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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上医治未病 再等五年十年就晚了（“非典”十人谈之二） 记者 刘茸 时间： 在许多经历过2003年那场灾厄的人心目中，钟南山是一个无需解说的名字。“非典”病魔席卷中国的恐慌中，他至少有三次发声，成为抗击“非典”战役的三个标志性转折点： 广州“非典”疫情危重的春节前，他代表广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提出“把最危重的病人往我们医院送”，形成抗击“非典”的核心高地和事实上的临时指挥所； 4月，在面向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记者的记者招待会上，他明确表示“疫情并未得到控制”，启动了真实疫情通报和国际协作的开端。 2003年2月，也是钟南山团队率先提出一套对“非典”行之有效的疗法，通过《广东省医院收治“非典”型肺炎病人工作指引》发往全国，指导了许多一筹莫展、焦头烂额的基层医务工作者。 传记作者给他的封号是“勇敢战士”，但钟南山自己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医生。在非常时期客串过斗士、发言人甚至精神领袖后，他回归日常，兢兢业业地完成他作为医生、教授和行政领导的工作。 “我没太意识到这样讲话的后果” 记者：这十年来，您的生活和工作有没有因为“非典”发生大的变化？ 钟南山：还是有比较大的变化。我是搞胸肺科的，“非典”正好是呼吸系统疾病，有意无意就成了防治里面一个比较瞩目的焦点了。当然最后是做得好，做得不好，大家都会看到。我想，咱们从“非典”的整个过程就能感觉到，讲话都要比较注意，因为它会造成一些影响，或许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所以我自己在讲话的时候，尽量做到讲话有证据，这是比较大的影响。 记者：您个人的工作内容有没有发生改变？ 钟南山：十年前，正好“非典”前一个月，我本来已经不当广州医学院的院长了，行政工作空了一些，后来因为“非典”又多了很多社会工作。其中特别主要的就是2005年到2010年，我当了中华医学会的会长，经常到北京出差。这个工作占了自己不少时间，但假如能够为广大的医务人员做点事，还是很值得。 这是在社会活动上面。业务上也有比较大的影响，为什么？以前我是从来不搞突发性传染病的，但是国家碰上这样的事，而且十年来禽流感、猪流感，一直到最近的新型冠状病毒及H7N9型禽流感，对人群来说首当其冲的都是呼吸系统。我们的工作、研究都要结合公众的需要、国家的需要，所以我们就花了很大的力量。研究所有一个很大的组，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包括病原学监测、对重病人的救治，都做了一些工作。 记者：“非典”的早期情况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公开，但当时您在急迫的情况下挺身而出讲了真话。现在十年过去，大家想知道，当时有没有一些话是您没有讲，或者一些信息是当时没有披露的？ 钟南山：大多数都还是有讲的。我记得第一次去北京参加记者招待会，上头曾经给我交代了一下，就是说要按照当时定下的调子来讲话。那次招待会，我比较多地强调北京不同医院出现了一些病人，我解释说，有些医生不是搞这行的，不太了解，以及有些地方有转院病人，我觉得这也是正常的。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说事情并不是很严重。 第二天立刻又有一个发布会，还是有很多记者对一些问题不太满意。有一个记者直接问我，你觉得现在“非典”是不是已经控制了？我当时没怎么思考就说，没有控制，顶多就是被遏制了。当时说实在的，病源也不知道，病情危害也了解得不够清楚，怎么治也没有把握，而且还在不断地传染，怎么能说它受到控制呢？我不大理解，也没有太意识到这样讲话的后果，结果境内境外都发表了。我当时只是从学术的层面来考虑。 记者：在“非典”这种危机面前，到底怎么对待信息公开的问题，每个人的想法不同。您怎么看？ 钟南山：信息公开，需要辩证地看。从基本来说是应该公开的，但要看什么事情。比如突然出了一个核事故，当然是要公开，就像日本那样，但是政府应该首先要知道怎么对待，心中有数以后再公开。要是政府什么情况都不了解，一下就公开的话，也会引起恐慌。 但大多数的情况下，向公众报告事情原委是对的。比如灰霾，一般来说，你越是向公众坦诚、透明地报告现状，而且有自己的想法，该怎么做，我想你就会和公众心连得越近，就能共同来对待这个事情。 你说为什么“非典”一开始就有隐瞒，一个是不想让大家知道，怕引起社会混乱，这是最多的考虑，第二是对这个东西不认识。包括我接触香港的一些官员，真的没想到这个事会造成这么大的后果，因为谁都不知道它会这么传染，而且传染以后在国际上造成了10%的死亡率，都是青壮年。对疾病，对它发展的未来不认识，这是情有可原的。但我们国家在“非典”以前，常常就习惯把一些不好的东西，比如疫情，把它盖起来大事变小，小事化了，包括艾滋病、毛蚶造成的肝炎等等。一旦老百姓知道了真相，就会拉大对政府信任的距离。 所以通过这件事，我觉得从中央到地方，都非常注意信息公开。以后出现的事情都比较注意，比较及时地向大家报告。 记者：您怎样看待当时媒体的作用？ 钟南山：媒体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吸引眼球的背后，有时候是真的新闻，有时候是把新闻放大虚假化，两个都有。 我觉得“非典”一开始，确实媒体也不太了解情况，另外也是有一部分放大的。2003年开始单纯是官方的媒体在报，后来透明度各方面能促进得这么快，我觉得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手机了，虽然媒体没讲，但是民间短信传播很多，大家都知道疾病的传播，以及它的严重情况。这个我觉得起了很大作用，这也算媒体吧？ 媒体在这个突发性事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有些部门和地方，不想让媒体知道，但媒体非常想知道，包括香港媒体，当时都很怕见他们。但是我有过几次很坦诚很坦诚地跟媒体讲我的想法，讲事实是怎么样的，而且希望他们能够很好地报道。 有一次给我的教育很大，那次是在香港，给一些媒体谈关于“非典”的问题，他们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很坦诚地讲大陆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是怎么对待，怎么做。第二天看到媒体报道，绝大多数非常好，那次给我的思想转变很大。当时我的感受就是，对媒体大多数人，你只要非常坦诚地向他们讲情况，不带偏见，而且不带情绪的话，他们也能够很客观地反映情况。从那以后，我觉得我还是和大多数媒体做了朋友，当然不是所有的。 我觉得，大多数记者能够很客观地把你的问题反映出来，但是你不要隐瞒。 “上医治未病，再等五年十年就晚了” 记者：这些年，您在控烟、地沟油、青少年锻炼、假药广告、雾霾天气等许多公众议题上频频发声，尽管它们并不都在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钟南山：你举的五个例子，全部是和健康有关系的。作为一个医生，我觉得，对此发言还是义不容辞的。特别是现在某些方面都已经影响到公众的健康了，这个不是一般的影响，而是说不定以后会严重影响，你吃了真的有毒的东西，你整天呼吸六级污染的空气，那是严重的影响。假药更不用说了，我们当医生的，救死扶伤，健康的最基本都影响到了，为什么不出声呢？必须要出声。 记者：一般您是媒体问到对这件事情怎么看，您就说说自己的观点，还是主动地、认为自己有义务推进大家对这个事情的认识呢？ 钟南山：看什么情况。有一次谈到甲流病人的病死率，那是媒体问起我，因为我很多学生在全国各地的ICU，我心里有数，问起我我就回答。很多事媒体问起我，我提提自己的看法，不管对不对，是我心里的话。 但是有一些，我是非常希望通过媒体能够让公众注意。包括乡村医生的待遇，包括灰霾天，尽管确实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觉得报道它们绝对是正确的。等到5-10年后，真的由于严重空气污染引发大量肿瘤的时候，就晚了。对假药，我一点不客气。我非常希望通过媒体的力量，能够使公众更加重视，使政府有关部门更加重视。媒体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举个例子，像去年，我们讨论灰霾天，我们为什么不公布数据？当时知道，这个技术并不难，什么时候公布，据我了解本来是要到2016年。后来我们通过媒体反映，让大家知道超标就超标，我们共同怎么努力把它改进，从企业的角度，从政府的角度，从个人的角度，这都有很大好处。 我特别记得，通过媒体，广东去年率先公布监测的结果，后来全国都公布了。这个就是媒体的作用。 记者：“非典”以来的十年，您一直坚持临床接诊。就您的观察，呼吸类疾病在这十年中有什么趋势上的变化吗？ 钟南山：哮喘的发病及发作明显增加，而且增加得非常快。什么原因？除了过敏原的因素外，就是和抽烟，和空气污染有关系。我搞呼吸系统的，这是直观感觉。 记者：您刚才也谈到了灰霾天气的影响，有没有比较确凿的统计资料可以证明它与肺癌发病率的关联？ 钟南山：没有。现在我还在搜集国内资料，从一九八几年开始就有很多人注意这个问题了。极端的例子，像在云南宣威一带，肺癌患病率可以达到十万分之一百以上（2005年），不得了，很高很高。到2010年，北京是十万分之七十六，这是男性，女性十万分之四十八，已经很高了。局部资料也越来越多了，包括孩子的咽炎，结膜炎，气管炎等。 假如这么严重的灰霾天，再过五年、过十年会怎么样，真的不敢说。但等那个时候到什么情况我们才来搞，晚了。像1970年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事件，还有日本，灰霾变成光化毒气，在伦敦那次是1950年，四天死了5000多人，引起恐慌了，是不是中国也需要到出现这样的事才引起重视呢？不行的。对这种涉及到公共卫生的事件，绝对是预防为主，早早发现。就像2009年的甲流，我们中国做得很漂亮。外堵输入，内防扩散，很快控制这些传染源，做得最漂亮的是疫苗，从2009年5月份发现，马上做基因检测，知道了它的全基因，就开始做疫苗，到9月份，就已经上市用了，到了2010年初，接近一亿人接受了治疗。整个做得非常漂亮。后来甲流整个就下去了。 灰霾我同样认为是这样，有人认为我对它的严重性夸大其词，这个我是从国外观察了二十几年的资料得出来的。每增加10个微克的PM2.5每立方米，心脏病增加3%，慢阻肺住院率增加3.1%，平均各种原因的病死率以25微克为界，每增加10个微克病死率增加1%，这些都有很详细的数据。美国用26年观察了1100个肺癌病人的整个发展过程，发现PM2.5每增加10个微克，病死率增加15%到27%，都是非常严谨的观察。 国外有这些资料我们可以印证，我们不可能等国内的，过若干年印证完了再来预防，那太晚了。一个聪明的领导者，高水平的医生，就是防患于未然，上医治未病，自古就知道。所以，要等到那个时候再来说危害有多大，这是个下策。 “人家用三十年，我们可以用十年” 记者：您说过十年可以做好灰霾的治理，我们也就此采访过一些专家，对这一点没有那么乐观。 钟南山：英国1956年立法，空气洁净法。我去英国是1979-1980年，伦敦空气已经很好了，花了不到三十年。但我觉得中国要是想干好一件事，政府、企业、老百姓上下一块动员，绝对会快的。所以，我不觉得这也是一个漫长过程。所以我，当时曾经提了一下，人家用三十年，我们可以用十年。 我也有一些例子，说实在的，广州2003、2004年是最差的，不比北京好，那时每年灰霾天是134-141天左右，三分之一以上是灰霾天。但是政府部门认认真真地处理了，准备2010年的亚运会，真的做了很多，对一些污染的厂坚决搬走，对可能产生污染的脱硝脱硫非常彻底，不达标的汽车坚决取缔，做了很多釜底抽薪的措施。做了这一系列以后，2010年比较好，到现在据我的印象，一年的灰霾天也就是70多天，到2011-2012年，还是在60-70天，维持得不错。不像在北京，一过了奥运会马上就不行了。北京的气象及环境问题更复杂，不像广州那么简单。解决北京问题，整个河北周围有很多的排污工厂需要整治，要在一个大区域解决才行。广州这个例子现在看起来是有效的，并没有用太长时间，五年多就见效了。所以，我这个十年预测不是随便说的。 记者：最近我们都在谈论“中国梦”这个词。您也有自己的中国梦吗？ 钟南山：我现在都这个年龄了……我也有梦，当然是比较局部的，对自己来说，对我们单位来说的梦。我们这个研究所，现在呼吸疾病某些方面已经走到国际前沿了，我们需要更高一些，还有就是让我们呼研所的400多号人生活得更好。 现在我正在努力，希望建立一个亚洲最大的呼吸中心，建成以后，我们想把产学研合在一起。这一直是我的梦，希望我们能够既搞治疗、预防，也搞研究，搞产出，这样的话，能够把我们的工作条件变得更好，使得广大的公众和病人都能够获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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