依据。

英国确认苏伊士运河比好望角路更便捷，但担心由于法国的竞争，运河通航会损害英国在东方、特别是在印度的利益。为了破坏法国开凿苏伊士运河计划，英国提出从亚历山大经开罗到苏伊士修一条铁路，以取代开凿运河。英国政府劝说埃及当局勿开运河而修铁路，法国政府则向埃及当局揭露英国鼓吹修铁路是企图侵占埃及。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为了防范外国势力渗入，拒绝了开凿运河和铺设铁路的建议，但他的继任者阿拔斯接受英国拉拢，同意修筑铁路。1858年自亚历山大经开罗及苏伊士的铁路全线贯通。法国见英国得势，极为不安，便加紧兜售运河计划。由此可见，开凿苏伊士运河是英法争夺东方的产物。

开凿苏伊士运河的成功计划者和组织者是法国人费迪南·德·莱塞普斯。他的父亲是一名外交官，早年曾随拿破仑入侵埃及，法军撤离后任驻埃及领事，后又支持穆罕默德·阿里夺权，因而成为这位埃及总督的座上宾。莱塞普斯1832年出任驻埃及副领事，1845年晋升为领事，由于父亲的关系，他深得总督的喜爱，并与总督未成年的儿子赛义德建立了私交。1833年，莱塞普斯偶然看到当年随拿破仑勘察的工程师勒佩尔所写关于《开凿苏伊士运河的报告》，深为其打动，从此他潜心研究苏伊士运河问题，并同有关方面、特别是圣西蒙会取得联系。1852年，已经弃官从商的莱塞普斯，把自己拟定的开凿苏伊士运河的计划先后呈给埃及总督阿拔斯和埃及的宗主国奥斯曼帝国，都碰了钉子。1854年，赛义德继任埃及总督，莱塞普斯闻之欣喜若狂，赶赴埃及向老朋友表示祝贺，趁机提出运河计划，他用甜言蜜语向赛义德描绘：运河凿成，将给埃及带来巨大收益，埃及将以运河为屏障，摆脱奥斯曼帝国而独立，赛义德的英名将永垂青史。赛义德被他的诱人辞令蛊惑得飘飘然，表示接受他的运河计划。同年十月，正式签订关于修建和使用沟通地中海和红海的苏伊士运河及其附属建筑物的租让合同。一个纷争数十年未见分晓的重大问题就这样敲定了。

1858年1月，赛义德与莱塞普斯又签订了一份新合同，对1854年合同作了确认和补充。1858年12月，莱塞普斯正式组建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发售股票。合同主要条款是：租让期99年，期满后运河归埃及所有，埃及政府无偿让与公司开凿运河所需土地，并提供必要的劳动力，免税进口施工机器，埃及获运河运营纯利的15%。拿破仑三世后来承认，运河计划虽是私人提出的，但他早已关心此计划的研究。一次，他对莱塞普斯说：你可以依靠我的支持和保护。这都说明，莱塞普斯计划、组织开凿苏伊士运河完全是为法国争霸政策服务的。

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后，莱塞普斯不等奥斯曼帝国批准，更不顾英国政府反对，于1859年4月25日，宣布苏伊士运河正式在塞得港破土动工。运河动工第二天，法意对奥战争爆发。法国怕得罪英国，招致英国干涉它在欧洲的行动，未敢公开支持运河工程。这时英国勾结奥斯曼帝国向赛义德施压，并把军舰开抵亚历山在港相威胁。赛义德迫于压力，于同年6月召集驻埃及的16国领事商议停止运河工程。法皇拿破仑三世呼吁所有亲善国家都支持运河工程，英国基于形势变化，把军舰悄悄开回马耳他基地。奥斯曼帝国不敢轻易得罪法国，既不批准运河计划，也不再干涉运河工程进行。至于赛义德，他原本就幻想运河凿成会使埃及摆脱奥斯曼帝国而独立，同时害怕一旦废除运河计划，难以赔偿公司股东的损失，英国和奥斯曼帝国压力一减轻，自然又全力支持运河工程了，运河工程因而没有中断。按照合同，运河工程4/5的劳工由埃方提供。但动工的最初两年，碍于英国和奥斯曼帝国没有实行劳工征集制，而采取自由招工的办法，所以工地上劳工有限，最多时埃及劳工仅有1700人，工程进展缓慢。

1861年7月，赛义德根据合同有关规定发布劳工法令，承诺埃及按照公司的要求和运河工程的需要提供工人，实行劳工征集制。同年8月，开始强征劳工，当月征调近8千人，12月增至近1.5万人。1862年每月达到2万至2.2万人。由于工地条件艰苦，从这年开始改为劳工一月一轮换，自此，每月都有不下6万人往返，困顿在运河工地上。当劳工实在不易摊派时，莱塞普斯便怂恿赛义德裁减军队，被裁士兵一脱下军装就整队遣往运河工地去。

苏伊士地峡是一片浩瀚的沙漠，气候常年炎热少雨、饮水奇缺，公司起初用汽船从亚历山大运一些淡水到塞得港，运河往南开凿后，则从沙漠上星星点点绿洲里的深井中汲水，再用骆驼运到工地去。此外，公司曾于1859年和1861年进口三台海水淡化机，但常出毛病。这些措施远远满足不了饮水需要。在运河工地上渴死的人像被收割的庄稼一片片倒下之后，才开始挖掘计划中的淡水渠。公司供给劳工的伙食既差且少，一份饭不够一个小孩子吃的，身边带有几个钱的劳工往往从牵着毛驴的游牧人那里另买点食品充饥，多数劳工经常处于半饥饿状态。住的情况更不用提，工地上有为数不多的木板房和帐篷，都被大小工头和外国技术工人占据着，埃及劳工基本上是风餐露宿，地中海的热风一吹，夹杂着腥臭、苍蝇成群、挥之不去，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农村来的壮汉子一个个病倒了，支气管炎、肝炎、肺炎、红眼病等极为普遍，威胁最大的要属于瘟疫，像霍乱、天花、伤寒、斑疹伤寒、回归热，每隔一年就袭击一次，一次比一次厉害，以至有时连送病人去急救站的人都难以找到。再看工地劳动场景，开工初期虽进过一些机器，但为数极少。公司嫌机器作业成本太高、运河开凿主要靠人工，靠劳工的双手用笨重的铁锹、镐头掘土，用简陋的筐子运土。公司规定了苛刻的劳动定额，白天完不成，晚上在月光下接着干，连穆斯林的斋月也不例外。这样的劳动强度、这样的劳动条件，工资多少呢？一个月完成定额，挣当地货币50至70皮亚斯，每天合2皮亚斯左右，童工的工资更少，只及成人的1/3。当时，美国驻埃及总领事提到劳工工资时说：要是在田间或农村附近挖沟，这些工资还说得过去，但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挖河，这点工资实在是太少了。就是这点微薄的工资，也不是直接发到劳工手里，而是交给工头，任凭他们从中克扣。此外，公司无故拖欠劳工工资也是常有的事，特别是对不甘心给外国公司卖命而怠工、逃跑者，公司规定：怠工被发现一次，扣发一天工资的1/3，逃跑被抓回一次，扣发半月工资，后又改为如有人逃跑，扣发全月工资。但劳工还是照样逃跑。为保证运河工程进度，1862年1月，赛义德指令埃及每个地区派一名警察负责押送劳工去工地，并委派专人率领警备队在工地维持秩序，他们大肆拘捕逃跑者，捕到就往监狱送。

1863年，伊斯梅尔继任埃及总督，他和赛义德一样，幻想运河凿成会使埃及摆脱奥斯曼帝国而独立。他说过：他比莱塞普斯更渴望开凿运河，但他觉得运河租让合同中某些规定对埃及未免过于苛刻。同时考虑到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棉价飞涨，埃及种植棉花有利可图，故需保持一定的土地和人力，因此力图对运河租让合同中一些条款进行修改，后经反复与运河公司谈判，并请法皇拿破仑三世出面调停，得以废除劳工法令，收回一些运河工程不必要的土地，也为此支付了巨额赔款。

1866年2月，伊斯梅尔和莱塞普斯正式签订一项关于苏伊斯运河的全面合同。英国和奥斯曼帝国本来强烈反对苏伊士运河的开凿，这时见生米即将做成熟饭，便见风使舵，英国转而采取先成之、再夺之的策略，奥斯曼帝国则于1866年3月批准了伊斯梅尔与莱塞普斯签订的全面合同。

1869年8月18日，地中海和红海被沟通。11月17日，苏伊士运河正式通航。运河长162.5公里，河面宽52公尺、河底宽22公尺、河深7.5公尺。苏伊士运河通航后，成为沟通欧亚非三大洲的国际交通要道。航船不绕好望角而取道苏伊士运河可以大大缩短航程，从欧洲到印度的航程大约缩短了一半，从伦敦到孟买的航程缩短了4840公里，马赛到孟买的航程缩短了5940公里。随着航程的缩短相应地节省了航行的时间和费用，还可避免好望角的狂风恶浪，确保安全。因此，马克思称苏伊士运河为通往东方的伟大航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彤）“苏伊士运河通航是埃及人民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埃及为开凿苏伊士运河所花各项费用连同贷款利息总计达1680万英镑，而欧洲股东的全部投资仅为448万英镑。开凿运河的10年中，埃及投入了数十万劳工，他们在炎炎烈日下、滚滚黄沙里忍饥受渴，用双手一锹一镐挖出7.2亿立方土，完成了这项宏伟工程。运河凿成时，有12万人命赴黄泉。所以，后来纳赛尔总统在回顾运河历史时说，这条运河是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血汗、我们的尸骨换来的。”

苏伊士运河凿成后，客观上给埃及人民带来了一些好处，如开凿运河期间所挖淡水渠灌溉了尼罗河三角洲以东土地，沿运河一线新建了塞得港、伊斯梅利亚城、陶菲克港、古城苏伊士和坎塔拉也振兴起来，不少无业者找到了与航运有关的工作。埃及同世界各地联系也加强了。

（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教授马哈穆德·米特瓦利）“我不想用一些数据来说明，但是我想说：苏伊士运河开通后，缩短了欧洲和东方的距离，不只节省了燃油的消耗、节省了时间，而且对于交流活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可以说，，不只是埃及人因拥有苏伊士运河而获益，整个世界都获益匪浅，而且远比埃及人获益要大得多。但是在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之后，可以说一部分收益养活了埃及人民。”

运河通航后，长期在法、英殖民主义者的控制之下，法国掌握着苏伊士公司的大权，享有运河带来的各种利益，而埃及只能得到15%的纯利。1882年，英国军事占领了埃及和运河地区，取代了法国的地位。埃及人民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于1956年7月26日将苏伊士运河正式收归国有，成立了埃及苏伊士运河管理局，结束了英、法占领运河长达87年之久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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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9集  埃及七月革命 

1922年，埃及获得名义上的独立，次年颁布宪法，实行所谓的君主立宪制。事实上，当时的埃及依然政治动荡、经济凋敝、民不聊生。1952年，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七月革命。推翻了法鲁克王朝，建立了埃及共和国，彻底趋逐了英国殖民势力，这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揭开了现代埃及历史发展的崭新一页。

华夫脱党领导了埃及1919年革命，为驱逐英国殖民势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曾经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1922年2月底，英国被迫结束对埃及的所谓“保护”，承认埃及为独立的主权国家，英国迫使埃及接受“四点保留”，英军驻守苏伊士运河区，“保护”埃及免受外国入侵或干预，“保护”埃及境内的外国利益和少数民族，以及英国保留对苏丹事务管理权。英国通过驻埃及高级专员、驻埃英军和在埃及军、政机关中供职的英籍官员在很大的程度上，控制着埃及的内政、外交大权。

1923年宪法颁布，埃及实行所谓君主立宪制后，华夫脱党仍然是埃及最大的政党。在七月革命前长期执政。但是华夫脱党的革命意志逐渐消退。1936年华夫脱党政府签署《英埃同盟条约》，说明该党已经失去最后一点革命锐气。条约规定：英国在亚历山大和苏伊士运河区驻扎陆、海、空军，按照英国的规划修建战略公路网，英国向埃及派驻军事代表团，并供应武器，这样，英国实际上从军事上控制了埃及。

《英埃同盟条约》遭到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在内的广大埃及人民的强烈反对，埃及实行所谓君主立宪制以后，政治动荡不安，宪法时废时立，内阁走马灯式地频繁更迭，王室、英国殖民势力和华夫脱党争权夺利。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以来，穆斯林兄弟会开始介入政治角逐，使政局更加混乱。统治阶级尔虞我诈、花天酒地，广大人民却衣不蔽体、食不裹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农村两极分化加剧、人口激增，地租和地价逐年上涨。据官方统计，1952年，占地50费丹以上的大地主约11000人，费丹是埃及的土地计量单位，一费丹合6.3市亩。这就是说，占土地所有者总数的0.4%的地主却拥有全国耕地的34.2%；仅法鲁克王室占地就达到17.8万费丹；而占地5费丹以下的小农，达264.2万，占土地所有者总数的94.3%，仅拥有全国耕地的35.4%，赤贫农民一贫如洗、生活更加悲惨，他们以出卖劳动力为生，充当长工、季节工或流动工来勉强维生。

1952年七月革命之前，埃及仍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男，农业占国民收入的比率为31%，工业占国民收入的比率仅9%，近2/3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在西方垄断集团的挤压下，民族工业只是略有发展。埃及民族工业企业规模小、设备落后。1948年，全国有近13.4万家企业，雇员不到40万人，平均每家企业雇员不到3人。真正的工业企业数量更少，1952年只有1957家，其中50%资本不到200埃镑，70%雇员不到10人，埃及的工业大多为农副产品加工业，以纺织业和食品业为主，重工业极少。

在这样一个国家积贫积弱、国王昏庸腐败、民族资产阶级软弱的社会里，独立建国的历史任务落到了满腔救国热情的青年军人的肩上，正是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军官，使埃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革命。以加麦尔·阿卜杜·纳赛尔为核心的自由军官组织，于1952年发动了七月革命。纳赛尔是埃及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后来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是不结盟运动的创始人之一。

纳赛尔的籍贯是艾斯尤特省，艾斯尤特位于上埃及中部，是埃及最贫困的省份之一，这片贫瘠的土地滋养了阿拉伯世界的两个风云人物，一个是七月革命的领袖纳赛尔，另一个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鼻祖赛义德·库特卜。大约200年前，纳赛尔家族来到艾斯尢特市郊班尼莫尔村，是统治埃及农村的显赫大家族之一，到纳赛尔祖父那一代，家道中落，他的父亲小学毕业后，在邮电局谋到一份差使。一战爆发后，纳赛尔的父亲被派到亚历山大，担任市郊邮局的副局长。1918年1月15日，纳赛尔出生在亚历山大，他3岁时回到艾斯尤特，6岁入学，与祖父一起住在乡下，目睹了烈日下农民辛勤劳动的情景；7岁时，纳赛尔被送到开罗，由其叔父赫利勒监护。在开罗纳赛尔亲眼看到英军驱车横冲直撞，轧死无辜儿童，在他细小的心灵深处，埋下了仇恨英国人的种子。

1935年，纳赛尔17岁，已是一名血气方刚的青年，这年年底他参加了全市工人和学生大游行，抗议英国干预埃及内政和不准恢复1928年宪法，警察开枪镇压游行群众，纳赛尔前额被弹片划破、留下一道伤痕。

1937年3月，纳赛尔进入军校学习，开始了军旅生涯。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毕健康）“纳赛尔是埃及人民的好儿子，他创建自由军官组织，领导埃及人民完成了独立建国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纳赛尔出身小职员家庭，处于统治阶级的下层，了解劳动人民的疾苦，戎马生涯造就了纳赛尔坚强的性格和坚忍不拔的毅力。英军横行霸道、王室骄奢淫逸，华夫脱党软弱无能，激起了他满腔热血爱国激情，他决心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1942年2月4日，英军兵临开罗的阿比丁宫，迫使法鲁克国王授权华夫脱党领袖纳哈斯组阁。英国人的侵略行径，极大地激发了纳赛尔和其他爱国青年军官的爱国激情，纳赛尔气愤地说：我感到十分羞耻，因为我们的军队对这种侵略行径熟视无睹，如若他们有所作为，定能迫使英国人撤退。但是，我又感到欣慰，因为在此以前，军官所关心的仅仅是寻欢作乐，如今在谈论雪仇复耻，这当头一棒使我们的军队懂得了尊严的意义。

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爆发，纳赛尔中校奉命率军参战，巴勒斯坦战争的经历成为纳赛尔政治上的转折点。纳赛尔被编入第6营，驻扎在加沙和拉法。埃军司令部指挥无能，部队装备不良，纳赛尔所属部队的进攻屡屡受挫。纳赛尔愤怒地说，我讨厌那些坐在安乐椅上的将领们，他们对战场上的情况和战士的遭遇一无所知，满足于在地图上指指点点，乱下命令，要我们攻占这个阵地和那个阵地。纳赛尔英勇奋战，腹部受伤，伤未痊愈就返回前线。他在战壕里，面对敌人的炮火思考着祖国的命运：我们的祖国也同样被许多困难和敌人所包围，祖国的命运也被贪婪、阴险和荒淫无耻的人们所玩弄。埃及最终在巴勒斯坦战争中失败，这场战争彻底暴露了埃及上层统治阶级的昏庸无能，国王耽于酒色、沉迷睹博。军队高级将领视士兵生命如草荠，乘机贪污军费、中饱私囊，以纳赛尔为首的爱国青年军官，决定组织起来，以推翻法鲁克王朝的反动统治。

（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教授马哈穆德·米特瓦利）“纳赛尔的同僚们没有一个不说纳赛尔不是革命的领导人，他（在革命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不仅仅是形象地描述出革命的前景和希望，而且他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了解自由军官组织的人。但是我们现在没有任何文件来证明这一点，因为他没有给我们留下备忘录，但从革命的宪章、革命哲学、以及他向埃及人民发表的演讲，可以说，从他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思想。”

1949年10月，纳赛尔和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军官在阿密尔寓所聚会，自由军官组织就此诞生。这年年底，纳赛尔建立了绝密的执行委员会——自由军官组织的核心，该委员会最初由纳赛尔、哈桑·易卜拉欣、哈立德·毛希丁、卡迈勒丁·候赛因、阿卜杜·拉乌夫组成。1951年增加了萨拉赫·萨利姆、波格达迪、阿密尔、萨达特和加麦尔·萨利坶共10人。委员会成立了5个小组，负责筹款的经济组、负责发展成员的安全级、宣传组、负责搜集情报的自我奋斗组和武装组。

七月革命前，自由军官人数有限，约200人，除1人外，皆为穆斯林。自由军官组织计划1954年发动兵变、夺取政权。整体上讲，自由军官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军衔不高，最高军衔为中校，自由军官组织纪律严明，分小组开展秘密活动。

1951年，埃及的形势急转直下，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华夫脱党为争取民心，单方面宣布废除1936年《英埃同盟条约》。声明英军驻扎在苏伊士运河区，为不受欢迎的军事占领。英国政府不仅不撤离在苏伊士运河的占领军，而且增派军队到埃及进行武装威胁。英国公开的武装入侵激起埃及人民激烈的抵抗，苏伊士运河地区6万多工人宣布总罢工，穆斯林兄弟会和青年学生组织敢死队袭击运河区内的英军及其军事设施，农民掀起暴动、抗捐抗税。在英国的压力下，埃及法鲁克王室，解散了华夫脱党政府，建立亲英的马赫尔政府。马赫尔政府一上台就宣布全国戒严、解散议会、设立军事法庭，大肆逮捕爱国人士，正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

当局对纳赛尔的秘密活动有所察觉，军事警察搜查了纳赛尔的住宅，但没有发现任何罪证。1949年5月25日，阿卜杜勒·哈迪首相召见纳赛尔，询问穆斯林兄弟会与军队的联系等问题，气氛相当紧张，一向镇定自若的纳赛尔暴跳如雷，以使首相相信他与任何颠覆活动毫无关系。为了迷惑警方，纳赛尔在一段时间内深居简出与外界断绝联系。自由军官组织积极与各政党团体建立联系，执行委员会委员、后来担任埃胶第二任总统的安瓦尔·萨达特多次与穆斯林兄弟会联络。纳赛尔察觉穆斯林兄弟会有夺取政权的野心，心存戒备。四十年代后期，兄弟会势力坐大，支持七月革命，有利于七·二三政变的顺利进行，却为纳赛尔政权的巩固埋下了隐患。自由军官组织还向王宫渗透，萨利姆少校设法赢得了陆军总参谋长海达尔将军的信任，萨达特则与国王的医生和亲信优素福·拉萨德建立了关系。

1952年1月，开罗军官俱乐部举行选举，自由军官组织首次与法鲁克国王发生正面冲突，自由军官组织提出了一份以穆罕默德·纳吉布为首的竞选名单，结果纳吉布和自由军官组织的所有候选人全部当选。法鲁克恼羞成怒不承认选举结果，他怀疑军队中存在颠覆组织，开始清洗军队中被怀疑谋反的军人。自由军官军衔低，缺乏全国性的号召力，因此拉拢和推出同情他们的纳吉布。纳吉布，少将军衔、是一员猛将，在巴勒斯坦战争中3次负伤，纳吉布只是在政变前24小时才得到起事的消息。

1952年7月22日深夜，埃及三军总司令、总参谋长等高级军官正在举行秘密会议，商议如何先发制人地逮捕自由军官，当此千钧一发的时候，纳赛尔得到密报。7月23日凌晨1点半，纳赛尔率兵包围埃及陆军司令部，逮捕了正在开会的埃及三军总司令、总参谋长和其他部分高级军官。政变士兵迅速占领机场、火车站、电讯局、电台和部分政府大楼，数小时内控制了开罗。一支装甲部队部署在从苏伊士运河区通往开罗的公路上，以阻止英军出兵开罗。凌晨，纳吉布得到政变成功的消息，他被护送到自由军官已经占领的总司令部，并被任命为武装部队总司令。清晨7点半，安瓦尔·萨达特以新任武装部队总司令穆罕默德·纳吉布将军的名义发表声明，宣告革命成功。

7月23日凌晨开罗发生政变时，法鲁克国王正在亚历山大夏宫休养、避署消夏。亚历山大是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冬暖夏凉、气候宜人，历来是国王和王公贵族的消夏胜地。这个骄奢淫逸、贪婪弄权的国王此时或许还不知道，他再也回不到开罗了。

7月25日，纳吉布一行抵达亚历山大，扎克里亚·毛希丁同时率装甲兵向亚历山大挺进。26日早晨7点钟，毛希丁指挥的军队占领了蒙塔扎和拉斯丁两座王宫，在同国王卫队进行的小规模战斗中，有6人受伤。中午，法鲁克国王被迫逊位于艾哈迈德·福阿德王储，含着泪水在退位诏书上签字。下午6时整，法鲁克携带家眷和273箱财物乘马特鲁姗号游艇，离开亚历山大，驶向意大利的那波利城，法鲁克最终重蹈73年前，他祖父伊斯梅尔的覆辙，被驱逐出国、客死他乡。法鲁克国王退位标志着七月革命的胜利。

1953年6月17日，革命指导委员会废除帝制，次日埃及共和国宣告成立，从而结束了罕默德·阿里王朝近一个半世纪的专制统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毕健康）“法鲁克国王的流亡，结束了穆罕默德·阿里王朝在埃及长达一个半世纪的统治，埃及进入了崭新的纳赛尔时代。在这个新时代，英军被迫全部撤离苏伊士运河区，埃及成为真正独立的民主国家。1956年，纳赛尔以99.9%的高得票率当选为埃及总统。在英国、法国和以色列侵略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中，纳赛尔领导埃及人民奋勇抵抗侵略者，得到了阿拉伯各国人民的支援和欢呼，也得到了世界正义人民的声援，纳赛尔一夜之间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和中东风云人物。总之，纳赛尔创立了自由军官组织，领导了七月革命，完成了彻底驱逐西方殖民主义势力，推翻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是现代埃及的开国元勋。可以说，七月革命后，埃及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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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0集  万隆会议

美丽富饶的岛国——印度尼西亚是由上万个岛屿组成，印度尼西亚横跨赤道，其地理位置处在亚洲和大洋洲两洲之间，濒临印度洋和太平洋，是连接两大洲和两大洋的海上枢纽。印度尼西亚风景秀丽，人民勤劳勇敢、热情好客，经过长期艰苦斗争，已于1900年取得独立。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了第一次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这是从殖民主义奴役下取得独立的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下，自由地讨论关系到亚非人民切身利益问题的国际会议。会议期间，帝国主义极力在某些国家之间制造纷争，企图分裂会议。在中国等大多数国家的努力下，挫败了帝国主义的阴谋，最终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确立了以和平共处十项原则作为国家之间友好合作的基础。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会议，为会议的胜利召开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一些国家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统治，走上独立、自由发展的道路。到五十年代中期，亚洲和非洲已经有近30个独立的国家。独立后的亚洲各国，普遍要求加深互相了解、发展友好关系。

1953年12月31日，中国、印度两国在北京举行谈判时，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处理中印关系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经过会谈，这五项原则写入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

1954年6月，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在中印、中缅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中，双方都同意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的准则，写入联合声明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称为亚洲的宪章，为亚非各国之间的友好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5年4月，亚洲国家领导人会议在印度新德里召开，有16个国家的225名代表出席，会议通过的声明完全支持中印两国总理宣布、并得到其他许多国家支持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构成了各国互相了解和和平共处的坚实基础，五项原则被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亚非新独立的国家所推崇。

1954年3月，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倡议召开亚非会议。4月，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以及今天为斯里兰卡的锡兰在科伦坡举行会议，讨论了举行亚非会议的问题。12月，上述五国总理在印度尼西亚茂物举行会议，决定与会五国联合发起召开亚非会议，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等25个亚非国家出席。会议定于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

1954年12月，《茂物会议公报》明确地提出了举行亚非会议的宗旨，其主要内容是促进亚非各个国家之间的友好睦邻关系，讨论与会各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问题，讨论民族主权的问题以及反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问题，讨论亚非各国政府及人民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他们对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所能做出的贡献等等。《茂物会议公报》提出的会议宗旨得到亚非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除了中非联邦之外，其余24个国家都接受了邀请。

美国等西方国家为维护自身利益，害怕亚非各国人民的团结和进一步的觉醒，极力阻挠和破坏亚非会议的召开，它们公开反对召开亚非会议，极力贬低这次亚非盛会的历史意义，说这次会议不过是一个“午后的茶会”，还造谣说“中国要夺取亚非世界的领导权”，挑拔中国和亚非各国之间的关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表示，将向国会提交新的“援助计划”，以经济援助为手段，企图以此影响参加国的立场。

为了破坏会议召开，美国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扬言要“保卫台湾不受武装侵犯”，批准“美蒋条约”，进一步恶化会议气氛。蒋介石得知在当时准备参加亚非会议的29个国家当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家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而台湾却与大多数国家保持着所谓的外交关系，亚非会议主办者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会议，台湾当局没有被邀请，被排除在亚非会议之外时，十分悲伤地哀叹说：一个最危险的时机到了。中国积极支持召开亚非会议，组成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为了阻挠中国代表团如期出席万隆会议，美国和台湾当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谋杀事件。

1955年4月11日，当中国代表团部分人员包乘的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从香港起飞飞往印度尼西亚时，专机因被国民党特务安放定时炸弹，在沙捞越西北海面上空爆炸坠海，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11人罹难。周恩来总理因应邀绕道仰光、同缅甸领导人会晤，使美蒋谋杀周总理的阴谋没能得逞。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爆炸后，周恩来总理十分气愤和万分沉痛。在悼念这些不幸遇难的同志、对中国代表团成员讲话时说：外交斗争像武装斗争一样也是有危险的也会有牺牲的。4月17日，周恩来总理乘坐的另一架印度航空公司空中霸王号专机途经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后抵达万隆。下专机后，周恩来总理在万隆机场就克什米尔公主号严重事件发表讲话指出：这些烈士的光荣姓名将永远写在亚非各国人民和世界先进人类为和平事业而奋斗的历史上，历史将永远记住他们是为亚非两大洲人民的友好合作和独立自由的事业牺牲的。

1955年4月18日，亚非会议冲破种种破坏和阻挠，在印度尼西亚万隆独立大厦正式举行。来自阿富汗、缅甸、柬埔寨、中国、埃及、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即今加纳、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日本、约旦、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沙特阿拉伯、锡兰即今斯里兰卡、苏丹、叙利亚、泰国、土耳其、越南民主共和国、南越和也门29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共约340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的主要议程是：一、经济合作；二、文化合作；三、人权和自决权；四、附属国问题；五、世界和平和合作的促进。这次会议是亚非国家团结的历史性的盛会。

东道国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被推选为会议主席，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在开幕式中发表了重要的讲话，他在题为《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的开幕词中说：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色人种的洲际会议，亚非各国人民的领袖聚集一堂，讨论和商议共同有关的事项，这是世界历史上新的起点，殖民主义是一个狡猾的敌人，只要它没有死亡，世界上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就没有完全取得胜利。他号召亚非各国加强团结，共同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亚洲和非洲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得到繁荣发展。

自18日下午，开始举行公开的全体会议。到19日，先后有22个国家的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发言的内容基本上都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经济合作、谴责殖民主义统治三个方面的内容。代表们希望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加强亚非各国的团结和合作。但是，会议上也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伊拉克代表法迪尔·贾马利宣扬：亚非国家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反对殖民主义，而是反对共产主义。菲律宾、泰国、锡兰等国代表以所谓的宗教信仰问题和凭空捏造颠覆活动等问题攻击中国。这些言论使会议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人们担心会议会陷入无休止的争吵，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中国代表团成为会议关注的中心。

4月19日，中国代表团决定，将原来的发言稿印发给与会代表，同时由周恩来总理有针对性地临时起草了一个补充发言，这个发言就是他在万隆会议上的精彩演说：我们为求团结而来。周恩来明确地提出了求同存异的原则。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周恩来的演说赢得了各国代表的普遍赞赏和支持，那些在会议上攻击中国的代表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周恩来在演说中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周恩来强调，亚非各个国家之间存在着求同的基础，这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他说：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周恩来对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关系问题、宗教信仰问题和所谓的颠覆活动问题一一做了说明。他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亚非各国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他呼吁加强亚非国家之间的团结，16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周恩来精彩的演讲，粉碎了帝国主义者的谣言，澄清了一些人的模糊认识，受到了与会代表的赞扬。

一些对中国抱有疑虑的国家也改变了原来的立场，菲律宾外交部长罗慕洛主动上前同周总理热烈握手，他说：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的精神。中国代表团提出的求同存异的原则驱散了一度笼罩在大会上空的乌云，为各国代表所接受，保证了大会在良好的气氛中顺利进行。

全体会议之后，自20日到24日，会议开始专项议程讨论，代表们分成政治、经济和文化委员会分别举行秘密会议，会议进入了实质性的讨论阶段。经济委员会和文化委员会就经济合作、文化合作问题很快就达成了协议。而政治委员会作为三个委员会中最重要的委员会，在讨论中却出现了严重的争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于沛）“政治委员会是由各个国家政府代表团的团长和顾问组成，这个委员会在以下两个问题上出现了争论：第一个问题就是在反对殖民主义的问题上，一些人别有用心地对殖民主义进行了新的解释，他们诬蔑共产主义也是殖民主义，提出来要像反对西方殖民主义那样来反对所谓苏联的殖民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大会的执行主席只好成立一个专门的小组来提出使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新的方案；第二个问题表现在如何对待和平共处这个问题上，一些个国家提出来要和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代替所谓的实力政策，另一些国家则极力美化北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认为这些个组织是和平的基石，肆意攻击和平共处的原则。”

在会议出现严重分歧、面临着危机时，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明确提出亚非国家的和平和合作，应将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放在一边。他说：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用的名词，那么可以换一个名词，用联合国宪章中所采用的和平相处，至于有人反对五项原则的措辞和数目，那么写法可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让大家遵守。在中国等国家代表团的努力下，克服种种阻力，求同存异，为达成最后的协议奠定了基础。

在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开展了广泛的、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针对有人攻击中国，可能利用海外华侨的双重国籍进行颠覆活动，4月22日，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签订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用实际行动表明了中国的诚意。4月23日，周恩来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人民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个声明受到各国代表的欢迎，认为它完全符合亚非会议的精神，同时为后来的中美大使级谈判开辟了道路。

4月24日，亚非会议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公报由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权、附属地人民问题、其他问题、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等七部分组成。公报强调一切国家都应当有权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自由选择它们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和它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提出的十项原则，成为影响深远的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万隆会议的十面原则是：一、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二、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四、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五、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六、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七、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八、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九、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十、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于沛）“亚非会议产生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万隆精神，这是在和平共处十项原则的基础之上，国家之间友好合作、和平共处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亚非各国人民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和增强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具体化，其精神实质是完全一致的。万隆会议的胜利召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是战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万隆精神的影响和鼓舞下，亚非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得到更广泛深入的发展。这次会议沉重地打击了新老殖民主义者，反映了亚非人民摆脱大国控制的愿望和要求，增强了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在国际舞台上斗争的信心和勇气，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不结盟运动的兴起开辟了广阔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