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以擅长治国自豪，其实说穿了不外乎“亲贤人，远小人”，也就是琢磨“人”，管“人”。比如，林达先生曾经打过一个比方，当开店的老板遇到营业员侵占营业款的问题时，中国老板的解决之道并不是仅针对这个问题本身规定什么措施和办法，因为“规定也是要人来执行的”，因而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深入到琢磨人的层次：挑选信得过的营业员；对营业员做思想工作等等。千百年来，这种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不可动摇。
而“不擅长治国”的洋人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雄心，只关心怎样把事情办好。也就是琢磨“事”，管“事”。比如，对营业员侵占营业款的问题，美国人不关心营业员的道德，只关心如何使营业员拿不到钱，于是就发明了收银机。所有现金都锁在收银机的抽屉里，只有营业员把销售的商品名称及数额输入机器并算出金额，打印出单据时，锁着的抽屉才会打开，收钱、找零。由于顾客最关心货钱是否正确，营业员难以作弊。而机器一旦记录在案，老板就能看到，营业员难以偷钱。
琢磨“人”是一种封闭式的管理机制，关注的是人的素质，重在选贤任能，把一切希望寄托于人内心觉悟、道德水准的提高，形不成系统的解决具体问题的程序和机制。因此，德治最后往往会滑向人治。而琢磨“事”是一种开放式的管理机制，关注的只是对具体的事情的管理，也就是办好事情的程序和机制，即制度。因此，这是制度之治，也叫法治。
琢磨人和琢磨事的一个根本区别是，前者的管理对象是人，如果把管理的约束比做笼子的话，这个笼子“关”的是人，它制定了一整套涉及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的道德规则体系，或禁止人们从事某种行为，或强制人们进行某种行为，从而限制了人们的自由，即“关”了人。但它却不“关”权力，甚至为了提高管理的效率，反而给了权力最高的灵活变通性，期盼那些德才兼备的管理者能够力排众议，果断专行，以达到最高的管理效率。而后者恰恰相反，它的管理对象是事，“关”的只是处理事情的权力，不会“关”人。比如，收银机只“关”支配营业款的权力，但不“关”营业员。营业员除了控制营业款的权力受限制外，仍有干所有自己想干的事情的自由。
那么，这两种思路哪种更好呢？十八世纪时的英国，在解决流放澳大利亚犯人途中死亡率太高的问题时，把这两种方法都尝试了。政府找到犯人死亡率高的原因，主要是船主不道德，由于上船一个犯人，政府就付一份钱，船主为了多赚钱，就尽可能地多装人，还把犯人的生活标准降到最低限度，甚至故意对犯人断水断食，死了就扔到海里，连以后的伙食都省了。针对这种情况，英国政府先采取了法治的办法：加强政府监管，对犯人在船上的生活标准做了硬性规定，每一艘船上派一名政府官员监督，再派一名医生负责犯人在船上的医疗卫生。但措施毫无成效，死亡率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些监督官员、医生竟然也不明不白地死了。英国政府意识到“制度还是要人来执行的”，于是也采用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德治办法，对船主选贤任能，进行上岗培训，加强道德教育。但还是不能解决问题，不但船主的思想觉悟未见提高，许多监督官员、医生的思想觉悟反而下降了，竟然和船主串通谋利。政府只好再想办法，回到法治，只是改变了旧制度，发明了一种简单得多的新制度：以到达澳大利亚的囚犯人数为准计算报酬，不管船在英国装了多少人，政府只按在澳洲上岸的时候清点得到的人数支付报酬。这么一来，情况立即改观，船上的死亡率降到了百分之一以下，有些运载几百人的船只经过几个月的航行竟然没有一个人死亡。
（摘自《杂文报》 图/李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