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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转载的文章和图画，我们不难发现，富强不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根本原因。
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著名的“贞观之治”。当时就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景象。但是这种景象不是被法律逼迫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从自身内心发出的。
下面就让我们分析一下，那个盛世的景象。
（一）社会秩序空前安定。
贞观王朝的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六三二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明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史书记载:贞观年间“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二）开放的国界。
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就象今天的美国纽约一样。那时的唐帝国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在看到唐帝国的高度繁荣和文明之后，自己的国家在他们心中和没有开化的“原始森林”差不多，于是就不想回国，千方百计地要留下。中国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中国的各国人民，大多数以成中国人为荣（这使人想起今日美国的绿卡）。不仅首都长安，全国各地都有来自国外的“侨民”在当地定居，尤其是新兴的商业城市，仅广州一城的西洋侨民就有二十万人以上。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王朝，外国人入境和中国人出境并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即不担心中国人出去后忘本忘祖；也不担心外国人进来后喧宾夺主。仅这一点就说明贞观王朝的高度自信，深信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最文明富强的土地，不担心外来文化把自己淹没。贞观王朝的国民素质是如此之高，对外国侨民既不歧视也不奉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拿来主义”，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国民气度和王者风范。外国人在中国就象中国人在自己家里一样，享有和中国人一样的公民权力，不但可以发财致富，还可以从政当官。来自阿拉伯帝国和日本的侨民就有不少在中国担任官职的，有的还担任部长级高级官员。
唐帝国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国移民外，还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仅日本的官派的公费留学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几百人。民间自费留学生则远远超过此数。这些日本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在日本进行了第一次现代化运动 ――“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国化运动，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饰风俗，全部仿效当时的贞观王朝，使处于原始部落状态的日本民族平空跃进了一千年。
一千二百年后，日本帝国进行了第二次现代化运动，全方位地接受西洋文化，使自己再度平空跃进几百年，并把昔日的老师踩在脚下，在老师的“庭院”里制造了两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日本民族并不高明，它只是善于学习而已。这个步子比别人慢半拍的民族有一个最大的优点――落后但不固执。当外来文明入侵时，它总是虚怀若谷地主动接受比本民族先进的文化，用最快最便捷的方式接受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使自己快速跃进到先进民族的行列。
一个民族落后并不可怕，固执才是最可怕的！
（三）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
中国官场的贪污病菌是无孔不入的，以至占绝大多数的国人都认定贪污是人类社会的不治之症，只要是有“官”的地方就避免不了贪污。当从英美等国归来的留学生向他们的亲朋好友陈述这些国家基本上消灭了贪污时，没有几个人不认为他是在胡说八道。其实，贪污并不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地球上就有不少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基本上消灭了贪污。不仅是美利坚和英吉利等现代化强国，就连主要由中国人组成的新加坡也基本上消灭了贪污。
这里所说的基本上消灭了贪污并不是说完全杜绝了贪污现象，而是指贪污行为在整个官场中属极个别的现象，且贪污的数额不大（一年的贪污额一般不会超过此人一年的薪水），持续的时间也不会很长（连续作案三年以上的少之又少），都会很快败露且受到毫不留情的严惩。克林顿事件是美国政治上的最大丑闻，可一位中国人说：我国的一个村长也比克林顿要风流好多倍，美国总统真是当得太窝囊了……
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这也许是李世民最最值得称道的政绩。在李世民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尢为可贵的是：李世民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檠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明王朝的朱元璋对贪污的处罚最为严酷，贪官一律处以剥皮的惨刑，可明王朝的贪官之多在历史上仍属罕见。可见防范贪污主要取决于一套科学修明的政治体制，光靠事后的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贪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
（四）分权制度的初步尝试。
中国封建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地方服从中央，中央又唯皇帝马首是瞻。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极大地限制了国民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灵活性，且极易酿成暴政。
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政府组织实行“三省六部制”，但贞观王朝的三省职权划分则初步体现了现代化政治特征――分权原则。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很有点类似现代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制，西方在十七世纪兴起的分权学说，李世民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运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进一步说明了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是何等之高。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李世民规定自己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来潮和心情不好时作出有损他清誉的不慎重决定。中国历史上出了八百五十三个帝王，只有李世民一人拥有如此杰出智慧和胸襟（美国的开国总统华盛顿有点象他的学生）。
（五）高度发达的商业。
中国封建王朝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种田人要低好几个等次。这也是中国的封建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
贞观王朝是唯一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的高瞻远瞩之处。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象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杨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肃敦煌）、凉州（甘肃武威）。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
举世文明的“丝绸之路” 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可这条商业通道在唐帝国时才达到她的最高使用价值。唐帝国的疆域空前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四个军事重镇（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绸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可是，在这样一个盛世也有不尽人意的很多地方。比如：在贞观时期，农民生活还是很苦的。
公元649年（贞观23年）5月，年仅52岁的唐太宗病逝，贞观之治也就宣告结束。贞观之治虽然仅仅存在了23年，但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却是巨大的。由于唐太宗君臣的努力，不但改变了隋朝末年社会破烂不堪的局面，使中国封建经济发展向前迈进了一步，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没有贞观之治，就没有唐代的繁荣，也就没有光辉灿烂的大唐文化，唐太宗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代英主，其治绩一直为后世所传颂。
看完贞观之治，大家必然会明白为甚么到了今天，中国人仍自称为“唐人”，亦会了解到为何世界各地都会有“唐人街”了。
由此看出，无论现代，还是古代，中国历史上确实出现过“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景象。
四、从“贞观之治”看“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景象形成的原因和手段。
太宗文皇帝18岁起兵反隋、24岁定天下、27岁升天子、30岁而立之年被北方诸民族誉为“天可汗”，在位23年，于50岁（现在外国领导人同中国省级领导人入仕年龄）中年英年早逝。
太宗皇帝为国家奋战与贡献了32年（孝文帝拓跋宏之年限，他更英年早逝），可谓建树颇多、影响深远，也正如此，才铸造了他千秋知名度，中国帝王、无论评十优还是评四优甚至千古一帝，李世民都可名列其中，总结起来，他在如下方面仿效、累同乃至超越了其它帝王及领导人而堪称一流：
1、他不拘一格（敌人、穷人、坏人）的用人，对人材的使用及领导达到了极高的境遇；
2、他独具慧眼，看到了个人力量的不足，充分认识到君王如石、良臣如匠，方有美玉问世，对大臣的各项进步之言豁达的予以采纳；
3、不独断专行、初步确立了三权分立、互相监督的政治管理制度，规定法令甚至包括自己（影响国家政策的那一部份）旨意需门下省审查副署后方可生效发布，保证了政策的可行性、及时发现并纠正、杜绝了不良政策对国家及人民的违害与影响；
4、认识到人命至重、不可妄杀的法政政策，规定死刑需三复奏（外地五复奏）复审批准后方可行刑，这就不难让人们想起贞观四年（630年---中国的丰年）全国叛死刑才29人、贞观六年（632年）全国死刑犯290人，太宗审查时令全部290人回家团年、待来年秋收后回来复刑，结果290人均准时到来、无一人逃亡（现在有人说那是太宗广布法网，那290人是跑不掉才回来受死的，我说这人真是不动脑子，想想那时的法网严还是现在的法网严，那现在逃狱是不是100%呢，那又是为什么呢！！！我想那是当时教化好，人的心灵比较纯朴、社会秩序井然、人没有太多用暴力解决问题的必要，实在没办法犯了事因判刑合理、没有冤案也心甘情愿受法，所以被感化了才准时回来服刑，这真叫民感其诚啊！
5、威镇宇宙的军功，太宗朝武功之盛，除太高丽战争上没有取得战略胜利外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突厥、吐谷浑、高昌、安西四镇、漠北薛延陀等），这与当时的国力、军队战斗力、整体战略、用人选将与配合默契、过程协调一致等重要因素是分不开的，因此在中华历史上的名将名相中，贞观朝占有相当的比例，在中华军事史上，贞观朝的战例也多被引用；
6、气吞天下的“天可汗”气质，李世民多次以少吓多，经典之役就是在渭水单骑吓退突厥10万精骑，就对比宋真宗在寇准一再坚持和请求下才免强在大军护卫下到达澶州南城，而又要战战兢兢的马上要回去是何等的天壤之别啊！
7、胸怀大局、四海一统的民族和外交政策，太宗朝的民族和外交政策可真是前无古人、同时也让后世领导望尘莫及，民族同外交政策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四海之内只要知道中国的均努力内附，以唐为荣，乐不思蜀，他们不但同唐人一样可以自由自在的生存，还可以做官，著名的少数民族将领阿史那社尔、执思失力、契毕何力乃至后世的高仙芝、李光弼等都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做出了杰出贡献，在他们身上正好反映出李世民民族政策的光辉，现在的唐人、唐人街也正是那时繁荣富强、威甲四海、文礼之邦的生动写照；
8、完善科举制度、大力兴办学校、重视教育活动、普级官吏选聘、当时的国子学、太学之盛、地方也有不少学校，如此才不难想起当时的教化呢，同时当时的科举也规范化、考选公平，以进士科最为杰出，如此才有太宗见新科进士鱼贯而出，喜言“天下英雄、入朕彀夷”，唐朝的教育及科举为政治上提供优秀人才同文化精髓---唐诗及经济发展做出杰出贡献；
9、工书法、富文词，太宗皇帝个人修养及天赋极高，在书法同文词上也颇有名气，更为主要的是他大力宏扬和鼓励支持，才有唐代书法、文学、艺术之盛；
10、倡导廉政、节俭、朴素、重视农田水利，太宗朝在廉政建设方面是相当成功的，他并没有像朱元璋一样严惩贪官污吏，而是建立一个廉洁奉公、遵纪守法的中央领导班子、重视地方长官选举，当时朝廷中不少卿相家境贫困，温彦博、戴胄、于志宁、魏征、张玄素等等，再加上良好风气的宣传和行政监督，健全行政管理机制，及时预防了官员犯错，因此当时的官员相当奉公守法、廉洁自律；太宗皇帝也比较注意节俭，不滥用民力、注意与民休养，当时社会形成了一种朴素求实的作风；太宗皇帝也相当重视农业，京官外巡回京太宗先问及此事，因太子冠礼与农时违背而更改；
11、重视商业经济发展，全国新兴了许多商业城市，城市业有相当的发展，广州、杭州、扬州、成都、江陵、凉州等城市经济发展相当迅猛，长安同洛阳作为世界经济大都会就不言而喻了，这为封建经济登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2、对玄臧佛学的支持同西游的肯定，打通并维护河西走廊----丝绸之路及东联新罗、日本，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与经济发展，文成公主下嫁吐蕃，使吐蕃从奴隶制社会迈入封建主义社会，开发并促进了西藏的发展；
综上所述，唐太宗李世民不愧为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文学家、书法家、卓越的领袖、影响中华乃至世界进程的杰出人物，他为中华民族同人民做出了杰出贡献，留下了辉耀千古的丰功伟业及精神财富，因此受到人们的崇敬；也正如筑东阳先生所说“他是继孔子之后中国数一数二的伟人”。
今天，我们的人民更聪慧，环境更加优越。在世界其他文明和我们中国文明高度交融的这个时代，相信我们的人民一定能够实现真正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盛世景象的！
写于2008、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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