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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到贵州，去了一趟镇远。以前听说过镇远，看到过一些图片，只觉得水畔城市很特别，与凤凰城有点像（确实不太远），没有更多感觉。此次到镇远，身临其境，对镇远的兴趣大增，体验了一回“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感受。这个地方值得一说。
 我拍的镇远县城。从青龙洞看镇远古城舞阳河的大拐弯处。
镇远县地处贵州省东部，靠近湖南。重庆变为直辖市之前，这里一直是湘黔川交汇的地方，现在似乎该称为“湘黔渝川”交汇之地。镇远当地史志部门认为这里就是历史上的夜郎国，此说不无道理。现在西南地区很多地方都声称自己是正宗的夜郎，都有点道理，但理由也都不太充分。古夜郎国地域面积应该很大，否则，司马迁也不会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而且，古夜郎王的都城在哪里，似乎也不止一个。去年我去贵州时，在离贵阳不远的福泉市住了一夜，福泉市古称“平越”，当地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夜郎王的都城遗址，此说也不是没有可能，但古夜郎王的都城是否只有一个？也难说。
 这是我翻拍别人的，晴天难得。镇远地处大山之中，河岸两边的平地有限，发展受局限，反倒成全了古城。
夜郎国进入中国历史很早，战国时期，楚国便派将军庄蹻（注：庄蹻是《荀子》、《韩非子》、《史记》、《汉书》、《华阳国志》等史籍中使用的名字，《后汉书》则称庄豪）从沅水伐夜郎，“既灭夜郎”。昨天的文章说，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里掉队的一部分，庄豪伐夜郎或“庄蹻入滇”也是一个例证。楚国派庄豪征伐西南夷时，秦国也派兵南下征伐巴蜀，并征服现镇远地区，致使到达滇池的庄豪与楚国交通断绝，无法归报楚国，便在滇称王，“变服，从其俗，以长之”。汉族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当年楚国人也不能简单认为就是汉人。汉人、汉族应该是汉朝统一以后在强大的文化认同下出现的一个融合性的民族。像庄豪这样留在云南、与楚地隔绝的人群，后来也成了今天所称的少数民族。那么，庄豪伐夜郎与镇远有何关系？
史书记载，庄豪从沅水伐夜郎，循江而上，到达牂柯江，此“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现在有人考证说“牂柯江”是贵州西南的北盘江或南盘江，我认为此说不可能。北盘江、南盘江属珠江水系，流入广西，到广东入海。沅水及沅江属长江水系，两者隔着分水岭，水路无法沟通。如果庄豪从沅水循江而上到达牂柯江，绝对不可能是北盘江、南盘江，而只可能是今天的舞阳河。历史上舞阳河也称无溪、舞水或镇阳江，源出贵州瓮安南部的金凤山，经贵州的镇远、玉屏，流入现今湖南的新晃、怀化，入沅江，至常德、岳阳入洞庭湖而通长江。因此，庄豪伐夜郎的水路进军路线只可能到达舞阳河，而不可能到达北盘江，镇远恰恰就在舞阳河畔。这一段舞阳河确实“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直到抗日战争时期，这条河仍然是大后方与湘鄂前线重要的水上物资通道，直到近年因修了几个水库，才不能直通长江。
 流经镇远的舞阳河可直通长江。
现在争夜郎名分最有力的地方之一是湖南新晃县。新晃位于湘西，从地图上看，它像是一个深入贵州的牛角，县境三面临贵州，只有东面是湖南。新晃的地理位置恰好在湖南怀化水路通镇远的中间。新晃之所以争夺夜郎最有力，是因为唐朝在这设了“夜郎县”，宋初也短暂地以“夜郎”名置县，后被废。我认为，唐代在新晃置“夜郎县”，并不等于它就是古夜郎国，只是借助古代的一个名称，古夜郎国的地域范围远超出新晃县境。其次，唐代将如今的新晃名为“夜郎县”，说明古夜郎国就在此地附近，或者此地是古夜郎国的一部分，或者是通往古夜郎国的必经之地。因此，庄豪在北盘江流域伐夜郎的可能性进一步排除。从水域来说，舞阳河流至新晃已称沅水，从新晃溯江而上，不远便到达舞阳河畔的镇远。因此，黔东南、黔北地区属古夜郎国，从唐代在新晃置“夜郎县”也能得到侧面的证明。当然，古夜郎国究竟有多大，没有确切的证据。新晃地方志也只称这里“汉属夜郎国”，意思是指它是夜郎国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历史上以“夜郎”命名的不止新晃一个。唐代将新晃名为“夜郎县”之前，现镇远县北部的石阡县，也曾被名为“夜郎县”。更早的南北朝时期，黔南的关岭县境内也有“夜郎县”。关岭县在北盘江流域，这是某些专家认为“牂柯江”是北盘江或南盘江的原因。此外，云南东部与贵州接壤的宣威市境内，汉代也有夜郎县，南朝时期被废。因此，我认为，古夜郎国的范围相当大，全盛时期包括如今贵州全境，以及湖南、广西、云南、四川的一部分，它可能是将湘楚地区与云南滇国隔开的一个“大国”。史书记载战国时期楚国派庄蹻或庄豪伐夜郎，“既灭夜郎”，可能只是灭了夜郎的一部分，或打败其主力军（克夜郎），或废除了古夜郎国王，而非将全部夜郎国灭掉。
 部分史书记载“庄蹻入滇”的内容比较。
从“夜郎自大”的典故，也可看出端倪。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关于这个成语的原文如下：“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从这段文字看，“夜郎自大”这个成语准确地说，应该是“滇王自大”，夜郎侯不过是照猫画虎而已，不知道是不是风闻了滇王的妙语，也跟着学一把潇洒，还是各自独立想出来的重要问题。不曾想，几千年里独立落得“夜郎自大”的嘲讽，倒是有点委屈。从“滇王”、“夜郎侯”的称谓上也可看出，汉朝时，他们是两个权力中心，可能在这个阶段，夜郎已屈服于滇王。
秦国之后，汉武帝在西南地区也实行了郡县制，但并不彻底，主要是设立驿站并加以保护。汉武帝恩威并重，招抚与征伐共举。在这个过程中，自大的夜郎王不听调谴，成为重点讨伐对象。但征伐成功后，汉武帝保留了夜郎国号，夜郎王与其他部族头领一起受到汉朝的册封，司马相如曾出使这一地区，对其宣抚。至于汉朝为何在黔西南与云南交界处设立夜郎县，我认为，如果古地理考证正确，那么，这一结果很可能是要缩小夜郎王的权力：黔东南原先属于夜郎王的地方，因汉化程度较高而脱离夜郎王。在离汉地更远、更偏的地区，划定一个较小的范围，继续归夜郎王管辖，以削弱他的势力。西汉末年，夜郎王与当地其他头领连年攻战。西历前27年，汉太守陈立杀掉了夜郎王，夜郎国从此彻底退出历史，立国三、四百年。此后历史中出现的夜郎或夜郎县，只是过去的记忆了，与真正的古夜郎国不可同日而语。（未完待续）
 镇远城里，想开个演唱会都找不到足够大的地方。这也是翻拍的。
 镇远古城的夜景。翻拍。
 古城一角。建筑是很明显的徽派风格，为何会这样？下次再说。
 细看的话，镇远的徽派建筑也融入了当地的文化。
 镇远古城里的小巷
 很多带姓氏的“大院”被保护
 这座桥叫“老大桥”，从明代修到清代才完成，还有故事，下次再说。
镇远古城一角。很难看出这是一个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城市，与江南城市几乎没有差别。
汉朝在西南地区实行郡县制，当地主要长官由中央政府派驻，并带有驻军。之所以说它不彻底，是因为中央派驻的长官不多，很多事物要靠本地头领来管理，西汉保留夜郎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换一个角度说，中央派出的长官配有驻军，类似一个军政一体的武装诸侯。而当地头领也有武装，只不过，汉朝政府派驻的军政长官并非世袭，当地头领及其武装是世袭的。在这一有限的郡县制下，汉朝政府派驻的长官和军队因为有强大的靠山实力而使当地头领基本能够臣服。中央政府派驻的长官和军队负责对当地的税收，并平定不愿臣服的叛乱，社会基层的管理，更多是靠当地头领自治。东汉试图将西南地区的税赋与中原统一，结果引起镇远所在的武陵地区少数民族的不满和反抗，东汉政府多次派出军队镇压，效果不佳。威武将军刘尚率兵万人征讨，竟全军覆没。伏波将军马援不顾年老，率兵四万出征镇远，与当地武装打了平手，最终病死在镇远，当地武装也因损失惨重而请降。中国历史上始终避免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其实，西南地区虽在汉朝就实行郡县制，但在相当长时间里都类似藩镇割据。那些割据的头领像北方或西北的部族领袖一样，有时候臣服中央政权，有时反叛，这还要看中原中央政府自身的稳定或混乱情况。
镇远古城一角。
诸葛亮七擒孟获被传为佳话。事实上，那是在三国时期中原的中央政权处于分裂状态下，西南地区也相继反叛的结果。诸葛亮“攻心为上”，令孟获彻底臣服，最终没有派驻官员和军队，而是让孟获这样的当地豪强归顺之后自行管理，也就是自治。虽然的确是佳话，但是，谁能保证当地的头领豪强个个都是孟获？个人原因导致的佳话并不能取代制度，三国之后，郡县制再次在西南地区推行。唐朝贞观八年在湘西新晃置夜郎县，事实上，镇远实行郡县制的历史几乎是贵州地区最早的。从秦昭王三十年建镡城县算起，至今已有近2300年的历史。汉朝称无阳县，武则天时期赐名舞州，直接派流官管理。舞州、舞阳河之“舞”，是原先的“无阳县”之“无”的演变，只为了好听好看点。这个“无”字，源于秦昭王时将此地称为“巫”。历史流变和文化熏染，“巫”、“无”之类显得不吉利，“舞”因而出现。如今，镇远当地人为感激舞阳河，特地造了一个字，“舞”字左边加三点水，电脑字库里均无此字，这也是一种感情寄托。唐朝以后，镇远的名称多有改变，北宋称安夷县，南宋赐名“镇远州”，此后，镇远这个名字沿用至今，已有750年左右。从政府机构设置上说，镇远有时是府治所在地，有时是州治、县治所在地。
这里要说一下“流官”话题。所谓“流官”，与“土官”相对。秦国实行郡县制较早，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郡县制推广到全国各地，即各郡县州府长官由中央政府统一指派、调遣，是为“流官”，流动的意思，改变了封建制下由当地贵族头领充任长官的世袭等级传统。本地贵族世袭地方长官，可简单理解为“土官”。中国历史上对于周边少数民族一直有一个“土改流”即“土官”改“流官”的过程，事实上就是废除封建制，实行统一郡县制的过程。“土改流”在各地以及各个时期实行的情况并不相同。前文说汉朝在西南地区的郡县制不够彻底，原因之一便是流官很少，几乎只是最高层的少数官员。那时西南地区的郡县制类似“总督”制的军政一体化，所谓“总督”从字面上说就是什么都管，与现今要求的军政分离原则很不相同。武则天设舞州、派流官，等于将镇远当成内陆行政区域一样的待遇。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地方重要，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唐朝的强大面前，当地的土官都比较顺从了。事实上，今天在全中国广大基层实行的村级自治，就是“土官”自治的延续，但还是有所不同。一般来说，中国历史上“流官”的级别只到县令或知县以及他们的主要助手。这一级别以上的官员要实行“回避制度”，其中就包括地方回避，即本地人不能在本地当官。而此级别以下，如《水浒》中晁盖这样的里长、保长等，则无需遵循地方回避制度，可以由本地人担任。在各边疆地区之所以“土改流”的过程比较漫长和艰难，最重要的原因是当地土官不愿只担任村长之类的小官，常常凭借他们的世袭势力担任比县令更重要的官职。而中央政府由于各种客观原因，只能不同程度地认可，并在长期目标上力图改变。
镇远的“土改流”在西南地区是比较早的，这也是中原文化有效传播到西南的证明。后来历史上，“土改流”也经历了复杂的过程。例如宋朝时，官员都要通过科举考试，然而，很多内陆的官员不愿去条件艰苦的西南地区，或者因为不熟悉，去了也难以发挥作用。因此，宋朝对西南及南方地区的科举有所宽松，即南方本地人参加科举考试，不像内陆那么严格，用今天的话说，可以理解为有“加分”优待。但条件是他们只能在南方本地做官，较难迁入内陆更严格的官员队伍。这等于是对南方“土官”进行规范化的考核、选拔，而非完全由头人之类贵族无条件地兼任。明朝还有一种很特别的做法：将内陆有功人员分到西南地区做土官。也就是说，西南地区的某些“土司”，其实是内陆派去的汉人。这一做法像是倒退回郡县制以前的封建制，等于给内陆有功人员分封了一块世袭土地。只不过，在郡县制以前，全中国都如此。但明朝的做法，除了内陆的皇族、功臣外，只在边疆地区实行有限的封建制。这种做法体现了灵活的政治管理原则：如果边疆地区的封建制因种种原因难以打破，那就加入进去。与其让当地不太听话、文明程度不高的土著头领当世袭贵族，不如派文明程度较高、文化同源的内陆人去当世袭头领。这个做法也类似周朝的“泰伯奔吴”，给偏远地区带去了中原文化和文明成果，对于偏远地区的文明提升是有利的。如今，我们在贵州境内很多地方能看到“徽派建筑”，包括镇远，它主要都是徽派建筑。这并不是现代人的模仿，而是当年有不少江南地区的人来到贵州，或做官经商，或屯戍，或担任世袭土司，是他们将家乡的徽派建筑风格带到了贵州，当然也与本地文化有所融合。明朝皇帝就是安徽人，比较容易任命同乡人去西南当世袭贵族土司，徽派建筑在贵州某些地方的流行也就顺理成章。
镇远古城内徽派建筑的古巷。
巷道具有排水功能。
马头墙，也叫风火墙，是徽派建筑的特征之一。
巷道几乎没有死胡同，个个相通，应该是备战的缘故。
镇远巷子里的院门没有直对巷子的，而是斜的，因而被戏称为“歪门邪道”。
院内也是徽派风格，不是当地的吊脚楼。
天井也是徽派建筑风格。
家具与内陆无区别。这是清代的椅子。
门上有百多年历史的的木雕依然很精细。
牌楼也是内陆风格。
唐朝柳宗元写了一篇《黔之驴》，使得“黔驴技穷”这个成语流传至今。事实上，柳宗元写的“黔”并不完全是指今天的贵州省，而是指现今湘西、渝南、黔北、鄂西南一带，当然也包括镇远地区。镇远的地理位置古称“滇头楚尾”，由此也可以看出，虽然古夜郎国主要范围在现今的贵州，但当时这里依然属于更宽泛的滇文化区域。然而，由于很早就开始与内陆开展文化交流，镇远地区较早成为中原文化向西南传播的前哨站。到了宋朝，镇远已经成为中原政权的重要依托。南宋为了应付北方的战争，推崇诸葛亮，与西南地区的关系比较融洽，“镇远”这一名字就是由南宋皇帝赐名，并以此作为征伐或钳制云南大理国的军事据点。为了抗击蒙古军队南下，镇远曾发10万苗兵勤王。后因南宋不支，大理国亦被蒙古所灭，镇远腹背受敌，最终降元。
贵州这个名字在宋朝开始出现，最初并不是行政区域概念。省的设置起于元朝，但贵州设置省，是从明朝开始的。明朝正式设立贵州省，其原因之一是因为元朝在西南地区搞得比较乱，多有反叛，并延续到明朝。明朝便派镇远侯顾成在该地区恩威并施，征伐叛乱，安抚余众，成效斐然。与此同时，明朝也将很多内陆军民迁移至包括贵州在内的西南地区，如现在的“屯堡人”，有的成为后来人称的“土司”。这是前文所称因“掉队”而变成少数民族的又一更近的例证。清朝时，镇远依然是清政府维护西南稳定的军事重镇。但因清朝自身也有少数民族的特征，清朝在内陆都实行文官与总督混合的军政半一体化制度，在西南地区军政一体化更为明显。红军长征时，二六军团在镇远附近有过激烈战斗，任弼时、肖克、王震、贺龙、罗炳辉等红军将领曾在这里作战。据记载，西历1934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生日前一天路过镇远。有人认为《十六字令·三首》中，“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就是毛泽东在路过镇远之后写的。
从镇远这个简单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出，镇远从来都是军事重镇，而且与中原地区联系非常紧密。镇远至今还留存有古代的武将庙，供奉白起、王翦、廉颇、李牧等武将，以体现其军事地位。这在内陆都不多见。除了“滇头楚尾”的说法，关于镇远的历史记载还经常出现这样的文字：“欲据滇楚、必占镇远”，“欲通云贵、先守镇远”，镇远因此也有“滇楚锁钥、黔东门户”之称。为何镇远在中国西南历史上如此重要？
镇远之所以在历史上很重要，首要的原因是经济问题。前不久有人在微博里问我：为何去西南那种“不毛之地”？这个说法严重错误，大西南绝对不是不毛之地。战国时期的“庄蹻入滇”是各国开拓疆域、扩张版图的结果，也带有经济目的，《史记》关于夜郎的记载，背后经济目的更明显。此前，张骞出使西域，发现从印度到西域的某些货物居然来自四川，便认为印度与四川之间有一条通道。于是，汉武帝派人出访滇国和夜郎，想探明这条通向印度的道路，《史记》原文如下：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这段文字的意思是说，汉朝遣使寻找西南通印度的道路，滇王留居汉使一年多，为此派出十几批人向西找路，最终没能找到。“夜郎自大”的出典，就在这段文字之后。
《史记》记载这次出使无果，未找到从西南通印度的道路。我认为，滇王可能真的不知道，也可能是装傻，对汉使虚以委蛇，既不想得罪，也不想让出自己控制这条贸易通道的好处。“汉孰与我大”的问话，恰恰表现了滇王与夜郎侯的这种心态。换一个角度看，滇王与夜郎侯对汉使即便推三阻四，也没有影响汉朝继续寻找这条通道的动力。汉以后，中原政权持续不断地开发西南，既与西南地区宝贵的资源有关，也与探索和保护这条贸易通道的稳定有关。
镇远有一座明朝始建的大桥，清朝才建完，名曰“老大桥”。因为建成时间赶在康熙生日，因此也叫“祝圣桥”。光绪年间，汪炳敖任镇远知府，在桥上“魁星阁”留下一幅对联：“扫尽舞溪烟，汉使浮槎撑斗出；辟开重驿路，缅人骑象过桥来”。这幅对联记载了一个史实：汪炳敖亲自接送缅甸使者率大象队过桥、入京朝贡、然后返回。有意思的是，汪炳敖的这幅对联很明确地将这条通缅甸道路最初的开发功劳归到“汉使”头上。也就是说，缅甸使者骑着大象走过的这条路，正是当年《史记》记载的汉使要寻找的通路。汪炳敖记载这件事在清光绪时，也是历史上缅甸使者最后一次通过这里到中国朝贡。事实上，北宋以后，这座桥、这条路上就不断走过朝贡使者。大象走过这里，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元朝。明朝朱元璋时，这里也走过缅甸使者的大象队。与光绪隔着同治、咸丰、道光的清朝嘉庆皇帝时，缅甸使者带着好几批大象队经过这里入京朝贡。大象能走的路应该比较平坦，在大象能通行之间，人或马匹能走的路应该更早。所以，汪炳敖在光绪时期留下的这幅对联，其实反映了2000多年前探索这条道路并维护它的历史。
镇远“老大桥”，此名与“新大桥”相对。后者始建于国民党时期，新中国完成了国民党的“烂尾桥”。
老大桥也称祝圣桥，为康熙祝寿的意思。
桥上的建筑称为“魁星阁”。
据说“魁星阁”建完十年后，当地有人考上了状元。
之所以来自缅甸的大象队伍会走过镇远而入京朝贡，最重要的原因是：从镇远开始，乘船走水路可以直通长江流域，并经大运河直达京城。比走旱路、山路方便多了。古代交通不便，水路的重要性远远高于今天，中国古人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从秦国到秦朝，除了修建四通八达的驿道，还修了不少运河，如灵渠；还派人治理水利，如都江堰。因此，地处贵州深山里的镇远，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是西南乃至缅甸印度与中原沟通最重要的、最便捷的水路交通要道。在这一交通要道上，首先流通的是经济，是资源。举例来说，清朝乾隆时期有一块“大禹治水玉山子”，重达五吨多。这块玉料从新疆运到北京，路上就走了三年。那是因为没有水路，只有旱路。明朝朱棣时，北京大修土木，很多原料来自西南。相比较而言，来自西南甚至缅甸的原料，例如木材，到达镇远走水路再到京城，光从时间和运费上说，就比旱路便宜多了。
交通要道就是经济利益，全世界都如此。古希腊的特洛伊之所以成为战场，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控制了黑海到地中海的交通要道。达伽玛后，欧洲开通了到达中国的航线，立即在印度海岸港口建立军事堡垒，并占领新加坡，都是因为要控制交通咽喉。对于一个国家内部而言，这样的咽喉要道便于收税；对于不同的国家来说，它就是难以避开的“海关”。因此，这样的交通要道也就常常成为武力争夺的对象，谁控制了它，便控制了经济命脉。由此我们就能理解，为何地处深山之中、本身并无多少资源的镇远为何会长期成为军事重镇，其实就是因为它地处水路要道。到了今天，其他交通方式超过了水路的重要性，镇远的经济和军事价值降低，这是难以改变的，所以，旅游业成为当地重点发展的目标。然而，这并不影响我们从历史的角度观察经济与军事和文化的关系。
从镇远的历史价值我们首先可以看到，中国古人并非不注重经济，一些人在描述中国历史的时候，错误地把中国当成只会好面子的冤大头，这不符合事实。重视经济利益不是西方人的特征，更不是西方人“高于”中国的素质。经济的重要性，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知道，不同只在于方式。其次，从镇远长期都是军事重镇可以看出，中国古人也并非光靠说一点“和谐”、“大同”就把经济合作搞定了，而是时刻整装以备。对于能讲道理的则讲道理，对于不能讲道理的，只能靠武力，这叫“先礼后兵”。除非那些不讲道理的与中国的利益无关，乐得身处事外，少惹麻烦。这一点，中国人与西方人的确有所不同。西方为了经济利益，往往是武力为先，文化只是幌子。中国人则不把武力放在第一位，但确是必备的，而且必须强大，必须一招制敌，长期解决后患。不像西方人打得赢就抢，打不赢就服输交贡，下次再找机会报复。中国古人的这一方式与西方的差别在于，讲道理为先，这是双方的，因此容易实现“双赢”，对谁都有利。但西方是武力为先，往往是自己独占利益，因而经常要引起纠纷和冲突。
镇远的商业街，历史悠久。
千百年来，镇远古城基本保持了原貌，尤其是城市规划。如要追寻，这样的房子一定会有很多故事。
第三，说说与经济和军事相伴的文化。镇远古城面积不大，城中心有一个依山而建的“青龙洞”，其中一个角落建了一个三角亭。一般来说，亭子大都是四角、六角或八角，三角亭的确很少见。虽然建这个三角亭也可能是地方狭小，因地制宜，但当地人解释说，这代表着儒释道“三教合一”，因为在青龙洞里供奉的，既有道教的玉皇大帝、张三丰，也有佛教的释迦摩尼、观世音，还有儒家的孔子，甚至还有文天祥，等。还有人说，这种“三教合一”是奇迹，显示了镇远的包容、和谐。这些解读的意愿值得肯定，然而，要么是过度解读，要么是解读不到位。严格来说，佛教汉化之后，儒释道都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都是我们的，同谁“和为贵”？“三教合一”其实是一个托盘里把中原文化所有要素都送了过去。如果包含当地文化，叫“和为贵”还差不多，否则就不是。儒释道自身包含的“和为贵”内容，与传播文化的“和为贵”手段是两回事。
远眺青龙洞。
青龙洞内的“三角亭”。
镇远因为事关西南地区的经济价值，其地理位置决定了它重要的军事价值。但是，如果只有经济和军事，利益难以协调统一，谁都不服，都想独占利益，容易造成经常打来打去。因此，为了相对公平地分配利益，为了长期利益，在开发经济、军事保驾的同时，文化传播也是必须的。相同文化的价值观有助于化解不必要的冲突。因此，镇远出现的所谓“三教合一”并非简单的宽容、和谐、共存就可以解释。因为，这种解释会带来一个问题，彷佛只有镇远才宽容、和为贵，其他地方都不这样。既然如此，为何镇远还要长期配备重兵？镇远“三教合一”的本质在于：它是谁搞的？很简单，镇远的三教合一就是古代中国政府做的，是在政府主导下才体现出所谓“三教合一”。而这一体现的基础就在于，中国古代政府从来都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世俗政权的重要性高过宗教权利。由此，在统一的政权下，才能出现“三教合一”，哪怕“三十教合一”都行。相反，如果在政教合一的国家，每一个宗教都想有自己的政权或国家，只能在各宗教之间打出一个老大，其他都屈服，因此不可能出现“三教合一”。镇远出现所谓“三教合一”还有一个原因，文化程度较高的民众能仔细区分儒释道的不同，对于当初文化程度较低的西南地区民众，仔细区分它们的差别，意义不大，也有难度。因此，在镇远以“三教合一”方式推广中原文化，某种程度上就是给西南地区文化水平较低的民众提供了基本要素必备的、中原文化的简易套餐。这种现象在南方其他地区也有，本质都在于此。并不是所谓“宽容”、“和为贵”。
我在贵州见过几个道教遗迹，有意思的是，老子、太上老君在贵州不怎么突出，相反，张三丰在贵州却名气很大，有不少冠以张三丰的遗址。张三丰是一个带有明显传说特征的道教人物，相传他活了200多岁，生活年代跨越宋元明三朝。从常识上说，这不太可能，但不排除历朝有不同的人都以张三丰的名字在社会上活动。人们知道张三丰，要么是武功，要么健身，要么是长寿，要么是炼丹，要么是治病，一般来说，这些内容是一个宗教在开始推广时常用的方式。像老子李聃那种比较深奥的理论，并不利于宗教在普通人中的广泛传播，反而是张三丰这种与八仙差不多的传说人物，对于迅速吸引广大信众是有利的。镇远的佛教突出观世音，也是这个原因。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镇远“三教合一”的内涵。张三丰以及八仙这样的形象是当年像当今电视一样的通俗文化，具有广泛性、快速性；但它有可能使人停留在通俗层面，造成误解。于是，还需要认真读书、靠自己努力学习的儒家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就能起到修正偏差、提升肤浅的作用。
青龙洞一角
青龙洞内部一角
崖上悬挂的是五叶绞股蓝，一种草药。
青龙洞内的宗教场所
对于我来说，这个地方纳凉挺好。
儒家的书院遗址。
青龙洞还有纪念文天祥的文公祠，这我没想到。打听后得知，当年有很多江西人在此经商，是他们带来的。
文化与经济利益有着必然的关系，关键在于，相同的文化容易达成共识，比单纯的利益交往更能减少冲突。对于中国传统中的这一做法，现在人们大致有两种态度：一是偏中国传统立场，只看文化传播而轻视经济利益；二是偏西方传统，只强调经济利益而说文化传播没什么用。两者都有偏颇。举一个例子。男女结合最终都是那点事，谁都知道。但如果说因为最终都是那点事，千百年来积累的有关男女结合的文化包装、修饰都没有意义，那就没道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的根本含义就是说男女要做那件事，而且一定要做出成果。如果没成果，换人也要做。但是，以“不孝”来说这件事比简单宣传性行为要好，这就是文化。如果把经济比喻为男女结合，文化就是它的包装和修饰。相同的文化可以使双方都达成“有孩子”这一普遍结果。如果文化不同，很可能造成男女结合不能长久，也没有孩子，或者有了孩子也处境不佳。
西方文化在追求经济利益时也伴随着文化传播，表面上看，与中国传统差不多，其实有本质的差别。前面的文章说过，中国在周边少数民族地区有一个长期的“土改流”的过程，而西方文化几乎没有。这两者的差别是，中国传统在文化传播时，认可当地文化、当地人的价值，比较耐心地促使他们自愿接受中原文化，使他们的原始文化得到提升。而西方文化则是全然不顾别人的文化，甚至用肉体消灭的方式灭绝别人的文化。用中国概念说，殖民地时代，西方文化所到之处，几乎没有“土官”，从始至终完全都是“流官”，即从母国派来的，根本没有“土改流”的过程。如今，西方文化才开始在各国培养“土官”，即所谓代理人，不过是中国传统的小学版。而且，西方文化的本质与中国文化也有较大不同，中国文化的确“以和为贵”，西方文化本身就是制造冲突和对立的文化。因此，中国古代用软硬兼施的方式传播“和为贵”的文化，比西方用强硬手段传播冲突文化要优秀得多。此外，中国传统在要求在经济利益和文化传播的同时，也注重军事力量。但军事是后备的、万不得已的手段。西方文化中，军事是第一手段，文化只是在军事获胜之后，让异族听话的洗脑工具。从文化价值上说，中国文化也比西方文化更合理，其结果更容易达成共识。
还有一点最后要强调一下：如果只说文化“软实力”，而没有军事“硬实力”，中国传统告诉我们，那也是不行的。在这个问题上，现代人不该被“宽容”、“和谐”、“和为贵”等文化情结搞晕了，彻底信以为真，以为军事硬实力可以忽略。没有硬实力，软实力等于没实力。只有硬实力，只能逞一时之强。软硬兼施才是硬道理。
这样的家庭牌位，在镇远的汉人家里能看到，在贵州很多少数民族家里也能看到。相反，在中原已经少见了。
镇远的路，还是古路吗？
镇远古城放学后的孩子。他们现在学习的是什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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