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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去年12月末我国金融机构外汇占款余额为25.8533万亿元（人民币），当月新增外汇占款1346亿元。 尽管，与2011年相比，我国2012年的外汇占款余额增幅并不明显（仅为2%），但是，刚刚过去的12月份，其新增外汇占款却高达1346亿元，不仅比11月份外汇占款的负736亿元，大幅增加逾2000亿元，与2011年12月份的外汇占款相比，其同比更是增加了2300余亿元。 外汇占款的短期突增，必然会带来部分市场人士的担忧：货币被动增发的压力是否因此重启？新一轮通胀是否有可能再次抬头？ 对于历来以外汇占款占主导的我国货币发行体系，这种担忧显然是合乎形式逻辑和惯性思维的，但是，如果我们洞察到2012年12月份外汇占款突增的短期因素、以及本月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并真正认识到机构和民间持汇用汇的政策宽松、以及外汇占款结构的大幅转变，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对此大惊小怪。 先论去年12月份外汇占款突增的短期因素，除去年3月份之后外贸顺差持续增加所形成的外汇占款基数放大外，美联储QE4（2012年12月）推出后所形成的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增强，亦是12月份外汇占款突增的关健因素，同时，伴随着年底结账周期的到来，部分之前持汇的企业或个人，为了度过年底的结账周期，亦不得不选择通过结汇增加自身流动性。而上述因素，除外贸顺差持续增加还稍具中期特征外，人民币升值预期增强其实更多是短期因素，因为2012年的人民币兑美元时低时高的走势，已经证明人民币汇率实质已告别单向升值，而进入双向波动阶段，而之于年底结帐周期，则毫无疑义更是短期因素。 次论本月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相关市场数据显示，本周有900亿元的逆回购到期，其中1月15日有750亿元逆回购到期，1月17日有150亿元到期，由此推算，仅1月15日央行即从银行体系净回笼资金650亿元（750亿元逆回购到期减去100亿元14天期逆回购操作）。故而，在今年一季度央票零到期、以及公开市场连续净回笼之下，去年12月外汇占款突增所释放的流动性，其绝大部分已被上述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锁定，根本不必对此过于担忧。 再论持汇用汇的政策宽松，其实，去年4月外管局发布的《完善银行结售汇综合头寸管理的通知》，即明确表明允许银行持有美元空头，这与之前银行受到结售汇头寸管理的严格限制相比，不仅意味着银行可以更加灵活地对自身头寸进行管理，更意味着银行（包括取得结售汇业务经营资格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持汇额度的放大和持汇周期的延长。与此同时，外管局更早已于2007年发布《关于境内机构自行保留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的通知》，在度过此前因人民币持续升值而造成的企业“可持汇却不持汇”的阶段后，当下人民币双向波动区间的形成，显然增加了企业持汇用汇的可能性。此外，去年3月温州金改试点中的个人境外直投、以及外管局于去年年中为配合境内企业“走出去”而成立的“委贷办”，均为我国企业和个人未来更大幅度地持汇用汇，提供了更为可期的政策条件。似此，我国持汇用汇政策的渐进宽松，企业和民间持汇用汇额度的逐渐增加，显然均会对外汇占款的刚性压力起到减缓作用。 最后论外汇占款结构的大幅转变，2012年全年贸易顺差为2311亿美元，增幅高达近50%，但同期我国外汇占款余额却仅增加了2%，二者之间过于悬殊的增幅，不仅因为民间持汇量的相对增加、以及短期外债集中偿还等因素，更为重要的因素还在于，2012年我国资本项目已经初步呈现逆差态势——当然，回顾2012年，尽管QFII大幅扩容共计核准164亿美元，但依QFII分批进场的习惯，目前可能仅有40%左右进场，与此同时，2012年我国同期FDI（外商直接投资）却出现了近3年来的首次下降，全年仅5月份FDI同比微升0.05%，其余11个月份同比均为下跌态势，其中7月份FDI跌幅居然高达8.65%， 2012年FDI比2011年减少了43亿美元，而这显然还不包括难以计入但实质存在的热钱流出。由此可见，我国外汇占款结构，已由此前的贸易和资本“双顺差”的压力累积，逐渐转变为两者之间的压力相对冲销，故而，我们亦不必对短期外汇占款突增过于担忧。 实际上，之于当下而言，我们不仅不必对短期外汇占款突增感到大惊小怪，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应为未来外汇占款可能性的陡降担心，因为，这不仅意味着资本逆差的持续，而且还极可能意味着贸易顺差的收窄、甚至亦呈逆差态势——这并非没有可能，因为对于一国经济体而言，其FDI的持续减少，显然与该国要素成本的持续上升有关，而这往往又是该国贸易顺差收窄、甚至呈现逆差的先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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