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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中，张振武是湖北少有的“骨灰级”元老，他曾于1905年赴日留学并加入同盟会，后于1909年加入“共进会”并成为会中重要干部。武昌起义前夕，孙武负伤入院，蒋翊武仓皇出逃，革命机关相继被破坏，危急形势下，张振武主动站了出来，并联络各方提前发动起义。 举义成功后，张振武虚部长之位以待孙武，自己以军务部副部长的名义主持军务，每次革命军奔赴前线，他必亲往激励，有一次翻越壕沟时甚至险些落水溺亡。汉阳失守后，革命军士气低陷，黄兴主张放弃武昌、退走南京，张振武严辞批驳，他认为，武昌和汉阳有大河相隔，北洋军要想攻下并非易事；就算能攻下，也为其他各地革命赢得了宝贵时间；至于所谓南下攻取南京，不过是洪秀全一般的结局，并无可取之处。发言时，张振武以佩刀砍地，眦裂发指：“武昌为兵事重地，倘不死守，则东南摇动，望风披靡，大敌当前，有敢言弃武昌者，斩！”所言直指革命党第二号人物黄兴。
在不可放弃武昌的理由中，张振武特别强调了一点：如放弃武昌不守而南京未下，“吾鄂人士，天下无容身之地也！”会后，张振武不顾自己有伤在身而愤起驰马举旗，并沿街高呼：“汉阳不守，乃我战略撤退，武昌万无一失！”此举颇令民心安定。 之后，北洋军炮轰武昌，炮弹一度落入军务处并炸死炸伤卫队三十余人，一颗流弹甚至落在了会议桌旁，与会人等均吓得面如土色，唯张振武坦然笑道：“可移至楼下，照常办公，不必惊恐！”而此刻，黎元洪已逃出武昌城外，正处出奔葛店的途中。得闻黎氏如此动作，张振武曾言辞愤慨：“黎某如此畏缩，不如乘此另举贤能！” 从一开始，张振武对黎元洪就没有好感。武昌起义后，黎元洪再三推辞都督一职，张振武愤而直言：“这次革命，虽将武昌全城占领，而清朝大吏潜逃一空，未杀一个以壮声威，未免太过宽容。如今黎元洪既然不肯赞成革命，又不受同志抬举，不如将黎斩首示众，以扬革命军声威，使一班忠于异族的清臣为之胆落，岂不是好？” 如此“恶语”，传到黎元洪耳中，黎对张自也有一番衔恨在心。日积月袭，彼此间嫌怨日深，面和心不和，已是军政府中公开的秘密。即便公开场合，张振武也对这位“床底下拉出来的大都督”颇为藐视，并曾当众斥责黎元洪：“要不是我们把你拉出来，你哪里有今天？” 张振武的跋扈，当时人所皆知。譬如，革命之后他便私组卫队，并亲自配发一色短枪，他走到哪里，卫队就跟到哪里，即使去见黎元洪也不例外。身为都督的黎元洪心里虽然恼怒，但慑于张振武的“枪杆子”，很长一段时间都只能敢怒而不敢言。 汉阳之役后，张振武奉命前往上海购买枪枝、弹药与服装，其间与黎元洪、孙武等人屡起冲突。黎元洪曾在给张振武的复电中称，张所购枪支多为不能使用的废枪，之后要购买枪炮子弹的话，必须运到湖北试验后才能付款。电文大意，实指张振武虚糜公款。张振武接电后，不思愧疚，反倒勃然大怒，竟将在上海待运的枪械分出一半给烟台革命军，而其中的款项明细又未交代。 汉阳失守后，他又将藩库的35万银子私运到上海挥霍一空。黎元洪问他采购了多少军械、多少服装，他竟然怒斥黎元洪：“我们把你拉出来做大都督，现在已安富尊荣了，你倒清起我们的账来了！”说罢，张振武将桌子拍得咚咚响，大发雷霆而去。 就事论事，黎元洪在南北议和期间确实让张振武携现款40万元赴沪购买军事装备，但也绝非纯属个人“挥霍”，只不过张振武抵沪后将其用于广事交游，谋划另组北伐军的事上，而非黎氏所言之军备。 孙武、蒋翊武下台后，张振武已成为黎元洪“坐稳湖北、独霸一方”计划中的最大的绊脚石。动乱年代，枪杆子里出政权。此时，张振武手里仍握有兵权，他除了私人卫队外，还掌握着“将校团”这样一支武装力量，这难免让黎元洪有如芒在背的感觉。 为褫夺张振武的兵权，黎元洪可谓机关用尽。1912年4月初，黎元洪向“将校团”派去一名副团长。被拒后，黎又企图将之编入自己掌控的第六镇。此番动作用意十分明显。张振武对此心知肚明，他非但对黎元洪严密防范，而且还计划将自己的武装扩张为一个镇（师），两人的矛盾由此日益公开化。 武昌警视厅长顾庆云被免职一事更是让黎、张矛盾迅速激化。顾庆云原是革命党人，其职位也为黎元洪的亲信所接替，张振武为此大为愤怒。他之后写信给黎元洪，称：现在有人把约法视同废纸，把公理当成一双破鞋，升迁奖惩，任人所为。顾庆云是革命同志，与本人有过命的交情，如果有人想搞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把戏，我个人有义务去维护革命同志的权利。张振武可能没有想到，这封信最终成了一道要他性命的催命符。 民国初立，百废待兴。这对当时已是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来说，更是自有一番意义。此时老袁正急着挠头，思考该如何搞定乾坤。溥天之下，革命汹涌。一朝梦醒，汗渍淋漓。坐着大总统的“危榻”，袁世凯也同黎元洪一样，视革命“群氓”如芒在背。拉拢黎元洪，共同对付武汉的革命党人，是袁世凯梦寐和运筹已久的大事。张振武恰巧给袁、黎合作标下了最好的注脚。
在袁世凯的亲信、参谋次长陈宦的策划下，黎元洪决定与袁世凯合作，对“三武”来个调虎离山之计，把他们弄到北京去。1912年5月，袁世凯以尊奉“革命首义”的名义将“三武”召到北京，并封他们为总统府军事顾问官，表面上是抬举，实际上给的只是闲差。对此，张振武多次表示不满，他对陆军总长段祺瑞抱怨说：“难道我们湖北人就配做个顾问官？” 耐不住张振武的认真要求，袁世凯只好又封他为“蒙古屯垦使”，以作敷衍。公允地说，张振武正值年富力强之时，他也确实想为民国干一番实实在在的事业，于是他接受委任后，极诚恳地向袁世凯申请经费以开办专门机构。但此时北京政府财政困窘万分，袁世凯没钱给他，也就不做理会，张振武一怒之下擅自回了武昌，并利用自己之前的势力公开设立屯垦事务所，还打算募集一镇精兵前往蒙古。为此，张振武向副总统黎元洪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即每月拨给经费1000元作为开办费。 黎元洪见张振武去而复返，本就十二分不快，而这时张振武又重新聚集旧势力，这让他感到了莫大的威胁。事属凑巧的是，当时张振武与孙武也发生了矛盾，为防止湖北再出乱子，袁世凯随后派出湖北籍参议员刘成禺、郑万瞻回武昌进行调解。经各方努力，孙武、张振武和黎元洪都在表面上恢复了和气。袁世凯也趁热打铁，再次发电邀请张振武赴京。 8月初，张振武与“将校团”团长方维等30余人随同参议员刘成禺、郑万瞻一同前往北京。一路上，众人欢声笑语，主角张振武更是受到了众星捧月般的待遇，但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前方等待他的却是一条不归的黄泉路。这一次赴京，黎元洪也表示了前所未有的慷慨，他特意赠送4000大洋给张振武作旅费。多少是因为这份钱的原因，分手之际双方相谈甚欢，殷殷切切，私谊款款。而就在同时，一个巨大的阴谋已然展开。 张振武抵京后，黎元洪向袁世凯发出一封密电，其中称：“张振武以小学教员赞同革命，起义以后充当军务司副长，虽为有功，乃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皇皇，振武暗煽将校团，乘机思逞。……吾鄂人民胥拜天赐，然余孽虽歼，元憝未殄，当国家未定之秋，固不堪种瓜再摘，以枭獍习成之性，又岂能迁地为良。元洪爱既不能，忍又不敢，回肠荡气，仁智俱穷，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系属同恶共济，并乞一律处决，以昭炯戒。……” 在向袁世凯揭发张振武的种种不法行为后，黎元洪要求北京方面将张振武就地正法。袁世凯收到密电后，随即亲取保险柜锁匙找密电本，但不巧的是，这天保险柜锁匙总打不开，而这个保险柜只有袁本人和梁士诒有锁匙可以开启。于是，袁世凯将梁士诒召来。 译完电报、得知大意后，袁世凯极为惊讶，他随后又派人将心腹赵秉钧、冯国璋、段祺瑞三人请来商议。赵秉钧等三人主张再给黎元洪发一封电报，问明捕杀张振武是否出于黎元洪的本意，再作处断。两日后，武昌复电，确属黎元洪本人的意思。随后，袁世凯给军法处发出命令，将张振武逮捕后立予正法。 此刻，即将受难的张振武尚浑然不觉，他仍在北京到处会客，与各界人士联络感情，以图为将来事业打下基础。8月15日晚，张振武与湖北来京将领在六国饭店宴请姜桂题、段芝贵等北洋将领，以消除南北军界革命期间的隔阂并化解之前的敌意。而当时段芝贵已知处决张振武的密令，一席未终，段即称有事先行告辞，其余客人也纷纷退席，气氛颇为诡异。 当晚10点，酒阑人散，张振武偕友人离开六国饭店。当时共有三辆马车，张的老表、前江西协统冯某在前，张的马车居中，湖北参议员时功玖的马车居后。冯的马车驰至大清门栅栏时首先被拦，一军人问他：“你是不是姓张？”冯说：“我不姓张，我姓冯。”于是冯被放行。接着，张的马车来到，在问明正身之后，张振武即被五花大绑，用大车解送到西单牌楼玉皇阁军政执法处。 事情来得过于突兀，张振武一下就蒙了，他大声质问军法处长陆建章：“我究竟犯了什么罪？竟然要逮捕我？”陆建章微微一笑，顺手将黎元洪的密电交给他看，张振武看后大声驳斥：“胡说！胡说！”陆建章再一笑，随即向张振武郑重宣布：“大总统接副总统密电，谓张振武率党徒方维在京谋不轨，破坏统一，即行正法。”听得此话，张振武惊得眼珠子都快蹦了出来：“何以执行如是之速?” 这回，陆建章不笑了，他摊开手，表示军令如山，无法转圜。 据说，张振武死前写了三封遗书，其中一份是给黎元洪的，信中称：“元洪足下：我能手造中华民国，自起义以至今日，实属傥来之岁月，死生久置之度外矣。但恨不死于战场而死于雠仇之手耳。好一个爱既不能，忍又不可。足下如再爱我，请将我全家杀戮，使一家骨肉聚首九泉，振武感激不浅。足下之待英雄真是神圣不可侵犯。古人云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言念及此，肝肠寸裂，暗无天日之世界，我亦不愿活矣。总统不交法庭而下军令，不以刀杀而以枪毙，不赴法场而赴暗室，死后有知，当为雄鬼以索其命。”临死之人，其言也恨，张振武对两位总统的激恨怨愤，溢于言表，透于纸背。
1912年8月16日凌晨1点，也就是张振武被捕3个小时后，在未经任何审讯的情况下，这位首义元勋被绑在军法处的木桩上吃了六颗“花生米”，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成仁了。临刑前，张振武仰天长啸：“想不到共和国也如此黑暗！”同晚，随同张振武一起进京的“将校团”团长方维也在旅馆被抓（比张尚早一小时），并于凌晨在城外处决。 当晚，湖北籍参议员刘成禺、时功玖、郑万瞻等人尚在为营救张振武而四下奔走，孰料斯人早已魂归天外。看到张振武死后的惨状后，时功玖忍不住抚尸痛哭：“这是冤狱！我们要替振武报仇，要报仇！” 清晨8时，刘成禺、张伯烈、孙武、邓玉麟、哈汉章、时功玖等湖北籍革命人士同往总统府质问。袁世凯对此心知肚明，却把责任一股脑儿推给了黎元洪，说本次事件完全是根据黎副总统的来电办理，为慎重起见，他本人已多次去电确认，届时将择机公开电报内容云云。 事实上，老奸巨猾的袁世凯事前就给自己留了一手，他给陆建章的命令字斟句酌，滴水不漏：“查张振武既经立功于前，自应始终策励，以成全之。乃披阅黎副总统电陈各节，竟渝初心，反对建设，破坏共和，以及方维同恶相济，本大总统一再思维，诚如副总统所谓爱既不能，忍又不可，若事姑容，何以慰烈士之英魂？不得已即着步军统领、军政执法处处长遵照办理。”这段话中，最具玄机的是末句“遵照办理”四字，这一“遵照”，袁世凯就把自己的责任全部撇给了黎元洪。 袁世凯的答词令孙武等人无可奈何，事实上他们也清楚黎元洪与张振武之间的仇隙，由此也猜到了血案真相的八九分。事后，湖北籍参议员刘成禺、时功玖、郑万瞻等人仍不甘心，他们随后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质问和弹劾。在这个事件中，感觉被袁世凯愚弄和利用的刘成禺更是愤怒地指出：“现在政府杀人之手续，基本和强盗行为没有区别。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今后凡是民国起义之元勋，都可以一一捕杀，任凭某人为帝为王矣！” 在参议员的弹劾和舆论压力下，袁世凯把黎元洪推出来塞责。黎元洪则不顾电文费用奇贵，而上洋洋洒洒千言书，其中归纳了张振武“侵吞公款”、“拥兵自卫”、“串谋煽乱”、“广纳姬妾”等15大罪状，以为自己洗刷罪名。 正所谓：大人物自有大手段。事后，袁世凯命人将张振武、方维二人尸首好生收殓，并为他们买了上好的棺木，送到长椿寺停灵。随后，袁世凯又宣布对张振武施以“大将”的葬礼，并拿出3000元为赙礼。 8月27日，张振武的灵柩经火车运抵汉口大智门车站，后厝于武昌抱冰堂。次日，黎元洪前往祭奠，亲致遗属赙礼2000元，并送上一副挽联。其联曰：为国家缔造艰难，功首罪魁，后世自有定论；幸天地鉴临上下，私情公谊，此心不负故人。 拜祭之后，黎元洪竟于灵堂内失声痛哭，其情其景，令在场者为之动容。不过，黎公是真哭还是假哭，这只有他心里最清楚了。 （节选自新书《门槛上的民国》作者 金满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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