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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胸验肺第一人张海超:生亦何欢,死难瞑目

 雪冬红炉 2013-04-07
  • 他的肺上生出一个破口,原本应该从身体自由呼出去的气体,却从这里,漏了出来。肺上的破口,被张海超称为“伤口”。他的伤口不止这一处。2009年6月,为了证明自己患的是尘肺病,张海超也是这么躺在病床上,等待肺部活检。醒来后,他听到的第一句话是:“恭喜你,是尘肺病。”

    张海超第一次出现咳嗽、胸闷的症状是在2007年8月。起初当感冒治了很久,挨不住了,去医院做了个胸片检查,发现双肺有阴影。此后,在河南省的许多大医院里,他相继排除了肺癌、肺结核等可能,最终,有医生想到了“尘肺”。张海超这才想起,可能是自己工作环境的问题引起的,因为从2004年起,他在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做过杂工、破碎工,其间接触到大量粉尘。同村的张喜才也曾在该处打工。2006年9月,张喜才被诊断为尘肺2期,过了不到半年就死掉了。老乡的死当时并没有让张海超警觉。他觉得自己还年轻,更何况,早在2007年1月,自己曾参加单位组织的体检,还到新密市卫生防疫站拍了胸片,后来也没听说有什么问题。

    等到肺病严重到工作都吃力了,2009年1月6日,张海超才来到新密市防疫站查询。他第一次看到了2007年拍的胸片,胸片上有明显的阴影。在当地电视台的采访中,郑州市振东耐磨材料厂负责人承认,防疫站要求复检的通知并没通知张海超。另一名负责人私下里对张海超说,“体检是公司出的钱,没有把结果告知个人的义务。”

    这个内向安静的小伙子觉得自己被企业欺瞒了。这时候,他已经被病痛折磨了两年。他决定先确诊再索赔。不过,当他前往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求诊时,振东公司却拒绝出具有关张海超的职业健康监控档案等相关材料。而这些材料是做职业病鉴定所必需的,缺了这些,职防所拒绝作诊断。尽管在其他医疗机构,他已被确诊为尘肺——郑大一附院的医生便对他坦承,“凭胸片,肉眼就能看出你是尘肺”。

    张海超愤怒了,他觉得这是事关自己和工友生命的大事儿,怎么那么多单位就不当回事儿呢?可是他,一个打工农民,又能怎样呢?张海超不服,他咽不下这口气。为寻求真相,2009年6月,时年28岁的张海超跑到郑大一附院,不顾医生劝阻铁心“开胸验肺”,5个多小时后,一名参与手术的大夫第一时间赶来告诉他:“我们已经看了,你那就是尘肺。”

    张海超以为事情到此就很明了了,但当他在手术后打电话给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时,电话那头冷冷地告诉他,开刀的医院“没有做职业病诊断的资质”。一个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病理学证据,就这样被轻易地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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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郑大一附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生程哲一直记挂着她那个年轻的病人。“他的片子一直都刻在我脑子里,双侧阴影。”她说,“说白了,就是两个大疙瘩。” 最终开胸手术后取出了两个样本,肺检结果显示:“肺组织内大量组织细胞聚集伴炭木沉积并多灶性纤维化”。程哲当时在张海超的出院证明上写道“尘肺合并感染”。这6个字给她本人带来了麻烦。按照规定,她所在的医院尽管是河南省最好的医院之一,却不具备做尘肺诊断的资质。不过,在有关部门到医院调查了解时,她也曾反问:“我仍然给他写肺结核?那岂不超过了作为医生的道德底线?”

    职防所则有不同意见。他们更强调资质,面对媒体的采访,他们捧出一堆用笔勾画过的材料,向记者们证明:其他医院作出的诊断不合法,只有外科肺叶切除标本和人死后的尸体解剖才能作为参考依据,至于张海超的“开胸验肺”,被特地注明不作为参考标准。

    张海超原本以为,只要把自己的胸膛敞开,一切都会一目了然,但现在,他却无奈地发现,整件事情就像他肺部那团阴影一样,一时说不清楚。

    虽然事情还在各部门的相互推诿中扯皮,但在开胸验肺这一足够悲怆的事情得到全国媒体的关注后,张海超迅速获得了当地政府部门的关注。2009年7月10日,媒体曝光张海超“开胸验肺”之后,地方政府先是沉寂了一天。随后,政府官员络绎不绝地赶往张家,慰问表态。市委书记带着摄影记者进入张家后,第一句话就是,“海超,哥来晚了!”然后,抱起赵海超的女儿琪琪,左脸蛋亲过亲右脸。

    随后,张海超的职业病鉴定和伤残鉴定,也在一个多小时内办好。“这创下了全国纪录。”在他开胸之前,母亲为了上低保,数次往来于镇政府和家之间,一直没有回音。但在开胸事件后几天,镇里送来一张银行卡,去银行一查,7月份才给办的低保,上半年的钱也给补全了。

    政府部门在媒体压力下的关注和介入,让张海超的维权突然变得简单。尽管开胸验肺并没有为其赢得职业病证明,但却为其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而这关注,最终成就了“特事特办”的解决方案:张海超在2009年9月16日向媒体证实其已获得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签订了赔偿协议:赔偿包括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住院期间伙食补偿费、停工留薪期工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伤残津贴及各项工伤保险待遇共计615000元,他自己也与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终止了劳动关系。

    这个故事,先是冰冷的残忍,继而又戏剧性的转折,以致顺利的让人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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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得病以前,张海超与妻子都在郑州打工,一个月能挣2000多元,去掉日常花销,还有余力把女儿送到郑州市区的双语幼儿园上学,看起来好像好日子就在前头。然后现在,在开胸验肺之后,他已经没法去劳动,无论是躺着,还是走路,张海超都离不开一个瓶子。瓶子上的一根白色导管直接插进他的胸腔里。没有这只瓶子,他随时可能被一口气憋过去。他患了尘肺病的并发症——气胸。他也只能等着肺上的“伤口”自然地愈合。这里的医生告诉他,除了每天挂着瓶子,对他的病已经没有任何办法。闻见怪味,咳嗽就止不住,整个家庭的重担落在妻子身上,因为借了债,有时候老乡面对面都不打招呼。女儿也不得不离开幼儿园的伙伴们,回到老家。

    对于开胸验肺,张海超说:“我并不后悔。说这些也没有意义,当时我还有别的路可以走吗?”

    在争取到“特事特办”的60多万元赔款后,张家并没有宣告他们的胜利。相反,对于已经步入尘肺病晚期的张海超来说,他同死亡的斗争日渐焦灼。那个在聚光灯下门槛都要被踏破的农家院子,早已经恢复了平静。近4年过去了,这里没添砖加瓦。变化的是,他的父母更加年迈,各自患病。

    2012年夏天,张海超离婚,这是大多数因为病痛拖累整个家庭看不见未来的尘肺病人都要经历的抉择。按照协议,女儿由他监护,前妻不用付抚养费。张海超的女儿,今年才七岁。有一天,女儿在电视上找动画片,却见到了对张海超的采访。节目中说,因为尘肺三期,张海超最多只能再活四五年。“爸爸,你今年几岁了?”“32岁。”女儿掰着指头数了数,“爸爸,怎么办?你死的时候,我还那么小。”

    孩子的爷爷因病毒感染,一只眼睛几乎瞎掉,奶奶刚做过胆囊切除手术,唯一的一个姑姑,又先天脊裂,走路还没有张海超快,都指望不住——张海超痛苦的近乎崩溃,他花14个小时写了一封信,想给6岁的女儿寻找一个收养她的家庭。他认为,爱女儿,现在就得试着告别她。

    女儿是张海超的软肋。至于他,死就死吧,这个世界给他的伤害已经足够。如果他想活得更久,可以去移植一个肺。钱不够,可以求媒体募捐。可是,当他听说移植之后,只能浑身插满管子卧床,马上否决了这个方案。“人活着,就是图个生活质量,那样活着,没意思。”更重要的是,他不想让女儿成为“背着爸爸去上学”之类新闻的主角。

    上天的残忍远不止于此,2012年9月的一天,张海超的父亲张松峰带着银行卡去取低保款时,被告知从今年1月份起,他们家已经不是低保对象了。又怒又悲的张松峰,注销了那张银行卡。低保取消后,张海超父母每年数万元的医疗费,将无法报销。这让张海超怀疑,有人在害他。可是,他又能去找谁说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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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2009年年底开始,张海超开始帮助各地尘肺病友维权,地域包括河南、贵州、四川、广东、甘肃、浙江、福建等地,介入案件一百多起,接触的尘肺患者有一千多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境况远远不如他。

    很多尘肺病人,只能吃7元钱一瓶的“矽肺宁”,而张海超一天的药费,就要一百三四十元。六七种药物中,有四种都是进口药。因此,有不少病友表示羡慕。可是,这真值得羡慕吗?3年前,享受政府“特事特办”,获得振东公司补偿的人,包括张海超一共有5个。现在,其他四人都已死去。

    2009年冬天,“开胸验肺”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张海超的家里来了一对广西柳州的夫妇。男的比张海超大两岁,此行的目的是恳请张海超向实施“开胸验肺”的医院求情,也给自己做次手术。“真是走投无路了。”夫妻二人央求。“想效仿的,广西、贵州、甘肃的,都有。”

    其实,在法律上,“开胸验肺”也没有必要了。2011年12月31日起,《职业病防治法》修正案规定:“用人单位拒绝提供相关诊断材料或不如实提供的,应当根据劳动者自诉材料以及临床表现做出职业病诊断。”但执行起来,却很艰难。张海超剧烈地咳嗽起来:“很多职业病诊断还是很困难。医生很少考虑如果提供不来材料他们该怎么办。”

    职业病诊断只是尘肺病维权的第一步。由于索赔耗时过长,死神跑赢赔偿的悲剧,一直不断上演。这几年不断经历各地尘肺病工友死亡的事件,张海超有些绝望:“这样的社会矛盾在一点点积攒着,现在是毁了一个小家,如果还这样肆无忌惮地发展下去,迟早会毁了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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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海超开胸验肺带来的震撼,至今仍能在媒体的报道中有所感受。这种震撼来自位于底层农民工诉求无门的悲怆,更来自张海超为求得一个公平而不惜忍受身体之痛的决绝。但震撼显然只是对着那些局外公众而言,几乎所有相关当事人,都在张海超第一次开胸验肺后保持着顽固与沉默,甚至那些本该担负起社会公平与良心的鉴定医院,也在扮演着戗害社会公平的角色——验肺无门,又缺乏司法诉求的正当途径,这或许是类似于张海超这样的农民工最感无奈之处。

    孙志刚之死,终结了城市收容遣送制度。“开胸验肺”事件,也成为民工维权史上,一个新的极端。张海超以极端惨烈的方式,维护着真相和人格尊严。尽管换来了相关部门的回应,但这是一次偶然、例外和小概率事件,并且在四年之后,事件仍未获得完全解决,使得张海超这个表面上的维权英雄,正一步步走向注定死亡的悲怆结局。

    在普遍的悲剧里,张海超是相对幸运的,至少,因为各种原因他得以将生命多延续了几年,与张海超在同一家公司打工的张喜才,同样染上尘肺,却早早死在维权的路上。张海超这几年参与的100多起尘肺病维权案件中,维权成功的只有寥寥十几起——这正是更多受害农民工的境遇。

    2012年冬,因为肺病已难以适应北方干冷冬天的张海超,不得不搬到佛山修养。在这里,他得知自己之前参与的工友的维权案无一成功,却有几个工友已在煎熬中相继离世。在南方阴雨和生命将尽的惆怅中,他写下了这样一条微博:“呼吸是每个动物都无偿享有的权利,但尘肺病人这点权利都被剥夺了,有时候想想真不如托生其他动物,最起码不得尘肺。”

    在这个国度,谁,能拯救那些被尘肺颠覆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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