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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万历首辅张居正》（简称《张居正》）在中央电视台、上海东方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同时开播，引发了人们对张居正这个历史人物的兴趣。 张居正是明万历年间曾因厉行改革而彪炳史册的一位传奇人物，虽然他的名声不如商鞅、王安石那样响亮，也是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改革家，可以跻身中国十大贤相之列。他当国10年，整饬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济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推行一条鞭法，拯朱明王朝将倾之厦，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 可就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人物，身后的遭遇却令人扼腕。隆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开棺戮尸。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终及神宗一朝，竟无人为居正呼冤。 史家论及居正身后遭遇，往往归结为其生前得罪了一些官僚、大地主的利益，同时功高震主，在神宗皇帝内心埋下仇恨的种子。一旦时机成熟，便得以爆发。从表面来看，这确实事实。但我觉得，如果没有较为普遍的社会期待，没有广大官僚士大夫阶层的背地或公开的支持，神宗皇帝是否有这么大的胆子这样做呢？ 无论是商鞅、王安石，还是张居正本人，这些所说的改革派人士都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只讲事功，不论德行；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可以无视乃至破坏任何在他们看来妨碍他们成功的人伦物理，王安石有著名的“三不畏”，商鞅在太子老师鼻子上刺字。其中人品最卑劣的当属吴起，当初为了博得鲁国信任，竟将自己妻子杀死。后来到楚国，得到重用，主持变法，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皆患之。但最终未得善终，被乱箭射死。所以司马迁评论吴起说，以才能而得富贵功名，以不善而致败死，因果各有其当，毫厘无爽。 同吴起一样，历史上的张居正的品德操守也颇受非议，贪财好色，连接后宫，结交中官，排斥清流，钳制言路，偏激骄纵，对官员升贬，多凭个人好恶，手下办事之人接受贿赂，三个儿子都为进士，家奴游七捐钱买官，置身士大夫行列。张居正自己不是清官，也不提倡清廉，不用清官，采用循吏（即由着官员）的实用政策。和他同时代的海瑞，本是名满天下的清官，可张居正就是不用，理由有三：一是升衙断案，完全是意气用事。民间官司到他手上，不问是非曲直青红皂白，总是有钱人败诉吃亏。二是赋税不公，穷苦小民交不起一律免除，其欠额分摊到富户头上。因此弄得地方缙绅怨气沸腾。三是轻车简从，出门就只骑一头驴子，带一个差人，弄得同僚叫苦连天、无所适从。 从这三点理由反过来推理，似乎难以看出张居正的改革有什么崇高的目标，只是为了富君，换个好听的说法是富国，同时富己。至于能否富民，是排除在目标之外的，就是富民了也是捎带的副产品。因为某个特定时期，社会总财富是一定的，皇帝、国家多了，老百姓必然就少了。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改革，莫不如此。无论是桑弘羊的盐铁论、王安石的青苗法，还是张居正的一条鞭法。而一个社会，如果不能让老百姓安居乐业，不能藏富于民，无论外表多么强大都是暂时的。 这也解释了这样一个现象：为什么每次改革成功，国力大盛之后不久，国家就开始走向衰败。 在张居正的所作所为当中，最为人诟病的就是所说的“夺情”事件。1577(万历五年)，张居正十九年未得见面的老父文明去世，他没有服丧守制，而是假以政务繁忙，难以脱身，由皇上出面，“强迫”他留在位上，不回去尽孝子之情，这就是“夺情”。这种事情就是放到亲情、孝道已经淡薄了许多的现代，也是许多人无法接受的，何况在“百德孝为先”的封建时代。当时就有许多大臣士人反对，统统挨了板子，甚至被贬斥、流放。 众所周知，晚明士风极差，无耻程度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士大夫多以精通房中术为荣，以此进身升官者不可胜数。魏忠贤当政时期，造造生祠就不说了，居然有太学院的学子集体上书，要求让魏忠贤的牌位进孔庙，和孔圣人一同接受祭祀！太学院的学子集体上书，要让一个中国传统上最低贱的太监，和孔圣人同祀！这种马屁，可谓骇人听闻，空前绝后。后来清兵入关，官僚士人降清者极多，史称“至五月十七日，文武百僚争向多铎朝贺，职名红揭堆至五尺者凡十数处”。连东南文人领袖钱谦益，口口声声要殉国。待到国亡时，小老婆柳如是劝他投河已成大节，钱说水太凉了，以后再说。他最终还是投降了满清，没当成陆秀夫。连后来的清代皇帝也瞧不起这些投降的大臣，说汉族文人太柔弱，让他们入了《贰臣传》。崇祯自杀时，身边连半个陆秀夫都找不到，只有一个老太监。而南宋崖山一战，陆秀夫身背幼帝投海自尽，“尸浮海上者十万余人”。 这里面原因固然很多，但张居正这种“只重事功，不计道德”的思维方式，处事哲学，无疑也是其中重要原因。治理国家，整饬社会，如果一味追求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毫不顾忌其他，结果必然要走向自己的反面。 有史家说宋朝衰落自安石始，其实也可以说明朝衰落自居正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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