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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邹衍思想的特点与历史意义 第一节邹衍的思想学说反映了齐文化的特点 从以上邹衍的思想学说来看，明显的反映出齐文化的特点。我们可以说邹衍的思想学术是齐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 在齐国，因为姜太公封齐时采用“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史记·齐太公世家》），“举贤而尚功”（《汉书·地理志》）的路线，因此受周礼的传统束缚比较少，推行宗法制度远不如鲁国那样彻底。齐国国家富强，经济发达，比较开放而不保守，易于变革，能够“随时而变，因俗而动。”（《管子·正世》）“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史记·货殖列传》）在齐威王时建立稷下学宫，对诸子百家采用兼容并包的政策，促进了思想文化的空前繁荣。因此齐文化有丰富的内容，而且具有多样性和开放性。这就使得齐文化中的哲学思维高度发达。邹衍正是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位思想家。他的思想学说也就反映了齐文化的这些特点。 一、邹衍在古代哲学上提出了阴阳五行说的自然学说的理论模式，但又与道家有所区别因为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政治、伦理问题很重视，孔子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对自然哲学很少涉及。这是古代哲学的不足之处。邹衍在为统治者提供选择方案时，不仅注重了政治问题，而且提出了自然哲学模式。这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并不多见。它与稷下学宫的黄老之学，足以代表齐文化的哲学思想的主要特点。它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增添了光彩。 从宇宙观上看邹衍虽然提出了自然哲学模式，这与道家有相同的一面，但分他又并非道家，只是在思想上深受道家的影响而已。谢扶雅《邹衍是道家而非儒家辨》（载《古史辨》五册第 745——747 页。）认为：“我们若假定先秦主要学派只有三大型：儒、墨、道，则邹衍应并入于道家，因为阴阳原是道底动相。邹衍以阴阳解释‘道’，可说是新道家，以别于原始的道家。”若把先秦主要学派假定为只有儒、墨、道的说法，这是把先秦“百家争鸣”简单化了，并不符合战国学派林立的实际情况的。而阴阳与道家虽有联系，但并不能将邹衍归为新道家，虽然道家对邹衍不无影响。道家的本质特征是在自然哲学的研究，并着重于形而上的探索，邹衍与阴阳家学说，也着重自然哲学的研究。邹衍关系天、地、人三方面的学说，可谓十分庞杂，而自然哲学则是其整个学说体系的基础。《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齐人称邹衍为“谈天衍”。《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说：“邹衍﹍﹍尽言天事，故曰‘谈天’。”可见邹衍对“天”，即宇宙，有所探究，在自然哲学方面有一套自成体系的论述，与老子、庄子可以说是有共同点的。也可以说，邹衍与阴阳家是受了道家思想的影响。 请看古书关于邹衍论“道”的记载： 《史记· 平原君列传》说“邹衍过赵，言至道。” 《监铁论·论儒》有邹衍知道“昭旷之道”。《史记?平原君列传》《集解》引刘向《别录》说邹衍批评公孙龙的话中有“害大道”。 上述的“道”、“至道”、“大道”、“昭旷之道”，其含义固然与道家之“道”不尽相同，而与之有联系则是可以肯定的。“至道”、“大道”，在文中当是指辩论的最高原则，是令人信服的道理，以此驳斥公孙龙的诡辩，才获得在坐者的称许，从而使得平原君罢黜公孙龙。“大道”是指治理国家的规律。“昭旷之道”也是指“大道”。 邹衍是不是讲“天道”呢?讲的。他的方法是从时间上和空间上来推衍。从空间上来推衍（王梦鸥：《邹衍遗考》第120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3月初版），以小推大：“先验小物，推而大之。”(《史记·孟荀列传》)由近及远：“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同上)大约邹衍的“大九洲”说即是如此推论出来的。还有《水经注》卷八《济水二》记载：“邹衍曰：‘余登闵城以望宋都。’”闵城当离宋都不远。从时间上看，邹衍登闵城而望宋都，该在齐闵王灭宋之前。邹衍既是稷下先生，外出考察当是没有问题的。由登闵城而望宋都，由此，我们按邹衍的推理办法还可以望得更远。以小推大的认识方法，实际上是以有限而推论出无限。邹衍的“大九洲”说可以说是对宇宙的无限性的相对理解。而以小推大的思想方法，我们在《管子》一书中也常有发现。其《形势篇》说：“疑今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可见邹衍的思想深受《管子》的影响。而“大九洲”之说，和庄子《秋水》所描绘的宇宙空间之无限大，就有着更为相近的关系。 从时间上来推衍：包括一，由今推古：“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同上)这是用逆推法。王梦鸥说：“所谓‘今’，当然是指周之火德，以上至黄帝，当然要像应同篇所记黄帝的土德为止。”（王梦鸥：《邹衍遗考》第120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3月初版。）即以五行相胜说来推衍，因周为火德，火克金，则商为金德；金克木，则夏为木德；木克土，则虞为土德。虞为黄帝一系君主，从而推到黄帝，得出邹衍所说的“虞土、夏木、殷金、周火”(《淮南子·齐俗训》高诱注引《邹子》)。 与上面类似的还有由近及远的推衍：“因载其讥详制度，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史记·孟荀列传》)其方法也是逆推法，当用五行相胜说。但具体推论过程还不清楚。二，由古推今：“称引天地剖判以来”(同上)，王梦鸥说：“我们怀疑这一部分或是据‘相生’的原则来演讲天地万物(五行)的生成以及五行四时的移转。我认为实际上即是如此。就是用顺推法，以五行相生说来推衍。以一年四季为例：春为木，木生火，则夏为火；火生土，则季夏为土；土生金，则秋为金；金生水，则冬为水。这套学说即是邹衍为明堂制度设计的方案。即“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而服”(裴駰《史记集解》引如淳引《邹子》)的具体内容。也就是为齐宣王、齐闵王将为天子制订的四时教令。（参见拙文《邹衍的思想与齐文化的特点》，载《管子与齐文化》，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11月。） 这种推衍的方法，使我们看到了邹衍的宇宙观，这里面就包含了“道”的内容。邹衍认为，由近处“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在天地未生之前，宇宙是混沌一团，是说不清其原状的。这里包含了宇宙是无所谓开始的思想。邹衍的这种思想影响了《淮南子》。该书的《天文训》记载：“天地未形，冯冯翼翼，洞洞嘱嘱，故曰太始。太始生虚霩，虚霩生宇宙，宇宙生元气，元气有涯垠，清轻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由这段宇宙生成论的论述，使我们可以看到邹衍宇宙生成的内容。邹衍所谓的“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即是上述的“太始”。也就是《老子》二十五章所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道”，这里的“道”是物质的原始状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邹衍的宇宙论，是受《老子》影响的。当然，《老子》的思想是复杂的，邹衍只是发挥了《老子》思想中的唯物论的方面。 在邹衍的“阴阳”说与《老子》的“道”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42章)其中“一生二”的“二”即是阴阳，“负阴而抱阳”，即是阴阳结合，“冲气以为和”，即生万物。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老子》的“道”包含了“阴阳”，也可以说“阴阳”是由“道”产生的。邹衍的宇宙生成论的具体内容，我们难于了解，但是，它与《老子》的宇宙生成论有密切的关系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关于“二生三，三生万物”，阴阳即为二，这种思想，在《庄子》中也十分明显：《田子方》说：“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这与《老子》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仅就这一点来说，邹衍的阴阳说与《庄子》也是相同的。 邹衍的思想受《老子》的影响还表现在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上。《老子》四十章说：“反者‘道’之动。”这是说“道”是循环地运动着的。邹衍也认为宇宙是运动的，他形象地说：“四隈不静。”(《文选·左思〈魏都赋〉李善注》引《邹子》)“隈”即隅，意为角落。邹衍认为四个角落都不是安静的。即是说，宇宙的每一个地方都是不断运动的。在这里，邹衍没有说明运动的形式和方向。而从他的五行相生与相胜说来看，他认为运动也是循环往复的。这种思想，当然是受《老子》的影响。 邹衍的“阴阳消长”的思想，反映了对立面的对峙与转化的法则。这种思想虽不是受《老子》的影响才有的。但其思想方法与《老子》是相同的。邹衍在政治思想上也有与《老子》相同的地方，那就是他“非圣人”的思想。《监铁论·论邹》说：“邹衍非圣人，作怪谈，惑六国之君以纳其说。”而《老子》主张“绝圣弃智”(19章)。邹衍的“阴阳消长”说，很有可能受春秋后期范蠡的影响。范蠡说：“天道皇皇，明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国语·越语下》)这已是阴阳转化论。而且还有“赢缩转化”(同上)的明确记载。邹衍的阴阳消长说，显然是吸收了范蠡上述思想而形成的。而范蠡的思想与战国中期的黄老之学颇有渊源。（参见李学勤《范蠡思想与帛书〈黄帝书〉》，载《浙江学刊》1990年第1期。） 关于阴阳变化的规律，《庄子·则阳》说得很清楚：“阴阳相照相盖相治，四时相代相生相杀。……穷则反，终则始，此物之所有。”这种阴阳“相生相杀”之说，与邹衍思想是一致的。 从后人对邹衍的评价，也可看出他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杨雄《法言·问道》说：“有人问：‘庄周有可取之处吗?’回答说：‘欲望少。’又问：‘邹衍有可取之处吗?’回答说：‘能自持（有凝跱之风焉）。至于庄周没有君臣之恩义，邹衍虽能知天地的奥秘,而不知人事之变，虽然是邻居他也不愿相见。’”这话把庄子与邹衍进行比较，认为庄子可取之处在“少欲”即“寡欲”，而邹衍可取之处在“自持”。“自持”与“少欲”，含义接近。 从天地人三才思想上看，也可明了邹衍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关于“天”、“地”、“人”三才，是春秋后期到战国时期思想家经常论及的内容。老子说：“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具有一焉。”老子又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实，明确将天、地、人并举的是范蠡。他说：“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国语·越语》)又说：“圣人上知天，下知地，中知人；此之谓天平地平，以此为天图。”(《越绝书·外传·枕中》)在老子之后，《黄老帛书·经法·六分》说：“王天下者之道，有天焉，有人焉，又(有)地焉。参(三)者参同之，而有天下。”《鹖冠子·度万》说：“知无道，上乱天文，下灭地理，中绝人和，治渐终始。”将天、地、人三者作整体性的思考，是道家独特的思维方式。在这方面，邹衍明显地受到道家的影响。不过，其天、地、人的学说，已经具体化为五行相生说、五行相胜的五德终始说，和大九州的地理说。这是邹衍对天、地、人三才思想的发展。 从与稷下黄老之学的关系上看邹衍也受其很大的影响。邹衍的学说与黄老之学，都是为当时田齐政权统一六国而大造輿论。《史记·孟荀列传》说邹衍等稷下先生，“著书言治乱之事。”这是说他们著书立说的用意。这一特点与庄子回避现实政治的思想大不相同，而与黄老之学的关系十分密切。 首先是关于崇尚黄帝。田齐政权因取代姜氏的统治，害怕落得篡弑的恶名，总不忘为“田氏代齐”的合理性寻求历史的依据。因此在齐威王制的《陈侯因敦》中明确把黄帝作为田氏(即陈氏)的祖宗，而且宣称要继承齐桓、晋文的霸业。而田氏原为陈国逃到齐国来的贵族，因此又选中了来自陈国的老子学说，并将黄帝与老子结合起来，对道家思想进行改造，形成了黄老之学。在稷下学宫中，黄老之学占有相当的优势，《史记·孟荀列传》说：“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邹衍关于黄帝的论述当是很多的，《史记·孟荀列传》记载，邹衍推理的方法中有“先序今，以上至黄帝”，他一定注意到黄帝是田齐的始祖，故上推至黄帝而止。他关于五行相胜说为“虞土、夏木、殷金、周火”，而虞是黄帝一系的君主。实际上是说黄帝为土德。《吕氏春秋·应同》说：“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虫寅、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这正是反映邹衍认为黄帝为土德的思想。 邹衍的五行相生说是继承《管子》的《四时》、《五行》、《幼官》等篇关于五行相生说并加以发展而成的。 《管子》中以阴阳五行来确定四时教令，是用的五行相生说，重点是论证五行中土居中央的重要性，认为春为木、夏为火、秋为金、冬为水，在夏秋之间加上季夏为土，指出：“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时入出。”又说：“其德和平用均，中正无私。”(《四时》)这种编造表面看来是为了凑数，实则体现了阴阳家为齐国当政者是黄帝的后裔并应当位居中央成为天子而制造輿论的用心。在《管子·五行》中四次提到黄帝，特别突出黄帝的作用，也是为上述目的服务的。从《管子》的《五行》、《四时》、《幼官》等篇内容来看，应属于阴阳家的著作。邹衍的五行相生说正与这几篇一样，是为齐国田氏政权以黄帝的后裔自居而要统一天下制造輿论的。请看，邹衍说：“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而服。”(见《史记集解》引如淳语)“五行相次转用事”，即按五行的相生顺序(木火土金水)而配春、夏、季夏、秋、冬四时，“随方面而服”，即是天子在明堂的东、南、中、西、北的方位上，穿着相应的青、赤、黄、白、黑颜色的衣服，发布教令于国中，正是明堂制度的四时教令。邹衍还有与之相应的“钻燧改火”说， (见《周礼·夏官·司爟》郑玄注)这是说，天子居于明堂之中，由司爟来执掌四时行火的政令。按不同的季节，用来取火之木有所不同。其取火之木的顺序是按五行相生即木、火、土、金、水，来排列的(参见贾公彦《周礼疏》)。 邹衍此说与稷下黄老之学是一致的。黄老帛书《十六经·五正》说：“黄帝问阉冉曰：吾欲布施五正(政)，……”“五政”就是最原始的明堂制度。《史记·封禅书》讲到黄帝之时的明堂图，可能与此有关。邹衍的明堂制度当是从黄帝的明堂制度而来的，论述当更为完整。而“五正”之说，确为黄老之学的重要内容。《管子·禁藏》也说，春季“发五正”。《管子·四时》则说，春夏秋冬四时都要“发五正”。《鹖冠子·度万》：“鹖冠子曰：‘天地阴阳，取稽于身，故布五正，以施五明……’”这些“五正”，都是指的明堂制度，其内容与《吕氏春秋·十二纪》或《月令》内容基本相同，只是后者更为完整而已。因史料有限，邹衍关于明堂制度有何议论虽不得其详，但与黄老帛书、《管子》与《鹖冠子》的“五正”应当一致，并与《吕氏春秋·十二纪》或《月令》的基本内容相合。 从阴阳家的起源而论，邹衍的学说也与黄帝有关。《管子·五行》说：“昔黄帝以其缓急作五声，以政五钟……五声既调，然后作立五行，以正天时。”《史记·历书》说：“盖黄帝考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馀，于是有天地神祗物类之官，是谓五官。”这里把五行的产生归功于黄帝，等于说黄帝是阴阳家的创始人。而黄帝与阴阳家确实关系密切。《汉书·艺文志》列举六国之阴阳家著作，有《黄帝泰素》二十篇，六国时韩诸公子所作。颜师古说：“刘向《别录》云：或言韩诸公孙之所作也。言阴阳五行，以为黄帝之道也。故曰《泰素》。”《艺文志》五行类著作中有《黄帝阴阳》二十五卷、《黄帝诸子论阴阳》二十五卷，对这些著作评论说：“其法亦起五德终始，推其极则无不至，而小数家因此以为吉凶而行于世，濅以相乱。”这些著作直接托名黄帝或黄帝之诸子，与黄帝多少有些关系。这说明阴阳家与稷下黄老之学都是为着同一个目的。 阴阳家确与历法有密切的关系。《汉书·艺文志》说，“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受民时，此其所长也。”此记载显然是据《尚书·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受天时。”《传》曰：“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时之官。”《传》所言“世掌天地四时之官”，是因羲和二氏之祖先重黎就是管理天地四时的官。《尚书·吕刑》：“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疏》：“羲是重之子孙，和是黎之子孙，能不忘祖之旧业，故以重黎言之。”《国语·楚语下》：“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吕刑》所谓“绝地通天”，实是指巫的职能，即沟通人与天神的关系。而巫即是史。由此看来，阴阳家之学确是渊源于史。既然阴阳家之学渊源于史，而老子是“周守藏室之史”，那么阴阳家与老子思想有相同之处，就不奇怪了。 二、邹衍思想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浪漫色彩 邹衍的阴阳五行说，从天文到地理，从大自然到人类社会，从上古到当今无不论说，充分反映了齐文化的丰富性和浪漫色彩。《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邹衍“作怪迂之变、”“其语闳大不经”。杨雄《法言·五百》说：“邹衍迂而不信。” 王充也说：“案禹之《山经》，《淮南》之《地形》，以察邹子之书，虚妄之言也。”(《论衡·谈天》)与杨雄的批评一致。这种批评同样适合于庄子。《盐铁论·邹衍》说：“邹衍非圣人，作怪误（迂）”。南朝齐梁之际刘勰《文心雕龙·诸子》说：“邹子之说，心奢而辞壮。”这些大都是说邹衍好说大话，而不实事求事。其实他们的批评只看到了一个方面，而忽视了他的学说的博大精深和浪漫色彩。 这种浪漫色彩，有它思想丰富、活泼、多样的一面；当然也有消极的作用。这些对于战国时期流行于燕齐一带的方仙道有一定的影响。《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都说：“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消化，依于鬼神之事。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方仙道”虽然宣传鬼神、怪异，有浓厚的迷信色彩，但据《史记·封禅书》记载，炼丹术是方士创造的。而炼丹术与“化学” 一词有直接的关系。据说，阿拉伯语的“炼金术”一词来源于中国的“金液”一词。由此衍生出英、法、德、俄语中的“化学”一词。看来阴阳家和方士对科学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不可因为其有迷信成分而给与全面否定。 三、 邹衍的思想学说具有开放性 邹衍的思想具有开放性，这也反映了齐文化的特点。邹衍受稷下学风的影响，虽然以阴阳五行学说为主，同时他也吸收了儒家、道家、法家的营养。他师从孟子的门徒，深受思孟学派伦理化了的五行说的影响，从而将其改造为他用于人类社会的五德终始的历史观。《史记·孟荀列传》说他的思想归结为“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这很符合儒家的宗旨。他的“天人感应”的思想与思孟学派也是一致的。邹衍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齐鲁文化的交融。 当然，邹衍思想学说的形成，主要是受齐文化的影响。它是在齐文化的摇篮中发育成长的。陈梦家认为，“五行”与“八卦”，“在先秦此二系统分立不混”。又说：“五行盛于齐，属东；八卦生于周，属西方。”（陈梦家：《五行之起源》转引自娄良乐：《管子评议》第934－935页，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73 年10 月初版）娄良乐说：“胡适先生谓齐民之于阴阳之崇拜，乃其古宗教之一部。由《史记·封禅书》载其崇拜之八种神中即有‘阴主’与‘阳主’之二者，故五行之说盖为古代民族常识中之一种概念。﹍﹍五行‘水、火、金、木、土’，中国所认为五种原质也。（据胡氏《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齐学章》节述）。则阴阳五行之盛于齐者有由来矣！”又说：“胡适犹道‘齐学’推邹子为‘齐学’之最伟大之建立者。”（《管子评议》第948－949页）由此可见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与齐文化渊源很深。邹衍完成阴阳说五行说的结合而成为战国时期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与他出生于齐，受具有阴阳与五行学说传统的齐文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同时，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又是齐文化的典型代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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