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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日子里主流的宏观经济学名声不佳，无论是公众还是经济学家都对其不抱好感。这一点不奇怪：在宏观经济学里，人们哪怕是就最基础的问题都还没有达成共识。如果你问不同的顶级研究者为什么美国在金融危机后的复苏如此之慢，你得到的会是一对相互矛盾的答案。不过，普天之下对宏观经济学如此蔑视的首要原因，还是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根本没能预想到这场大萧条之后规模最大、最让人痛苦的经济下滑居然有发生的可能。 今天，几批经济学家正在试图重建宏观经济学，他们经常采用的做法是把之前抛弃掉的思想和新的复杂的数学和计算技术揉到一起。本周本刊的印刷版将会对这个领域里出现的一些有趣的新进展做一个概览，但是在本文中，我想更多地关照一下这个领域的历史。我们不妨用下面普林斯顿大学的Markus Brunnermeier和Delwin Olivan所绘制的图片开始我们的话题： 正如这些图片明确表示的，宏观经济学经历了一个个演进过程。已经得到立足的模型一般看上去挺管用，直到发生了某种情况迫使人们对其进行反思。学术界然后就会修修补补直到下一个分水岭事件出现。作为对大萧条的回应，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展出了一个革命性的想法，那就是每个人都同时做出对个人有益的行为的话，后果却可能是人们并不希望看到的。欧文·费雪解释说，高水平负债会让经济陷入通货紧缩和债务违约相伴的螺旋下坠过程中。西蒙·库兹涅茨没有提出任何新理论，但是在创造国民收入和产品计量这些概念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在他之前，政策制定者、投资者和普通人几乎无从了解经济到底是在收缩还是在增长。罗斯福总统需要依靠诸如铁矿石价格或者汽车货运体积这样的指标，那时候还根本没有国内生产总值可以利用。 到了1940年代晚期，大萧条早已过去，凯恩斯也已经过世。保罗. 萨缪尔森成为了为之后的几十年设定方针的人——他借用了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的某些思想，并将这些思想用数学模型精确表达了出来（网上原文此处有通论全书下载链接）。萨缪尔森的贡献是重要的，但是遗憾的是他遗漏了许多东西，特别是凯恩斯对金融系统本质的洞见。在萨缪尔森和他的门徒看来，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仅仅是非金融领域里的储蓄者和借债者之间的一层布帘，而没有将它们看成是投机放贷的逐利公司。虽然很早就有一些持不同意见者，特别是John Gurley和Edward Shaw，那个时候的主流相信金融是无关紧要的，直到危机出现。 许多宏观经济学家很坦然地忽视了金融，因为他们的研究范围局限在美国，而美国是一个在1930年代之后没有经历过显著金融危机的国家。美国政府的应对方式包括创立储蓄保险和打破金本位，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些做法放在一起就让富裕国家不可能再遇到危机。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实际情况看上去支持这种论调，虽然对北欧国家和日本发生的一些事情有所留意的敏锐的观察者的态度要更为审慎一些。 就这样，各种战后的宏观经济模型没有顾及金融系统。这些模型里包括了些什么东西？标准的“实证”模型基于这样一种认识，那就是过去观察到的关系通常情况下会在将来继续存在。这么想也未必不明智。比如说，就业人数的变化量相当好地对应于失业人数的变化量。成千上万条基于各种这类关系的线性方程式组合成为了庞大的系统。在数十年时间中，这些模型诚然卓有成效地发挥了作用。最有名的事件，是在1960年代初期，经济学家预测了凯恩斯所建议的减税方案并不讳加重赤字，因为减税会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而这为现实做证实。 问题出现在1970年代。“滞胀，“ 这个丑陋的拼凑而成的混合词，意指经济同时为疾速的价格上涨和高失业率困扰；而按照当时流行的理论，这一现象根本没有可能出现——但是到了那个时候，整个世界的富裕国家都遭到了滞胀现象的折磨。某些在过去存在的关系可能在政策制定者刻意试图利用这种关系的时候消失，这正是问题所在。具体到这个案例中，政策制定者过分依赖于菲利普斯曲线了。A.W.菲利普斯发现，历史上名义价格的更快增长和高就业率同时出现，而低工资增长则和高失业率如影随形。在他之前，费雪（就是发明了负债紧缩的那个人）已经发现了类似的规律存在于美国的名义工资变化和就业率变化之间。虽然菲利普斯自己并没有表示自己的发现是一道铁律，包括保罗.萨缪尔森在内的其他经济学家却将这一规律视为金科玉律。他们指出，按菲利普斯曲线所示，政策制定者需要在失业率和通胀之间作出取舍。在这一曲线上，政策制定者可以选择任何一个想要的点。 这样的建模过程所存在的问题，是其对人的因素的忽视。出乎预料的名义工资价格水平变化改变实际利率、房地产价格和实际劳动成本。这意味着通胀率的突然上升可以让经济出现短暂的景气，而这可以暂时压低失业率。同理，非预期的去通货膨胀可以让经济受到重创。费雪和菲利普斯所研究的历史数据都来自金本位时代，那时候人们预期价格会保持稳定。任何持续的变动都会被视为偏离了预期，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所观察到的关系如此牢固的原因。但是如果人们开始期望价格发生预料外的变化，并且适应新的、更快的通货膨胀，那么以前观察到的关系就不再成立了。这正是1970年代发生的事情。那个时候人们意识到任何经济下行都会鼓励政策制定者以加速通货膨胀的方式刺激经济活动。当大众不再相信快速的价格上涨是短暂的现象时，他们就把钱从被监管的银行系统中取出，这一系统所提供的利率和新兴的货币市场互惠基金相比缺乏竞争力。股权融资（简单讲就是挣利息）的成本急速攀升。这给停留在超乎多数人预期的高位失业率火上浇油， 使得其总不退去。 新一代的宏观经济学家，包括 Ed Phelps、 Robert Lucas、Thomas Sargent, Christopher Sims, 和Robert Barro, 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这段时间对这一挑战做出了回应。他们把机械的所谓”实证“模型替换为了简单干净的模型——多数这类模型只有几个或者十几个方程式。不像老一代模型那样嵌入诸如工作小时数或者零售业销售水平等累加型变量，这些新的”动态随机总体平衡（DSGE）”模型是基于个体家庭和企业的——这些经济单元在一个充满挑战的世界中尽力而为取得尽可能好的收益。想要找到嘲笑这些革命性模型所使用技术的理由并不难。没有人真地在日常生活中做出决策的时候想着怎样最大化自己未来收入的净现值。 更何况，在1970年代，还没有足够的计算能力来同时表达超过一户人家或者一个企业的信息。DSGE的建立者由于和他们的凯恩斯主义前辈相同的理由也选择了忽视银行系统。 虽然具有这许多的缺陷，这批DSGE模型在一个重点问题上算是对了：他们可以通过指出人们不断变动的预期解释“滞胀”。起初，突然的没有被预料到的通货膨胀导致迅速的经济总量增长。随着时间推进，人们却开始相信这一通货膨胀率将会是新的常规。实际利率、工资和负债都会最终调整到过去的水平上去。就业率上所体现出来的收益将会是短暂的——最终会停留在一个“自然失业率”上。而储蓄者和投资者将会对政府是否有意愿降低通胀率、提高长期财产的风险保证金变得越来越怀疑。政府可以尝试让价格上升得越来越快，希望这种政策导致的价格上升比人们迅速调整的期望水平上升还要快，但是这种做法的后果很可能相当可怕。 从数学角度讲，DSGE模型将经济表现为一个座落在圆滑的峡谷底部的圆球。这一状态等价于稳定增长。当家庭和企业的期望被“震惊事件”所创时，球向上方和下方两侧跳动，直到最终回到开始时停留的位置。这反应出了经济在衰退后迅速恢复的趋势，以及景气很少可以持续的事实。经济学家通过加入影响球体受冲击后运动状况的“摩擦因子“和”加速因子“改进了这些DSGE模型。最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工资和物价上涨容易降低难，这造成了经济体难以对”创伤事件“做出反应而不经受更快的通货膨胀或者更高的失业率。带有这样的新（重要）调整的DSGE模型被称为”新凯恩斯主义“模型或者NK模型。原来的不带这些调整的模型被称为”真实商业周期“模型或者RBC模型。 DSGE模型的金融”摩擦因子“和”加速因子”直到相对晚近的时候才得到发展，而居于新宏观经济学前沿的研究者不无嘲笑地将这些新加进去的东西叫做小修小补。这些模型依然把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当作储蓄者和借贷者之间的一层布帘，而不是投机放贷的逐利公司。这并不是说宏观经济学家完全忽视了金融系统。有一小部分人，包括本.伯南克，也就是现在的美联储主席，早在1980年代初的时候就在用来自大萧条的数据研究金融危机现象。但是这些研究所产生的知识并没有被整合进更为一般化的宏观经济学模型。一个例子就是伯南克在1999年和人合作编写了一个有名的模型，在这个模型里债务的存在使得经济下行坡度更陡历时更久。虽然这是一个对已经存在的模型的改进，但是这个模型没能解释为什么多数经济衰退没有导致严重的危机；模型中负债的存在带来的“摩擦因子”和“加速因子”总是和实体经济承受的“创伤”的规模程度成比例。对于像Gary Gorton这样的经济学家而言，这样的做法毫无道理，因为金融危机是具有独特起因的独特事件。这一缺陷起码可以部分归因于伯南克先生和他的合作作者（Mark Gertler和Simon Gilchrist)没有把银行系统纳入他们的模型里。 不过，正如本周的文章清楚显示的，新一代具有改革和革命精神的学人正在寻找现实地描述金融系统的方法。接下来的文章将要对这些和其它一些可能重塑这一学科的思想加以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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