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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对我们的历史文化进行反思时，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必须认识到历史上胡人对汉人的征服。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为什么我国人口众多的汉民族会被比汉族人少得多的胡人征服呢？长期以来历史学家都没能很好地重视这个问题。为了使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复兴完全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因此我们才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为了说明这样的问题，我们不妨先指出历史上汉民族被胡人（唐以后称为“鞑子”）征服的一些事实。四千多年前，当夏禹在中原建立了第一个文明社会之后，经过不断地发展，首先征服了中原的非夏部族，建立了一个大一统的夏天下，即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已经形成了大一统的华夏雏形。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了全国后，其中之一就是通过对胡族的征战、婚姻等各种方式，不断地融合了胡族，使我们的华夏民族不断壮大。然而从晋（西晋）开始，我们的汉民族其中有七百年左右的时间被胡族（后来称为“鞑子”）征服过。从公元301年左右晋王朝内部发生的“八王之乱”，使迁入到中原的“五胡”乘乱反晋开始，一直到公元581年北周的丞相杨坚废了周静帝宇文阐，由隋取代了北周这前后二百八十年的历史中，整个北方从根本上讲，是“胡人的天下”。这个时候整个北方或者是胡族政权之间相互征战，即五胡十六国时期。或者是胡族政权统治了北方，即公元439年北魏基本上统一了北方。 还有就是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驿兵变，皇袍加身，废了后周，建立了大宋之后，只能说他统一了中原和南方绝大部分地区，北部的契丹政权、西北的党项政权等，并没有被他征服。赵匡胤崩后，整个宋王朝几乎都是同鞑子政权处在相互征战之中。北宋末宋徵宗赵佶即位后，宋与东北地区建立的那个女真族建立的大金国联合灭了辽之后，金比辽对宋有着更大的威胁，这就是在宋、金相互征战中，最后宋被金打败，即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军攻破东京（今河南开封），除了进行烧杀抢掠之外，还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以及大量赵氏皇族、后宫妃嫔与贵卿、朝臣等共三千余人，将他们押往东北的金国，东京城中的公私积蓄为之一空。这年也被称为“靖康之乱”、“靖康之难”、“靖康之祸”或“靖康之耻”等，从而导致宋的灭亡，其残余南逃，在临安（今杭州）建立了南宋。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南宋抗金大将岳飞填了《满江红·写怀》这首词： 怒发冲冠，凭阑处萧萧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从公元1127年开始一直到公元1279年这一个半世纪左右的时间里，最初是整个北方，后来是整个中国都在鞑子的统治之下。同样，从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开始，一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清王朝覆灭这前后二百六十八年的时间里，整个中国都是在满洲鞑子的统治之下。 我们可以看出，从夏建立第一个文明社会以后到现在四千多年的历史中，整个中国大约有七百年的时间整个中国，或中国主要地区在胡人或鞑子的之下。 为什么在四千年的文明史中约有七百年的时间，整个中国或大半个中国的绝大多数汉人是被人口比他们少得多的胡人，或者是鞑子统治呢？难道说人数比胡人、鞑子多得多的汉人就这样服服帖帖地听从胡人、鞑子的统治吗？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特别要指出，这就是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化中带有一些劣根性的原因。而这种民族、文化中的劣根性不去掉，就会使民族、文化中的劣根性有可能变成劣根性民族、劣根性文化。为了克服这种民族、文化中的劣根性，我们完全有必要对问题进行一些分析。 我们早已指出，我们的中华民族是汉民族与其他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融合而形成的。同样，我们也指出了中华文化是汉民族文化与各民族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融合而形成的。在发展中各方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取长补短，从而形成了我们今天的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并且在今天仍然显示出它的强大生命力。随着今天社会的不断开放，世界各民族，各种文化之间进行的交往更加频繁，并且将越来越走向不同文化、不同社会制度的融合。而在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融合中，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可以说是极其重要的。 我们指出了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在今天的重要性之后必须认识到，再优秀的民族、再优秀的文化也有不足之处，并且其中含有劣根性因素。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化其劣根性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人心的涣散。也正是因为人心的涣散，才会被人数比汉族少得多的胡族打败和制服。以五胡十六时期的北方为例，晋灭亡后残余南逃，在建康建立东晋，一大批难民跟着这个晋王朝的残余南逃。但是在整个汉族的人口中，他们所占的比例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汉人还是在中原，有好几千万人。相对于中原近一亿的汉人来说，迁入中原的“五胡”总人数不过就是几百万人。然而，就是这几百万的胡人却把中原将近一亿的汉人制得服服帖帖。读《晋书》等有关史书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看到，在中原，统治汉人的“五胡”还不是这五个胡族联合在一起统治中原，而是相互之间进行争斗、征战，所出现的是胡族政权的不断替换。这几百万胡人之间在中原斗来斗，对于好几千万人的汉人来说，似乎是任由他们争夺，自己在旁边看热闹。这时我们似乎又可以这样说，在中原这些汉人看来，无论是哪一个胡人政权建立，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无所谓。当拓跋氏建立的鲜卑政权，即北魏了统一北方之后，将近一亿的中原汉人可以说，被这个只有百来万的鲜卑族政权统治得服服帖帖。我们还可以看到，后来北魏即使是分裂成东西两魏，作为南朝来说，无论宋、齐、梁、陈如何更替，但南朝总是一个相对统一的政权。然而，这个相对稳定的南朝政权却根本统一不了分裂的东魏和西魏，及后来的北齐和北周。相反，最后在北周灭了北齐，隋取代了北周之后，南朝的陈朝被隋朝所灭，陈后祖陈世宝被隋俘获。 我们还可以看到，公元1127年后宋被金打败南逃，其残余建立了南宋之后，宋、金之间形成了划江而治这样一种局面，十分类似于公元420年那种南北朝的局面（实际上这个时候的宋、金之间又是一个南北朝）。北方的金统治着一亿左右的汉人，而女真族不过就是数百万人。 同样我们还可以看到，公元1279年蒙古族建立大元政权消灭了南宋的残余后，只有几百万的蒙古鞑子却统治着近一亿多的汉族人，前后九十年。更有甚者，1644年清军入关，建立了统一全国的大清国，并且很快肃清了明的残余势力后，这个只有数百万人的满洲却统治着将近二亿左右的汉族人。 我们列举了这些事实所要说明的就是，只有数百万人的胡族，或鞑子能统治好几千万，甚至上亿的汉族人，最重要的就是汉族人中存在着一种涣散心理。这种涣散心理是如何产生的，并见之于行动呢？不少的历史学家总是这样认为，就是汉族早已是一个先进的农耕民族，胡族，或鞑子却是落后的游牧民族。农耕民族的特点就是有固定的地方居住，并且被限制在土地上，所食的食物以植物为主。民族的特点就是没有固定的居住之地，随水草而迁徙。所食的食物以的肉为主。因为长期的迁徙，并且以食肉为主，造就了他们强悍的性格。因此能战胜人数比他们多得多的汉族。 历史学家谈的这些有着十分深刻的道理。但是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说明问题。这个根本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汉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人心涣散。造成这种人心涣散的根本原因就是森严的等级制度。这里我们有必要说明，儒家及各家创立的中华文化至今都是十分优秀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先进性其中之一就是孙中山所说的，具有着民主、平等的萌芽。孙中山说，孔子提出的“天下为公”指的就是权力是天下人的。孟子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说的就是民权。还有就是《论语》中谈到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等，就是论述了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思想。但是，统治者用这种思想指导的时候却是各取所需。以君臣、父子关系为例，统治者所强调的只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只强调森严的等级关系。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却从根本上忽略了。如果我们将前后两部分统一起来就是，承认君臣、父子这种森严的等级关系，但这种森严的等级关系中又体现出一种平等关系，即君要按照君的规定，臣要按照臣的规定；父要按照父的规定，子要按照子的规定做。这里特别强调的是君、父首先要按照其规则去做。如果君、父不按其规则做，那么臣、子也可以不按其规则做。然而，作为统治者来说，却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解释，只强调的是臣对君的忠，子对父的孝。正是因为这样，就使这个社会成为了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在这种等级森严的制度下，将人们变成了奴隶。 当然我们也要指出，与欧洲社会相比较，当时的中国社会早已不是一个官位世袭制的社会了。除了皇帝是世袭的以外，各级官吏基本上是通过竞争的方式取得的，如孙中山就把中国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官职说成是一种竞选。孙中山认为，与西方的竞选不一样，西方的竞选是进行演讲，中国的竞选则是通过笔试进行的。这种制度同当时的欧洲相比先进得多。但是我们又可以发现，由于“官贵民贱”这种思想的指导，人们便将取得官职看成是最高的目的，因为有了官就有了一切。在古代的中国，为了取得官职，哪怕是一个最小的七品县令，人与人之间都进行着勾心斗角。这样一来，所形成的就是离心力，而不是向心力。例如在官场斗争中，除了竞争者之间的勾心斗角以外，还有通过他人之手搞倒自己的竞争对手，这种情况在中国官场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了。更有甚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还不惜通过外部势力来达到，如希望爆发一场战争，利用外部力量来消灭异己，使自己取得应有的地位。这是对于官场而言。 对于民与官的关系就在于，既然是“官贵民贱”，那么在百姓看来，这个国家反正不是自己的，是他们当官人的国家。国家稳定的时候与官府、官吏之间的关系完全是一种主、雇关系。当国家出现危机，特别是受到外敌入侵的时候，他们中绝大多数人便会认为，“反正这个国家不是我的，你要爱国你自己去爱”。因此对外敌采取的是消极的态度。他们认为，如果对抗外敌胜利了，荣耀是帝王的和那些大官吏的，自己沾不上边。如果自己战死了，朝廷及各级官府根本不会把自己放在心上。因此在他们那里产生了一种消极抵抗心理。以五胡十六国时期胡族政权在中原的争夺为例，中原绝大多数汉人对于比自己人数少得多的胡族之间的征战根本不当一回事。无论五胡之间争夺得多么激烈，他们根本不会想着乘这个机会对五胡势力进行各个击破，建立自己汉族的政权，只是把它当成热闹来看。因为很明显，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就是这样认为，如果这个时候乘胡人之间互相征战组织起来打击胡人势力，自己不可能是组织者和领导者，只能跟着大家一哄而上。胜利了之后是极少数组织者、领导者得利，自己根本得不到任何好处。再说即使自己想作为组织者、领导者动员大家反抗，绝大多数人也不会跟着自己干，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持这样的思想。也正是因为这样，才使极少数的胡人能在中原角逐，并且进入到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极少数鲜卑人建立的北魏能够统治人口比他们多得多的汉族。根据这样的叙述，我们完全可以把当时的胡人与汉人的关系比着几只狮子和一大群羊的关系。极少的胡人好比是狮子，绝大多数的汉人好比一大群羊。如同极少数的狮子不会害怕羊比自己多的一样，中原极少数的胡人是不会害怕比人口自己多得多，但却是如同一盘散沙的汉人。在中原地区从五胡十六国到南北朝的结束这二百八十多年的时间里，胡、汉关系最初表现为对于汉人来说，如同一群羊在看着几只狮子争斗。这几只狮子争斗无非就是这群羊属于哪一只的。对于中原的汉人来说，无论哪一只狮子赢了，自己不过是成为赢了的那只狮子的肉而已。最后是鲜卑拓跋氏赢了，这时中原便由拓跋氏建立的北魏政权来统治。这就是我们所要认识到的汉文化中所存在着的劣根性部分，即造就了人心的涣散。 谈到这个问题后我们还要指出，为什么极少数的胡人、鞑子能够征服人数比他们多得多的汉人，还在于胡与汉，或者鞑子与汉相比，他们是“轻装上阵”，汉政权则是背着沉重的历史、文化的包袱。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谈谈胡与汉，或者是鞑子与汉之间的差别。 胡与汉，或者是鞑子与汉相比，比汉民族要落后得多。无论是晋时期的胡族，还是进入到宋以后的契丹鞑子、党项鞑子、女真鞑子、蒙古鞑子，还有进入到明朝时期的满洲鞑子。作为中原的汉民族来说，这个时候早已进入到先进的农耕社会。不仅有着先进的农业，而且还有着发达的工商业。与此相应的就是早已有着在先进文化指导下建立的当时意义上的现代国家，也早已建立了完整意义上的国家制度，并且形成了从帝王到各级官吏组成的政权，这种政权组织结构是越发展越严密。对于胡人、鞑子来说，却还是一个游牧、渔猎的社会，没有固定的居处，只能随水草而迁徙。与此相应的文化指导下，所建立的社会制度基本上是原始部落式的制度。这种原始部落式的制度可以说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国家，其制度也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国家制度。在基本没有脱离原始部落状态的胡族、鞑子那里，这种组织结构简单，不像汉政权那样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在基本上还处在原始部落的胡人、鞑子那里，首领与部落成员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都是直接的关系，他们是部落成员直接选举出来的。因此我们又可以说，这种基本上处在原始部落中的胡族、鞑子实行的是一种原始的军政、军民合一的民主制度。同样，在部落中人们之间的分工也不是十分明确，每个成年男子既是兵又是民。社会安定的时候他们放牧、狩猎等。一旦遇到战事，他们立即成为了兵。在这里，除了首领有着绝对的权威、权力以外，与部落成员之间所做的工作几乎没有什么两样。部落成员所从事的放牧、狩猎、练武等，首领也要做这些事。当某个地方水草充裕，只要一声令下，整个部落的一起迁往该地。当部落遇到战事时，首领一声令下，全体部落成年男子便跟着首领一同抵抗外敌。我们清楚地看到，无论是胡人，或者是鞑子，在与外敌之间的征战中，其首领都要亲自出马，向部落参战人员高喊“跟我冲”，这时参战人员便跟着他杀向敌人。正是因为这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亲近，从而产生了一种凝聚力和向心力。相比之下，等级森严的汉政权虽然分工越来越细，但却是等级越来越森严，其中之一就是表现出“官大一级压死人”。在这样的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如已经指出的，是一种主、雇关系。虽然这个政权早已有着一支常备军，但由于“官贵民贱”这种思想在人们头脑中已经是根深蒂固，就造成了这样的局面，一旦有战事，当官的指挥士兵时基本上都是这样喊的“给我上”。在士兵看来，当官的实际上就是不把他们的生命当成一回事，他们的命“十分贱”。这样一来，便容易产生离心力和人心的涣散。这就是四千年的文明史中，至少有七百年的时间汉民族被胡族、鞑子征服的重要原因之一。 谈到上述问题之后我们思考着这样的问题，就是要使我们的民族复兴，在反思我们的历史、文化时，最重要的在于必须克服和铲除民族、文化中的劣根性。在克服民族、文化中的劣根性时，不仅要看到我们有着辉煌的历史、文化，更重要的是必须认识到今天我们早已背上了沉重的历史、文化包袱。我们进行改革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认识到，那种沉重的历史、文化包袱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压得我们喘不过气。在这种情况就要做到，对于历史、文化中那些该弘扬的部分一定要弘扬，该甩掉的必须甩掉。要不断吸收一切先进的文化，并且同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从而产生新的思想文化。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轻装上阵，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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