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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宽政改革”本身是一场涉及到经济、文化、政治和思想等多个层面的体系性的政治活动。提倡俭约，是松平定信改革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他再次搬出了吉宗时代的俭约令，严命武士和平民勤俭度日。作为一位服膺朱子学的政治家，松平定信特别重视运用儒家的伦理来劝导人们崇尚朴素节俭的生活。 在18—19世纪初的日本，为了克服经济和社会的危机，德川幕府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改革。这些改革的一个显著的共同之处，是为了抑制赤字而采取厉行节约的财政政策，并使用思想教育的方式来矫正“奢侈”的社会风尚。对于这些改革的是非成败，后世日本人的评价，有赞誉的，有批判的，不尽相同。但与大海对岸道光皇帝的努力一样，都是为了挽回社会危机所做的努力。 武士：从地主变成公务员 当然，日本在当时所面临的危机有着其自身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条件，有一些是德川幕府与生俱来的。在1600年“关原之战”和1615年“大阪之战”的腥风血雨中诞生的江户日本，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由武士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在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两代枭雄的阴影之下隐忍了大半辈子的德川家康，依靠着他在三河、远江以及甲信、关东苦心经营出来的武士团队夺取了日本列岛的天下，开创了延续了263年的德川幕府。随着天下确定，幕府对这些追随主人征战多年的从戎之士论功行赏，同时将他们纳入到了以德川将军家为顶点的身份制度当中。这是一种期望让成百上千个家族世代效忠于将军家的制度设置。此后，随着长期和平的延续，武士们的角色逐渐由披坚执锐的战士转变为从事具体行政事务的官僚。承平之世也逐渐改变了武士们的生态。 在中古时代，日本武士团的存在目的就是确保他们祖祖辈辈开发经营下来的领地。日语成语“一所悬命”（意即：领地攸关身家性命）生动地反映出了武士对领土的执著。继承旧例，江户初期麾下的武士，他们的俸禄原本也是直接取自于领地之上的。但随着日本晚期封建制度的确立，加强幕藩体制中央集权的“兵农分离”政策的深入展开，绝大大多数武士都被集中到了城池周围的城下町中居住，直接治理领地的情形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就成了往昔的故事。于是乎，在江户时代的大多数时间里，除了受封的藩主大名之外，无论是作为幕府直属家臣的旗本和御家人，还是隶属于各藩的藩士，真正拥有封地的（称“知行取”）却只限于少数位高者。作为支撑幕藩制国家体制基础的广大中下级武士的薪金都是由大米来换算并支付的（支给禄米的形式，根据武士身份的高低依次为“藏米取”、“现米取”和“扶持取”）。根据江户学学者小川恭一的研究，自17世纪下半叶以降，随着日本社会安定的长期化，在作为幕府中坚力量的旗本中间，除了家禄在500石以上的上级武士还有百分之九十在坚持直接治理自己的领地之外，家禄500石以下旗本拥有领地的数字急剧减少。而这种情况在大小诸藩中也成为了普遍现象。简单地说，武士从自我经营的领主变成了从政府领取工资的公务员。 在幕府政治发展的第一个一百年中，日常政务的日益繁杂使得幕府的官僚队伍不断膨胀，最终经由“享保改革”中的机构改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除了身份可以世袭，享有家禄的谱代家臣之外，幕府还根据政务的具体需求，把一些富有才能的平民（出身农、工、商阶层者）拣拔进了官僚队伍，出现了与家禄制度对应的职禄制度。职禄的待遇只在被拣拔者在世的时候给予，他的子孙原则上是无法继承的。尽管如此，这些人对幕府的财政而言，无疑又是一笔额外的开支。不过在17世纪，由于以小农经济和都市流通经济为主轴的日本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加之由幕府直接控制的贵金属矿藏的开采达到了历史最高峰，幕府的财政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都能维持盈余。以市井文化的发达为特色的“元禄文化”（注：元禄为德川幕府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在位后期的年号，年份1688—1703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孕育产生的。与此同时，社会风尚也在迅速地变化着，江户初期门第高贵的女性穿着的“小袖”（亦称振袖）此时成为了一般庶民妇女的日常服饰。普通家庭的饮食习惯从一日两餐变为一日三餐。糖果点心在各地的城市中成为了畅销商品。江户、京都和大阪的茶馆和餐馆的数量激增。“元禄时代”的繁荣得益于货币经济的发展。但是，商品经济和城市文化的发达，构成其基础的货币经济的脆弱性开始逐渐地影响到了幕府统治的基础。 武士的工资是“大米” 从17世纪80年代开始，曾使日本位居世界主要贵金属产地的金银矿脉开始枯竭，通货不足的问题开始逐渐显露。为了保证财政运转的顺畅，也为了满足都市经济对货币的需求，幕府对原有的货币进行改铸，用降低成色的办法来增加货币的流通量。同时，为了确保财政收入，幕府强化了对直辖领地的租税的征收体制。不过，对于旧时在依靠自己的领地生活，以征战为事业的武士们来说，这些事情原本不至于构成什么问题。然而，在17世纪末期，对大半城居化的武士而言，麻烦可就大了。尽管他们的俸禄是以禄米的形式支付的，但对生活在都市中的他们来说，最需要的是现款，因为这时的生活方式已经是今非昔比了。 以幕府开创时的旗本为例，当时幕府矿山的金银产量连年攀升，财政上有着充分的空间，所以幕府不但可以增加家臣的数量，还能经常地给予临时性的赏赐（下赐金）。但是，当时的武士们仍旧整理为作战进行准备，安于粗衣粗食的生活。可是，在“元禄文化”追求华美的风气下，加上货币改铸所带来的通货膨胀，使得武士禄米的价值攀高，往昔朴素尚武的风尚经过元禄这一代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德川纲吉的顾问，荻生徂徕在他的政治学著作《政谈》中不无惋惜地追溯在江户早起的宽永年间，在下级武士的家里是看不到用榻榻米的，可是到了元禄年间，即便是他们的屋子也都陈设得十分气派，不但安上了榻榻米，还用唐纸糊窗。不仅如此，以往只限于最高级领主的宴饮和游戏的风尚也蔓延到了广大的中下级武士中去了。 抑制金银外流，引进海外物种 日常生活的花销只是江户时代武士家庭开支的一小部分，一个武士在公务上的花销是非常惊人的。尽管进入江户中期后，许多在幕府开创时期设置的公务已经徒具形式而已，与实际的政务并无关联。但是对于武士们来说，尤其是那些享有家禄的“原从谱代”而言，这些形式化的东西恰恰体现了自身的地位和荣耀。因此，很多武士并非是天生喜好声色犬马，但在崇尚华美的大环境下，为了面子，他们必须把门面给撑起来。可是，置办华服美宅需要的是真金白银，但是武士们的直接收入却是大米。在急需用钱的时候，他们不得不接受商人的盘剥压价出售自己的禄米。进而在都市中出现了以武士的禄米作为抵押的专门的金融业务，即所谓的“札差”。不仅领取禄米的中下级武士如此，手中握有领地的上级武士也不得不牺牲一部分自己的领主权力，允许领地上的农民以较低的价码花钱买断应交的贡赋。可是，物价在不断地攀升，可米价却时有波动，加上不善理财，许多武士不得不向商人举债度日。时间一长，作为幕府支柱的武士阶层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贫困化。另一方面，从元禄末年开始，幕府的财政盈余转而变为赤字。可是，为了维持幕府的政治权威，诸如像“日光社参”（参拜初代将军家康的神庙日光东照宫，类似于中国的祭陵）这样劳民伤财的典礼还得继续举行。而在农业商品经济已经发展到极限的18世纪的日本，幕府在难以开辟新的大笔财源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厉行节约的改革措施。江户时代的两次成功的政治经济改革先后登上了日本历史的舞台。 率先进行的享保改革是由幕府的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主持的。他在1716年由纪伊藩主继承将军之位后，立即展开了改革。在制度方面，吉宗接受经济顾问室鸠巢的建议，实施了所谓的“足高制”，也就是让禄高较低的武士担当原本由禄高较高的武士担任的职务，其人只在任职期间享有高禄，退职后又回到原来的标准。在吉宗的时代，幕府还多次发布俭约令，通过法律强迫武士和普通百姓节俭度日。不仅如此，吉宗将自己在藩府养成的简约朴素的生活方式带进了江户城。他在接待来访的朝鲜通信使和琉球使节的时候，也尽一切可能简朴从事。德川吉宗的改革是以“回归祖宗时代”作为号召的，他的理念是不仅要在生活层面上，而且在精神层面上让武士恢复俭朴尚武的本色。此外，他为了抑制对来自中国和朝鲜的海外商品的消费所造成的金银外流，推进了引进海外物种和工艺并使之国产化的工作。 饥荒之年，罢黜贪官 尽管，吉宗的施政在一个时期内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但是简约朴素的生活已经绝非习惯了都市生活的武士们所能长期忍受的。当德川吉宗在1751年去世之后，幕府在老中田沼意次的领导下，一改吉宗时代“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进入了“重商主义”轨道。武士社会的风气也因此变得比元禄时代更为浮奢，随之而来的则是贪贿横行的严重后果。因此，田沼意次至今仍是日本人印象中贪官形象的典型。可是，田沼意次的“浮世”并未能持续很久，1783年浅间火山大喷发，对关东和东北地区的农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接下来的几年间，这些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饥荒，饿死人数达数十万之众。由于大范围的歉收，使得关东地区的米价飞腾，即便是能够得到关西产米供给的江户城也不免受到波及。由城市贫民发动的抢米风潮此起彼伏。贫民的骚动尚且可以弹压，但是依靠禄米过活的武士的生活出现困顿就会损害幕府的长治久安。面对这一次的危机，幕府罢黜了早已声名狼藉的田沼意次，任命白河藩主松平定信接手老中之职，开始了一场旨在挽救幕府危机的“宽政改革”。 “宽政改革”本身是一场涉及到经济、文化、政治和思想等多个层面的体系性的政治活动。提倡俭约，是松平定信改革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他再次搬出了吉宗时代的俭约令，严命武士和平民勤俭度日。作为一位服膺朱子学的政治家，松平定信特别重视运用儒家的伦理来劝导人们崇尚朴素节俭的生活。为此，松平定信以“整肃纲纪”为宗旨，颁布了《风俗取缔令》，严厉打击了被认为是滋长奢靡风气的剧场和舞台等娱乐场所。在他主政期间，仅在江户城内，就有一半以上的剧场被幕府强行关闭。他还命令剩下的剧场必须排演宣传和弘扬俭朴修身的儒家伦理的剧目。除此之外，他还严格规定了“士农工商”各个阶层的衣食住行以及日常生活其他方面的详细标准，用了最严厉的手段来限制奢靡浪费。宽政改革的俭约政策（经济上的紧缩）由松平定信和他的继任者松平信明、牧野忠精等所谓“宽政遗老”们坚持了三十年。随后而来的，则是被称为是江户时代经济文化发展的最高峰“化政时代”。江户时代的这最后的高峰里面，自然也少不了松平定信等人勤俭治国，休养生息三十年的功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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