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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齐宣王、闵王欲“王天下”与邹衍的五行相生说 第一节 齐宣王、闵王欲“王天下”的战国中期形势 一、邹衍在稷下学宫中的地位 前面我们谈到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中已经指出齐宣王的大欲是“王天下”。“欲”即欲望。这里的“王”字读wan，音旺，作动词用，“王天下”是指实行仁政，取得天下而作天子。齐闵王继承宣王之位后，也是雄心勃勃，想当天子。 邹衍学成之后，有了自己的学说和见解，大约 22 岁时，他为稷下先生，被尊为上大夫。《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当时的达官贵人，一听见他的学术，对他都肃然起敬，愿意接受。因此邹衍的学术首先在齐国得到重视。 邹衍的著作：《史记》本传说有“《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汉书·艺文志》有《邹子》49篇，又说有《邹子终始》56篇，合起来105篇。但都失传了。（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轶书》辑有《邹子》一卷。 从时间上看，淳于髡与孟子同时，两人有关于“男人和女人之间不亲手传递东西”（《孟子·离娄上》）是不是礼的辩论。邹衍当比淳于髡年轻得多。《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列齐宣王时的齐“文学游说之士”把邹衍列在首位：“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都被尊为“上大夫”，虽然不参加治理国家，但可以议论政事。这里可能是司马迁认为虽然邹衍年轻，但确属出类拔萃的人物，所以把它列在淳于髡之前。显然稷下先生名单顺序不是以时间先后来排列的。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也把阴阳家放在六家之首，这与太史公是管天文历法的官员很有关系。在今天看来，并不是说当时阴阳家在六家中地位最为重要。从《史记·孟荀列传》说：“邹衍后孟子”来看，邹衍在稷下学宫成名，当在齐宣王晚年和齐闵王之时。 邹衍的学说与黄老之学，都是为当时田齐政权统一六国而大造舆论的。《史记·孟荀列传》说邹衍与稷下先生著书立说讨论国家理治得好与不好乱的问题。这是说他们著书立说的用意。这一特点与庄子逃避现实政治的思想大不相同，邹衍的学说，虽然师从孟子之后学，但他是个很认时务的人，他不象孟子那样迂腐，而是十分靠拢与田齐政权，从而与黄老之学的关系十分密切。 田齐政权崇尚黄老之学，是因为它取代姜氏的统治，本为以下犯上，它害怕落得篡弑的恶名，总不忘为“田氏代齐”的合理性寻找历史依据。因此在齐威王制造的《陈侯因敦》铭文中明确把黄帝作为田氏（即陈氏）的祖宗，而且宣称要继承齐桓、晋文的霸业。而田氏原为陈国而来齐国，因此引进自陈国的老子学说，并将黄帝与老子给合起来，对道家思想进行改造，形成了黄老之学。在稷下学宫中，黄老之学占有相当的优势，《史记·孟荀列传》说：“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 我们认为邹衍关于黄帝的论述应当是很多的，只是因为邹衍的著作失传，现在要考订清楚比较困难罢了。《史记·孟荀列传》记载，邹衍推理的方法中有“首先从今天开始，逆推而上至于黄帝。”他一定注意到黄帝是田齐的始祖，故上推至黄帝为止。他关于五行相胜说为“虞土、夏木、殷金、周火。”而虞即是黄帝一系的君主。实际上是说黄帝为土德。而《吕氏春秋·应同》记载：“黄帝的时代，天先看见大蚯蚓、大蝼蛄，黄帝说：‘土气胜！’土气胜，所以颜色崇尚黄色，这是因其以土为法则的缘故。”这里的记载，正是反映了邹衍认为黄帝为土德的思想。 邹衍看准了齐宣王、闵王的想当天子的这种心理，改造了春秋战国的五行相生说，并精心设计了一套明堂制度，以此来为齐宣王、闵王作天子制造舆论。邹衍此说是在稷下学宫的环境里酝酿成熟的，当然就不能不受到稷下先生们的影响。 邹衍的五行相生说是继承《管子》的《四时》、《五行》、《幼官》等篇关于五行相生说并加以发展而成的。其目的是为黄帝的后裔田氏应当位居中央，成为天子，制造舆论的。可见在这个问题上邹衍与稷下黄老之学是一致的。黄老帛书《十六经·五正》说：黄帝问阉冉说：我要想实施“五正（政），”，这里的“五政”就是原始的明堂制度。《史记·封禅书》讲到黄帝之时的明堂图，可能与“五政”有关。邹衍的明堂制度，当是从黄帝的明堂制度衍变而来的。当然论述当更为完整。而“五政”之说，确为黄老之学的重要内容。《管子·禁藏》也说，春季“发五正。”《管子·四时》则说：春夏秋冬四时都要“发五正”。《鹖冠子?度万》记载：“鹖冠子说：天地阴阳，考查起来都是由自身开始的，所以要‘布五正’，用来‘司五明’。’” 这些“五正”都与明堂制度有关，其内容与《吕氏春秋·十二纪》或《月令》内容基本相同，只是后者更为更为完整而已。因史料有限，邹衍关于明堂制度有何议论虽不得其详，但与黄老帛书、《管子》与《鹖冠子》的“五正”应当一致，并与《吕氏春秋·十二纪》或《月令》基本内容相合。邹衍之所以能得到田齐政权的重视，并授予上大夫之位，与他的学说为田齐政权直接服务是分不开的。 二、邹衍编造了黄帝之说吗？ 关于黄帝的传说，古已有之，并非邹衍首创，王萝鸥却认为，明五德之传的学说为邹衍首创，同时也创造了黄帝。他说：“在那段时期，历史上没有黄帝其人，却有谈天的邹衍。因此我们怀疑五德是邹衍的创造；他创造了五德，又以各种颜色配合于五行，因而有‘黄’帝。”(《邹衍遗说考》1966 年 3 月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第59—60页)我认为王萝鸥提出了十分有趣的问题，首先历史上是否有黄帝其人，我们不能轻易否定。但战国时期出于政治的需要，出现假托黄帝的各种著作与传说。而黄帝是否为邹衍最先提出?显然不是。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比邹衍更早的《管子》的《五行》、《四时》等篇，已多次谈到黄帝了，而说‘黄’帝出现于“以各种颜色配合于五行。”为时也太晚。五色与五音、五味等配合起源很早。 五行与五色等相配最初萌芽于鲁昭公 25 年。《逸周书·小开武》说：“五行：一黑位水，二赤位火，三苍位木，四白位金，五黄位土。”已把五行与五色相配合。《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医和讲六气与五味、五色、五声的关系。进而说六气“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还未明确与五行的关系。而到《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子太叔答赵简子问礼，引子产的话有“以天的聪明为准则，使天的本性得以固定，从而生出六气，用它的五行，形成五种气味，发散为五种颜色，章显为五种声音。”注疏解释说：“声音的清与浊，可用五种符号来表示，圣人因为它有五种，所以用五行来分配，土表示宫，金表示商，木表示角，火表示徵，水表示羽。”又记载：“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注》：“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色备，谓之繡，集此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已把五行与五色、五味、五声等相配合。 把五行和五色相配合而与黄帝发生关系的记载，在邹衍以前已经不少，这里至少可以举出三种这样的记载： 首先是《墨子·贵义》：“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 次其是《孙子兵法》残简有“黄帝伐赤帝”篇孙子曰：〔黄帝南伐赤帝，……〕东伐□帝。……北伐黑帝，……西伐白帝，……已胜四帝。大有天下。”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文物出版社 1976 年10月出版 P 101） 按：“东伐□帝”，所残缺之字当为“青”字。黄帝已见于《孙子兵法》，早于邹衍是无疑的，且已经五色与五方相配，联系到《墨子·贵义》看，早于邹衍是肯定的。《孙子兵法》残简，(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该简记述了黄帝，南伐赤帝、东伐青帝、西伐白帝、北伐黑帝，从而“已胜四帝，大有天下”的故事。 （参见胡家聪：《从〈管子〉看田氏齐国崇奉黄帝》载《中国史研究》1990年4 期P 132） 第三是《管子·幼官》已有五色配五行：“五和时节，君服黄色，味甘味，听宫声，治和气，用五数，饮于黄后之井，以保兽之火爨。” “春……君服青色，……” “夏……君服赤色，……” “秋……君服白色，……” “冬……君服黑色，……” 除此之外，还有关于五色、五彩、五音、五味、五脏的许多记载： 《书·益稷》：“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 《周礼·地官·大司徒》：“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五地，即五土。《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十三年：“令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注》：“色谓其黄、白、青、黑之类” 《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居闻越王元常使欧治子造五枚，……一名湛卢，五金之英，太阳之精。”按《汉书·食货志》上：“金、刀、龟、贝。”《注》：“金谓五色之金也，黄者曰金，白者曰银，赤者曰铜，青者曰铅，黑着曰铁。” 《周礼·天官·疾医》：“以五气、五声、五色眂其死生。” 《书·皋陶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传》：“五服：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采章各异，所以命有德。” 关于五味配五脏，《管子·水地》说：“五味者何?曰五藏。酸主脾。咸主肺，辛主肾，苦主肝，甘主心。” 这些材料充分说明五行与五色相配起源较早，黄帝并非邹衍最早编造出来的，更不是邹衍最早把五行与五色相配才产生了黄帝。但是邹衍的学说，与黄帝确有关系，与黄老之学确有共同之处。 就阴阳家的思想来源而论，邹衍的学说也确与黄帝有关。 《管子·五行》说：“昔黄帝以其缓急作五声，以政五钟，……五声既调，然后作立五行，以正天时。”《史记·历书》说：“盖黄帝考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馀，于是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这里把五行的产生归功于黄帝，等于说黄帝是阴阳家的创始人，黄帝与阴阳家本来是一回事，《汉书·艺文志》五行类著作中有《黄帝阴阳》二十五卷，《黄帝诸子论阴阳》二十五卷，认为这些著作“其法亦…… (渐也)以相乱。可见黄帝与阴阳家是有密切关系的。”这种说法证实了阴阳家与稷下的黄老之学都为着一个目的，即为田氏政权的合理性与当为天子制造舆论。 阴阳家确是与历法有密切的关系。《汉书·艺文志》说：“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受民时，此其所长也。”此据《尚书·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明星辰，敬授天时。”《传》所言“世掌天地四时之官，”是因为羲和二氏之祖先重黎就是管理天地四时的官。《尚书·吕刑》：‘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疏》：‘羲是重之子孙，和是黎之子孙，能不忘祖之旧业，故以重黎言之。”《国语·楚语下》：“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吕刑》所谓“绝地天通”，实是指巫的职能。即能沟通人与天神的关系。而巫即是史。由此看来，阴阳家之学确是渊源于史。娄良乐《管子评议》第 935—936 页引载君仁《大陆杂志》第三十七卷第八期《阴阳五行学说究原》也有类似的主张。我们知道，老子是“周守藏室之史”。如此说来，阴阳家与老子思想有相同之处，这就不奇怪了。 三、齐闵王欲“为东帝”以及帝制运动 齐闵王即位后，国力强盛，《史记·乐毅列传》说：“齐闵王那时侯，齐国很强盛，南边打败楚国相唐昧于重丘，而抗拒三晋（魏）于观津，又和三晋（魏）共同攻击秦国，并帮助赵国灭了中山国，又打败宋国，扩展土地上千里。” 当时秦自立为西帝，使魏冉致东帝号于齐闵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有关于齐闵王 36 年，齐为东帝，秦为西帝的记载。即公元前 288 年，秦昭王要为西帝，担心齐国强大而派使者魏冉致帝号给齐闵王，齐闵王于是称东帝。后来，齐闵王接受苏秦的建议，去掉帝的称号，只称王，于是秦也去掉帝的称号。 应该说齐闵王的前期，国力仍然相当强大。《盐铁论·论儒》说：“齐闵王继齐威王、宣王之后，不断向外扩张，南边攻下楚国准北之地，北边兼并宋国，威摄泗水流域十二诸侯国，西面攻伐三晋，对抗强秦，使五国服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都表示称臣。” 齐闵王讨伐宋国，宋王出逃，死在温。齐闵王进而灭宋。这便使得诸侯们都感到恐惧。 可见齐闵王比齐宣王在帝制运动中更为积极，而成为帝制运动的主要人物。他足以和强秦抗衡。而邹衍的学说，正是为齐宣王、闵王新的统治所设计的政治方案。因此他的学说受到齐宣王、闵王的重视。（《史记·封禅书》说“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论著五德之运。”有误，当不及齐威王，而是在战国后期。）当时邹衍 36 岁。 苏秦为了对付齐国，蘇秦說燕昭王：先使齐闵王的强大引起了秦的注意，苏秦让秦王相信燕赵相是信秦国的，从而在公元前 288 年提出：“秦為西帝，趙為中帝，燕為北帝，立三帝从而可以号令諸侯。”的战略计划。他分析说：“如果韓、魏不聽，則就由秦国讨伐他们。如果齊国不聽，則就由燕、趙讨伐它。这样天下没有人敢于不聽号令的。天下服从，因而使韓、魏去攻打齊国，这就可以让齐国返还宋国的土地，归还楚国的的淮北之地。这对于燕、赵都是有共同利益的。并立三帝，也是燕、趙的共同愿望。燕、赵實际得利，又得帝号，燕、趙当然会抛棄齊国就象丢掉破鞋一样。反过来说，如果燕昭王不实施此计划，就会使齐闵王成功称霸。各諸侯国都拥戴齊闵王，你燕王敢不服从吗？你既服从于齐闵王，当然名分就卑微了。你燕王不接受燕、趙的帝号，名分卑微而國家就会危难；你燕王如果接受帝号，就会名分尊贵而國家安寧。若是除去尊贵安寧而接受卑微与危难，有智慧的人是不会干的。秦王要是听到这翻道理，一定会同意讨伐齐国的。这对燕国来说是得到上等的外交，得到真正的利益，可以说得上是圣王所从事的事业。”燕昭王正打算积蓄力量以报齐仇，于是同意了苏秦的计划并加以重用，加紧伐齐的各种准备。（《战国策》卷二十九·燕一）（《史记·苏秦列传》，《战国策·燕策》都说是苏代，实误，应据《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更正为苏秦。） 从上面苏秦的建议分析，所谓并立三帝的计划是为了燕昭王报复齐国的仇恨而提出来的。它西面让强盛的秦国相信燕赵无异心，拉拢赵、魏，孤立齐国。然而齐闵王并不知情，他在灭宋以后，便作起当天子的梦来了。对燕昭王的复仇计划全然没有放在心上。齐闵王因胜利而充昏了头脑，变得十分骄暴， 齐闵王在军事上的确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他仍然大规模对外用兵，其他方面则弃而不顾，消耗了过去的积蓄，所以使老百姓不堪忍受，人民罷弊不堪，齐泯王却自以为是，稷下先生们多次规谏，但他根本不听。《战国纵横家书》第八章苏秦说齐闵王刚愎自用，只要“独断”而不要“兼听”。不仅如此，还对稷下先生十分怠慢，物质待遇也大为下降，以致使一些稷下先生穷困潦倒，由于这种情况，稷下先生纷纷逃散，《盐铁论·论儒》记载，“慎到、捷子逃亡在外，，田骈跑到薛国，而荀子到了楚国”。《吕氏春秋·正名》记载，尹文“逃走到毂（今山东东阿）进而到卫（今河南濮阳一带）”。 不仅如此，而且齐闵王还滥杀大臣，杀了狐爱、陈举、司马穰苴（《战国策·齐策六》）因此“内无良臣”。齐闵王在外徒有虚名，齐国内部危机四伏，他的失败是注定了的。齐闵王灭宋的胜利之后，没有风光多久，据《战国策》记载，燕昭王任令乐毅为上将军，帅领燕国与秦、楚、三晋的联军讨伐齐国，齐国节节败退，齐闵王逃走在外，燕兵紧追不放，临淄城被攻占，燕军将齐宗庙的祭器宝物强掠一空，又焚烧其宫室、宗庙。齐泯王被淖齿所杀。燕军接连攻下齐国72座城市，只有莒与即墨两城未被攻克。正如刘向《新序·杂事》所说：“齐闵王昏庸愚昧，……以致于造成国破家亡。”燕国的联军打破了齐闵王的“王天下”的美梦，邹衍为齐国设计的明堂制度，没有来得及在齐国施行。 虽然有赖于田单火牛阵进行反攻，重新又夺回了失地，但是新继位的齐王建思想保守，毫无进取之心，稷下学宫只苟延残喘而已，已经没有什么生气，而有名的稷下先生则跑到秦国去了。齐王建的相国后胜嫉贤妒能，拒绝批评意见，而为秦国间谍所收买，“不修攻战之备”，因此使秦对齐的远交近攻战略得以实现，韩、赵、魏、楚、燕等国被秦先后各个击破，而到前221年，秦国攻齐，齐不战而降，齐王建被俘，齐国最后亡于秦。这个结局确实是邹衍所难以预料得到的。 第二节 邹衍的五行相生说与“天子”的明堂制度 一、邹衍的五行相生说与其明堂制度的设计 邹衍的五行相生说，上面我们已经说过，它是按顺推的方法来推衍的。因为邹衍的著作失传，祥细的办法已经不得而知，只是在一些零星的辑轶史料，可以看出其大概情况。裴駰《史记集解》引如淳的话，说邹衍的书有“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而服。”即是主张五行相生说，按五行的相生顺序与四时相配，即春为木；木生火，夏为火；在夏与秋之间增加季夏，以好与五行相配，即火生土，季夏为土；土生金，秋为金；金生水，冬为水。天子在明堂的方位为春季在东方，夏季在南方，季夏在中间，秋季在西方，冬季在北方。天子所穿的衣服的颜色，春季为青色，夏季为赤色，季夏为黄色，秋季为白色，冬季为黑色。天子在明堂发布四时教令的内容即是历法，要求天下臣民都要执行。 这与邹衍“钻燧改火”之说，也是相符合的。《周礼·夏官·司爟》郑玄注引《邹子》：“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即周天子居明堂，按四时不同，所用以取火之木也不同。按《周礼》的规定，由司爟执掌四时行火的政令，取火之木的顺序是按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的五行相生说来排列的。这种办法是为了除去“时气之疾”（贾公彦《周礼疏》）。它是用五行来比附自然现象。 依据天文历数、阴阳之消息而先定四时，然后以四时行不同教令的明堂制度，这就是刘勰在《文心雕龙·诸子》中所说的“邹子养政于天文”的具体内容。 关于明堂的式样，据《史记·封禅书》记载，西汉元封二年秋天，建明堂于汶上，这个明堂是按照当时济南人公玉带献出的黄帝明堂图的式样来修建的。明堂中有一殿，四面没有墙壁，用茅草盖顶，四周有水沟，环绕宫殿围墙有复道相联，上面有楼，从西南方进入，名叫昆仑，天子从此进入，以祭祀上帝。由此我们可以想见，邹衍所设计的明堂，与此当类似。 二、邹衍对“天子”的明堂制度是如何论证的？ 邹衍是如何论证明堂制度的呢？他继承了《管子》中的《四时》、《幼官》等篇的思想，进而加以完善。（参考胡家聪、娄良乐说）《管子》中以阴阳五行来确定四时教令，是用的五行相生说。重点是要论证五行中土居中央的重要性。认为认为春为木，夏为火，秋为金，冬为水，而又在夏秋之间加上季夏为土，而且说“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时入出。”又说：“其德和用均，中正无私。”（《管子·四时》）这显得十分生硬的编造，表面看来是为了凑数，实则体现了阴阳家为齐国当政者是黄帝的后裔，应当位居中央成为天子而制造舆论。过去学术界多注意到邹衍学说与《管子》的《五行》等篇的不同之处，而忽视了两者的共同点；多以为邹衍主要学说是五行相胜的五德终始说。我们认为这并不符合邹衍的思想实际。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指出，邹衍对于五行说“抱有两种相反的见解，”既具有五行相生说，又有五行相胜说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而如何正确解决这个矛盾，则需要从邹衍当时的政治背景来分析研究。用五行相生说论证明堂制度，正是邹衍依据《管子》中的《四时》、《幼官》等篇加以发挥而成。也可以说，邹衍是要把《管子》中的《四时》、《幼官》等篇变为现实。然而却因为齐闵王的失败，邹衍所设计的明堂制度未曾实施面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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