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守义：清内阁大库明清档案播迁纪略

碧云飘鹤 2013-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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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内阁大库明清档案播迁纪略

李守义　《紫禁城》2012年第2期

清内阁大库档案是指贮存在内阁大库中的档案文献。内阁大库包括东西两座库房：红本库（俗称西库）和实录库（俗称东房，全称为实录表章库）。它由明代文渊阁和藏书楼改建而成。

内阁大库档案由三部分组成，分为明档、盛京旧档、清档。明档清初为修明史而征集的明代天启、崇祯年间的题行稿等档案及旧存实录、诰、敕等；盛京旧档是清入关前后金天聪、崇德年间的满文档案等，清初由盛京移至京师；清档包括清入关后形成的题本等各种档案、图册、试卷等。由于年积月累，数量甚多，库房小，条件差，损坏相当严重。光绪年间销毁不少。

宣统元年（1909年），内阁大库因年久失修，多出倾塌，奏准修缮。于是将库贮实录、圣训移至大库南面的银库暂存，其余档案，一部分暂移文华殿两庑存放，大部分仍留库内。这时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管学部事）张之洞，奏请以大库所藏书籍设学部图书馆；其余档案，阁议以“无用旧档”奏请焚毁。宣统二年（1910年）六月大库修毕，实录、圣训仍送回大库保存，而档案和书籍，因张之洞之请，没有送回。后学部参事罗振玉去大库检取书籍，发现这些奏准待焚的档案是很有价值的史料，据《观堂集林·库书楼记》载，罗振玉“偶抽一束观之，则管制府干贞督漕时奏折。又取观他束，则文成公阿桂征金川用时所奏，皆当时岁终缴进之本，排比月日，具有次第”，都是近世史上最可宝贵的史料。随即请张之洞上奏罢焚，获准后，移出未送还大库的档案交归学部，档案分藏两处，案卷之类置于国子监南学，试卷之类置于学部大堂后楼。

国立历史博物馆1912年成立于筹备处国子监，所有文物系接收国学旧有之礼器、书版、石刻等，包括存放于此的明清档案。1917年，因原有馆址“地处偏僻，房舍狭隘”[1]，教育部决定将该馆迁往故宫午门，这样存于国子监档案亦随之移至午门、端门存放。1919年，教育部拨交历史博物馆原存学部大堂后楼的明清档案既清代历朝科举时代殿试策卷15000余件，约2000麻袋。

因时局动荡，人员、经费的短缺，存于端门历史博物馆的档案被搁置一边，数年无人整理。金梁《内阁大库档案访求记》载“辛酉年，立历史博物馆于天安门，由监移往；略检其整齐者，陈列于楼，以诰敕及廷试为多；余贮城下，视为废纸。”[2]1921年，历史博物馆得教育部许可，除将整齐档案列于午门陈列展览外，将存放于端门门洞零星散乱的档案，总计约8000麻袋[3]，计十五万斤，以大洋4000元卖与北京西单同懋增纸店，为造还魂纸之料。使得这批明清档案流向社会，开始了几经易手、辗转于官私之间的过程，经受了颠沛流离的苦难。

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后，接收了内阁大库存库部分的档案并进行了整理。1933年，为文物安全计，故宫博物院将包括内阁大库部分档案在内的文物进行了南迁，历时十几年，行程数万里，播迁十余省。

本文在通过查阅相关档案材料及参考文献基础上，了解到原藏于清内阁大库的明清档案的历史流传变迁情况，现将这批档案流传之历史，及各方整理之概略，述之如下。

一、清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移出部分

（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明清档案

明清档案被卖出次年，罗振玉得知此事后，以3倍其价从纸店买回。王国维《观堂集林·库书楼记》记：“壬戌二月，参事以事至京师，于市肆见洪文襄揭帖及高丽国王贡物表，识为大库物，因踪迹之，得诸某纸铺，则库藏具在，将毁之以造俗所谓还魂纸者，已载数车赴西山矣。亟三倍其直偿之，称贷京津间，得银万三千圆，遂以易之，于是此九千袋十五万斤之文书，卒归于参事。”罗振玉购得旧档后，曾延招十数人，排日检视，大致分类，并择其要者，刊行《史料丛刊初编》十册。他原想永久保存旧档，独自整理传布，终因财力、人力不继，难以继续整理。1924年，罗振玉以一万六千元的价格把这批档案转让给当时寓居天津的清朝遗臣李盛铎。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于广州，很想利用一些直接史料，从事研究工作。就在首任所长傅斯年先生的大力奔走下，史语所于1929年3月以一万八千元的价格由李盛铎手中购入这批档案。“本所所购明清档案，半存北平，半存天津。其在平者，已于上月底运存于历史博物馆午门城上。其在津者，本月3日由编辑员徐中舒率同书记尹焕章前往移运，计装二千七百麻袋，四十一箱，四十三席包，于14日抵平，随于15、16两日运存午门楼上。于是此两部分档案，始得合庋一处。”[4]

关于史语所接收档案之约数，徐仲舒说：“史言所接收这些档案时，大约合计得十二万斤。经过整理之后，其破烂最甚而装入麻袋的，占三分之一强，约五万斤。其整理上架之件，据未曾南运以前的情形说，共一百架，每架四格，每格约可容红本二百斤，即每架可容八百斤。其他杂件因纸质及大小不等，容量均较此少，以九十架平均计算，可得七万斤[5]”。

除了这批购买的档案外，1930年，傅斯年“实感于同在院中一类之档案材料不可不集中整理”[6]，要求历史博物馆[7]将就存之明清档案拨交史语所。据《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物馆筹备处十八年度报告》载：“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第二工作室，索取本馆旧存明清档案，拟汇集整理，刊布出书。按本馆旧存是项档案，计已经编号者清代贺表三箱，共三千三百二十五件，清代敕谕九箱，共二千一百零二件，明清各项重要文件五百八十二件，除本馆现陈一百零五件，其余四百七十七件共装一箱，并检同原有编号簿十本，又未编号贺表一箱，题本一箱，及十八年八月打扫端门洞扫出破碎档案纸片四麻袋，约共万件，于同月31日一并汇交该处点收完毕。”

史语所得到这两批档案后，从历史博物馆拨借“午门楼上第八、九、十陈列室三楹（即西翼楼及西南亭）”，“设立第一组第二工作室，开始从事清理档案工作”[8]。“并组织明清史料编刊委员会整理处。……整理工作分为六组，至十九年七月，已整理完了者约十之七八，并刊行明清史料三集十四册。又经过种种之困厄，耗去若干之人力财力，始将其初步整理完成”[9]。

至1932年年终时，所有已整理的档案，全已分类完毕，虽未编号登记，但重要的档案，已有简明目录可查。至时此项档案，已可按年索求，供研究之用。此时史语所乃计划开始为档案研究的工作。此项计划决定后，仅将所谓“明清史参考室”草草布置就绪，而热河即告陷没，日寇两次攻入长城，进逼平津，因此史语所乃决定将刚已整理就绪的档案，全部装箱南运，于是当初所有的计划不得不归于停顿。及塘沽协定以后，华北粗安，史语所因长江流域雨水较多，于档案的贮存殊不适宜，且关系材料的搜集，南方远不及北方之易，于是将所有档案仍行迁回。因整理的方便，我们将这些从南方迁回的档案，全行贮存于北海蚕坛，还有些残缺的三法司卷及仅存满文的红本，与装在麻袋里的碎烂档案，从前既没有南运，现在仍堆存于午门西冀楼上。[10]

1936年史语所迁往南京。早在1935年“六七月之交，也正当平津环境日非之时，于是傅先生（傅斯年）以为华北终非安全之地，关于史语所北平部分的所有的书物，也应为未雨绸缪之计。特令光涛（李光涛）就档案中择要共装一百箱，同时并为长久不致受损起见，择出一百箱，在其中再各装有铁皮箱，档案装入之后，铁皮箱箱盖再用锡封焊，使不透气，以策万全”[11]。这样，这一百箱档案随着史语所由北平迁到南京。对于此事，1946年9月20日傅斯年在致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的函中提到：“本所旧存内阁大库档案，叠经挑选精品裱褙、抄写，陆续刊布，其裱好之件在抗战前先后运京”[12]。随着战局的恶化，这批档案随着史语所由南京至长沙，长沙迁昆明，由昆明搬李庄。抗战胜利，史语所由李庄回南京。随后政局转变，史语所搬迁台湾，这批档案也由南京到了台湾。

至于史语所运往台湾一百箱档案的准确数量，史语所1951年曾对运台明清档案“全部开箱，逐箱清查件数及重新办理登记。结果，查得全部档案共计三十一万一千九百一十四件”[13]。

“其余未运的档案，则分存于午门及（北海）蚕坛两处”[14]，“任职员数人司整理、缮写、编辑之事”[15]。“逮抗战军兴，北平沦陷，本所留平同人自行解散，留书记及工友各一人看守档案。逮二十七年一月，伪临时政府教育部派伪科长来接收，将本所书记及工友逐去，封闭蚕坛，留一工友看守。是年十一月，伪教育部将蚕坛拨归伪北京大学，设立内分泌研究所，遂将档案迁往端门，置于门楼上及门洞内，由历史博物馆保管”。[16]这样，这批档案却因为北平的沦陷而重新回归到历史博物馆。

未运档案中重要的部分，在北平沦陷时，史语所曾秘藏他处。“至本所战前在北平所藏之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其较重要者在北平沦陷时曾另觅处密藏，胜利后亦已移置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17]。1946年9月20日傅斯年致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的函可知，“北平沦陷、北平工作处结束时，复将其中较重要及抄好之件检出，装箱寄辅仁大学”[18]。至于保存在历史博物馆的其他档案，傅斯年则建议其移交给其他学术机关：

“所剩余之三法司及满文档案四千五百六十七捆，数量虽多，性质实不甚重要，可供采撷刊布者实甚稀少。本所图书史料整理处无地容纳此大量档案，若别借用房屋，如蚕坛、静心斋等地址，存储接收之始即须耗去巨额修葺费用，以后须派员工清理看守，每月薪金工资以及经常费用为数亦巨，而所保存者乃为不必能供采撷之材料，此在本所开销上殊不经济。斯年之意，以为不如将此批档案移交其他学术机关保管，而与该机关订约，本所得保留研究整理刊布之权，如此既省修葺房屋之特殊开销，复无别派员工看守之经常费用，而本所仍得研究利用，于事较便。至于北平学术机关，则以故宫博物院、北平图书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保管项档案为宜，如荷同意，请于三机关中选择其一”[19]。

傅斯年的建议并没有得到实现，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基础上成立了第一历史档案馆，1954年8月从端门上接收了史语所保存于此的档案，“计有：较整齐的题本二百八十七箱又三十二架（装350箱），残烂档案一千六百九十四麻袋又三十四箱，共计为六百七十一箱又一千六百九十四麻袋[20]”

（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所藏明清档案

罗振玉收购旧档，引起了史学家的注意，北京大学教授朱希祖、沈兼士、马衡等闻历史博物馆尚有部分明清档案，要求校长蔡元培，向教育部力争将其拨归北京大学，由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进行整理研究。1922年5月，北大校长蔡元培向教育部上了一道公函，请求将现存历史博物馆的明清档案拨归北大代为整理。

“本校研究所国学门及史学系知近世史之重要，特设专科研究，现在广搜材料，用科学之方法，作新式之编纂。稔知教育部历史博物馆收藏明末及清代内阁档案，如奏本、黄、报销册、试卷等甚伙，皆为清代历史真确可贵之材料。世人于此，均欲先睹以为快。惟是此项档案，积久尘封，卷帙又复繁重，整理良非易事。虽经该馆派员整理多年，迄未蒇事。良以此事非有多数具有兴会之人，按日排比，断难克期成功。

现在本校对于清史材料，需要甚殷。拟恳钧部将此项档案全数拨归本校，即由史学系及研究所国学门组织委员会，率同学生，利用暑假停课之暇，先将目录克期编成，公布于世，以副众望；然后再由专门学者鉴别整理，辑成专书。如此办法，较为轻而易举。尚祈钧部顾念近世史之重要，史料之难求，准如所请，批示遵行，实为公便”[21]。

这份呈文送到教育部后，教育部同意了北大的请求，将旧档拨归北大整理。“据呈请将历史博物馆所藏明末及清代档案如奏本黄等件拨交到校，商定目录，整理成书等情到部。该校研究所广搜材料，以至编纂近世史之预备，既可有裨史学，且可使该馆所存有问题历史之材料，亦得具有统纪，用意甚善，应准照办。除令知历史博物馆派员协同办理外，仰即派员至该馆，接洽拨交事宜，并明定期限，于暑假期内，将目录克期编成宣布，一俟整理成书，仍将原件送还该馆，以资保存。”[22]

1922年7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从历史博物馆接收了六十一箱和一千五百零二麻袋的档案。从1922年7月北京大学开始着手整理明清档案，专门成立了‘清内阁大库档案整理委员会’（后改为‘明清史料整理会’），制定了整理计划，第一步是分列朝代，第二步是摘由，第三步是分类整理。经过3年多的努力，共整理档案523000多件又600多册，之后，又出版了《清理清内阁档案报告（要件）》《嘉庆三年（1798年）太上皇起居注》及《顺治元年（1644年）内外官署奏疏》等档案汇编多种，为当时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史料。

而后因时局关系，这批档案则四处存放。“岂意自民国十九年受时事之影响，陈列储藏室几经播迁，致将原有已整理之黄册及其他档案，因迁移而散乱。至廿六年，卢沟桥事起，国难当前，校中乃将旧档整理出之要件，及所有黄册，约装二百木箱，南迁避难，至杭州存浙江大学者经年。塘沽协定后，以华北粗安，南中卑湿，管理者又将之北返，幸毫无损失，仍置旧所。迨廿九年，国步艰虞，闰位越俎，人事纷扰，旧档亦受波动。时校中以原陈列室改作宿舍，乃将全部移至清太庙本校档案室办公处暂存，以迁移急迫，秩序更乱。红本则无架放置，堆存地板，高至充栋。五六年来，受地气之潮湿，其绳捆亦多解纽。盖至是昔年整理之功，溃于一旦。昔年所选出重要史料成册者，亦同移来。另一部份明档等，则移北大图书馆研究室安置数年，中间旧档殆羞与世竟，未闻多大之发展，几又回复居历史博物馆之生涯。回想昔年受如火如荼之整理，而今又与潮湿虫蚀为伍，旧档有知，其亦有炎凉之感乎？”[23]

1946年10月，北大文科研究所（民国二十一年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改为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抗战期间该所中断）复员，成立五室，明清档案室由郑天挺先生为主任委员，竭力整顿。“查旧有之明清档案幸鲜损失，大部分仍存清太庙中，不过纷乱无章，又返还未整理前之情况”[24]。“极小程度，需复原民国十三年时之形状。”[25]

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历史档案馆开始集中接收全国明清档案。“1953年4月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收回1922年7月借去整理的1502袋及62箱内阁档案，计黄册73箱，明题奏及敕谕，档簿44箱，题本696箱，凡813箱”[26]。

（三）沈阳博物院档案处藏明清旧档

罗振玉在把从同懋增纸店收购的档案卖出后，又在京津间陆续收购明清旧档，这批档案几经周折后，被罗振玉带到旅顺。据罗福颐《清内阁大库明清旧档之历史及其整理》载：

“民国十三年，江西李氏木斋转让先君所有档案后，先君居津数年，又在平陆续收购小部分，均系纸商前所抑留者。迨先君携家属移旅顺，所藏书画古物旧档均同运旅。至民国廿二年，日本友人松崎鹤雄氏介绍由日本外务省出一部分资金协助检理所藏明清旧档，以三年为度，约以整理完成，即将所有档案捐赠奉天图书馆珍藏。先君允其请，遂于廿三年春，成立大库旧档整理处于旅顺。时集处员十余人，至廿五年，检理毕事，每件档均加纸套、编号录目。并印行大库史料目录甲，乙，丙，丁，戊，己六编。由明末题行稿，至清雍正题本。乾隆以下号目编就，而公款耗尽，不及印行，即将所整理者，全部运奉天图书馆储藏。光复后图书馆经更易，而旧档依然如故未尝损失。”

关于这批档案的数量，罗福颐亦有所统计。“明清史料凡五万四千九百一十件，此外尚有：汉文不全题本（顺治至光绪朝）二百八十五捆；又不全题本（朝代无考）二百二十九捆；满文不全题本（顺治至光绪朝）四十七捆；又不全题本（朝代无考）四捆，凡五百六十五捆。”[27]。

抗战胜利之后，“东北战祸未消，旧档在沈阳，惧或有池鱼之殃，责任者以慎重起见，乃于民国三十六年六月，得教育部之许可，将所藏清大库明清档分盛三百余箱，运北平以避兵灾。借得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空屋四间，暂为陈列储藏。博物馆计划，如万一东北治安一时不克恢复，则该档案姑置北平，于北平设沈阳博物院档案处北平办公处。于本年十一月，更将所运来木箱全部拆开，旧档全部上架，以备史学专家之研究，更将所藏明末题行稿等五百余件，悉数抄出，拟付手民，公诸艺林。又所藏旧档目录，往年印行仅成六册，不过全目四之一，其下半目录，久成稿而未刊布，此后亦拟付铅印，以备学人之参考”[28]。

抗战胜利之后，奉天图书馆改属沈阳博物院，1958年，第一历史档案馆“接收了沈阳图书馆移交的清内阁大库档案。这是罗振玉转卖八千麻袋档案给李盛铎时，自己留存的部分，共计一百六十三箱。其中有明朝档案天启、崇祯题行稿、科抄题本、奏本、塘报、咨文等五百余件；清顺治至光绪各朝诏书、敕谕、题本、奏本、揭帖、黄册、史书、来文、试卷等共五万四千余件。另有残题本五百余捆”[29]。

（四）中国国家博物馆现藏明清档案

历史博物馆在1922年7月、1930年4月分别移交内阁大库档案于北京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曾将一小部分留了下来。1933年，为了确保文物安全，历史博物馆将重要文物一部分南迁，一部分留在北京秘密保存。南迁的明清档案为清朝殿试策卷，1933年4月22日，随附运输总理纪念品，历史博物馆将“清历朝试策一万五千一百十五卷”计“叁拾肆箱”运到南京，存入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30]新中国成立之后，这批档案跟随故宫文物迁回北京，存于第一历史档案馆。留存北京的明清档案则秘密保存在北平浙江兴业银行，这部分档案当时用于午门展览，“本馆历年清理前内阁档案所得重要之件，悉陈于此。”主要有“明代实录、实训、会典、御制集、勅、明题行稿、塘报、书札、列传”，“清代实录、圣训、起居注、册命、诰命、勅、谕、硃谕、史稿、题本、揭帖、贡表、谢表、贺表、清代历朝殿试策及博学鸿词试卷”[31]等。抗战胜利后，保存于此的档案迁回历史博物馆。

这些档案一直由原历史博物馆保管，为了提供研究，也为了有利于保存，国家博物馆于2006年选出明代洪武时期的诰命，明成祖、明太宗实录部分稿本，正统、成化时期的敕谕，万历、天启、崇祯时期的题本、奏本、题行稿、咨文和塘报等；选出清代天命、天聪、崇德、顺治、康熙至光绪、宣统时期的敕谕、诰命，清太宗、清世祖实录部分稿本和历朝的题本、奏折、揭帖、州县官府告示、牌照、火票等及明清科举童试、乡试、会试试卷和有关档案，并选出明万历潘季驯《河防一览图》和《清乾隆十六年南巡各地详图》[32]。编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明清档案卷》，编写者对每件档案进行了初步研究，并附以提要性说明。

二、清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留库部分

1928年故宫博物院调整组织机构，决定设立古物、图书、文献三馆。规定文献馆职掌对明清档案、实录及历史物品整理编目、保管陈列、收集整理、摄影编辑。

1931年1月，故宫文献馆开始整理未曾移出的堆积如山的内阁大库档案，“计有红本101架，3500余捆，史书29架，2400余册，敕书500余件，诏书100余件，档册汉文本8000余册，满文本2000余册，折件260余件。满文无圈点旧档37册，乾隆朝重抄本104函，720册，书籍103件。此外，尚有丝纶簿、八旗世爵谱档、大事记、满文俄罗斯档、满蒙书档、会典事例稿本14000余册。以及满文木牌、俄罗斯来文、诰轴、册文、宝模、祭祝文档、会典图稿等2000余件”[33]。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东北沦陷，华北告急，平津震惊。为故宫藏品安全计，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定将包括内阁大库部分档案在内的文物迁往上海存储。

故宫文物南迁始于1933年2月5日深夜，截止到1933年5月15日，历时三个月，共13,000余箱文物先后分5批运往上海。由平汉铁路南下，从郑州转陇海铁路东行，到徐州后再循津浦路南下，至浦口火车站卸车，在浦口码头装船运往上海。

1935年4月至1936年2月，文献馆对南运的文件与档案进行了清点，经过清点，弄清了其内容与数量。据那志良《故宫文物分批南迁》记载：其中“内阁大库档，1516箱”[34]，其中“红本，1139箱，乾隆五年至光绪二十四年不曾间断的奏本密档；史料书，293箱，顺治十年至光绪二十九年不曾间断的史料秘籍；军令、条约39箱；敕书、诏令6箱；满文档2548册；满文老档575册”[35]。但后有8箱内阁大库满文老档运返北平整理后，只有一箱运回上海，故内阁大库实际南运者共1509箱。“包括满文老档、满文档册、红本、史书、诏敕、军令合约等”[36]。

1936年8月，故宫博物院在南京建立的朝天宫库房竣工，存放上海的文物和档案开始运至南京，文献馆的档案均置于朝天宫仓库。1937年，北京七?七事变、上海八?一三事变先后爆发，南京岌岌可危。存放在南京朝天宫库房的故宫部分文物奉命再次避敌西迁，文献馆的文物与档案被运出来的不足百分之六十，其余则遗弃南京。被移运出来的内阁大库档案分中路、北路水陆并进向西南大后方疏散。先后分别辗转至贵州安顺、四川重庆、陕西汉中，最终转移至四川的乐山和峨眉临时库房存放。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了。故宫文物开始准备东归，分存于四川乐山和峨眉的内阁大库档案集中于重庆，再由重庆运回南京朝天宫文物库房。新中国成立之后，留在南京的内阁大库档案，于1950年、1953年、1958年、1962年分批运回北京，由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改组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接收。

为了便于更加直观地了解内阁大库档案的播迁情况，特制图如下：

小结

综上所述，因整修内阁大库而被发现的明清档案，经过半个世纪的多次迁移、流散之后，由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陆续将之收集、整理起来。这些详细记载着明、清王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外交、民族、宗教、宫廷、社会等方面的历史状况明清档案，虽然经过多次政权的更迭，战火的洗涤流散遗失一些，但多数得以完整保存，成为现存历史档案中数量比较大的一部分。

注：

[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国立历史博物馆概略》(1925年)，《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78—281页。

[2]《东方杂志》第二十卷第四号（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五日），第86页。

[3]8000麻袋为目前所学界公认。另有9000麻袋说（王国维《观堂集林·库书楼记》）；7000麻袋说（傅斯年致蔡元培信，转引自李光涛：《记内阁大库残余档案》，《清史及近代史研究论集》，（台湾）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一辑第七册。）

[4]《历史语言研究所概况事务报告》，《傅斯年全集》第六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50页。

[5]徐仲舒《再述内阁大库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册（1933年），第546页。

[6]陈晓敏选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整理运送及接收保管明清档案相关史料》，《民国档案》2008（1）

[7]1928年历史博物馆归“国立中央研究院管理”，改名“国立中央研究院北平历史博物馆”。

[8]《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物馆筹备处十八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六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92页。

[9]罗福颐《清内阁大库明清旧档之历史及其整理》，《岭南学报》1948年第九卷第一期，第146页。

[10]徐中舒：《再述内阁大库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册（1933年），第546页。

[11]李光涛：《记内阁大库残余档案》，《清史及近代史研究论集》，（台湾）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一辑第七册，1960年12月，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