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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代导演:未及怒放,已经凋零?

 大闲人 2013-04-13

第六代导演:未及怒放,已经凋零?

文汇报资深记者 邵岭 2013-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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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厨子戏子痞子》上映两周,票房突破两亿元大关,超越之前《白鹿原》的1.4亿,成为内陆第六代导演创下的最高票房纪录。而在一年之前,管虎、王小帅、张杨、娄烨、王全安等第六代导演以一种集体姿态出现,相继推出了《杀生》、《我11》、《飞越老人院》等多部影片,却没有扭转这一代导演延续了多年的“票房失语”的尴尬,被称为一场雷声大雨点小的逆袭。

      ——编者

      

    第六代的尴尬,很大程度上缘于他们的生不逢时。他们从出世伊始就受到了来自第五代、好莱坞和市场的多重压制,其创作被边缘化成为一种必然。

      对中国电影来说,第六代是尴尬的一群。他们人数众多,在出世时就因为才华横溢而被寄予厚望,却至今没能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的主力军。影评人吴劼珉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当第五代导演中硕果仅存的张艺谋和陈凯歌,至今拥有不容忽视的票房号召力时,第六代导演却被戏称为“零票房导演”,一次次刷新着内陆票房最低纪录。就拿管虎本人来说,在《厨子戏子痞子》之前,他的《斗牛》和《杀生》分别只获得了1400万元和2000万元票房。

      第六代的尴尬,很大程度上缘于他们的生不逢时。

      业界普遍将第六代出现的时间线,划在上世纪90年代的初、中期。张元、张杨、管虎、贾樟柯等一批年轻人出现,被集体命名为“第六代”。而不幸的是,“那正好是中国电影市场最不景气的时期。”中国电影资料馆副研究员左衡这样说。

      相比之下,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则幸运得多。尽管第五代作为一个整体,在国内的票房成绩也并不高——除了张艺谋的《红高粱》之外,吴子牛的《晚钟》在发行时创下了零拷贝纪录,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成为“一日游”影片,但所幸的是他们崛起在一个不以票房论英雄的时代。复旦大学教授吕新雨将上世纪80年代形容成“影视生产与知识分子的蜜月期”,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整个知识界思想极度活跃,电影成为知识分子探讨“文化寻根”之类话题的绝好载体。他们围绕第五代电影和电影人展开热烈讨论,成为支持那些无票房电影的最强大力量,以至于第五代电影成为一代人的文化记忆。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之后,尽管中国电影已经逐渐走向市场化,但仍有包括吴天明和郭宝昌等人在内的各大电影制片厂一把手,想方设法贴补和扶持“第五代电影”。

      而第六代电影人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他们从出世伊始就受到了来自第五代、好莱坞和市场的多重压制。在他们青春萌动的时候,第五代正方兴未艾;等到大众逐渐关注到他们的存在时,以《亡命天涯》为首的好莱坞大片来了,电影市场的气候变了;到了1997年,冯氏贺岁喜剧异军突起,以一种主流电影的叙事方式,对大众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代表了国产电影在产业化之后的方向。在这些力量的合力作用之下,第六代导演的创作被边缘化就成为一种必然。

      

    第六代选择的突破是,用镜头去呈现一种更加边缘化的人生——小人物在大时代下的迷茫,成了第六代最喜欢表达的东西。

      如果说“生不逢时”强调的只是外因的话,那么第六代导演自身所具有的局限性,也妨碍了他们在中国电影坐标中获得像第五代那样的地位。

      尽管和第五代同属于学院派,但从艺术手法和表现内容来看,第六代与第五代并没有太多交集。事实上,当第六代开始步入创作旺盛时期时,第五代在模式上已经越来越雷同。当时的影评圈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张艺谋越来越像陈凯歌,陈凯歌越来越像张艺谋。一方面,是张艺谋尽可能把镜头从民俗摇移到更有民族感和历史感的内容上来,比如《活着》;而另一方面,陈凯歌则力图把自己的文化趣味包装得更有民族意味或者东方奇观,比如《霸王别姬》。“第六代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不愿意再去复制第五代的模式,希望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所突破。最终,他们选择用镜头去呈现一种更加边缘化的人生;小人物在大时代下的迷茫,成了第六代最喜欢表达的东西。”左衡这样告诉记者。而在镜头语言上,第六代普遍偏爱一种纪录片式的拍摄方式。1995年,贾樟柯就是用一部录像机拍摄了实验意味浓厚的短片《小山回家》,不到一小时的片长里,有7分钟是让录像机跟拍小山在街头游走。影片在小范围放映之后引起了关注,后来他把其中很多手法都移植到了代表作《小武》里。“相比于第五代的浓烈,第六代的镜头更加朴实直白。”吴劼珉这样表示。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第六代努力寻求突破第五代既定模式的路径时,他们陷入了另一种雷同。有人说,第六代的电影基本上都可以用两个关键词来概括:城市边缘和青春疼痛。人们甚至很难对这些电影做一个剧情概要,与其说他们是在讲故事,不如说是在抒发一种情绪,描述一种状态,无论是《小武》还是管虎的早期代表作《头发乱了》。在左衡等电影学者看来,这些作品先天就带有强烈的文艺范儿,而这种文艺范儿显然会与市场化和产业化所要求的主流商业评判机制产生排异反应。就拿贾樟柯来说,他是第六代中各方面最为成熟的一个代表人物,但票房统计表明,他的影片明显不是大众的——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与此同时,评论界普遍认为,尽管一直标榜自己在拍摄艺术电影,但第六代在电影艺术的成就并不如第五代。第五代导演有一种共同的审美倾向,就是用影像语言来探讨一些与民族、历史或者说历史观念相关的宏大命题。无论成功与否,至少这种尝试对于构建影像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是有积极性和必要性的。相比之下,第六代导演们选择呈现在大银幕上的内容,“乍看之下可能非常新鲜,但仔细想想就会发现太过个人化”,左衡这样说。当第六代们将他们的作品送往国外参加电影节时,在那些不了解中国现实的外国评委看来,这种新鲜是具有意味的;但以中国观众的视角来看,即便是像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这样获得柏林电影节评审团大奖的影片,其对于现实的理解和人物行为逻辑的表达,也完全是一种自我想象的沉浸而不是对于现实的真实反映。究其原因,左衡认为,第六代导演就总体而言并不具备洞穿表象抵达本质的能力,所以,他们的作品对于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是有限的,也就导致了他们的成就是有限的。他们无法像第五代那样获得来自舆论的巨大支持,也就是情理之中了。

      

    第六代只有把自己身上这些代际标签统统去除,才有可能转成成功的商业电影或者主流电影作者。

      客观来说,第六代中并不缺少具有把控商业题材能力的导演。1997年,张杨的导演处女作《爱情麻辣烫》公映,获得3000万元的票房;两年后,他执导的《洗澡》又获得了1800万元票房。这在当时都是非常惊人的票房成绩。2002年,同为第六代导演的张元执导了电影《我爱你》,由徐静蕾和佟大为主演,1600万元票房打破了当年国产影片的票房纪录。

      问题在于,作为第五代之后又一拨接受学院派教育的电影人,第六代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了大量来自艺术电影的影响,这决定了他们到今天为止,都对主流商业片有一种心理和情感上的排斥,把那视作为了讨好观众而拍片。

      管虎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自己已经成为“20年前自己曾经最为厌恶的那类人”——因为在他看来,“那种叽叽喳喳、嘻嘻哈哈逗大家一笑的就根本不是电影,有琢磨头儿、让老百姓看来有意味,这才是电影。”

      几年前一档讨论电影市场的电视节目里,王小帅在被问到“电影的票房重要吗”时反问了一句:钱重要吗?在2009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王小帅公开向商业电影开炮,指责国产电影界的最大问题就是一味追求商业和市场化,“我坚信电影是一门艺术,电影要有一点文化尊严和自信,永远不能被眼前的一切利益忽悠。”

      然而在不少学者看来,如果说第六代导演最初对于商业片的抵触是一种审美倾向,那么时至今日,他们表现出的反商业姿态,则更多掺杂了长期无法在本土市场得到认可而引发的焦虑感。“虽然艺术是一种自我表达,但表达的价值需要被大众接受才能得到呈现。”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副教授刘海波这样说。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看到从去年开始,第六代们整体迈入了商业片的创作中,以各走各路的方式,拿出了风格内容迥异的作品。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在那一场集体“逆袭”中,他们的影片仍然带有各自早期创作的印记,比如《我11》的“三线”情结和《浮城谜事》的残酷人生。而“逆袭”的票房惨败则让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意识到,要想真正进入中国电影主流,获得市场的认可,就必须将艺术个性与商业电影的标准进行对接。左衡说:“不重视叙事是第六代导演的通病。第六代只有把自己身上这些代际标签统统去除,才有可能转成成功的商业电影或者主流电影作者。”

      实际上,到了今天,所谓第六代的整体化生存已经成了一个假命题。对于当下的电影市场而言,第六代标签几乎没有任何品牌号召力;而第六代以往所经历的,也无法为他们提供多少商业环境下的成功经验。当他们纷纷步入中年,却和新生代们一起站在了起跑线上,还背负着比新生代们更重的包袱,最残酷的,莫过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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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疼痛,是第六代导演共同偏爱的主题。所以,第六代宠爱的演员们,不论男女,大都有相似的文艺气息。第六代作品,已经成为他们摆脱不掉的印记。

      徐静蕾:当老徐还是小徐的时候,每天最重要的功课是练书法和背唐诗,因为父亲每天下班回家都要检查。父亲没打算让她成名成家,只希望她“腹有诗书气自华”,成为一个知书达理的姑娘。也许,她和第六代的缘分就此种下。1997年,张杨导演的《爱情麻辣烫》让徐静蕾一夜爆红。她在片中扮演林雨青,自此成为清新脱俗的代名词。那一年,徐静蕾23岁。1998年,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更是直接将她送上了内陆玉女派掌门人的宝座,而该剧的导演张一白同样是第六代。2002年,她终于和张一白在大银幕上合作,主演了后者执导的《开往春天的地铁》。2003年,她主演张元导演的《我爱你》,被戏称为“首席玉女变身野蛮女友”。

      高圆圆:她的第一次大银幕亮相,同样是《爱情麻辣烫》。18岁的她扮演一个中学生,被暗恋,被发现,被误会,充满了少年恋情里的青涩滋味。但是,很显然,那部电影里更引人瞩目的是徐静蕾。2000年,她被王小帅相中,在《十七岁的单车》里首次成为女主角,齐肩发,大眼睛,学生服,脆弱而敏感。2004年,王小帅的《青红》再次由她担纲,延续了《单车》里的青涩气质。

      在最初入行的时候,也许是因为气质长相太过出色,高圆圆的演技很少被人提及。随着年龄渐长,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多,她自己也越来越受困于演技的压力。她开始接不同的戏,从陆川的《南京南京》到杜琪峰的《单身男女》到陈凯歌的《搜索》,一代文艺女青年华丽转身。

      周迅:遇到娄烨之前,周迅已经是《人间四月天》里的林徽因、《大明宫词》里的小太平。学舞蹈出身的她,演戏全靠天分,自有一种学院派比不上的灵动。但娄烨让观众看到了周迅的演技——2000年,她主演娄烨的代表作《苏州河》,一人分饰性格截然相反的两个角色牡丹和美美,展现了比电视荧幕上更为丰富的面相,一个妖娆,一个纯净。那一年她26岁。正是这部影片之后,她与片中男主演贾宏声坠入爱河,而后者恰好也是许多第六代导演最爱的男演员。

      对了,王小帅《十七岁的单车》里也有她。在这个讲述成长的故事里,她扮演一个小保姆,和很多外来务工人员一样,在一个不属于自己、无法真正融入的城市里努力生活,却无法排遣孤独。

      张静初:在遇到顾长卫之前,张静初已经北漂了六年,接拍一些电视剧和广告。2003年,顾长卫筹拍电影《孔雀》,她毛遂自荐,获得了出演女主角“姐姐”的机会。这一年她23岁。2005年,《孔雀》上映,获得第55届柏林电影节评委会大奖银熊奖,与章子怡颇有几分相似的张静初,被国外媒体称为是继章子怡之后又一个具有国际明星潜质的中国女星。她在《孔雀》里扮演的姐姐,外表清纯柔弱,内心却刚强执拗;面容秀气,眼神却桀骜。

      此后的张静初,一方面开始接拍《门徒》、《证人》这样的商业电影,另一方面也不放弃出演艺术片的机会。2009年,凭借许鞍华执导的电影《天水围的夜与雾》,她获得第2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提名。

      郝蕾:她的电影作品不多。这个长了一张娃娃脸的女星,自我定位是“小众演员”,这使她和第六代导演们的作品天然有了一种气质上的契合。她对于艺术电影情有独钟,这样描述自己和第六代之间的关系:“一见面,那种气场就是对的。王小帅是我很好的朋友。”2008年,她主演贾樟柯执导的短片《河上的爱情》;2012年,34岁的她和娄烨二度合作,主演《浮城谜事》。

      坊间评价她是“最被低估的中国女演员”,她自己倒不着急。从小,她的梦想就是要当一名艺术家,而不是明星。对于自己的演技,她有足够的自信。很多有大银幕理想的女演员不愿意拍电视剧,郝蕾不怕。

      佟大为:他的大银幕作品不多,和徐静蕾主演的《我爱你》算是其中的代表作。《我爱你》是《过把瘾就死》的电影版,当时佟大为24岁,更多是一种邻家大男孩式的本色出演,干净,舒服,有别于很多第六代御用男主演的颓废叛逆。难得的是和徐静蕾配合默契,很多对手戏都旗鼓相当,让人印象深刻。之后的佟大为,更多是出现在电视荧幕上,走的是青春路线,从《玉观音》、《奋斗》到《婚姻保卫战》等电视剧,没有大红大紫,但也始终处于一线男星的地位。他最近的一部大银幕作品是第五代代表人物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在片中扮演一名军人。关于该片的争议很多,佟大为的演技却普遍受到赞扬,曾经的阳光大男孩,转型成了硬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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