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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版五元券正面
1953年版五元券背面
1956年版五元券正面 1956年版五元券背面 旧闻新说 这里的有关印制种种，多是旧闻，但在今天的翻动中，仍发散出新墨的余香。 细节:关于黑白线圈线的对话，更加体现出苏联方面对“黑白线圈线”这种防伪技术的封锁。这里节录一段对话内容: 对方(苏方)并不知道我们能做。苏方:再版花幅(深线花挖空一部分，再用实线连接上的)很好，能防假?你们为什么不要?我方:虽好，不能防假?苏方:这花是新作，我(卢布)上没有，你们粘样上没有，美国也造不了假。我方:这花不能防假，虽比深线花复杂一点，但有花纹机就能做。苏方:你们能做吗?我方:好做。苏方:黑白线圈线你们能做吗?我方:(拿出从国内带来的样本说)是学的老大哥的，能做。苏方:你们怎样做出的?我方:机器加手工。苏方:开印了吗?我方:已付印了。至此我们重复说明:黑白线圈线我们是学的，还做不到象老大哥们做的那样好，但能防假，美国做不出来，深线花(或挖空一部分)虽好，就是不能防假，所以中央决定把五元券以上的拿在这里来印，就是要黑白线圈线、变点、暗花等的。 这个资料最直接地反映出对于第二套人民币老版五元券的设计修改过程的记述。 1953年12月16日，我方收到苏联方面提供的五元券票样。这是国内改变印制计划之后的五元券票样，是原计划请苏联代印的五十元券的设计票样。中国人民银行经审定后提出修改意见。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辰以信函的方式通过中国驻苏使馆戈宝权代办向苏联方面提出了对于五元券的修改意见。主要为:(1)第一个小孩，上衣不亮，影响主题中的汉人不突出，希望将上衣修改的白一些。(2)靠小孩后面的汉人(扬帽子的人)如将轮廓线稍微加深使与左右人的深浅有所区别，效果会更好些。(3)天文线望能稍稍淡些。(4)背面外周围的深线花及背面的中国人民银行五元等字，墨不足，应加深该处的原版。1954年3月3日，苏联方面拿出了遵照我方意见进行了修改的五元券印样。当日，新印样由戈宝权代办签字并视察付印。 ---------------------------------------------------------------------------------- 从以上资料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为什么请苏联帮助我们代印人民币，主要是因为当时苏联在印钞技术方面远远先进于我国，特别是它的防伪技术手段，这正是我们“有求于他”的。这是在当时的大背景、大形势下(主要是为了防止境外敌对势力的捣乱和破坏)，我们必须要考虑的现实问题。可是，苏联方面采取的一系列行动表明，苏联方面并不想给予我们这种先进的防伪技术，在设计中他们甚至采用了比我们国内的印制技术还要落后的技术，这令我们十分失望。就当时情况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请苏联代印人民币并没有完全达到我们的目的、实现我们的初衷，或者说，只是部分地实现了我们的目的，还是经过了一番曲折在我们的一再坚持下实现的，这是令我们非常不满意的。以上事实只是大量事实中的一小部分。可是基于当时的形势，我们对此也没有太多的办法，毕竟我们还是友好国家，从总体上说，毕竟人家在帮我们。 历史上，我国委托苏联代印人民币五元券的合同有两次:第一次合同于1952年7月拟定，10月正式签约，数量为5亿张。第二次合同于1954年3月拟定，5月正式签约，数量为4亿张。苏联从1954年1月开始生产，1954年8月至1955年分3批交货。也就是说，到1955年之前，我国委托苏联代印的五元券人民币已全部交货。这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市场如果将来再需要五元券的时候(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我们是继续请苏联代印呢，还是由我们自己来印制。显然，我们国内(中国人民银行)十分倾向于由自己来印制。理由是:既然苏联的防伪技术没有真正达到我们的实际要求，那我们还需要苏联做什么呢。既然我们自己的防伪技术手段已经研制出来了，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呢? 基于以上原因，中国人民银行认为，结合我们最新研制出的防伪技术，十分有必要重新设计、印制一套代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防伪技术的新版人民币五元券(过渡版)，这种防伪技术的应用也一定要体现出我们新中国新版最大面额人民币防伪技术的应有水平。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对新版五元券(过渡版)设计印制工作提出的技术要求是:改版印制的五元券正面主景不变，保留民族大团结图案，另制一套原版，颜色改为深棕色。年号由一九五三年改为一九五六年。这套五元券(过渡版)完全由我们自己设计、雕刻，并特别强调，要充分吸收新的防伪技术，运用于新版五元券(过渡版)上，具体讲，就是在花边、花幅、装饰、地纹等方面要增加新的防伪技术。 当时，经过我们印钞技术人员的艰苦努力和刻苦攻关，我们确实在印钞防伪技术上取得了重要突破，主要体现在黑白线交错花纹制作工艺的研制上。北京印钞厂主要设计人员商伯衡、刘观润、张作栋等运用自己长期从事雕刻钢凹版的丰富经验，从雕刻钢原版轧制钢轴，再到翻转轧制钢凹原版，经过几十次不同工艺路线的设想和实验，终于在拼制第二套人民币钢凹版彩色印样之前将这一国际上先进的雕刻技术一举攻破了。据了解，当时的美钞、英镑上都没有这样的先进技术。很快，成果上报到中国人民银行，并迅速得到批准应用在新版人民币的显著位置上。据说当时对于这样重大的创新技术，厂里并没有明确的技术发明创造的奖励办法，为了酬劳这些共和国的功臣们，最终由厂长做东，邀请大家到丰泽园饭庄吃了一顿饭，喝了一瓶二锅头，就算是最高的奖励了。其他如钢版雕刻暗花技术，由商伯衡、刘观润等于1952年研制成功，钢版雕刻变点技术由张作栋、李琨普、符崇辉等于1952年研制成功。 1960年，五元券(过渡版)设计方案上报国务院并获得批准。 随后，中国人民银行印制管理局迅速组织雕刻设计人员进行技术攻关。他们同美术专家通力合作，利用很短时间便完成了设计任务。雕刻师吴彭越充分展现了他的雕刻技艺，和他的团队紧密配合，在短短二十四天内便出色完成了上级交给的雕刻任务。 从艺术欣赏角度看，改版后的五元券(过渡版)更加具有艺术性和观赏性，它既是一张精美无比的钞票产品，也是一幅优美动人的艺术画作，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专家评价，这是一幅表现我国各族人民团结、祖国欣欣向荣的图画，画面人物众多，场面宏大，雕刻者充分把握了画面的主题思想和气氛，运用高度精细的雕刻手法和多变的点线，使众多性别、年龄、民族各异的人物栩栩如生。 为使画面色调明朗，各种人物形象明显，雕刻者吴彭越在深浅和黑白色调的把握上，适当减少灰调，有力地增强了人物形象的鲜明性。在线条运用上，根据不同的对象和服饰各异的特点，采用刚柔相济、曲直相应的手法，增强了画面的对比度和动态感，使整个气氛与主题思想相符，达到主题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完整和统一。在人物表情的刻画上，以精湛熟练的刀法，准确地刻画出人物的面目表情，充分展示了雕刻者高超的技艺。 设计任务完成后，中国人民银行印制管理局又迅速对所属北钞印钞厂、上海印钞厂下达了生产计划，要求定于1958年完成改版五元券(过渡版)的制版任务。后来，根据市场的需要，中国人民银行指示:对制版计划进行调整，要求提前一年完成五元券(过渡版)的制版任务，也就是说，要求在1957年完成。 第二套人民币五元券(过渡版)使用的是苏联特1号小五星水印纸印刷。1961年至1962年、1964年由北京印钞厂生产，1962年、1964至1965年由上海印钞厂生产。 改版后的五元券(过渡版)既保留了现行流通中的五元券的优点，又克服了其中的不足部分。经过努力在某些方面特别是在正面主景雕刻艺术方面已经大大超出了当时流通中的苏联版五元券。最关键的是，改版后的五元券充分发挥了新研制出的凹印机及四色胶印机的技术特点，利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印刷技术，强有力地增强了钞券的防伪能力。主要技术特点有:正背面花边均采用凹印印刷，其中正面花边按照双色凹印设计，背面花白用一色凹印设计;正面地纹用四色胶印机印刷，设计三色或四色地纹，分别采用变化地纹相似色的分色套印或接线地纹两种方法分别设计;背面地纹和套花采用新凹印机一次印成三色套花和二色地纹(凸印二色、凹印一色或二色)，即设计凸版二色变化地纹相似色的分别套印和中间套花。采用凸版、凹版相结合的三色分色套花技术。 综上所述，第二套人民币五元券(过渡版)的设计印制，主要是基于我们对市场环境的现实需要和对印钞防伪技术的更高追求，同时，这也是对于我们能否自力更生、依靠自己力量拥有较高先进防伪技术的一次极好的检验。 第二套人民币五元券(过渡版)的设计、印制的成功，对于我们设计、印制一套更加符合我国国情、更加具有自主创新特点的第三套人民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从此，我国的钞票就全部由国内自行设计、制版、印刷，永远结束了由外国操办的历史。 至于由于中苏关系破裂所致，为了国家利益，我们果断地停止了第二套人民币三、五、十元券在市场的流通，限期收兑，那自然是1962年4月20日第三套人民币发行以后的事情了，根本就不存在因为中苏关系破裂、我们停止了三、五、十元券的流通之后，才开始设计、印制第二套人民币的五元券(过渡版)，要真是那样的话，恐怕就太晚了，这里边既存在一个时间上先后的史实问题，更存在一个如何以唯物主义的态度认识历史、尊重历史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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