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年的廖冰兄风采依然。
本周嘉宾:廖冰兄 本周主持:吴聿立黄颂豪 漫画作品:廖冰兄艺术网站提供 漫画大师廖冰兄,在七十余年的艺术生涯中,他以悲愤漫画为武器,惩恶扬善,真正实现了自己“为被害的善良而悲,为害人的邪恶而愤”的诺言。近日,在廖冰兄的女儿廖陵儿的帮助下,本报记者采访了89岁高龄的廖冰兄,他不仅畅谈了中国漫画的现状,还对自己的过去作了客观的回顾与评价。 谈现状:传统的漫画死了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曾说过,漫画是夸张的艺术,用夸张的手法反映现实,但现实往往比漫画更夸张。这句话的内涵是什么? 廖冰兄(以下简称“廖”):漫画的作用是针砭时弊。我这个搞了几十年漫画的漫画佬,已经远远跟不上时弊,也就无法针砭。当今之现实比漫画更漫画,现代化的邪恶和邪恶的现代化是漫画所不能表现的,我的想象力、创造力都不及当代邪恶水平高。夸张是漫画必须采用的手法,而现实本身的夸张远远超过我们的夸张本领,能不掷笔收山吗? 漫画是骂画,我不画骂画了。如果不是党中央下决心反腐倡廉,你画一万张漫画也没用。所以,我寄希望于党和政府,寄希望于国家民主与法制的逐步健全。 记:您曾经说过传统的中国漫画死了,那么,当代的中国漫画到底失去了什么? 廖:传统的中国漫画产生于一百多年前的清朝末年,中国处于灾难深重的年代,出现了忧国忧民的漫画家,用漫画揭露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的罪恶行径,揭露当权者卖国求荣的奴颜媚骨。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全国的漫画家更是同仇敌忾,拿起画笔投入反法西斯的战斗中去。那时候,漫画与传媒,尤其是与报刊合为一体,漫画靠报纸传播,办报离不开漫画。漫画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战斗中曾经是大菜,是主菜。试问哪一个画种能如此深入民众、深入人心?建国后,漫画逐渐变成小菜一碟,只是报刊上的点缀,如今的中国漫画逐渐失去了承担意识,失去了使命感。 记:中国漫画的路在哪里? 廖:中国老一代漫画人是为了不做亡国奴,拿起了画笔对抗日本。如果当今的动漫工作者有一种历史责任感,有志气把中国的动漫产业打到外国去,必须潜心创作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动漫,记住越有民族性才越有世界性的规律。你看,当年的中国动画片《大闹天宫》不是获得了世界的好评吗?可是近年的《宝莲灯》耗资巨大却不如人意。中国的动漫工作者该反省一下,一味模仿东洋,不是办法,而应该从我们的民族民间的艺术宝库去吸收营养。 记:现在,不少国家、地区的动漫产业发展态势良好,你如何看这种现象? 廖:1980年,应日本漫画家协会邀请访日,之后我写了一篇文章《日本:漫画之国》,写当时日本漫画的产业化。如今日本漫画产业大举进军世界,现在中国的孩子都是看日本卡通长大的,以至于中国漫画都是东洋漫画的造型了。但不可否认,如今改革开放25年了,中国漫画商业化的时代也将来临,这是趋势所在。 记:您认为优秀的漫画家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 廖:我认为优秀的漫画家应该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漫画家的知识结构应该是T字型的,就是说知识面要广、要博,而思想要有深度,专业技术要精深。漫画家就应该是杂家,知识面要广,要有敏锐的思想力、洞察力。优秀的漫画家都善于读书,既读书本的书,也读社会这本大书。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习,积累丰富的知识,要心系人民。可惜很少看到把人民大众的事放在心上的漫画家了。 论创作:有悲有愤,有理想 记:您一直盼望着自己“失业”,今天您觉得自己失业了吗?您现在最想创作的作品是什么? 廖:盼望“失业”其实是理想主义,我的理想就是到“人世无可悲可愤之时”。年轻时,我想象的理想社会是找不出一件要抨击的事物,找不到一点漫画题材的社会。但人世总有可悲可愤之事,而我已经画不了漫画,是我自行失业。2000年开幕的广州艺术博物院廖冰兄艺术馆的前言,概括了我数十年创作的品牌——“悲愤漫画”,我有悲,有愤,还有理想,而理想的实现则很漫长……我不画,也画不了,不知道有没有人再去画。我想用漫画记史、论史,为了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如果能用漫画把这几十年的历史记录下来,大有漫画可画,可是我做不到了。 说过去:时代漫画将超越时空 记:时至今日,回头看自己的创作,您最喜欢哪个时期的漫画?为什么? 廖:很难简单地说喜欢哪个时期的漫画,因为漫画就是用最不严肃的手段写最严肃的事,我是用“阳春白雪”的技术,奏“下里巴人”的曲目:抗日战争时期,我的漫画读者对象是文化水平低的农民、市民,我就用编教科书的说理方法宣传抗日救国。《猫国春秋》读者对象是知识分子,我用隐晦的“曲笔”揭露蒋政权的专制统治。1947年我到了香港,面对香港市民,我又用了市井文化的画风去画时事漫画、社会漫画。我的艺术是给尽可能多摸索的大众看的,所以你会看到我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读者对象,或者不同的题材采用不同的表现手法。有人评价说我最好的作品是上个世纪30年代的哲理漫画,也不无道理。大概那时候我年少,是用一种很朴素的眼光、很朴素的感情看世界,也就是源自于人道主义初衷的最早期的作品。 记:您如何评价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作品? 廖:8年驱倭、3年扫蒋我都用漫画参与了战斗,后又激情投入新中国的建设。共产党伟大、正确我深信不疑,对共产党发起的一连串政治运动,我仍然充当马前卒,用漫画为各项运动鸣锣吹号,紧跟配合宣传。直到1957年后我被打成“右派分子”,已调到农场劳动改造,组织派我画“反右派”漫画,我也遵命照画。当时所画的遵命之作有相当一部分伤害了自己人。 我曾说,应该把我充当文化枪手加害于人的作品出版或公开,为后人立一块警示牌。因为历史不应隐瞒,如果我以漫画剥别人的衣冠,却又隐瞒自己的劣迹恶行,岂不是小人? 记:您觉得哪些作品可以称为您的代表作? 廖:我从1932年创作漫画开始,历时七十余年,一生创作数以万计,要问代表作,应是那些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比如抗战时期的《标准奴才》,抗战后的《猫国春秋》组画中的《禁鸣》,“文革”浩劫后的《自嘲》、《恶梦录》组画,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创作的《剪辫子》,上世纪90年代创作的《残梦纪奇篇》。曾经有一位美国学者问我:“您的漫画与美国的漫画有何区别?” 我说:“我所看到的美国漫画是时事漫画,时过境迁,漫画就没有意义,我画的是时代漫画,贯穿一个时代,比如《禁鸣》喻意垂死的力量总是要扼杀新生的力量,可说是跨越了时空,跨越了国界。《自嘲》则是中华民族一代人的经历,刻划了一个时代,我想这是千千万万人民假我的手而创作出来的。《剪辫子》作于1986年,直至今天还有现实意义。” 记:能否对自己的漫画生涯作一客观的评价? 廖:方唐曾评价我的漫画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我说,廖冰兄的悲愤漫画也应该是绝后了,忧国忧民的中国漫画,无意中由我来画了个句号,中国如再经历我那悲愤漫画的时代,如再需要廖冰兄和廖冰兄的漫画,中国就太悲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